打工者客死同伴背屍還鄉 沒錢也沒有動死者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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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之間   “千裏背屍還鄉”故事背後,兩個農民的生活現實和鄉村生死觀   左家兵要下葬了。他的妻子陸淑梅說:“他離家的時候,隻說了句‘我去做事了,給我二十塊錢’。”她不知道丈夫去了哪裏,更沒想到這是丈夫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   左家兵54歲了,“因為窮,所以還常常去打工”,鄰居們都這麽說。兩個月前,他和鄰村的李紹為一起去福建龍岩打工,快過年了,家裏沒錢,他出去打工掙點年貨錢。誰知兩個月後的1月1日,正是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他在工地暈倒,送到醫院後,醫生竟說已經幾乎沒有生還的可能。   在千千萬萬外出打工的鄉村農民身上,事情發展到這裏本來並不稀奇。   但令人震驚的是,李紹為和幾個同鄉卻想出了把左家兵的屍體從福建送回湖南老家的想法。“人是我叫來福建的,他死了,我要對得起這裏。”李紹為說這話時,幹裂的手指著自己的胸口。但他們最終沒能把左家兵帶回家,在廣州火車站轉車時早已僵硬的屍體無法再偽裝,左家兵被發現了。同時被“發現”的是一個讓人感慨萬千的背屍行動和李紹為、左家兵離家兩個月來的心酸故事。“千裏背屍還鄉”從而引起廣泛的關注。(詳見本報1月3日至昨日相關報道)   在故事的背後有一個怎樣的鄉村生活背景?上周,本報記者來到左家兵和李紹為在湖南的老家--衡陽福龍村和樟樹彎村。   左家兵的悲哀--債務隨他一生   “債務”二字,是左家兵一家人從未擺脫過的陰影,也是左家兵以54歲的年齡遠至福建打工的原因。鄰居說,他命太苦了,一輩子沒過好日子,就這麽死了   昨天,左家兵下葬的前一天。陸淑梅邊哭邊呢喃:“他走了,留下這個家,留下這些債,我以後該怎麽辦啊?”   左家兵的屍體在廣州火車站被截住的消息傳到家人耳中後,他在深圳打工的兩個兒子很快就趕到了廣州。1月9日,大兒子左雲福帶著父親的骨灰終於回到家中,並為他買了棺木,設了靈堂。   為了辦葬禮,“又借了3000塊錢”,陸淑梅說,這樣,他們家的債務已經超過一萬元。   “債務”二字,是左家兵一家人從未擺脫過的陰影,也是左家兵這次以54歲的年齡遠至福建打工的原因。   這次丈夫出事,為了去廣州,陸淑梅向鄰居借了1000塊,又向堂兄借了2000元,除去路費,剩下的她都交給大兒子,讓他去福建把父親的死弄明白,並料理父親的後事。   此前,為了給兄弟倆讀書,家裏已經欠了兩三千塊錢沒還。而最早的債務也是因為葬禮,“我爸爸死的時候,借了4000塊,現在還欠著2000多沒還清”。陸淑梅說,她父親是1996年去世的,而那一年,他們剛剛還清買房子欠下的錢。“1991年原來住的房子快倒了,就花3000塊錢買了現在的兩間土房”。   這是兩間老房子,1月5日,記者第一次到時,陸淑梅的家人和幾個鄰居正在烤火,快下午兩點了,屋裏卻仍然很暗,沒有燈。村民說,已經停電一個多月,因為交費問題和供電所沒有協調好。   兩間房子都是擋不住風的,房裏各有一張床,沒什麽家具,幾個圍著火爐的人就幾乎占盡了半間房,旁邊桌上放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電視。小兒子左雲壽說,“這是1990年父親41歲慶大生時,舅舅、姑姑幾家人湊錢買了送的”。家裏再沒有別的電器了。他們還養了幾隻雞,雞圈就在另外半間房裏,人和雞同室而居。   鄰居說,左家兵十幾歲的時候就成了孤兒,和弟弟一起靠替人家放牛、割草才能吃飽飯長大的。因為窮,一直沒有人做媒,等到29歲才結了婚。   結婚後,家庭條件也始終沒有好轉,經濟收入主要來自出外打工和賣稻穀。   這裏的鄉村種兩季稻,其中早稻基本上用來賣,而晚稻留著吃。左家一共3畝多田,按畝產最多700斤算,每年可以賣2000多斤,2003年以前每100斤稻穀可以賣45塊錢左右,每年賣稻穀所得1200元左右。   每年買化肥要花400多塊,農藥300多塊,農業用電70塊,加上四個人農業稅共600多塊。這樣,賣稻穀所得抵去支出部分,基本上剩不下錢。   鄰居說,2001年區劃調整,他們所在的福龍村劃歸衡陽市雁峰區,此後左家每年分得100多塊錢的扶貧款,可以用來買化肥。   2004年,農業稅減下來了,四個人200多塊,比往年少交了共約400塊。同時政策說增加農民收入,每100斤稻穀漲到70塊錢,這一年,他家一共賣了2700多斤,賣稻穀所得達到曆年最高,1900塊左右。   可是農業收入增加得有限,左家主要的經濟來源還是農閑時出外打工。左家兵每年有三四個月在衡陽打工。“他沒上過學,隻能做點苦力活”,鄰居說,大部分時候左家兵就是在建築工地上做事,每個月四五百塊錢。這樣算,每年按道理應該有2000多塊的工錢。   “可經常有工錢拿不到”,左雲壽說,父親“人老實,會被騙,有時候老板不給錢就跑了,那也沒有辦法”。據他回憶,2004年3月到5月,左家兵在衡陽市東環縣修了兩個月國道,到現在沒有拿到一分錢;2003年,左家兵在衡陽市一個加油站附近修房,幹的活是挑磚,四個多月隻拿到300塊錢。   “找老板要錢,要麽找不到,找到了,老板說現在沒錢,約一個時間再發,可是到那個時間又找不到他了。”左雲壽說。經常和左家兵一起做事的鄰居補充,有時候是所有工人一起被老板騙,“有時候是老板看左家兵老實,故意少算他的”,兩種加起來,“每年都有七八百塊工錢是拿不到的”。   左家兵每年能出外打工的時間不多,要麽農忙,要麽農閑時要照顧妻子的病。他的妻子陸淑梅身體不好,“會頭疼,不想吃飯”,每次不舒服的感覺積累幾天覺得受不了的時候,就去找村裏的赤腳醫生,花四五十塊錢輸液,輸一次可以管一兩個月,他們不敢去醫院看病,因為“那要花好多錢的”。   身體好時,陸淑梅會拿上一些雞蛋去集市上賣,“十天半個月賣一次,每次十多個雞蛋,能賣五六塊錢”,這些錢陸淑梅會攢下來,補貼家用。最近的集市在車江鎮上,離左家六公裏左右,走路一個多小時。   在左雲壽的記憶中,在他和哥哥還在讀書的時候,每次到開學時要交錢,父親就到處去借錢,等賣了稻穀再還給人家。陸淑梅說,“那時每次都是假期裏就借好五六百塊錢”。   左雲壽和哥哥已經先後離開了校園。先是2002年,左雲壽快上六年級的時候,哥哥從初中退學,下半年就跟著別人到深圳打工,2003年就開始給家裏寄錢,主要是給弟弟上學,多了的也可以補貼家用。左雲壽說,“哥哥成績挺好的,是自己考上的衡南二中”。   2003年下半年,左雲壽也要上初中了,陸淑梅帶著他到即將去的車江一中,看到要交的錢是1000多塊。他們想家裏是怎麽也湊不夠這些錢的,隻好決定不上了。左雲壽說,“負擔不起,自己也要放棄”。   2004年春節後,哥哥左雲福先去了深圳,為左雲壽找好了工作,又來接他過去,現在他已經逐漸適應了工作,每個月600多塊錢,偶爾也能超過700元,工廠包住,可是“攢不下什麽錢”,他說,“哥哥可能攢了一點,但這次也花光了”。   鄰居說:“左家兵命太苦了,一輩子沒過好日子,好不容易兩個兒子不讀書了,他卻就這麽死了。”   李紹為的擔憂--我老了誰來養我?   沒有老婆、沒有孩子,61歲了還是獨自一人,靠種田和打零工維持生計,李紹為最要緊的是“掙兩個錢好去養老”,所以他不畏危險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福建打工   到福建打工,最初是李紹為的主意。據說福建的老板許諾的工資比較高,而且是李紹為叫他去的,他們倆關係比較好。   左雲壽說:“我爸爸基本上都是在衡陽打工的,他年輕時候也到過遠的地方打工,後來他不去了,他說外麵不熟悉情況,不好做,這次去福建我們都覺得意外”。他了解到的情況是,“老板派車到衡陽來接工人,開始說的工錢很高,到了那個地方就壓低,說是‘做就做,不做就自己坐車回家’”,而父親隻帶了20塊錢,一方麵,家裏也沒錢,另一方麵,老板說了,“不用帶很多錢,到那邊有生活費發”。   李紹為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說是一天可以拿五六十塊錢,我以為是真的,就叫我老鄉一起來了。……我沒有老婆,沒有孩子,沒有孩子很痛苦,我老了誰來養我?我現在要掙兩個錢好去養老”。   在村支書眼中,李紹為是一個守法的老實人,沒讀過書,平時就靠種田和打工維持生計,住的房子是弟弟幫忙蓋的。“他一直單身,本來村裏今年準備把他報為‘五保戶’。”姓李的村支書說。   李紹為有兩個弟弟,他的小弟弟李成說:“二哥早就不知道哪裏去了,十多年沒有音訊”。而李成自己,也早在1977年就離開了老家,到衡陽市謀生。因為家庭成分被定為富農,此前他們家的成員一直被批鬥。1977年的時候,不知道政策會走向何方,他就逃出來了,還改了名字。李成很少回老家,對附近的情況也不熟,這次回去,才聽鄰居對他說,李紹為和左家兵玩得特別好,兩個人性子都很直。他的眼中,哥哥的性格是“跟他玩得好的,可以把腦袋擰下來給你當凳子”。   李紹為等“千裏背屍”到了廣州時,湊不夠回湖南的車票,但工程方付給死者左家兵的1100元工資他們堅持著分文未動,包得好好的。李紹為說:“這是老板給人家死者的錢,我怎麽敢用人家的錢嘛!人家人都死了,我做人要老實,不能花人家的錢。”   李成說:“哥哥很直,用俗話講就是有點笨。(上世紀)80年代他曾經患過穿洞性肺結核,治了半年,藥用多了,身體受到一些影響,還有點耳背。”   “做事的時候很勤奮,吃飯的時候很隨便”,李成說哥哥不會照顧自己的生活,“做了兩三天的飯拿起來就吃,也不管冷熱。我請民工去幫他收稻穀都是讓民工自己做飯吃,他不會做的”。   1990年,李紹為原來住的土房快塌了,讓弟弟幫忙重新蓋個房子,那時候弟弟才發現他全部的財產隻有40塊錢。   這次哥哥在外麵出了事,李成很難過,有人給他打電話說,“你不能讓你哥哥去那麽遠,死在外麵連個收屍的都沒有”。說著,李成就哭了起來,“他都60多歲了,我要是有能力,一定不會讓他出外打工的”。   李成這些年在衡陽做過很多工作,1986年開始做個小包工頭為雁峰區某個機關做點小工程,“每年都有幾萬塊錢的項目,多的時候可以有20萬”。本來做得好好的,但1994年以後,這個機關領導欠了他很多工程款,“每次欠一點,總共20多萬,這樣讓我也欠了工人的工資、材料費、運輸費,加起來12萬左右”。很多人追債,過年的時候隻有躲起來。   兩個村子的現實--不打工就沒出路   賣稻穀的錢不能滿足家庭開支,村民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打工。“20-50歲的基本上都出去了,50歲以上的,家庭條件不好的,同樣出去打工”   左家兵所在的福龍村和李紹為所在的樟樹彎村是衡陽很普通的兩個鄉村。原來它們都屬於衡南縣車江鎮,2001年區劃調整,福龍村劃歸衡陽市雁峰區嶽屏鎮。兩村和車江鎮的距離都差不多,6公裏左右,連接這段距離的是2004年9月剛剛開出來的一條土路;在這之前,隻有山路。村民們要到車江鎮趕集,走的就是這條新開的土路。   走在鄉間的路上,四處可以感受到原野的氣息。冬日的陽光照著,田間農作物早已收獲,隻留下稻稈,偶爾可以看到幾隻鴨子在嬉戲。   走到村裏,原野的氣息消失了,眼前的房子和麵孔都寫著歲月的痕跡。孩子們上學去了,年輕人出外打工了,甚至中年人也很少出現,正是農閑,他們也要就近打工,補貼家用。   福龍村村支書左雲標說:“現在村裏20-50歲的基本上都出去了,50歲以上的,家庭條件還過得去就留在家裏,家庭條件不好的,同樣出去打工。”當然,年齡大的基本上隻是在衡陽市附近做點零工,像左家兵這樣走這麽遠的,隻有他一個。   左雲標說,左家兵家在福龍村是比較困難的,2004年3月開始,政府實施“湖南省八大實事”,其中之一就是給各個鄉村的困難戶解決一間60-80平方米的平房,左家兵家是村裏今年的目標。2004年解決了兩戶,他們的條件比左家兵還差一些。   福龍村一共530多人105戶,左雲標說:“算得上困難的,占30,左家兵家又是這30裏麵差一些的。”福龍村條件最好的五戶已經搬到市區了,不願意在老家住。剩下的基本上解決了溫飽,住房也沒什麽問題。   福龍村居民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打工,賣稻穀的錢並不能滿足家庭開支。左雲標說,2004年國家提高了稻穀的價格,那樣每畝田能有純收入200元左右,此前幾年種稻穀是要虧錢的。而打工的收入,50以上的家庭每年掙不到4000元。而在從村,每年4000元差不多就可以維持家庭基本的開支。   教育費用是各個家庭主要的開支之一,左雲標說,村裏80以上的家庭要借債才能供孩子上學。他自己的女兒正在上高中,像他家這樣,孩子從小讀書都不會出現經濟問題的,在村裏還是第一個。   一般的家庭從孩子上高中開始就要負債了,現在一個高中生一年大概需要5000元,而如果考分差了一點,還要交讚助費。據左雲標介紹,好的學校三年一共9000元,差一點的學校也要三四千元。也有一部分家庭從孩子上小學就開始借錢。但是,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借錢也要讓孩子讀書,因為他們都知道隻有讀書才是他們的後代跳出農門的唯一途徑。   2004年,福龍村開始裝電話了,初裝費300元,每個月座機費18元,但是大部分村民都沒裝。左雲標解釋,一個是舍不得這些錢,另外,“沒必要去趕這個信息時代的浪潮”,很多人裝了也沒用。   作為村幹部,左雲標在衡陽很多地方做過考察,他說,福龍村在雁峰區算是比較差的,但是在整個衡陽市,則屬於中間水平。“衡陽市的農村,比福龍差的大概有一半。”   他曾去過一個離福龍村50公裏的村子,“那裏還停留在改革開放初的水平”,那個村子還沒通路。走了一個多小時的山路才能到,村裏的房子都是土房、茅草房。他去的時候正好是大年三十,那裏的人家桌上就擺著四五個菜,“一個雞,一個蛋,加上兩個小菜”。   一個樸素的願望--希望他靈魂安寧   湘西至今還代代流傳著“趕屍”的傳說。無論死在何處,都希望落葉歸根,回到故鄉土葬,在衡陽農村,這種觀念根深蒂固   記者在村裏采訪時,說起“千裏背屍”的事情,老人們說得最多的話是:“落葉歸根”、“入土為安”、“不做孤魂野鬼”。   湘西至今還代代流傳著“趕屍”的傳說。   村裏的老人說,在古代親人客死他鄉,沒有足夠的錢雇專車運回下葬,就請一個“趕屍人”。“趕屍人”將死人的名字、出生年月、去世年月、性別等等寫在一張特製的黃紙上,然後畫一張符,貼在這張黃紙上,將這張黃紙藏在自己身上。之後,他就會唱著歌,領著屍體回家。“趕屍人”走在前麵,屍體自然地跟在後麵。“趕屍”隻在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進行,天一亮,就收工。據稱,在古代,“趕屍人”在當地是很受敬重的職業。   了解情況的老人說,“趕屍”不像傳說中那麽神奇,也沒那麽輕鬆,其實是非常辛苦的職業。事實上一次工作是兩個人完成的,通常是師徒,一個在前麵領路,一個在後麵背著屍體走,用大袍子蓋住。兩個人輪換著完成這項任務。   據稱,“趕屍”這一營生的起源,是因為湘西沅江上遊一帶,地方貧瘠,窮人多赴川東或黔東地區,以做小販、采藥或狩獵為生,那些地方多崇山峻嶺,山中瘴氣很重,惡性瘧疾經常流行,生活環境壞到極點,除當地的苗族人以外,外人是很少去的。死在那些地方的漢人,沒一個是有錢人,而漢人在傳統上,運屍還鄉埋葬的觀念深。但是,在那上千裏或數百裏的崎嶇山路上,即使有錢,也難以用車輛或擔架扛抬,於是有人就創造了這一奇怪的辦法運屍回鄉。   傳說也好,真實職業也好,都說明了一種“還鄉”的渴望。無論死在何處,都希望落葉歸根,回到故鄉土葬,否則靈魂就不得安寧。在衡陽農村,這種觀念根深蒂固。   李紹為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們湖南那個地方,有那個風俗習慣,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但是,李紹為沒能把左家兵背回家,左家兵的身體最後到達的地方,是廣州。而他的兒子隻帶回了他的骨灰。   雖然隻有骨灰,左家人還是為他買了棺木,陸淑梅說:“死了連棺材都沒有,那就太對不起他了。”他們還設了靈堂,請人來做法事,連續三天,直到1月11日下葬。   左雲福說,“這叫解脫,他活著的時候吃了太多的苦,這個儀式希望他在陰間能好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