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隨想》（三）

　　外界對印度的讚賞之一———同時也是對中國的貶低———是印度的法治比中國健全。從政府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權來看，中國政府的活動空間顯然遠遠大於印度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的法治的確好於中國。但是，法治不是一架自動機器，而是要人來執行的。在印度，恰恰是沒有執行法治的人和動力機製。印度法院係統嚴重缺人，全國懸而未決的案件超過150萬，有些案件拖上幾十年也等不到判決。在平衡和妥協的過程中，政府也失去了執法的動機。因此，就法治的實質性而言，印度並不比中國好多少。

　　在我訪印期間，剛好趕上對一位現任部長錫布•索倫(Shibu　Soren)的審判。索倫曾經是低種姓的英雄，但 1994年因涉嫌殺害他的秘書而被起訴。當時他幫助國大黨非法籌備競選資金，由他的秘書經手操辦，預先說好報酬是20萬盧比。但是，事成之後，他的秘書嫌報酬太低，並揚言索倫不多給他錢，就要把事情捅出去。索倫因此和他人一起把秘書殺掉了。但是，索倫被起訴之後很快就取保候審，國大黨執政之後還當上了勞工部長。時隔十二年之後，索倫終於被定罪，判處無期徒刑。但是，他的部長雖然不能當了，可是議員資格仍然保留，因此，理論上會出現他被獄警從監獄裏押到議會參加討論和投票的滑稽場麵。　

　印度警察隊伍的紀律也是堪憂的。印裔美籍作家蘇克圖•梅塔(SuketuMehta)出於對家鄉孟買(他仍稱“龐貝”)的思念，回到那裏居住了兩年，想找回童年的記憶，但他找到的是混亂、仇恨、墮落，是一座失去的城市。之後他出版了《極限城市》一書，詳細描述了他所了解的孟買，尤其是它的地下世界。　　現今孟買的地下世界是1993－1994年種族大騷亂之後形成的。為了清除地下世界，孟買警察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收效不大，原因之一是法院不能給嫌犯定罪，致使他們逃脫法律的懲罰。更有甚者，一些法官被黑社會買通，某些政治勢力也經營黑社會，導致黑白兩道的聯姻，使司法更加困難。如1990年代末活躍在孟買的極端印度教組織錫那(Sena)，在政治上是印度人民黨在馬哈拉什塔邦的盟友，同時也經營規模龐大的地下世界，不僅控製底層社會，而且也滲透到上層社會，如印度電影界的重鎮寶來塢。在1993－1994年騷亂中因私藏槍支涉嫌參與騷亂而被起訴的著名電影演員桑傑•達特被保釋之後便直奔錫那首領巴爾•薩克雷的家，向他表示感謝，因為後者通過黑白兩道為達特的保釋活動過。

　　既然司法對地下世界無能為力，警察就對背有命案的黑幫分子進行自行解決。他們抓到這樣一個黑幫分子之後，就把他帶到一處僻靜的地方亂搶打死，然後往他手裏塞上一把槍，偽造一起遭遇戰的情景。黑幫分子最怕的就是“被遭遇了”，因為那是沒有死刑命令的死刑。警察隊伍本身也不純潔，哪怕是最好的警察(如梅塔的朋友阿傑•勞爾)，也對嫌犯任意用刑，手段極為殘忍和下流。梅塔采訪的一個黑幫分子講過一個故事。他和旁遮普邦的一個警察是朋友。有一次他到那個警察家做客，酒足飯飽之後，警察騎上摩托車，帶上他和另外兩個警察直奔鄉下一戶人家，在槍口下把那家的女主人輪奸了。

　　盡管印度在獨立時就在憲法中聲明消除種姓製度，但種姓製度在今天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我們的印度同事中有兩位出身低種姓，其中一位說了一個他叔叔小時候的故事。在農村地區，低種姓見了高種姓不能抬頭看，更不能碰摸高種姓人的身體，而高種姓一旦被低種姓碰摸到了，就必須沐浴淨身。我們同事的叔叔有意和村裏的高種姓搞惡作劇，等他一出來，就跑去摸他一把。這當然要招致一頓惡揍，但高種姓也不得不回去洗澡。如此反複幾次，同事的叔叔雖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得到了心理的滿足。　

　世界銀行的一位學者卡拉•霍夫兩年前到印度農村做了一個實驗。她從六個村子隨機挑選了一批十二三歲的孩子，然後每個村抽一名孩子，組成許多六人的小組，讓他們按組參加一個數學小測驗。她把這些小組分成兩類，一類要求孩子當著他人的麵說出自己的種姓，另一類則不要求。測試結果是驚人的：第一類小組的表列種姓(印度政府規定的低種姓)出身的孩子比第二類小組的表列種姓出身的孩子平均得分要低18％；也就是說，僅僅是說出自己的低種姓身份就足以打擊一個孩子的自信心。

　　高、低種姓的衝突在農村地區普遍存在，2006年10月發生在馬哈拉什塔邦的一次事件甚至引起了整個馬邦的賤民騷亂。事件的起因是一個村子要修一條路，需要一戶賤民家庭搬家，但這戶人家就是不搬。村裏的高種姓就策劃了一場陰謀，指使流氓強奸了這戶人家的所有女性成員，並把全家燒死在家裏。事發之後，馬邦政府反應遲鈍，致使種姓矛盾激化。11月28日，孟買發生賤民領袖安倍卡塑像的頭被砍下的事件，終於導致11月底爆發波及馬邦大部分地區的賤民騷亂。此時我們正在馬邦首府孟買訪問。當地學者告訴我們，此次賤民騷亂不同尋常，一切都是有預謀、有計劃的。比如，孟買郊外一列火車被燒毀，但旅客被事先趕下了火車；整個騷亂過程沒有人員傷亡。一切跡象表明，賤民們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將在馬邦展開。

　　自1979年之後，盡管印度政治日益平民化和地方化，但有組織的賤民政治參與仍然有限。當年安倍卡博士對印度教深感失望，帶領一批賤民皈依了佛教，希望在佛教中找到平等待遇。半個世紀以來，許多賤民脫離印度教，或改信佛教，或改信伊斯蘭教，但他們的地位並沒有顯著好轉。印度的獨立是通過和平手段實現的，而且在獨立過程中擔當重任的也是高種姓知識分子，社會革命因此被跳過。　　印度民主繼承了所有的舊製度，包括種姓製度。一些學者天真地認為，自由民主可以消弭種姓製度；另一些人則認為，全球化和經濟增長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但是，更嚴肅的印度學者具有更清醒的頭腦。他們認識到，印度民主不可能自動消解種姓製度。印度沒有發生過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而民主又把這樣的革命排除在社會選擇之外。全球化和城市化雖然可以消解種姓製度，但是，印度龐大的農村人口將使種姓製度長期存在下去，並可能遲滯印度的經濟發展。賤民有組織的政治參與，是徹底打破種姓製度的重要一步。

　　印度民主是一種移植製度。1979年之前它實際上是一種寡頭製度，1979年之後才開始大規模地向普通民眾開放。這樣，印度民主必須要經曆一場“亂”的過程，今天它仍然是在“亂”的過程中。按照印度著名漢學家莫漢帝教授的說法，印度民主是“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　

　既然是革命，“亂”就是有道理的，但危險是社會永遠處在“亂”之中，無法達到“治”的地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對中國的民主化前景是有信心的。中國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亂”，而後達到“治”；中國是始於“製”，而後過渡到“治”。“亂”的好處是民眾從開始就享受形式自由，壞處是民眾可能失去實質自由；“製”的好處是在轉型期間維持了秩序，壞處是民眾要忍耐某些自由的缺乏。哪種路徑更好？中、印的對比可能不能說明問題，因為曆史決定了中、印不可能采用對方的路徑。但是，這不等於說中、印之間就不能相互借鑒。當前的問題是，中、印兩國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印度民主是民主的常態。對於印度人來說，既然是常態，也就沒有必要向中國借鑒什麽了；對中國人來說，既然常態的民主會像印度民主表現得那樣“糟”，中國也就無需向印度借鑒什麽了。但是，我更願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兩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標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實質自由的民主製度。在這個意義上，中、印都在經曆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 這個非政府組織叫“人民運動”。印度有許多叫人民運動的非政府組織，我們訪問的是其中一個較小的。我們中、印一行學者共十幾個人，先是坐地鐵，然後坐摩的，又花了很長時間在人、車、牛混雜的街道尋找，傍晚時分才找到它的辦公室。辦公室很小，分成裏外兩間，布置得和普通人家一樣整潔。我們和人民運動的四五名積極分子座談。他們都說不好英語，我們必須借助印度學者的翻譯和他們交流。

　　人民運動的創辦者阿文德•柯內瓦爾(Arvind　Kejriwal)是一位看上去略有文化的精幹年輕人，其他到會的人更年輕，其中一位是一個看上去隻有十七八歲的姑娘。　

　人民運動創辦的起因是這一地區的許多窮人買不到政府的低價糧食。為了解決極端貧困者的食物供應問題，印度政府每年補貼十幾億美元，給他們發放食物券，憑食物券提供低價糧食。低價糧不是政府直接發給貧困者的，而是先發給社區的商店，貧困者拿著食物券到商店購買。這就給了商店老板們可乘之機。當窮人來購買低價糧的時候，他們要麽說窮人沒有在政府資助的名單上，要麽說政府沒有下撥低價糧。多數窮人聽店老板這麽一說，都自認倒黴，隻好付市場價格買回糧食，店老板因此掙得可觀的贏餘。

　　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印度窮人這樣逆來順受的態度簡直不可思議，換了在中國，至少一部分人會鬧到政府去找個說法的。印度學者告訴我們，對於這些窮人來說，受苦受難是他們自認的命運，政府的救助是對他們的恩惠；恩人不施恩了，也是正常的事情。　　人民運動的幾位積極分子決心為窮人討回公道。他們所使用的武器是新近通過的信息法。這個法規定，任何人都有權查閱政府的所有不涉及國家機密的記錄。利用這個法，他們到區政府查到社區裏所有注冊領取食物補貼者的名單，然後拿著名單到商店去對質。這讓商店對他們恨之入骨，店老板們聯合起來反對他們。有一次，他們抓住了阿文德，把他痛打一頓。他奪路逃進警察局，店主還在門外大喊，要警察把他交出來燒死。那位小姑娘也曾經被人從後麵勒過脖子，差點兒喪命。最後，是媒體幫助人民運動取得了勝利。通過報紙和電視的宣傳，德裏地區的民眾給了人民運動極大的支持，店主們終於答應他們的要求，開始賣給窮人足額的低價糧食。

　　人民運動是一個地道的草根組織。像這樣的組織，印度非常多，它們發揮著國家無法替代的作用。這正是印度給中國的一大啟示。我們曾經有過發達的民間社會組織，在農村是家族，在城市是街坊和同業公會。計劃經濟時代把這些中間組織剪除了，把全社會直接納入到國家的管轄之下，社會因此失去了很多生機。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和經濟增長，整個社會開始休養生息，一些自發的民間組織開始重建或新生。但是，相比於印度，我們的民間社會仍然不夠深厚。印度深厚的市民社會得益於民主所給予的寬鬆環境。既然我們和印度一樣，也在經曆一場民主化的革命，我們就沒有理由不從現在開始市民社會的建設。(全文轉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