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又醒了,這是第三次。失眠已陪伴他多年。五十多歲時,它隻是偶爾光顧,後來卻幾乎成了夜晚的常客,如影隨形。艙房裏一片漆黑。他們住在五層的內艙。郵輪在海麵上輕輕震動,低沉而均勻。海水一下一下拍打著船身,這種節奏在黑暗中靜靜延續。他伸手摸到床頭櫃上的手機,屏幕亮起,顯示淩晨三點零七分。太太還在熟睡,呼吸平穩而深長,讓他心生一絲羨慕。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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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想最初學英語的經曆,我總會想到那台收音機。它靜靜地躺在我少年時代家中的角落。那是一台短波收音機。我攢了很久的零用錢,從買來的處理半導體零件中挑選出還能使用的部件,請一位懂行的大哥幫我組裝。外殼是用粗糙的三合板粘合而成的,旋轉調台旋鈕時必須格外小心,否則電台信號很容易被雜音淹沒。那是1973年的北京。前一年,我剛上初一。“乒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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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初,郵輪在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島附近緩緩航行。吃過早飯,我穿過細雨灑落的頂層甲板,回到五層的艙房,用手機連上郵輪提供的衛星網絡。剛一接通,電子郵箱和社交軟件裏便湧入數十條新消息。其中一封郵件,讓我的手指停在半空:“老王,我們回溫哥華養老了。老黃和我都已退休。給你打過電話,也留了言。這些年,你還好嗎?”發件人是南希,老黃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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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她在溫哥華相識,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直到她去世前,我們從未斷過聯係。細想起來,這份聯係能夠維持這麽久,一半是緣分,一半大概是因為我們相似的飲食偏好。
那時,我比她早來溫哥華幾年,雖然尚未真正站穩腳跟,卻已經比她更熟悉這裏的氣候、街道,以及移民生活中的一些細節。我們認識的場合很普通,無非是中文圈裏那些繞不開的社交節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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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的溫哥華,小學、中學和大學幾乎同時開學。家附近那所中學門口,每到上下學時,總會擠滿學生:有人用英語交談,也有人用中文、旁遮普語、韓語或阿拉伯語互相交流。今年,來自中國的小留學生明顯減少。經濟放緩、簽證政策收緊,加上國際關係的變化,使那股曾經洶湧的留學潮逐漸退去。即便如此,他們仍格外引人注目;在這些行色匆匆的身影中,總有一些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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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碎影失眠伴了我許多年。曾聽從醫生的建議吃過安眠藥,名字早已忘了,隻記得那是一粒小小的藍色藥片。藥效來的快,閉上眼,不消片刻便沉入睡眠。可清晨醒來時,卻總像還困在半夢半醒之間,頭腦昏沉,精神空空,仿佛整夜都沒有休息。那種疲憊,比徹夜清醒更叫人難熬。於是,不到一周,我便停了藥。停藥以後,我也嚐試過別人熱心推薦的偏方,可惜沒有一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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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幾位乘客站在甲板上,望著晨霧籠罩下的海麵,微光在水麵上緩緩泛起一層銀白。那是五月的一個清晨,我們乘坐的郵輪自悉尼啟航,航行了三十三個晝夜,途中停靠十二個港口,如今正緩緩駛近溫哥華港。
一位看起來像南美裔的乘客站在一旁,問我:“Whereareyoufrom?”(你是哪裏人?)
“Canada(加拿大)。”我指了指不遠處的溫哥華港。
“你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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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已逝。那場曾令世界屏息以待的事件,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中曾經如此鮮明,如今卻在許多國人的腦海中變得模糊,扭曲,甚至消失。有人說,時間可以撫平一切。然而在不久前,當我再次走進溫哥華的六四紀念的現場,耳畔響起那熟悉的哀樂,望著一個個在風中輕輕搖曳的燭光,我忽然明白——有些事情,時間根本帶不走。它們並未消失,隻是藏得更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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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八點多,喬坐在辦公室。窗外是溫哥華早春常見的天氣,弗雷澤河上的霧像灰色的毯子未散。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剛泡好的茶,抬頭看了看牆上的鍾。
每天上班開始,喬先查看電子郵件,有來自上司的電郵,有從幾間中途之家(HalfwayHouses)發來的電郵簡報。那些房子裏住著七八位他負責監管的假釋者,各有各的問題。多數時候,簡報裏隻有一句話:“一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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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三十歲的韋德(WadeP)獲得了日間假釋(dayparole),終於走出那座匿於山裏、坐落在溫哥華東北約五十公裏處的監獄。在近八年的刑期中,他已服刑一年有餘。此刻,站在“自由”的邊緣,他感到一絲不安和緊張。日間假釋是一種附帶條件的釋放形式。囚犯服刑滿六分之一後,可申請由假釋委員會審核批準。獲批須滿足表現良好、再犯風險低、不構成社會威脅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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