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保安無端遭村保安暴打並被強迫吃掉失禁的大便

新華網昆明7月16日電(記者陳鵬)包繼友、楊海生二人兩年來一直在一家私企——雲南起進商貿公司當保安。7月1日這天，成為兩人心頭永遠無法抹去的恐怖記憶，這天晚上，他們不僅遭到昆明市官渡區鳴泉村護村隊員的無端暴打，包繼友還被強迫吃掉自己被打昏之後失禁的大便…… 　　這一令人發指的事件，遭到公眾的同聲譴責。幾名護村隊員對包、楊兩人長達3個多小時的暴打、淩辱再次折射出農民工在城市中身份卑微的客觀現實；從隨後的進程中可以看出，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工依然缺乏自我保護的法律意識，城市中更缺乏農民工的維權機構。 　　無端遭暴打 被逼吃糞便 　　7月7日，在雲南空軍醫院外傷科住院部29號病床上，瘦弱的包繼友隻能趴著，背部到處是一條條瘀青腫脹的傷痕。另據值班醫生說，包的一塊脊椎骨骨裂，並有輕微腦震蕩。另一張病床上躺著他的工友楊海生，兩眼青腫，身上也傷痕累累。 　　6天前的那個夜晚仍讓包繼友心有餘悸。 　　7月1日晚上11點左右，包繼友和楊海生到鳴泉村小塘子工地巡視，兩人就住在距離工地不遠的臨時工棚，這片土地已經劃撥給在鳴泉村辦學的雲南起進商貿公司用來興建教職工宿舍。不久，他們遇到了4名鳴泉村護村隊隊員，“他們滿嘴酒氣，問我們這麽晚了出來做什麽，我們說巡查工地。他們不由分說，揮舞棍棒就向我們打來……我們根本沒有還手之力，很快就被打得幾乎昏死過去。清醒一點以後，我發現我身上的錢包、手機都不見了。” 　　隨後，幾名護村隊員把兩人押到了鳴泉村老年活動中心，用手銬將他們反銬，令他們跪在地上，把下巴放到活動中心的長凳上，隻要頭部稍有挪動即招來膠木棍、鐵管的暴打。 　　“不久，又有一個人來了，他們5個人出去弄了幾瓶酒來，一邊喝酒，一邊輪流打我們。”包繼友說。暴行從深夜11點一直持續到淩晨。被打昏了的包繼友被幾個護村隊員搡到走廊上的過程中大便失禁，順著褲腿掉出來。“我聽見一個人說，把你的屎吃掉！”盡管被打得奄奄一息，但思維還算清晰的包繼友怎麽也不肯聽從。護村隊員繼續打他。有人用棍子挑起大便，塞到他嘴裏……“我實在被打得不行了，隻好吃進去。我吃掉一坨，他們逼著我把另外兩坨也吃掉。第四坨被他們勒令戴著手銬的楊海生用手捧著扔掉了。” 　　以為已經沒事的包繼友被一個隊員按住頭，他們勒令他把地上的汙物舔幹淨。 　　“當時，老年活動中心還有好幾個人在打台球。沒有人管。他們聽說有人吃屎，全部跑過來，圍著看。”包繼友說，“我沒有辦法，被他們按著，趴在地上，把殘留的東西舔幹淨。我的腦袋當時一片空白……” 　　5名護村隊員發出得意的大笑。 　　弱勢群體自我維權意識淡薄 　　最終被雇主陳柳明送進醫院的包、楊二人至今對整個事件感到無比憤慨，尤其是被逼著舔吃大便的包繼友。“我要告到底！”他說。但是通過什麽樣的途徑“告”，目前能做些什麽，他完全不清楚。他甚至至今沒有向鳴泉村所屬的小板橋派出所報案。但主動介入的派出所民警向記者證實了鳴泉護村隊的暴行。 　　與鳴泉村有長期合作關係的陳柳明顯然不希望事情鬧得太大。他明確向記者表示，一定會支持包繼友，但是如果對方願意私了，隻要賠償合適，未嚐不可以接受。“一個農民還打什麽官司，沒錢，沒勢，怎麽打？”他說。截至記者發稿時，鳴泉村護村隊員已經表示願意湊錢私了，楊海生也表示可以接受。 　　處於弱勢地位的民工往往無法拒絕來自強勢者的“調解”和“私了”。昆明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師李海明認為，就很多涉及農民工的案件看，農民工因為弱勢，所以軟弱，但這種軟弱通常源於缺乏常識的自卑，因此錯過以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絕佳機會，這會給隨後的調查取證帶來相當難度。具體到這個案子，包、楊應該及時報案，住院後應該立即申請做法醫鑒定，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可視傷情結果決定是否對肇事者提起公訴。 　　“很多農民工總是欠缺最起碼的法律常識，這些常識他們外出打工前就應該有所了解。最簡單的做法是，一旦遭受侵害，應在第一時間報案，如果不能報案，應及時保留證據。出事後可尋求法律援助中心的幫助。”李海明說。但他無奈地承認，目前各級基層組織針對弱勢群體所做的法律宣傳和普及還遠遠不夠。 　　弱勢群體需要集體性的保護 　　昆明雲電陽光律師事務所律師李誌軍則從基層聯防的角度審視弱勢群體的被動。“基層組織的聯防隊員素質太低，本身就缺乏法律意識，寄希望於這些人尊重或不侵害弱勢群體無疑是緣木求魚。所以，要改善弱勢群體的弱勢地位，基層組織首先應該提高自身素質。” 　　雲南大學法學院民法專家宋笛分析，這一事件中，護村隊已經涉及多重違法事實：非法拘禁、故意傷害、非法濫用權力、侮辱，但要依靠包繼友的一己之力討回公道、讓逞凶者受到法律製裁的難度相當大。作為執法部門，應該積極主動地為弱勢群體“主持公道”。 　　宋笛認為，即便當事人沒有報案，公安機關在得知此事後應該本著“群眾利益無小事”的原則主動介入，主動為傷者聯係法醫鑒定傷情，如果傷情嚴重，可以對肇事者予以刑事拘留。“針對這些文化素質較低的農民工，我們的執法部門應該積極地為他們提供幫助。要靠他們自己幫自己，太難了！”但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種長效的集體保護機製，否則任何弱勢個體被侵害案件都將孤立無援，即便出台再多的法律法規也無濟於事。 　　“城市的工會應該吸納農民工，我們現有的勞動保障部門無力為農民工保駕護航。首先要承認農民工身份，其次把他們交給一個大工會管理，一旦出事，可以通過集體性的聲音為他們討回公道。畢竟，一個人的聲音太弱了。即便法律援助中心也是被動的，而他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一種主動的保護。” 　　一旦集體性的保護機構建立之後，有望為弱勢群體解決很多問題，比如教育、醫療衛生、勞動、法律等等。“這是城市發展中一個急需填補的空白。”宋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