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我的父親

                                                         懷念我的父親
       在我父親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日之際，我的心情非常不平靜。父親的英容笑貌仍然不時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多少年來，他對信念的執著，對生命的熱愛，對生活大智若禹的態度都深深地感染著我,教育著我，使我漸漸地對生活、生命乃至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回想起爸爸的最後歲月，那是在醫院的病房中渡過的。
       剛開始他隻是腿有點疼痛，我們隨及把他送到南京鼓樓醫院檢查。當時正值五一長假，值班醫生草草檢查後，開了點藥就讓我們回去。後來我們找了熟人才得以住院檢查。誰知這次住院後，我爸爸就再也沒能回過家，到死也沒能走出醫院的大門。
    “五一”長假後,醫院正常上班了，而爸爸的病情不但沒有一點好轉，而是每況越下，一天不如一天。後來更加嚴重了。當時,他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來，人日漸消瘦到脫了形。真的很難想象，一個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漢，在最後的歲月會被病魔折磨得變成這個樣子。搶救時,他全身上下插滿了管子，上氣不接下氣，幾乎是用全身的力氣，甚至用小腹，大口的呼吸著。在南京最好的醫院的高幹病房，因為醫院規定呼吸機不能拿出重症病房，而父親當時的情形己不能再搬來搬去，身邊也不能沒有專人護理（因為重症病房是由護士統一看護，一個護士要管幾個重症病人，基本上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實習護士），隻好用著最原始的，五十年代生產的噴射式呼吸機來搶救。每一個見到的人都為之難過，落淚，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覺。有醫生私下告訴我說，用這種呼吸機搶救的病人，幾乎沒有人能夠過來的，因為病人會大量失水。可是他仍然頑強地呼吸著，活著，活著。我們這些兒女們真是感到無比地心痛和無助。同時，也深深為之所感動和震撼。 我想起,當我給他擦洗身體的時候，看見他的大腿和小腿上有許多處子彈留下來的傷痕，甚至大腿根部都有一個槍眼，我看著他傷痕累累的腿，知道那是戰爭留給他的紀念，同時我也慢慢地明白和理解了他為什麽對生命如此的熱愛和執著。
          １９４０年初, 當時我爸爸還不到十八歲, 就參加了革命隊伍，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想起他曾經對我們多次談到過的情形，經常是一場戰鬥下來，一個連隊一百多號人，隻剩下幾個人，其餘的戰友都在戰爭中陣亡了。他的堂兄陸先財以及許多的戰友和親人都在戰爭中犧牲了。每當身邊的人倒下去，就一次一次地堅定了他們這些活下來的人的信念，要頑強地活到勝利的那一天。 當時，中國正處在最危難、最困苦的時刻，他們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憑著小米加步槍，用年輕的血肉之軀，麵對著敵人精悍的部隊和裝備，他們靠的是信念和勇氣，靠的是人海戰術，戰勝了強大的敵人。對於活下來的人，他們對人生，對生命自然有著超越常人的另一番感受。 抗日戰爭勝利後，我爸爸隨著部隊南下，為解放全中國,轉戰南北,和國民黨作戰。在淮海戰役中,他受了重傷，憑借著他的意誌,憑著他對生命的熱愛，頑強地戰勝了傷痛,活下來了，並且參加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一直打到南京,迎來了全中國的解放。解放以後，他一直享受著甲級革命殘廢軍人的待遇。
        解放不久，我爸爸從華東第二軍政大學教導主任的位置上，轉業到地方,擔任了南京市城建局局長的職務。１９５６年為了接待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總統，南京市搶建了一批工程，這是那個年代所常見的“形象工程”，“政治任務”。當時,這個任務自然就落到了城建局的頭上。這可是個大事，作為政治任務必須完成的，哪兒還談得上科學認證，按客觀規律辦事。我爸爸沒日沒夜在辦公室、現場指揮部和工地檢查和指揮。記得,一天深夜，突然有人來報信，說我爸爸的頭部被砸傷了。媽媽當時也在南鋼工地沒日沒夜的工作，不在家。寒冷的夜裏，我們兄妹3人在外婆的攙扶下，急急忙忙趕到他們單位了解情況。記得,那時候我才四、五歲，拉著外婆的後衣襟，在黑暗中不知是凍得，還是怕得直哆嗦，跌跌衝衝向前趕路。意識到家庭的頂梁柱倒了，那種恐怖，無助的感覺，給我幼小的心靈留下的震撼，至今我都記得清清楚楚。這次工傷治愈後，給他留下了終生不治之症，腦震蕩後遺症--高血壓。因為這次工傷，他被評為三等甲級傷殘。
           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坦誠，直率，他知無不言，無不盡。他常告誡我們說毛主席說要五不怕.怕什麽？就是這個五不怕，害得他一生吃了不少苦頭。１９５7年在黨內整風會議上，因為工作上的不同意見和看法，他給領導提了意見。之前媽媽曾勸告他不要給領導提意見，免得被整。可是他卻說，毛主席要我們五不怕，隻要對工作有益，就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還是堅持在大會上說出自己的看法，給市領導提了意見。他為此也付出了慘痛而巨大的代價。因此受到了打擊和迫害，他被扣上了個人英雄主義的帽子，被撤銷局長的職務，停職反省長達兩年之久，差一點被打成右派。後來經過多少年的申訴，最終在文革後期，撥亂反正之時才得到平反昭雪。 我爸爸出身在江蘇泗陽的一個貧農家庭。家鄉是出了名的窮鄉僻壤，到處是充滿鹽堿的不毛之地。他們家裏更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從小，家裏生活很苦，常常是吃不飽穿不暖。姐姐出嫁後，姐夫家境要稍好一點，我爸爸才在姐姐的接濟之下，上了幾年學，在姐姐家吃過幾頓山芋幹飯。他心中常為之感激姐姐一家人，解放以後一直不忘報達他們，經常寄錢寄物品給老家的窮親戚。　
   　記得１９６２、６３年，國家正值自然災害時，當時爸爸媽媽作為國家幹部，糧食計劃每月本來隻有28斤，可作為共產黨員，機關還要求每人貢獻一斤糧票，為國家分憂解難,因此，每月隻有27斤口糧。而我們這些半大,正長身體的孩子，每月隻有十斤口糧，還特別能吃。市場上物資極度匱乏，買任何東西都要憑糧票。家中糧食不夠吃，雞魚肉蛋更是見不到，我們這些半大的孩子，每天都吃不飽飯，每天總是在饑餓之中渡過。記得一次餓得不行了，連機關醫院發給父母治療浮腫病的藥丸，我們兄妹都偷偷地吃了，來充填好像永遠也填不飽的肚子。有點好吃的，大人更是省著給孩子們吃。記得，當時哥哥和弟弟都因為營養不良，患了肝腫大，住進了醫院，為了給孩子增加營養，父母親把手表，以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賣了。一天晚上下班時，在市政府門口碰到一個賣黃鱔的農民。他也許家中有難，為換一點錢，拿著自己下河抓來的幾條黃鱔央求我爸爸買下，出於憐憫，我爸將身上所有的錢掏給了那個農民，換回了幾條黃鱔。為此，他居然被扣上同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小商販的罪名，還被要求在黨小組會上做檢討。 身材高大的爸爸，在自然災害那幾年，一下子瘦了四十多斤，休重隻剩近一百斤左右，因為饑餓和營養不良，他也得了浮腫病，後來又得了肝腫大。當時家裏已經非常困難，可是農村老家來人不斷，更是雪上加霜。老家來人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原本不太寬暢的家，還要騰地方給他們住，把我們一家老小的生活全都打亂了。他們吃要占我們的糧食計劃，走的時候又要給路費又要帶東西，留下占滿了虱子的被褥，我們還得又洗又燙才能再用。記得開始的時候防範不當，我的頭發還被染上了全頭的虱子呢！也許，當時的農村比城裏還要困難，也許，他們也是出於無奈。可是，當時我真的很反感老家來人。無論家中如何困難，無論我們內心有多大的意見，我爸爸都非常熱情地、盡己所能地款待老家的窮親戚們，那怕是那些叫不上名字,從未見過麵的侄孫輩，遠得不能再遠的親戚同鄉,都是如些。他永生難忘家鄉的人，家鄉的情。也許這就是他那永遠不會消逝的家鄉情結吧。
        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所謂造反派為了個人的利益，造“經濟反”，他們揪鬥我爸爸，給他戴高帽子遊街，硬逼他給他們增加工資，在增加工資的文件上簽字，當時我爸爸高血壓非常嚴重，高壓己達200多，隻能臥床，可是就是這樣，造反派也不放過他，把他連床一起抬到單位進行批鬥，逼他表態，簽字。當時周圍很多的老幹部，想不通，經受不了這種屈辱和打擊，有的上吊,有的跳樓,自殺的不少。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我爸爸仍然相信真理，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定能取得勝利。他對生活充滿希望，既便在“牛棚”的日子裏，他每天仍然該吃就吃，該睡就睡，堅持鍛煉身體，從不放棄對事業和生命的向往。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剛開始時，那時他剛剛四十出頭，正是在這樣的大好年華，他被打成了走資派，不是被批鬥帶高帽子遊街，就是寫檢查，勞動改造。他幹校整整渡過了八年。他對此常常萬分感慨，長達八年幹校，猶如八年抗戰,人生大好的年華，在沒完沒了地檢討，勞動改造中渡過，回想起來,真的很可惜。因此，要更加努力為黨和人民工作，多做好事，做實事。 一直到１９７３年，文革這場浩劫即將結束之時，我爸爸才隨之得到了平反，恢複了工作。我爸爸一直工作到七十歲，才辦理離休手續。記得他六十多歲的時候，還帶領江蘇工程隊前往敘利亞、科威特等國家二三年從事援建、勞務。為中國的經濟建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做出自己的貢獻。記得他來信說，穆斯林國家嚴格禁酒。而出生在洋河邊，長在酒的故鄉的他,和他的家鄉人一樣,人人都會喝一點老酒，可是自從到了科威特以後，就連這一點點小小的嗜好也無法滿足。當地通常都是四五十度的高溫，汗水還沒有等流出來，就已經變成了白霜。中國當時剛剛改革開放，援外勞務的待遇是非常低的，中東地區環境惡劣，形勢嚴峻，生活艱苦，而他們的任務又十分緊迫，這一切都是可想而知的。因為當時我在非洲一個國家的中國大使館工作，我深知這些國家的政治形勢和生活條件是如何的惡劣和艱苦，這些工程都是西方人所不願意承接的，或者是轉承包的。可是，中國人為了走出家門，走向世界，條件再苛刻,環境再差的工程也願意接受。當時他的身體不太好，可是在不長的時間裏，我爸爸居然很快就適應了那裏的生活，在他和同誌們的共同努力下，他們按時、保質、保量勝利圓滿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為中國工程隊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礎,也贏得了當地和世界的好評。
      人的一生要有追求目標並為之奮鬥，他的一生所為之奮鬥的就是支持他、自始毫不動搖地信念--實現共產主義。他為黨，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建設，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地工作了六十多年，他不計得失，一生清貧，兩袖清風,從不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和家人謀取私利，對我們子女從不溺愛，嚴格要求。正如他的生平所說的那樣，他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是光榮的一生，他的高尚品質，他的敬業精神將永遠激勵著我們。爸爸，安息吧！您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女兒 金陵　　　　
                                                                                    　　　　　　　　　　　寫於雅加達，印度尼西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