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工作者中培養防艾骨幹:讓小姐告訴小姐

楊姍姍　劉鑒強／攝 ●關鍵詞 　　中英項目——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英國政府出資，與我國合作，旨在提高我國對艾滋病的有效應對能力，遏製日益增長的艾滋病傳播速度。 　　小姐同伴教育——培養性工作者中的骨幹人員，由她們對同伴進行預防艾滋病的教育。“小姐同伴教育”是中英項目的一個重要部分。 　　當性傳播成為艾滋病蔓延的主要途徑時，對性工作者這一傳播鏈條關節點的幹預，就成為不得不麵對的任務。 　　一項名為“小姐同伴教育”的防艾探索正在雲南和四川兩地推行。記錄人物故事的同時，我們尤其關注其間的政府角色。 　　政府究竟應如何行事？從打擊“賣淫嫖娼”，到直麵性工作者——這的確是一個挑戰。 　　楊姍姍：小姐領班的雙重生活 　　7月1日下午2時，28歲的楊姍姍身著豔麗的傣族長裙，嫋嫋娜娜走在雲南保山的街道上。她沒有為裙子配上漂亮的傣族式小包，而是肩挎一個大大的黑色布包。 　　“你知道我為什麽用這麽個大包嗎？”她說，“我可以用它裝很多安全套。” 　　在雲南防治艾滋病領域，楊姍姍是個不大不小的名人。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以下簡稱中英項目)的一些官員和工作者，會時常提到她的名字。在昆明，一位性工作者也對記者提到：“保山有個楊姍姍……” 　　楊姍姍是“小姐同伴教育”的一名工作人員。她的狀況有點特殊，即使在全國也很難找到類似的第二個人。她做過舞廳小姐，現在是小姐領班。夜裏與客人喝完酒，小姐妹們散去，她關上大門，大睡一場，第二天下午，就背著大包，裏麵裝著安全套，走街串戶，去找那些站街的性工作者，宣傳防治艾滋病的知識。 　　楊姍姍順著保岫東路悠然走過。保山是雲南西部的一個城市，別稱“蘭城”，以種植名貴蘭花得名，但經濟並不發達，街道上閑人很多，男男女女在路邊站著，坐著，蹲著。 　　楊姍姍臉上一副漫不經心的表情，眼睛卻已掃過了路邊的所有女子。“這個是站街小姐。”她輕輕對記者說。那是一個30多歲，身穿白色套裙，坐在路邊花壇上的女士。“那個也是。”她眼睛望著遠處。那是一位年紀更大的女士，站在路邊的樹蔭裏，無所事事。“她們在等客人。”楊姍姍說，“我都認識她們，但是因為你在我身邊，她們不會與我打招呼。平時我一個人，她們老遠就衝我笑。” 　　走到保岫東路208號，一個沿街的鋪麵，上寫醒目的大字：“中英項目歐洲前景集團健康亭”。楊姍姍彎腰開鎖，將卷簾門“嘩啦”打開，笑道：“到了。這就是我的地盤！” 　　這個被稱為“健康亭”的地方，是中英項目的一處據點，針對那些流動性強的“站街”性工作者，提供衛生谘詢服務。楊姍姍被聘為這裏的負責人。 　　屋子的牆壁上貼滿了防治艾滋病的宣傳畫，門右邊擺著一張麻將桌，左邊是一個玻璃櫥櫃，裏麵擺著一些健康宣傳小冊子，成盒的安全套，還有一個塑料男性生殖器，這是楊姍姍向性工作者傳授健康知識的道具。 　　有時候，她會呆在這裏，和那些“姐妹們”看電視，聊天，打麻將，談論防病知識，期待這裏成為性工作者們喜歡的俱樂部。 　　楊姍姍坐在藤椅裏，眼睛看著外麵的車來車往，一邊等她的姐妹們，一邊講她的故事。 　　“保護我舞廳的小妹們” 　　我從來沒想到會做這個工作。本來，我白天賣手機，晚上在舞廳當領班，很忙。 　　兩年前，中英項目辦的宋鵬飛醫生找到我，希望我做“同伴教育” 　　的工作人員，在小姐中培養一些骨幹，再讓這些骨幹在小姐中宣傳防治艾滋病的知識。我去聽了兩次課，覺得做這個事情挺好。這個工作如果沒人做的話，艾滋病不就蔓延得特別快嗎？能保護自己舞廳的小妹們，並且一傳十，十傳百，像網一樣，把知識傳播開，不是很好嗎？ 　　我給父親打電話說這個事———家裏都知道我在舞廳工作，我從不向他們隱瞞。父親很支持我，我就把白天賣手機的工作辭了，聽老師講課，晚上回去給小妹們講。 　　我采取的方式是與姐妹們逛街，打麻將，到我家裏做飯吃。這些場合都可以聊。我會問：“昨天客人怎麽樣？有沒有用安全套？” 　　你要講艾滋病，就要把生活帶進去，一見麵就講艾滋病，誰會跟你玩？我給她們講知識，就是在一起玩的時候。她們打牌，我給她們做“菲傭”，倒水，捏背，講故事。 　　我們很多姐妹喜歡看《知音》，我也喜歡，我雖然文化不高，但還看得懂。最近有一期講一個艾滋病人的故事，他有一次在發廊裏發生了高危性行為，得了艾滋病，並傳染給了妻子。我就和姐妹們聊這個故事。 　　她們要賺錢，肯定是要出台的(與客人發生性關係)。我會提醒她們，客人怎麽樣？是熟客嗎？一定要用安全套。 　　有些客人對家庭負責任，會提出用套的。而有些素質低的、對家庭不負責的，根本不用。 　　我和我舞廳的小妹們感情特別好，有一次我去昆明接受培訓，才幾天，回到保山，小妹們就抱著我哭。她們特別信任我，也特別尊重我的意見。做小姐的，賺錢不容易，我不扣她們的台費。小姐的領班，一般是要扣小姐的坐台費和出台費的，比如小姐出台賺100，領班會扣10元20元。我的工資每月800元，所以姐妹們說，我是保山最窮的領班。 　　現在她們出台，會先跟我要安全套。有時我也會做客人的工作。晚上來了客人喝酒，問我：“白天請你出去喝酒，你怎麽老不去？”我說我白天在做預防艾滋病的工作，沒時間。他們問：“保山有艾滋病嗎？”我說：“有啊，多著呢。”他們說：“嚇死我了！”現在，當我舞廳裏的小姐要出台的時候，有時她們自己不跟我要安全套，但會有客人主動跟我要。 　　“我與站街女姐妹相稱” 　　做舞廳小姐的很可憐，她們“站街的”就更可憐，要多給她們一點關愛。 　　我把這裏的性工作者分為三類，第一是舞廳小姐，第二是發廊小姐，第三是站街小姐。前兩者文化素質高一點，工作場所比較穩定，還好溝通，站街的性工作者就太難溝通了。以前的防治工作，往往很難涉及到她們。 　　今年，中英項目辦想在“站街”的性工作者這方麵作出突破，問我願不願意做這件事。我想也沒想就答應了。 　　見到這些站街的性工作者，我總是特別難過。 　　她們歲數都很大，大多數30歲以上，有的40多歲，價錢很低，最多幾十元。住的地方隻有一小間，除了一張床，就是一個小櫃子。她們大半是結過婚的，其中又有半數離婚，家庭很困難，特別可憐，聊到傷心的時候，她們不哭，我自己先哭。 　　站街的性工作者為什麽從事這工作？如果問她們，百分之百是因為家裏沒錢，孩子要上學，老公沒本事，老人要供養。誰不願意在家裏好好過日子？一個住旅店的性工作者告訴我，這幾天老下雨，生意不好，她賺了100塊錢，給自己買了一把雨傘，給女兒買了一箱方便麵，剩下的60塊錢捎回家買化肥農藥。 　　我第一次去找她們時，她們以為我是瘋子，不理我，有的把我當成推銷安全套的。我對她們說：“我是來和你們做好姐妹的。”她們會問：“你怎麽可能和我們做姐妹？”我說：“怎麽不可以？我也是在舞廳裏做過小姐的。” 　　我與她們姐妹相稱。我對她們說，你們不必告訴我真名字，隻要隨便說個名字就行了，姓也可以。我不能衝她們“哎，哎”地叫啊，我就稱她們“趙姐”，“李姐”，有個年紀小的，才17歲，我就叫她“小寶貝兒”，“小乖乖”。 　　有時候我給她們材料，她們會說：“小妹，我不識字啊。”我說沒關係，我也沒文化，我講給你聽。說真的，書本上的語言，我自己都不是很懂。有一次我對項目辦的老師開玩笑說：“你們是不是覺得我特沒文化，和她們好溝通，才找我？” 　　跟她們交流，做艾滋病知識的宣傳，不能照書本上的講，要是這樣講的話，她們一是文化程度低，聽不懂，二是會想，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文化程度比我高？怎麽那麽神氣？ 　　去找那些站街的性工作者時，我會把戒指、項鏈全拿掉。站街的性工作者自尊心和自卑感都特別強烈，我不能表現得比她們優越。 　　我做了一些調查，問她們最需要什麽樣的幫助。你知道她們的回答是什麽嗎？其中一條是能得到免費的安全套。 　　“送你安全套，隻要你們用！” 　　我們建立這個健康亭，就是要小姐們來聊天，看電視，打麻將，同時能了解到性病、艾滋病知識。但是，她們太忙了，要拉客人，沒時間來這裏，我隻好到外麵去找她們。 　　　我得說服她們用安全套。我們項目的安全套成本是4毛錢一隻，但她們還是不能接受，一般是買兩毛錢一隻的，“反正不漏就可以了。”所以我申請了一批半賣半送的安全套，兩毛錢一隻，如果她們實在沒有錢，那就送給她們。沒關係，隻要你們用！ 　　有些性工作者會這樣想：客人用不用套我不管，隻要多給錢就行。很多客人也不想用套。 　　我跟香港的老師學的，要教她們說服客人，說什麽樣的話，用什麽樣的語氣，有時我會用一個小妹的身體做模特，教給那些性工作者一些方法。 　　我還告訴她們，姐妹們要一起來保護自己。隻要大家都堅持用安全套的話，客人到了別的地方，遇到這樣的情況，不用你們開口，就會主動用安全套。 　　現在，我已接觸了180個人左右，這樣，整個保山市隆陽區的街邊性工作者，我已接觸了一半。現在已經有人主動向我買安全套了，也有人身體不舒服，就打電話找我，我會打車帶她去看病，還借錢給她。 　　“我臉皮再厚，也會害羞” 　　當我去和那些性工作者聊天時，她們以為我這個工作能賺很多錢，我就樂：“你看我像不像二百五？” 　　做這個工作，我的月收入就是250元。做公益事業肯定沒錢，如果是為了錢，也就不做這個工作了。 　　為什麽做這件事？做見得了陽光的事，內心沒負擔。自信來自哪裏？我現在做的是好事。 　　我從小就自己選擇生活方式。15歲當酒吧老板，是德宏州芒市最小的“老板娘”，我坐過台，但沒賣過身，做過導遊，在賭場發過牌，也賭過錢。我有過痛苦的經曆。你看我這手腕上的幾道刀疤，我後來買過很多祛疤的藥，也去不掉。小時候如果別人關心我，我也不至於把自己糟蹋成那個樣子。 　　那種被歧視的滋味太難受了。別人歧視過我，所以我不歧視別人，我要幫助別人。我從繼父那裏學會了寬容，要寬容地對待別人。我原來不叫楊姍姍，這是繼父給我起的名字。我做防艾的事情，希望給這個名字增添一點光彩。 　　但是，我很累，那麽多的性工作者，我一個人，怎麽聊得過來啊？有時我就亂想，趕緊找個人，把自己嫁出去，晚上不必到舞廳上班，專門做白天的工作。 　　現在我在小姐中發展了6個宣傳員。我想，既然是同伴教育，她們在一起，比我更容易溝通。我對她們說，你看，有那麽多的姐妹，我一個人也聊不了那麽多，你們幫我和姐妹們聊。我教育這幾個小妹，如果我的身體吃不消，做不下去的話，她們接著做。如果她們不做，希望一定有人做下去。 　　小妹們說我的臉皮特厚。為什麽呢？因為我找那些性工作者，很多時候她們不理我。她們會說，我忙啊，打麻將呢。她們有的打麻將，有的睡覺，有的接客，有的不見人影。如果有人理我，我就高興得不得了，晚上多喝兩杯，如果不理我，我回來就生氣，不許別人理我，說“我煩著呢”。 　　前幾天實在不想做了，因為去跟她們談，好像我是在求她們，對我根本不理解。我臉皮就算再厚，也會害羞的。 　　我隻希望她們能理解我，對自己好一點，不要得病，就是對別人好，對社會好。 　　7月2日下午5時半，楊姍姍與舞廳裏的小姐QQ——她兩年來的鐵杆“跟屁蟲”，一起走進一條小巷，去給宣傳員發放小證章。幾位三四十歲的性工作者坐在臨街房的門口，有的打毛線，有的看雜誌，正在等著客人。看楊姍姍來了，遠遠地就笑著打起招呼。 　　“我前兩天病了，你們也不來看我。”楊姍姍嗔道。“哎呀，你也不捎個口信，我們去看你啊。”大家嘰嘰呱呱地說，“現在好了嗎？” 　　“好了！”楊姍姍笑著，拿出證章，並拎出一大串葡萄送給她們，“有空了到我那裏坐坐啊。” 　　告別姐妹們，楊姍姍微笑著回家。吃完晚飯，她就要回到舞廳去做另一份工作。她說：“白天的工作讓我充實，在做這工作之前，我不知道她們需要我，不知道這個社會需要我。” 　　保山：要掃黃 也要防艾 　　正是有了政府的支持，醫生們才能一步步進行防艾探索。保山，一個偏遠的滇西小城，獲得了國際承認的防艾成果。 　　醫生：沒有政府重視 我們寸步難行 　　6月30日晚上，記者住進雲南保山市一家賓館，剛放下行李，房間電話就如影隨形：“先生，需要按摩嗎？我們的小姐很漂亮的。” 　　謝絕，放下電話，發現電話機旁擺著兩盒“雙蝶牌”安全套。上麵的說明很有保山特色：“保山市隆陽區中英項目辦提供”。 　　今年3月1日，雲南省政府製定的《艾滋病防治辦法》開始施行，要求在提供住宿和營業性娛樂服務的公共場所，擺放安全套或設置安全套發售設施。有專家說，雲南在全國率先作出這一舉措，影響深遠。 　　在這一辦法施行之前半年，在保山市隆陽區，已經有大批安全套靜悄悄地進入賓館。這一工作，即是由隆陽區中英項目辦推動的。 　　在這個比較偏遠的滇西城市，安全套成功進入賓館，並不是他們惟一的成就。在性工作者的同伴教育方麵，他們走得更早，步子邁得更大。隆陽區的1100多名性工作者中，中英項目辦已培養了大約90多名骨幹，由她們對性工作者進行日常教育。 　　但是，這些骨幹大多分布在歌舞廳和發廊中，這些人與老板有比較固定的約束關係，容易找到和溝通，而大量散布街邊和旅社的性工作者，因為隱蔽性、流動性強，大部分人接受不到健康教育，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很低。中英項目辦調查發現，不同工作場所的性工作者，堅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差別很大，如歌舞廳70％，街頭隻有30％。 　　“如何做街邊性工作者的工作，對全國來說都是個難題。”保山市隆陽區中英項目辦副主任宋鵬飛醫生說。 　　他說，他想試驗一下，搞清街邊性工作者的結構、社會網絡、文化程度，以及她們的需求，探索出一種模式來。在中英項目和歐洲前景集團的支持下，隆陽區中英項目辦開辦了一個健康亭，聘請歌舞廳領班楊姍姍，專門針對街邊的性工作者開展工作。這是一項探索性的工作。目前她已聯絡、培訓了約180人，占總人數的一半。 　　而記者最感興趣的是，為什麽很多地方舉步維艱，而保山這個比較偏遠的地方，卻能將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還能做出創新之舉？ 　　宋鵬飛說：“沒有政府的重視，我們一步也邁不出。要搞艾滋病防治，誰的力量也大不過政府。” 　　在隆陽區，中英項目辦的領導小組，由多達23個部門的人員組成，涉及到政府辦公室、衛生、公安、司法、工商、文化、計生、旅遊等要害部門。如此一來，進行同伴教育，就不隻是衛生部門一家的“私活兒”，而是政府各部門的共同責任。 　　其中，警方的參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被抽調到中英項目辦的民警王國清對記者說：“我們這裏的醫生去給那些發廊發通知，要求培訓，她們嘩嘩地關上門，走得一個人也沒有。我們公安去發通知，她們就不得不來。” 　　隆陽區曾有一個例子。有一個旅社，處於多個短途客運站之間，流動人員較多，旅社大約有130多個床位，約100個床位被性工作者包租。這類性工作者的安全套使用率非常低，是項目辦工作人員的重點幹預對象。由於旅店老板不配合，項目辦的工作人員有一次甚至被保安架了出去。抽調到項目辦的公安人員，找到旅店所在地派出所的片警，片警再對旅店老板做工作，老板態度從此大為轉變。 　　警方：掃黃防艾 兩手都要硬 　　由警方參與中英項目，召集舞廳、賓館、發廊的老板，要求其放置安全套，並組織性工作者接受培訓，效果極為明顯。但是，這樣一來，有人懷疑，警方到底是在做什麽？是打擊賣淫嫖娼，還是鼓勵賣淫嫖娼？ 　　被“迷惑”了的甚至包括性工作者。她們來接受培訓，看到民警也在場，但並不抓她們。王國清說，“她們想，公安是不是在摸我們的底，到時候再把我們抓起來？” 　　項目辦人員告訴接受培訓的性工作者，公安機關隻抓“現行”，也就是抓獲當場賣淫嫖娼者才會處理。以前隻要從身上搜出安全套即可定罪的做法，已經廢止。 　　“我們隻是為了防病，”王國清說，“我告訴她們，在簽名時可以留假名字，假地址。我們中英項目辦的資料是保密的，絕不會泄密。” 　　回到局裏，王國清還要麵對很多同事的疑問。“他們問我，你們還給小姐發安全套？你們到底在做什麽？！”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承受著輿論壓力。普遍的聲音是，對賣淫嫖娼者，應該打擊取締。再說，進行健康教育，那是衛生部門的事，警方不應介入。 　　“可是，要防治艾滋病，目前沒有別的辦法。”王國清強調對性工作者的健康教育和打擊賣淫嫖娼並不矛盾，都是預防和控製疾病，淨化社會環境。“我們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但是教育和掃黃究竟如何平衡？記者和王國清有了這樣一段對話。 　　記者：“兩手都要硬”，會不會變成“一手硬，一手軟”？ 　　王國清：不會！我在這裏，就堅決地進行防病治病，我要是回到公安局，就堅決地打擊。我們公安局的領導全力支持防病治病，但也絕不放鬆掃黃。 　　記者：那麽，如果培養的同伴教育骨幹被抓進去，你們會不會通過關係放出來？ 　　王國清：事實上，的確也有骨幹被抓進去，但在對她們培訓時就說好了，我們隻負責艾滋病防治教育，如果抓進去了，我們無能為力。 　　記者：那豈不是太沒人情味了？ 　　王國清：法律是無情的，我們也沒辦法。 　　盡管中英項目辦強調教育和掃黃這兩者之間沒有矛盾，但在一份報告中，他們表達了自己的困境：人民路有16家發廊，性工作者接近150人。由於掃黃，150人一夜之間全部蒸發，轉入地下，老板消失，和老板建立起的信任關係破裂，以前所做的工作付之東流。 　　因此，隆陽區項目辦提出：國家和省項目辦能否和公安部門協商，開發出支持項目的相關政策，保證項目的順利實施。 　　巧合的是，7月1日，記者在保山采訪時，當地警方剛剛對一家旅社進行了掃黃行動，抓獲賣淫嫖娼者數十人。這好像為當地警方“兩手都要硬”作了最鮮明的注解。但有趣的是，中英項目辦的工作，恰恰是在這家旅社受阻。而且，這次打擊，也僅限於這一家旅社。一位項目辦的官員從電話中聽到這次掃黃的消息時，說：“抓得好！”這不得不令記者聯想：這次掃黃，是否與中英項目辦的工作在此受阻有關？ 　　王國清笑道：“有一定聯係。我回局裏去，聽同事們議論，我也參加點意見。這個旅社問題比較突出，(項目辦的)工作又難做，就要堅決打擊。這也就是我們領導所說的‘兩手都要硬’。” 　　王國清對記者特別強調，“中英項目有它的規則，不允許與公安的掃黃聯係在一起。如果那樣做，就喪失了工作原則。掃黃是由公安局的領導作決策，不會征求我們的意見，我所說的‘有聯係’，隻不過是我參加了議論而已。” 　　官員：防艾 政府不能失職 　　對性工作者的健康教育和掃黃之間的矛盾，全國都如此，但總的來說，掃黃硬，教育軟，更嚴重的是，有的地方既不掃黃，也不教育，使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的趨勢加快。在保山市隆陽區，由於既不放棄掃黃，又重視開展教育，使這兩者保持了一定平衡。 　　記者在采訪時，很多人都提到政府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中的關鍵人物，則是現政協主席、原副區長陳學範。 　　“這個項目就是她和我們衛生局長郭明團爭取下來的。”宋鵬飛醫生說。 　　1999年5月，國家中英項目辦到昆明開項目規劃論證會，參會者限製在地州一級。得到消息後，時任副區長的陳學範與衛生局長、防疫站長，一起趕赴昆明“蹭會”。她最終得以進入會場，而衛生局長和防疫站長無緣進入，在外麵等了她3天。 　　那“蹭”來的3天會議，令陳學範更加了解艾滋病現狀。雖然想做這個項目，但陳學範心裏還是沒底，不知道主要領導怎樣想。幸運的是，區裏的主要領導支持她的想法，由區裏出麵，動員全區的20多個部門一起來參與。 　　“開協調會時，公安、政法等部門覺得太難了。這與製度相違背啊。我們過去講的是‘賣淫嫖娼’，現在居然要叫‘性工作者’，簡直不可思議！” 　　“但是，這一現象客觀存在，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進行的是疾病預防與控製，而不是鼓勵賣淫嫖娼。這兩個問題一定要分開。” 　　作為保山隆陽區中英項目的首倡者，陳學範認為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開發上級領導層，獲得支持，並做各個單位的協調工作”。 　　“不管社會上對我們怎麽看，這幾年我們取得了一些成果，獲得了國際上的承認。”陳學範說。 　　去年11月份，中英項目官員來隆陽區，經過實地考察，確認性工作者的安全套使用率已有較大提高。 　　記者很想探究，究竟是什麽樣的因素，促使這位女官員做了許多地方政府不去做的事情，陳學範回答：“我是工人出身，沒多少文化，但我知道，這是政府的責任。如果不做好疾病的預防和控製，就是政府的失職。” 　　 昆明：孤軍奮戰的醫生們 　　將公安人員抽調進項目辦，政府各部門全力配合，對昆明的醫生們來說，是一個熱切而遙遠的夢。現在，他們隻能單槍匹馬，艱難求索。 　　發廊前的折磨 　　王岑冬帶著記者，去找提供性服務的發廊。 　　這是6月29日下午，昆明電視台附近的一條街上。王岑冬和同事們已來這裏做過許多次工作，這一次，是來尋找從未接觸過的性工作者。 　　王岑冬選準一個發廊，裏麵沒有什麽理發設施，兩個女子呆呆地看著電視。 　　王岑冬踏進門，一個女子半躺在沙發上，眼睛盯著電視，頭都不抬。王岑冬站在她麵前，說：“你好。我是市性病監測中心的，我們來與你們聊一聊艾滋病知識……” 　　話還沒說完，那女子仍然盯著電視，淡淡地說：“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麽，出去。” 　　王岑冬笑著說：“好，打擾了。”他的臉有點紅。 　　踏進另一個發廊，一個女子剛聽到“艾滋病”三個字，連連擺手：“我們這裏沒有，快走快走。” 　　王岑冬仍然很有禮貌地告辭，出門來，他輕聲說：“這樣的事，很正常。”但這位接近50歲，個子挺拔的老醫務工作者顯然還是有些難堪，他的臉又紅了。 　　踏入第三個發廊，剛表明來意，一個小姑娘立即說：“我們這裏是正規理發的，你找她們去。”她一指其他的發廊。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正規理發的。”出得門來，王岑冬說。 　　再走到一個較大的發廊，門外有幾位女子聊天，一個女子在裏麵看電視。王岑冬走進去，還沒說話，門外一個30多歲的女子跟進來：“幹什麽的？” 　　“我們來介紹一下艾滋病知識……” 　　“不要不要！”王岑冬還想要多說幾句：“我們隻是想和你們聊聊……” 　　“不要不要，什麽也不要！”這位女子大聲說，“趕快走！” 　　這一回，王岑冬的臉徹底紅了。但是，明天，後天，或是不定哪一天，他還得來。說服性工作者接受防治艾滋病的教育，是他目前的工作。 　　危險的2％ 　　王岑冬是昆明市疾病預防控製中心防治監測中心的工作人員，這裏是國家級性病監測點和艾滋病國家監測哨點。他們的資料顯示，估計昆明女性性工作者有8萬人左右，年齡最大的56歲，最小的13歲，性病患病率高達78.24％(含滴蟲、黴菌)，是嫖客性病患病率的3.2倍。 　　“10年來，我們平均每年監測性工作者兩千多人，這兩千多人全是公安抓來的。”疾控中心性病科主任崔明鬆說。昆明警方在打擊賣淫嫖娼時，所抓獲的性工作者，都要送到崔明這裏的門診，進行強製性病艾滋病檢查。 　　1998年到2003年，從強製檢查結果來看，每100個性工作者，就有大約兩個艾滋病毒感染者。崔明說：“一旦查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即使有些是涉及刑事案件的，公安也不管了，立即放人。” 　　崔明隻好眼睜睜看著艾滋病毒感染者繼續從事性工作。就這樣，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的擴散，像一股暗流，在地下湧動。 　　現在，昆明市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正在開展一項中英項目：建立昆明市高危女性活動中心，開展同伴教育、推廣安全套、促進性工作者的自願檢測。 　　這一切工作，都需要從接觸大量的性工作者開始。 　　將大量的發廊性工作者定為目標，是因為這一人群安全套的使用率很低。但這又是一個難於溝通的群體。王岑冬和同事們的多次經曆，證明了這一點。 　　就在找發廊小姐失敗的這天下午，記者約見一位夜總會的性工作者小梅。小梅哈哈一笑說：“你們肯定要失敗。人家以為你們是公安，或是記者，怎麽會理你們？” 　　記者問：“可她們不是要接客人的嗎？為什麽見兩位男士來了卻不熱情。” 　　小梅上下打量一下記者說：“一看你這樣子就不是嫖客。小姐看人可準了。再說，她們都聽老板的，你們應該先找發廊的老板。” 　　但找老板，恰恰觸到了崔明他們的痛處：“我們隻是衛生部門的一個小小科室，誰會理我們呢？我們對他們又沒有什麽約束力。” 　　像雲南保山那樣，將公安人員抽調進項目辦，政府各部門全力配合，對昆明來說，是一個熱切而遙遠的夢。雖然召開協調會時，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門領導表示全力支持，但沒有一個將之實際化的運作機製，這一切承諾隻能停留在紙上。 　　終於找到了一個“骨幹” 　　今年3月初，雲南省中英項目辦在保山召開性工作者同伴教育的師資培訓，剛剛開展這個項目的昆明市要參加培訓，但必須同時有一位性工作者骨幹參加。這一下讓昆明項目辦著了急。 　　“我們出去找，但沒人理。找到歌舞廳的老板，老板推薦了幾個人，好說歹說，答應了，第二天又來電話，說走不開。”崔明說。 　　終於，在最後一天，在一位歌舞廳老板的幫助下，一個叫小霞的女孩同意去培訓。 　　徐文華醫生與她見了麵，介紹了情況，請她放心，並約好第二天在某處見麵，一起坐車去保山。“到時認不出來怎麽辦？”小霞問。“放心，我還是穿這件衣服。”徐文華說。 　　第二天早上，徐文華已忘了小霞的模樣，他看見約定的地方有位姑娘站在那裏，很像小霞，但又不能確定。觀察良久，試探著過去搭話：“你早來了？” 　　“來了。”那姑娘說罷，拉起徐醫生的手就走。 　　徐文華大驚，這時小霞從馬路對麵過來，問：“怎麽？你帶兩個人去？”徐文華大笑，這才知道搞錯了。 　　小霞隨徐醫生去保山培訓了一個星期，這位19歲的性工作者，成了昆明市的第一個同伴教育骨幹。 　　但是，成為骨幹3個月以後，由小霞做老師的一次培訓，讓她感到極為難堪，從此，小霞無影無蹤。 　　那次培訓就在小霞所在的歌舞廳舉辦。台下坐著數十位小姐，小霞在台上講有關艾滋病的知識。她注意到，大家有聊天的，有睡覺的，有發手機短信的，講到中途，突然有人喊：“講什麽講啊，吃飯吧。”她很難堪，但堅持講下去。 　　講到香港老師傳授的一種戴安全套的技巧時，台下突然亂成一鍋粥：“丟不丟啊？”“髒死了！” 　　小霞狼狽地結束這一次講課。好多天，她不再出現於那個歌舞廳，也不再與工作人員聯係。 　　此事令工作人員反思。王岑冬說：“我們沒有經驗。實際上，小霞就在那個歌舞廳上班，她隻是一個普通小姐，與別人一樣。在歌舞廳裏，小姐之間誰也瞧不起誰，她們一看是小霞來上課，心裏就不服氣——你是誰啊？憑什麽來教我？看來以後要把骨幹安排到不熟悉的地方講課。” 　　工作人員不甘心讓這個好不容易才找到的骨幹失蹤。6月底，經過兩天的周折，他們終於在一位歌舞廳老板的幫助下，找到了小霞。 　　小霞自己已經找回了“心理平衡”。雖然那次講課很難堪，但小霞並不認為自己是失敗的。她獲得了大量的知識，也獲得了朋友們的認可。 　　在去培訓之前，小姐妹們從來不談論性健康方麵的問題，身體不舒服，也是悄悄地去看病。小霞回來以後，她一下子成了中心人物。她們喜歡聚在她身邊，詢問這方麵的知識。小霞講到性知識，講到安全套的使用，小姐妹們會罵她：“虧你說得出口！”但她們罵歸罵，還是喜歡聽。 　　小霞說，以往，她們很少用安全套，現在，每當出門，總要像開玩笑一樣跟她要安全套：“還有沒有？” 　　期待政府的力量 　　有過講課經曆的小霞，對集體上課的形式提出異議，認為這樣的效果並不好。同伴教育，還是應在同伴中進行。 　　昆明市疾控中心在一份報告中也說，由於性交易的非法性，形形色色的黑、惡勢力對性工作者的剝削和性虐待，使她們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出於安全，她們與外界往來較少，經常變換活動場所，流動性很大。因此，自己的同伴，才是她們最信任的人。 　　但是，處於同伴教育的起始階段，昆明市的工作還必須首先大量接觸性工作者，讓她們普遍獲得性健康知識，然後再從中選擇合適的骨幹。崔明說：“並不是所有的人能都當骨幹，必須有文化，有口才，在小姐中有號召力。” 　　目前，這一剛剛開展的項目，經過崔明等人艱苦的努力，已培養了48名骨幹，與數家歌舞廳和夜總會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培訓了222位小姐，覆蓋人群近千人。7月10日，中國中英項目的執行官Wi博士來昆明進行技術指導，對昆明的這個項目非常滿意：“隻有3個月，就做到這種程度，真的不錯。” 　　但是，這些單槍匹馬的衛生工作者，還得聯係更多的娛樂場所，培訓更多的小姐，培養更多的骨幹。項目的目標是，培訓同伴教育者200人，每個同伴教育者培訓人數不得少於10人，共培訓目標人群2000人。 　　6月28日下午，崔明和兩名工作人員去聯係另一家歌舞廳老板，希望能對這裏的陪舞小姐進行培訓。下午3點，許多花枝招展的小姐紛紛進入舞廳，而崔明等人站在門外，希望能見到老板。 　　好不容易見到了舞廳經理。這位經理將腳蹬在路邊的花壇上，低著頭，目光望著地下。崔明等3人圍著他，微笑著，向他介紹他們的工作。“我們隻是來教小姐們預防艾滋病，對她們有好處。等她們下班後再培訓，也不影響你的生意。” 　　經理目無表情，過了半晌，才說：“好吧，我與老板商量一下。” 　　雖然沒有結果，但總算聯係上了。“等著吧。”崔明說。沒有對歌舞廳有強製力的公安、工商等部門的參與，他們隻能這樣到處求爺爺告奶奶。 　　十幾天過了，截至記者發稿時，那個歌舞廳仍然沒有答複崔明。這幾個疲勞的工作人員，仍然在等著。他們在努力中等待，在等待中努力。(南方周末駐京記者　劉鑒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