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行 （原創小說）

送行

                                                                                李公尚

   十三歲那年，我小學畢業。我母親對我父親說，現在孩子在學校裏學不到什麽東西，不如早點到農村去接受鍛煉。我父親一聽，頓時瞪大了眼睛，吃驚地說，這怎麽……這怎麽可能？這怎麽能行？

   我父母看了我一眼，就到裏屋關上房門爭論起來。

    我哥哥已經參軍走了，他走時十四歲，我父親為此經常耿耿於懷。記得我哥哥離家那天，我父親推說下午有病人等他做手術，不能到車站送行，我母親便帶著我，提前到了車站。當時我母親是送行親屬的代表，記得她在鑼鼓喧天和陣陣口號聲中上台發言說：“把孩子交給黨，交給革命，做父母的有什麽不放心呢？我們是黨的人，我們的孩子就是黨的後代……”這句話當時刊登在許多報刊上，紅極一時。後來電影《閃閃的紅星中》中，潘冬子那句台詞；“媽媽是黨的人，我就是黨的孩子。”就是源自於此。送行大會快結束時，我突然看到我父親正藏在一個牆角邊，做賊般地彎著腰，露頭縮腦地四處探望著，臉上掛滿了淚痕。他是軍人，此時卻換了一身便衣。

    我父母關起門來爭論了一陣，母親就走出來問我：你想不想上山下鄉，到廣闊天地去鍛 煉自己？這可是毛主席發出的偉大號召。我當時看到站在母親身後的父親，微微地搖著低下去的頭。

    母親當時是市革命委員會的軍代表之一，她的言行影響著全市，她希望我帶頭上山下鄉。她說十三歲不小了，她就是十二歲跑出來，十三歲參軍的。

    說到我父母那一代熱愛黨和毛主席，那真是發自內心深處的。他們把黨和毛主席當成大救星，我們後來人永遠也無法體會。

    我母親十一歲時，我外婆為了給死去的外公下葬，六塊大洋把她賣到富裕人家，給一個五歲大的男孩做童養媳。那家人家讓她纏腳，她受不了痛，白天外出幹活時，就偷偷地把腳放開，為此常常挨打。挨了打，母親就偷跑回十多裏外的家，外婆見了，哭著把她再送回去，還要賠禮道歉。為此她又挨更多的打。我母親屢打屢跑，在那村子裏出了名。因此我外婆每次外出討飯，怕別人提起她的女兒丟人，從不敢路過我母親做童養媳的那個村子。

    後來，我母親做童養媳的那村子裏駐進了一個八路軍的醫院，一次我母親到井邊挑水，在井邊洗繃帶血衣的醫護人員，見我母親走路一瘸一拐，一步一個血印，就讓她坐下，為她解開裹腳的布，洗幹淨腳，敷上藥。然後由一個戰士背著我母親，另一個戰士幫忙挑著水，把她送回家。

    戰士們認為他們這是做了一件“擁政愛民”的好事，但是我母親的“婆婆”，卻認為我母親敗壞了門風。兩個戰士剛走，她就用藤條拚命地把我母親往死裏抽。我母親的哭喊聲驚動了村裏的軍隊，他們派人了解了情況，就和村幹部一起，批評她“婆婆”思想封建。後來我母親又挨了打，再跑，再次被抓回來。她婆婆因打我母親，受到了村幹部的警告，白天不敢打，就把她的衣服脫光，捆在牛圈裏，準備等到晚上，讓雇工把她的嘴賭起來，狠狠地打。那雇工說，聽說北麵打起來了，軍隊明天要往北開，等他們走了以後再說，這兩天先餓著她，讓她跑不動。

    第二天晚上，她“婆婆”又和那雇工商量：那死丫頭的腳看來是纏不住了，大腳會給家裏丟一輩子人。老讓她這樣跑也不是辦法，不如今天晚上等她睡著後，你用斧子把她的幾個腳趾頭都剁掉，隻留大拇趾，這樣她的腳就不用纏了，她也跑不了了。那雇工答應著，但是不敢下手。天黑時他給我母親悄悄鬆開綁，丟了兩個糠菜窩窩頭在地上。

    我母親光著身子，拚命地往北跑了一夜。天亮時在一個村子裏找到了那個醫院，當時人們正在緊張地救治傷員，誰也沒有注意到她。醫院要轉移時，那個那天曾經背著我母親把她送回家的戰士發現了她。醫院的領導給我母親穿上衣服，讓她吃了飯，就決定派人把她送回去。

    我母親哭喊著不回去，有些醫務人員也不同意送她回去，說看她腳上的血，看她身上的鞭痕——我母親胳臂上和脊背上的鞭痕，直到她去世時，仍清晰得曆曆在目——一定是個受苦的孩子，不知吃了多少苦呢。但是部隊有群眾紀律，不經群眾同意，不能把人家的家人帶走。最後，部隊決定還是讓那個發現我母親的戰士送我母親回村。那戰士雖不情願，但是二話沒說，背起我母親就走。

    一路上，我母親又哭又鬧，又抓又咬。那個戰士流著汗隻顧走，一句話也不說。後來我母親哭著哭著就在他背上睡著了。路過一個村子時，村口突然兩聲槍響，我母親醒了，那戰士背著我母親翻身滾進旁邊一個溝裏。

    一隊鬼子和偽軍剛從村子裏掃蕩出來，發現這邊有人，就朝這邊打槍。然後，有兩個偽軍就朝這邊走來。當時，我母親不知從哪來了一股勇氣，爬起身來，邊哭邊喊地就衝著那兩個偽軍跑去，到了他們身邊又拉又扯，一下把那兩個偽軍搞懵了。借此，那個戰士就順著溝底跑走了。

    後來我母親沿途討飯流浪，四鄉尋找那個醫院，差不多一年，輾轉幾百裏，最終找到了那個醫院。醫院的領導已經知道了我母親救那個戰士的經過，就收留了她。十多年後，那個戰士，就成了我的父親。

   這就是我母親常說的她“十二歲跑出來，十三歲參軍”的革命經曆。

   經過全家的憶苦思甜，我的革命覺悟似乎有所提高，於是便“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和作風”，寫了一份“堅決要求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申請書”，表示“自願上山下鄉”，算是帶頭革命報了名。

    十月二十四日，是全市歡送首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日子。在此之前，本市雖然已經有兩批知青離城，但他們都是去建設兵團，和真正上山下鄉插隊落戶還不一樣。一大早，從市中心廣場到火車站的街道兩旁，就插滿了彩旗，紅紙黃字的大字標語寫著：紮根農村幹革命，廣闊天地練紅心。學習邢燕子、侯雋，做毛主席的好青年。海闊任魚躍，天空任鳥翔。上山下鄉，知青方向。

    每個知青發了四十塊錢的安家費，我用其中的六塊錢買了一個大柳條箱。早飯後，父母幫我收拾行李，母親把一張全家照放進我的箱子，我卻覺得這不符合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的標準，就要了我母親當年在我此次下鄉的地方當區長時，照過的一張已經發了黃的照片。在那張照片上，母親梳著齊耳短發，身穿肩部、前襟和膝蓋處都打有補丁的軍裝，上衣長及膝蓋。斜背著一支大盒子槍，腰上紮著皮帶。那年她二十一歲，作為解放軍剿匪土改工作隊的隊長，被派到那個剛解放的地區去，領導當地的土地改革。照片是東北電影製片廠到她所在的地區拍攝土改紀錄片時為她拍攝的。我覺得照片上的母親，特像現代革命京劇《杜鵑山》中那個“女共黨”柯湘， 她們都是對舊社會“同懷一腔恨，同憤天下路不平”的人。我父親提議我們去照相館，為我拍一張上山下鄉參加革命紀念照。

    照相館裏排起了長隊。大都是下鄉知青和家人來拍紀念照的。那天說是歡送日，可氣氛到處都壓抑得仿佛凝固。等候照相時，家長們心情沉重地相互詢問著別的孩子要去的地方，孩子們則強顏作歡地一味設想著未來生活的不凡意義。我們大院裏的孫強，正和公安大院的王大鼻子、鐵路局宿舍的吳大頭三人，全然不顧其父母的憂心忡忡，莫逆之交般地海闊天空著。

    公安大院在我們隔壁，上次，王大鼻子帶領大院裏的嘍羅們，和吳大頭率領的鐵路局宿舍的蝦兵蟹將開仗，被鐵路局宿舍打得落花流水，王大鼻子就跑到我們大院找孫強來“借兵”。我們大院曾在那條街上“打遍天下無敵手”，後來部隊為了加強軍民關係，做出了嚴格規定：誰的孩子外出打群架，就紀律處分誰。從此，沒有誰家的孩子再敢外出打群架。

    那次王大鼻子來時，我們院裏的孩子們正在家屬委員會王主任的監督下，蹲在的操場上拔草。趁王主任回辦公室之際，王大鼻子對孫強說明來意。可是我們誰都不敢去。王大鼻子急了，就煽風點火地說，“他們鐵路局宿舍的人不光和我們大院兒開仗，還經常劫你們院子裏的人，我親眼看見過好幾次。不信你問淩燕。”

    其實我也見到過，吳大頭有好幾次放學後，在校門外截住了淩燕，要和她交朋友。淩燕雖不願理他，但心中頗覺甜蜜。

    孫強一聽，一下想起了毛主席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看了淩燕一眼，突然沒頭沒腦地冒出了一句：“調戲婦女？”大家一聽，便如同鴨綠江畔的豐滿水電站遭到了美機的轟炸，頓時有了“保家衛國”的同仇敵愾。淩燕聽了孫強的話，卻罵了一句：你流氓，不要臉！說完轉身就跑。

    外憂先於內患，大家此時誰也顧不上淩燕，個個摩拳擦掌。孫強不愧是帶兵的料——後來他軍校畢業後累積戰功，現在是某大軍區的作戰部長——讓王大鼻子回去收拾殘部，從前麵吸引住吳大頭的人馬。他安排我們院的人分頭從幾個大門溜出去，繞到鐵路宿舍的後麵集合，然後從背後奇襲。結果，鐵路局宿舍大敗，被我們繳獲了六把彈弓，四把彈弓槍。還把吳大頭給活捉到了公安大院門前。

    王大鼻子狗仗人勢，上前打了吳大頭幾個耳光，問他還敢不敢開仗？吳大頭也不愧為一條好漢，滿口的血吐了王大鼻子一臉，說這不算本事，有能耐和他單挑。王大鼻子又打吳大頭，打得挺慘，我想勸又不敢，正好看到我父親從公安大院門口路過，就高喊了一聲爸爸快來。我們院的孩子一看我爸爸走來，嚇得放開吳大頭就跑。王大鼻子一看人都跑光了，也嚇得拔腿就跑。我爸爸把吳大頭領到我們大院門口，回家取了藥箱，為吳大頭療傷。

    孫強回到大院後，就被王主任叫到了家委會，問他為什麽侮辱淩燕。孫強一愣，莫名其糊塗。孫強的父親這時推門進來，照著孫強就是兩個耳光，問他胡說了什麽？孫強剛說了一句“沒說什麽……” ，他父親接著又是兩個耳光，罵道混帳王八蛋，沒說什麽，淩燕為什麽就哭？這時淩燕的母親帶著淩燕也來了。王主任問淩燕孫強說了什麽，淩燕羞於啟齒，半天才哭著說：我是女孩兒，根本就不是婦女。他叫我婦女，還說調戲。孫強捂著腫起來的臉，急忙辯解：這不是我說的，是毛主席說的。

    原來淩燕把“調戲”理解為亂搞男女關係，把婦女理解為結過婚的女人。家長們弄清了原因，一通大笑。但是孫強帶頭外出打群架，還是被家委會處罰單獨打掃廁所一星期。

    眼下這些往事已成過眼煙雲，孫強、王大鼻子、吳大頭，這三個原是各山頭互不相容的山大王，現在突然成了一個戰壕裏的戰友，要共同去戰天鬥地。

    吳大頭一轉眼看到了我，立即大咧咧地走過來，很有禮貌地和我父母打過招呼，就問我分到了那個生產大隊。聽說我不和他一個大隊，似乎有些失望，就拍著我的肩膀說：“沒事兒！反正一個公社，從今後你就是我的小老弟。”那口氣頗似“我委了你威虎山老九”的座山雕。接著，又對我父母攥起一隻拳頭說：大叔大嬸放心，今後誰敢欺負我小老弟，我就捏死他。大有《沙家浜》中“俺胡某講義氣，定當報償”的意思。

    等候照相的家長很多認識我母親，就圍上來問：“孩子們在農村要是掙不出自己的口糧怎麽辦？”“ 男孩子還好說，可是女孩兒，我擔心她……”“聽說孩子們要去的那個地方，都是鹽堿地，有的大隊一個工才七分錢。” 孩子牽動著父母的心，知青牽動著社會的心。那個年代，誰家沒有一兩個孩子上山下鄉！

    但是，有些問題根本不是我母親所能回答的，於是她拿出中央剛下發的毛主席給福建省知青家長李慶霖的信說，毛主席非常關心知青的生活。市知青辦的同誌說，他們會經常到本市知青下鄉的幾個地區去檢查工作，一定要保證每個孩子每年分足五百斤口糧。還有，市裏剛貼出布告，把本市郊縣一個生產大隊姓殷的黨支部書記判了死刑，因為強奸女知青。同誌們，有毛主席關心我們的孩子，我們還不放心嗎？

    這時，也有人低聲說：“你們軍隊的子女現在帶頭下鄉，過兩年就走後門當兵了，我們的子女怎麽辦？”我父親聽了，低著頭很不自在。因為市警備區的孫政委曾到我們家，安慰我爸爸說；李院長，既然他媽要做表率，就讓孩子到農村去鍛煉兩年也好。最多兩三年，等他到了十六歲，有來招小兵技術兵的，我保證把他送走。

    那天共有一千二百名知青下鄉。歡送大會下午兩點鍾在市體育場舉行。我母親照例做為送行親屬的代表，在大會上發言。本來，市知青辦主任對我父母說，讓我在大會上代表知青表決心，我父親堅決不同意，便改成了讓我“火線入團”。

    那天上台“火線表演”的，有兄妹三人聯袂下鄉的，他們父母雙亡，在城裏無親可投，便投奔了廣闊天地。還有孿生兄弟共赴大義的，他們的父母是右派，兄弟倆人一起“背叛家庭”，實踐了出身無法選擇，道路可以選擇的“時代真理”。還有一個兒時放鞭炮被炸瞎了一隻眼，此時瞎眼派上了用場；另一個前年上街撕大字報當廢紙賣，被貼大字報的造反派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打聾了他的耳朵，現在都算身殘誌堅一類。我這個既無知識，又非青年的懵懂頑童，也混雜於其中。反正此時世間的稀奇古怪都集中到了這裏，七長八短地走上台，舉手宣誓入團。禮成，便混入了“先進青年”的行列。

    會後，全體知青披紅掛彩，分乘三十輛大卡車，繞著市裏的主要街道遊行。街道兩側的各單位敲鑼打鼓十裏相送。同車的張建國，王勝利，林衛紅，趙秀琴等人，是市糧食局的子女，我們那輛車路過市糧食局時，敲鑼打鼓的隊伍裏，抬出了一筐饅頭，往我們車上扔。王勝利、林衛紅的父母跟著我們的車，邊走邊從地上拾起掉下的饅頭遞給我們，囑咐大家能多吃就多吃一個。

    車隊走走停停，路徑每個知青父母所在的單位時，那個單位裏都有人擁上來往車上送東西，扔食品。孫強，趙剛，徐敏，淩燕和我等八九個人，是軍隊係統的子女，沒有人前來送行。因為本市駐軍各單位有命令，為了避免不良影響，軍隊幹部一律不許為子女送行。 但是張建國、王勝利等人此時已經成了我們的“患難之交”，他們嘴裏咬著饅頭，拚命的往肚子裏咽，手裏則把下麵送上來的饅頭往我們手裏和挎包裏塞，嘴裏忙不過來地說：吃！吃！嗝，今後大家就是，嗝，一家，嗝，啊人，嗝，有難共， 嗝，當。一句話被饅頭噎了好幾個嗝。

    汽車路過鐵路局宿舍時，一個老奶奶突然跑出來，躺在我們前麵那輛汽車下麵，哭喊著讓她孫子大成下車回家，大成的父母上前怎麽拉也拉不起來。這時吳大頭吆喝著從車上跳下來，問這是誰在阻攔上山下鄉，膽敢破壞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是不想活了？大成也跟著跳下車來去勸他奶奶。奶奶哭喊著說，你跟我回家我就起來，不回家我就死在這裏。吳大頭一聽，上前一把提起大成的奶奶，說你孫子跟著我你還不放心？有我一碗粥，就有他半碗。說著，如同回到了花果山的猴子王，對鐵路局宿舍出來看熱鬧的小兄弟們高喊：孩兒們，過來幾個喘氣的，把奶奶抬回家，別在這裏丟人現眼。旁邊頓時一呼百應地擁上來八九個“孩兒們”，七手八腳地把老奶奶抬走了。

    吳大頭下鄉後，真得實踐了自己的諾言。一年多後，大成和另一名知青在大隊裏漚肥時，不慎掉進了四米多深的化糞池，當時吳大頭見了，二話沒說就跳下去，從池底一個一個地把他們救上來，自己卻因沼氣中毒丟了性命。他是我們那批知青中唯一一個紮根農村幹一輩子革命的人，死後被上級批準為革命烈士。

    兩個星期之前，吳大頭剛滿十九歲。他生日的那天半夜，餓得翻來覆去睡不著，就跑到我們大隊，用一個窩窩頭蘸上從赤腳醫生那裏偷來的酒精，去喂社員家的一條大狗，狗醉倒後，他就勒死背回去宰了，分成十個臉盆一起煮。那一夜他們大隊的知青興高采烈得如同過年，如同威虎山上的匪徒一般地狂喊著：“廳內點燈，廳外點明子，給吳大帥拜壽嘍 ——”

    知青們從天不亮就開吃，也不管熟不熟，一直吃到上午。“吳大帥”吃著吃著突然覺得不對頭，就跑到了我們大隊，叫我和孫強一起去吃。正和我們在一起幹活的淩燕聽了，頓時放棄了她平時堅持的對“壞孩子”不理，不說話，不接觸的“三不原則”，跟著我們就跑。吳大帥挑了一些好看的肉，一個勁兒地往淩燕碗裏夾，淩燕吃在嘴裏，甜在心裏，一頓大塊朵頤，回去後就回味無窮地拉了三天肚子。

    市革委領導讓汽車加速，中間不許再停車。於是原來跟著汽車走的一些父母就跟汽車跑起來。我突然發現街旁的樹後麵，順著牆邊的一個人也快步跑了起來，仔細一看，是我父親。淩燕也看見了我父親，就大聲叫著：李叔叔，李叔叔，我們在這裏。我爸爸呢？他來了嗎？徐敏也大聲喊：李叔叔，李叔叔，我們在這裏！喊著喊著，她倆就哭得不能自己。

    車下跟著跑的人們已漸漸地跟不上汽車了，於是就掉頭朝著火車站的方向跑。這時淩燕、徐敏一邊哭，一邊晃著我的肩膀說：你爸爸真好，你爸爸真好。淩燕說：我要是男的，早就和你哥哥一起去當小兵了。趙剛聽了說，那也不一定，軍區有規定，隻允許一家有一個去當兵的名額。誰讓我們不是家裏最大的孩子呢？

    汽車路過警備區時，幹部戰士在路邊列隊相送。每一輛汽車路過，他們就隨著口令，集體舉手敬禮。趙剛的父親是警備區司令員，站在隊前，隨著口令，顫巍巍地舉起左手——他的右臂在朝鮮戰場上被敵機炸爛，被我父親截了肢。我們的車經過他麵前時，他垂下雙眼並不看我們。趙剛則啃一口饅頭仰頭看天，頗似“把饅頭問青天”：為什麽我不是家裏最大的孩子？

    趙剛兄弟三個，我們下鄉後不久，他哥哥就在保衛西沙的對越海戰中壯烈犧牲了。趙剛順理成章地成了家裏最大的孩子，兩年後他參了軍，一九七九年在雲南邊境對越自衛反擊戰中也獻出了生命。他的弟弟後來又參了軍，一九八五年在撲滅大興安嶺特大火災時也犧牲了。我父親常說：趙老將軍一家，不愧為一門忠烈！

    車站為知青發了一趟“知青專列”。站台上，送行的和被送的難分難舍。有的執手無言，淚眼相對，有的千叮萬囑，殷情難盡。剛趕到的家長捧著食品衣物，挨著車廂尋找自己的孩子。無人相送的知青把頭擠出車窗，高聲呼喚著自己的親人。廣播喇叭裏一遍又一遍地播送著毛主席語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工人，教育他們的子女上山下鄉，來一個動員，各地的貧下中農要歡迎他們去。”“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呢？隻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他們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與廣大的工農相結合。”

   當播音員廣播“送行的人員請下車，火車就要開車”時，站台上突然安靜下來，然後就聽到一片淒慘的哭聲，鋪天蓋地。

    坐在車窗邊的林衛紅趙秀琴等人，已經哭得隻抽搐，出不了聲。他們的父母在窗外一遍一遍地哭著囑咐：吃不飽就來信，我們一定會寄錢寄糧票給你。淩燕和徐敏，衝著窗外，高聲哭喊著他們爸爸的名字。趙剛拚命把頭伸向窗外，盡量仰起頭，不想讓人看到他掉眼淚。孫強就假裝看報，用報紙遮住臉，肩膀卻一抖一抖的。我感覺到，父親此時一定正在一個我看不到他的地方，注視著我。

    此時王勝利雖然受到了別人的感染，但是嘴裏仍然嚼著饅頭，正拚命伸直了脖子，用流進嘴角的眼淚和著往下咽。下鄉後他曾告訴我們，那天他一共吃了十二饅頭。因為平時他在家根本吃不到饅頭，全家的細糧都給他奶奶和弟弟妹妹吃，所以那天他是在往死裏吃。有一次，我們往地裏挑糞，快到中午時，我們個個都餓得頭暈眼花，他抬頭看了看太陽，突然就一頭栽倒在田地裏。等我們七手八腳地從井裏打上涼水，把他灌醒後，他奇怪地看著大家，沒頭沒腦地說：“十二個饅頭”。從此他的外號就叫“十二個饅頭”。

    徐敏的媽媽終於在開車前的最後一刻趕來。她帶了幾包兩毛七分錢二兩糧票一包的香草餅幹，分給我們大家吃。那時這種餅幹隻有過年時才可能吃到，所以我們誰也不好意思吃。徐敏的媽媽趕來，主要是為了給徐敏送一些衛生紙。她一麵悄悄地低聲囑咐著徐敏，一麵把一些衛生紙塞進她的包裏。徐敏偷眼看看男知青，麵紅耳赤地堅決不要。並說決不能把修正主義的東西，帶到廣闊天地去。她母親流著眼淚說她太不懂事。我們到了農村後所發生的一件事，完全證實了“知女莫如母”。

    一次公社裏演電影，知青們放工後相約而去。放映的露天廣場裏人擠人，電影才演了一半，徐敏和淩燕就回村了。散電影後，我們聽說徐敏出事了。第二天，又聽說徐敏那天夜裏哭了一夜都沒睡覺。早飯後淩燕陪著徐敏去找大隊赤腳醫生要藥，赤腳醫生問她哪裏不舒服，她不說話，再三追問，她才說自己有了資產階級思想。赤腳醫生莫名其妙，問她有資產階級思想為什麽要吃藥？徐敏終於忍不住哭了起來。淩燕忙含混不清地解釋，她們想要計劃生育打胎藥。

    赤腳醫生一聽，覺得事情嚴重了，趕緊去找大隊婦女主任。婦女主任急忙趕來，問她是什麽時候發生的，她說是昨天晚上。婦女主任問男方是誰，徐敏說不知道，淩燕也說沒看清長什麽樣。這一下成了重大案件。

 
       公社分管知青的書記，武裝部長，派出所長，婦聯主任等人，先後紛紛趕來，和大隊書記商量這事要不要及時通知徐敏的父母。最後武裝部長說，隻有先破了案，才能有所交待。於是，各位領導輪流勸說徐敏不要哭，讓她仔細回憶昨天發生的事。

     徐敏哭著說，昨天晚上她看電影時，有幾個男人在她身後總是擠她，並用一種硬東西頂在她身後。後來，她覺得自己的褲子後麵全濕了，一摸，到處都是粘糊糊的。起初她不知道是什麽東西，背後那幾個男人就笑著說是給她的…… 她聽了不由自主地聞了一下，突然感到一陣惡心，就覺得自己是懷了孕……

    大隊書記沒等她說完，“噗嗤”一聲，笑得坐在了地上。

    列車開車的鈴聲終於響了，那天即便是沒有趕去車站送行的人，在那個秋風蕭瑟的日子裏，也能感觸到站台上那哭聲震天的愁雲慘霧。

    這時，隻見王勝利和張建國兩人的父親，遠遠地抬著一筐熱氣騰騰地饅頭，朝著我們的車廂奔來。這是他們剛才趕回正在開飯的食堂，借飯票買來的。但是列車已經開動。 眼看著他們就趕不到我們的窗口了，他們就把饅頭往任何一個路過的車窗裏扔。

    王勝利“哇”的一聲，終於吐出了嘴裏的饅頭，失聲痛哭起來。

                                                                    2006年2月22日

                                                                    於美國佛基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