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鄭和遠航在中非關係史上的意義——１

論鄭和遠航在中非關係史上的意義 [ 2005-06-08 10:44 ] 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 李安山 人類曆史受著可知和不可知的因素影響，循著自覺和不自覺的軌跡發展。中國航海活動雖有興衰，但鄭和在航海史上的建樹則為世人所公認。憑借著當時已經掌握的堅船、火藥、指南針和積累了一千多年的航海技術，中國在印度洋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這種地位和影響卻以鄭和這個名字體現出來。我們可以不讚成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關於“近代以前的中國支配地位”的提法，[i] 也可以不認同孟席斯關於“鄭和創環球航海先河”的觀點。[ii] 然而，有一點卻不可否認：鄭和遠航將源遠流長的中非關係推至一個新的巔峰。 鄭和遠航以前的中非交往 中國與非洲的交往源遠流長。[iii] 中非關係始於何時，目前大致有三種說法：先秦說；[iv] 漢代以前說；[v] 漢代說。[vi] 已有的考古發現表明，在漢代以前，中國與非洲至少在間接貿易方麵已有往來。1993年，奧地利科學家在研究埃及第21王朝（公元前1070-945年）的一具女屍的頭發時發現蠶絲纖維，當時隻有中國能生產絲綢。[vii] 1979年，在徐州賈旺發現的東漢畫像石上繪有多隻麒麟，其中至少三隻具有非洲長頸鹿的典型特征。[viii] 可以肯定的是，雖然在唐以前尚無直接的史料記載，但中國與非洲的民間交往早於官方交往，間接交往早於直接交往則是不言而喻的。 唐代的杜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遠征，不幸於天寶十年（751年）在怛邏斯戰役中被大食人所俘，十餘年後回國著《經行記》。[ix]其中包括“摩鄰國”一節。此節記載了摩鄰人的膚色（其人黑）和習俗（其俗獷，七日一假）、其食物特產（馬食幹魚，人食鶻莽，少米麥，無草木）和法律宗教（大食法，大秦法，尋尋法、不拜國王父母、祀天）。目前對“摩鄰”有如下9種解釋： 1) 毛裏塔尼亞或利比亞；[x] 2) 摩洛哥；[xi] 3) 馬格裏布一帶；[xii] 4) 在濱臨紅海的埃及海岸；[xiii] 5) 肯尼亞的馬林迪；[xiv] 6) 肯尼亞的曼迪；[xv] 7) 蘇丹的麥羅埃；[xvi] 8) 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xvii] 9) 蘇丹。[xviii] 最後一種觀點出現最晚，是2001年由一位外國學者提出。雖然學者對“摩鄰國”究屬何處尚無定論，但對此國地處非洲則意見一致。 唐朝另一位學者賈耽（730-805年）所著《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提到 “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皆緣海東岸行。至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此外的“三蘭國”也在中國學者中引起了爭論。三蘭到底是在何地？有學者認為是“錫蘭”，或“亞丁”。張星烺認為，從航海日程和航線距離看，“三蘭國必在更南東非洲沿岸，已無可疑。”[xix] 至於具體的地點，尚有以下幾種觀點。 1) 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或沿海地區；[xx] 2) 索馬裏北部的澤拉港；[xxi] 3) 坦噶尼喀至莫桑比克的黑人居住區；[xxii] 4) 桑給巴爾。[xxiii] 此外，唐朝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中多處提及非洲地名，並對撥拔力（即索馬裏的柏培拉）等地的民俗民風有所記載。 更有甚者，在中國和非洲的考古發掘提供了雙方貿易交往的證據。首先是中國瓷器的發現。位於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的約二萬件中國瓷片中，即有唐代瓷片若幹。此外，在蘇丹、肯尼亞和科摩羅也發現了唐代的瓷片。[xxiv] 其次，是唐朝錢幣的發現。根據報道，在非洲發現唐錢若幹枚。其中四枚出土於桑給巴爾島的卡珍格瓦，還有一枚出土於索馬裏的摩加迪沙。此外還有關於出土唐錢的各種未經證實的報道。[xxv] 再次，中國的唐代出土文物和藝術品中已有關於非洲的資料。在西安出土的裴娘子墓中發現了一個黑人陶俑。俑高15厘米，全身膚色墨黑，頭發卷曲，鼻梁不高，鼻翼較寬，嘴唇較厚，是典型的非洲黑人形象。[xxvi] 在閻立本的“職貢圖”和周昉的“蠻夷執貢圖”和唐朝的敦煌壁畫中，均可發現黑人形象。黑人奴婢在中國典籍如《舊唐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中的出現也說明中非交往的加深。著名阿拉伯學者和旅行家艾布·哈桑·阿裏·馬蘇第在他的《黃金草原》中曾記錄了當時桑給巴爾的非洲人如何捕捉大象，將象牙銷往阿曼，再從阿曼銷往中國和印度的情況。[xxvii] 據此可以認為，唐代已有中國人到過非洲；雙方的貿易（可能主要以間接貿易為主）也在進行。由於在非洲大陸除瓷器外未發現其他中國商品，將這些瓷器作為間接貿易的憑證為宜。埃及似乎成為中非交往的中途站，這與它的地位位置是分不開的。中間商人由誰來擔任呢？阿拉伯人早已利用季風和紅海航道與東非海岸進行貿易，又通過陸路和海路與中國進行直接貿易，加之其所處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嫻熟的航海技術、豐富的貿易經驗、傳統的商業信譽，因此他們最具備中間商人的資格。他們將中國的貨物運往非洲，以換取各種當地的土特產；同時，在與中國進行貿易時將非洲人（可能是作為仆人）帶到中國。 宋元時期的中非交往進一步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中國典籍中關於非洲情況的記載大大增加。宋人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蕃誌》和元人汪大淵的《島夷誌略》等書上已出現大量的非洲地名，如勿斯離、木蘭皮、昆侖層期、默伽獵、弼琶羅、中理、遏根陀層拔、陁盤地、加將門裏、層搖羅等。[xxviii] 對這些地區的描述中不僅有人、物，還有風俗習慣、社會結構和政治製度等。《嶺外代答》卷三中對“昆侖層期國”的人土風情描寫中提到了當地的奴隸製；《諸蕃誌》上提到的非洲動物有大象、犀牛、非洲舵鳥、長頸鹿、斑馬等。元人汪大淵與前倆人不同，他的《島夷誌略》是自己兩次航海遠遊的所見所聞，因此記錄更為詳盡。《島夷誌略》首次提到“加將門裏”（即今莫桑比克的克裏馬內），他有可能是抵達莫桑比克的第一個中國人。 第二，隨著商路的開拓，雙方的貿易進一步拓展。《諸蕃誌》列有一張外國物產清單，共47種，其中非洲所產的有22種。雙方貿易交往的發展還可以從在非洲各地發掘的大量古瓷中體現出來。目前已發現宋元古瓷的非洲國家有埃及、蘇丹、摩洛哥、埃塞俄比亞、索馬裏、肯尼亞、坦桑尼亞、津巴布韋、馬達加斯加等。[xxix] 英國人和德國人先後於1888年和1898年在桑給巴爾和索馬裏發現宋代銅錢，最大的發現在1945年在桑給巴爾發現的176枚銅錢，其中160餘枚為宋代銅錢。後來，又在坦桑尼亞發現了從北宋到明初的銅錢。[xxx] 更重要的是，民間訪問和官方交往已有明確記載。汪大淵的《島夷誌略》記載了自己遊曆海外各國的親身經曆。北非的世界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曾於1346年訪問過中國，除在京城遊曆外，他還到了泉州和廣州等地，並在口述的遊記中記錄了中國的法律製度、政治製度、民俗民風、建築風格、地方物產、交通航運、經濟生活、貨幣製度，特別對京城的城市格局和宮廷內部爭鬥的描述更為詳細。[xxxi] 此書無疑為當時的阿拉伯非洲提供了關於中國的較為可靠的資料，同時對後來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宋元時期，中國與非洲一些國家還互派使節，建立外交關係。[xxxii]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學者朱思本曾繪製了當時世界上最為精確的非洲地圖。畫中已出現南部非洲，其中一端直指南方。可惜朱思本繪製的這幅地圖已佚，隻能在明代羅洪先增補的《廣輿圖》中見到。然而，與朱思本同時代的地理學家李澤民繪製的《聲教廣被圖》也畫出了非洲和歐洲。[xxxiii] Page: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