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七律 吊羅榮桓同誌》 (圖)

多數網上的資料都標明，此詩作於1963年12月羅榮桓去世以後幾天，於1978年9月9日前後（根據回憶）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毛已去世，發表的時間顯然有政治方麵的考量，出現所謂的批林這些評注也就不奇怪了。

對成詩的時間，有一種說法，這首詩不應當寫於1963年12月，而應定為1972年11月羅榮桓70壽辰或1973年12月羅榮桓逝世10周年時為宜。我是比較懷疑這種說法的。但是，從書法的筆跡來看，的確是位老人所書，沒改動，顯然是謄寫過的。沒用毛筆，應該是硬筆書寫的？

難道這首詩沒由羅的家人保管？按理說，詩成之後應該由羅的家人裱糊起來才合理？

懷疑的原因很簡單，詩中情的啟承和抒發部分，一點不像沉澱了10年才發出來的。

要是此詩真的沒由羅的家人保管，或者至少有份影印本什麽的，我倒是覺得奇怪得很。

用詩詞吊唁愛將的話，由於語言表達空間的限製，當然是撿羅一生最可圈點的寫。啟行“記得”就是追憶啊。“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一句，我認為講的是，與參與長征相比，羅在解放戰爭東北三大戰役的貢獻，對奠定全國解放的意義更重要。毛應該不是個過分計較推敲用詞的詩人，在紀念愛將的同時還批貶林彪，太是文人肚臆了。

至於上次問“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所指為何，寫律詩的引經據典都是很平常的（引不出來才露怯呢），《莊子》裏能找到答案。在共同打天下的年月，羅的忠誠（大概也包括在遼沈戰役中，他堅決執行中央軍委關於先打錦州把國民黨軍封閉在東北予以全殲的戰略決策，對奪取戰役勝利起了重要作用這些）.還有，得天下後，羅主要管政工：坐鎮總政，政院的老院長（政院是他提議建立的）。換句話說，怎麽體現黨指揮槍？羅不僅參與了政策的製定，還是腳踏實地的實踐者。
毛要是想編排林彪，也不必借愛將去世哀悼的機會。不過，如果說毛當時覺得身邊可信任的人不多倒有可能。畢竟羅在1963年去世時，毛對當時周圍環境的感觸，可能借由愛將的去世被激發出來。
要說有所指的話，當然指那些與被曆史證明是錯誤的思潮和行為，包括60年代初，還沒被曆史證明的思潮和行為（跟毛不是一路想法的）。以毛的地位和視野，怎是動輒指桑罵槐，含沙射影之輩？

還有，關於不是毛的詩作這些，首先，和詩也是作詩的樂趣之一，幾個造詣相當的詩友相互激發靈感，很平常的。其次，看到董老柳老詩句好，改改入詩，又怎麽了？

總結一下我的看法。

1．成詩的時間：此詩作於1963年12月羅榮桓去世以後幾天，原載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報》。（有毛澤東手稿）。這首詩一九七八年發表時所署寫作時間，是根據原在毛澤東身邊做醫護工作並幫他保存詩稿的吳旭君的回憶。

2．當時毛的心情：1963年12月16日，羅榮桓逝世。毛澤東到北京醫院向羅榮桓的遺體告別。這件事情來得突然，逝者畢竟是毛澤東的得力幹將和至愛戰友，何況羅年紀又不是很大。因此，對於毛澤東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個大的震動。之後幾天，他曾和吳旭君談到他的生死觀。

3．當時近的大環境：主要是“反修防修”，“那就不要很多時間……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主義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說此話時正是1963年。據在毛澤東身邊做醫護工作並幫他保存詩稿的吳旭君同誌回憶，毛澤東在向羅榮桓遺體告別以後的幾天中，講話很少，若有所思，夜不能寐，最後用了一個通宵，完成了吊羅榮桓詩。天亮以後，毛澤東又與吳旭君談了很多，談家事，談父母，談撤離延安，最後談到他自己死後的事。很顯然，“反修防修”是此時毛澤東經常思考的問題之一。60年代初，毛曾經在接見外國友人是，宣布劉少奇為接班人，說63年底打算扳倒劉，那思考選林彪作接班人是可能的。

4．從吊念的角度和蓋棺論定這部分而言，“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寫律詩的引經據典）指曆次重大曆史事件，我同意這樣的泛指。

5．“每相違”和“國有疑難可問誰”也是相互呼應的。提建設性的意見，但是關鍵的時候屁股總坐得對，是一路人。

6．“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還是覺得在圈點羅的一生，突出“忠誠”二字。未必在編排林彪，可能說甄選接班人的標準更合適一些。

7．謄寫稿應該就是在1963年12月羅榮桓去世以後幾天完成，覺得就是定稿，後來也沒修改過。至於在1978年9月9日前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毛已去世2年（羅去世近15年），要是隻發表了這一首，那政治方麵的考量是十分明顯的。要是與其它從未發表的詩作一起發表，可能紀念毛去世2周年的意味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