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國

文章來源: 茶葉 於 2006-03-08 07:36:57 中山國 第一節 春秋時期的鮮虞中山 一、鮮虞的族姓 名稱緣起 鮮虞一名最早出現於《國語》一書。《國語》卷16《鄭語·史伯為桓公論興衰》有鄭桓公與周太史史伯的對話，稱：“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餘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後略）。”[1]桓公即鄭國始封之君，史伯為周太史。據韋昭注稱，鄭桓公始任司徒的時間是周幽王八年，相當於公元前774年。則鮮虞一名至遲在周幽王八年已經出現。此年之後，鮮虞再次出現於有紀年的史籍是《左傳》，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條稱：“晉伐鮮虞”。這裏出現的鮮虞就是本章的研究對象，它上距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已經240多年，除了名稱相同之外，它與周幽王八年的鮮虞具有怎樣的聯係，完全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鮮虞見於史籍最早的時間就是公元前774年，這時的鮮虞已經成為周王室北部諸封國和諸部族的一個，至少在周幽王八年已經登上了當時的社會政治舞台。 族姓族源 關於鮮虞的族姓，古人就有爭議，基本上有三種觀點：一是姬姓說。《世本》認為：“鮮虞，姬姓，白狄也”。韋昭在《國語·鄭語》注中說：“鮮虞，姬姓在狄者也”。杜預《春秋釋例》也認為鮮虞為姬姓。二是子姓說。《後漢書》卷41《第五倫傳》李賢注引東漢應劭《風俗通義·姓氏篇》稱“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後來注家或認為“朝鮮”為“鮮於”的誤文，或認為是武王封箕子朝鮮，其子食采於，因合稱鮮於。是則應劭認為鮮虞（鮮於）為子姓。1977年天津武清出土的東漢《鮮於璜碑》亦說鮮虞為殷“箕子之苗裔”。司馬彪《續漢書·郡國誌》中山國新市條：“有鮮虞亭，故國，子姓”。三是?姓說。王符《潛夫論·誌氏姓》稱：“?姓，白狄”。因為多認為鮮虞是白狄的一支，故有人認為鮮虞是?姓。 以上三種觀點，近代以來的學者多采用姬姓說。但也有持不同看法的，段連勤《北狄族與中山國》認為鮮虞是?姓，[2]張崗、謝誌誠《鮮虞中山族姓問題探索》和呂蘇生《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認為鮮虞是子姓，[3]《鮮於璜碑》與應劭之說相合，司馬彪《續漢書·郡國誌》所說鮮虞為子姓是正史中最明確的記載。目前看來子姓說的理由較為充足，當然這一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它的最終解決隻能寄希望於以後考古材料的新發現。 與族姓問題相聯係，有關鮮虞族屬的見解也不盡相同，多數意見承襲《世本》所謂“鮮虞，姬姓，白狄也”和杜預《左傳集解》昭公十二年注“鮮虞，白狄別種”的觀點，認為鮮虞屬於白狄，是北狄族的一支。[4]呂蘇生認為鮮虞屬於狄族並無疑義，屬於白狄或白狄別種則無稽可查。[5]李玉瑞《鮮虞人來自何方》、《再談鮮虞人來自何方》兩文認為：1974 年平山訪駕莊發現的早於戰國的墓葬群，在葬俗方麵與山戎墓葬相同，鮮虞來源與白狄無關，族屬應是山戎人的一支，而不是白狄。鮮虞來源與戰國中山來源有別。[6] 初居地和遷徙 關於鮮虞最初的活動地，學術界有不同的的看法，持鮮虞白狄說的學者主張白狄最初分布於今西河（今陝西、山西中部黃河沿岸地區）一帶，以後隨著秦、晉兩國的崛起和擴張。白狄受到壓迫，隻好向東遷徙，經晉北出太行山東遷河北滹沱河流域一帶。認為《春秋》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所載：“白狄始來”，是先秦典籍中關於白狄東出太行山的最早記載，[7]張崗、謝誌誠和呂蘇生反對白狄曾經東遷說。他們認為：從先秦史籍看， 白狄自入春秋，一直活動在西河一帶，從公元前652年到公元前579年，在前後將近八十年之中，白狄同晉、同秦，或合或離，多次用兵，始終沒有離開西方，以後，《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晉、楚及其他十餘國在宋都舉行了弭兵會，會議作出了“晉、楚之從交相見”的決議。第二年，《左傳》遂有“白狄朝於晉，宋之盟故也”的記載。表明此時的白狄仍然賓服於晉，承認晉的霸權地位，看不出白狄東遷的跡象。 他們還認為：《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所記白狄朝於晉是該書最後一次述及白狄，從此年起，到《左傳》昭公十二年（前530年）“晉伐鮮虞”，鮮虞之名首見於《左傳》，其間相隔十五年，如果白狄確屬東遷取代鮮虞，隻能發生在這十五年中。可是，有關這段曆史古籍，從未見有白狄東遷的記載。從當時的形勢看，這十五年間正值弭兵大會剛剛召開之後，綿延數十年的晉、楚爭兵宣告結束，其他各國之間雖說兵未盡弭，而中原無大征伐也是事實。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說：“及春秋中葉，赤狄諸國皆滅於晉，河南山北諸戎亦多為晉役屬，白狄僻在西方，不與中國通，故戎狄之稱泯焉。”[8]說明白狄不曾遷移，始終活動在西方。進人戰國以後，戎狄之名號逐漸被胡、匈奴之名號所替代，晉時“故西河郡地有白部胡”，[9]隋唐時這裏有步落稽胡，都是白狄的後裔。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誌》上說：“隋圖經雲：義川本春秋時白翟地。今其俗雲：丹州白室，胡頭漢舌，其狀似胡，其言習中夏。白室即翟語訛耳。近代號為步落稽胡，自言白翟後也。”也說明白狄不曾東遷。 鮮虞的最初活動地當在五台山一帶，《山海經·北山經》裏說：“石山……鮮虞之水出焉，而南注於滹沱。”“於”為“虞”的同音假借。據譚其驤先生考證，鮮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於滹沱河之清水河。[10]估計這一帶就是鮮虞最初的發祥地。 鮮虞何時穿過太行山孔道循滹沱河東遷至河北石家莊地區，史所不詳。前麵已經提到，鮮虞之名出現於史籍的時間是西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但此後240多年的時間不見鮮虞的有關記載，直到春秋時期的東周景王十五年（530年）才重新出現於史籍。從《左傳》等早期史籍看，春秋時期鮮虞活動的地區主要在今石家莊地區一帶，又據《國語》所謂周王室“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一語，可知至少西周晚期鮮虞已經遷徙到今石家莊一帶的滹沱河流域。這一帶的考古遺跡和出土文物具有這樣一個特點，殷商文化分布密集，遺址多達近30處之多，例如正定新城鋪有麵積相當大的商代遺址，出有成組銅器和玉器；槁城台西遺址，更是商代方國的都邑所在。而西周文化遺跡較少。這既說明了鮮虞作為殷商後裔子姓部族的性質，同時又說明鮮虞遷徙這一帶的時間有可能更早。 鮮虞遷至滹沱河流域的最初落腳點可能是今正定縣東北的新城鋪。清初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真定府》中說，真定府西北四十裏有新市城，“其地有鮮虞亭”。顧氏所說的新市城，是西漢新市縣的治所，當今正定縣東北的新城鋪。這裏當為鮮虞人東遷河北的第一個居住地，也是鮮虞最早的都城。 二、鮮虞中山部落聯盟及其瓦解 部落聯盟的組成 春秋後期，鮮虞已不是作為單個部族活動於當時的政治舞台，而是與鄰近的部族肥國和鼓國組成了部落聯盟。《春秋》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記載：“晉伐鮮虞。”《左傳》同年條記載這次晉軍的具體行動則是：“夏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皋歸。”《春秋》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又記載：“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左傳》同年條記載晉軍的具體行動則是詳述晉軍滅亡鼓國的經過。由此可見，《春秋》所謂的鮮虞，是將肥國、鼓國包括在內的。把鮮虞、肥國和鼓國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因此認為肥國和鼓國都是鮮虞的屬國。[11]鮮虞的都城在今正定東北的新城鋪，肥國的都城在昔陽（今槁城西南），鼓國的都城在鼓聚（今河北晉州西），三國族姓相同，相鄰而居，都在滹沱河流域，都處在相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具有從屬關係，說明他們當時組成了以鮮虞人為主的部落聯盟， 聯盟初遭肢解 鮮虞中山及其部落聯盟在太行山東的興起，構成了晉國東向擴張的障礙。當時晉國已崛起為中原大國，中原大國又召開了“弭兵”會議，晉乘大國爭霸平息之機，開始北向和東向擴張，翦滅周邊戎狄，先是北伐山戎無終，繼而又伐太原群狄，然後東出太行，向鮮虞部族聯盟諸國展開攻伐。最先遭到晉國攻伐的是肥國。公元前530年，晉軍統帥荀詐稱與齊國會盟，向鮮虞“假道”通過，順利進入了昔陽。兩月後，一舉滅掉了肥國，肥君綿皋成為晉軍的俘虜。鮮虞中山部落聯盟被打開了一個致命的缺口，從此走上了下坡路。 中人之戰 晉滅肥國，是晉對鮮虞戰爭的第一步。據《春秋》和《左傳》的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條，在滅肥之後的兩個月，晉軍就向鮮虞發動了進攻，所謂“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這次戰爭的詳細情況，史籍沒有記載，但可以視為鮮虞與晉國大規模衝突的前哨戰。次年，晉軍接著向鮮虞發動進攻，導致了雙方的中人之戰。《左傳》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條稱：“鮮虞聞晉軍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衛競，大獲而歸”。所謂“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杜預《春秋左傳集解》解釋道：“五年《傳》曰遣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所謂中人，鮮虞屬邑，在今唐縣西北。所謂“驅衛競”，是“驅衝車與狄爭逐”。[12]說明這次戰爭中，晉軍進行了認真的準備，至少投入了四千輛戰車。在戰鬥中，戰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鮮虞因麻痹大意，疏於防備而遭致慘敗。 聯盟的瓦解 公元前527年，晉國再次發動針對鮮虞中山部落聯盟的戰爭，開始進攻鼓國。對這次戰爭的情況，第二章第四節的“鼓國”部分已經詳述，這裏隻作簡單交待。戰爭分為兩次：第一次戰爭是於公元前527年包圍鼓國三月，迫使鼓國投降，俘獲鼓國之君鳶?而歸。這次滅亡鼓國，晉國的目的是孤立鮮虞，扶植反對鮮虞的傀儡政權，所以滅鼓不久就放歸鳶?回國，重新擔任了鼓國之君。但鳶?不願意俯首聽命，又率鼓人叛晉，複附鮮虞。公元前520年，晉國急遣荀吳率軍再伐鼓國，俘獲鳶?及其親從，鼓國最後滅亡。肥國、鼓國的相繼滅亡，終於導致了鮮虞部落聯盟的瓦解。 三、鮮虞中山的消亡 肥、鼓的滅亡，導致了鮮虞中山部落聯盟的瓦解，這樣，孤立處於冀地的鮮虞中山，自然就成了晉國東向征伐的主要目標，加之中山的內困和介入晉卿的內爭，鮮虞中山在晉軍的屢屢征伐下最終走上了衰亡之路。 平中之役與晉圍鮮虞 公元前529 年中人之戰後，晉國因忙於參與平定周王室之亂和對付楚國，停止了對鮮虞的攻伐，雙方息戰20餘年之久。公元前507年，晉與齊、宋、衛等國在召陵會盟，圖謀伐楚，鮮虞乘晉軍南調、晉用事大臣赴會之機，舉兵反晉。史稱：“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13]平中為晉邑，地望不詳，或認為與中人城相近。觀虎為晉軍將領，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推測他的被俘是“由於恃一人之勇故”。 平中之戰雖以鮮虞的暫時勝利而告終，但很快就招致了晉國的報複。晉國於是退出召陵會盟，轉而展開了向鮮虞的攻伐。據《春秋》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條，“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左傳》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條：“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公元前506年晉、衛聯軍“伐鮮虞”應是戰爭的第一階段；公元前505年晉軍“圍鮮虞”應是戰爭的第二階段。這場戰爭至少持續了兩年。盡管史書記載過簡，不知戰役的具體情況，但從晉、衛聯軍的陣勢和史書記述的口氣，鮮虞的失敗應在情理之中，很有可能是以城下之盟而告終的。 中山國號的出現 平中之戰的次年，《左傳》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有這樣一段話：“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範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症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這是中山做為國號首次出現於《左傳》一書，杜預《春秋左傳集解》認為：“中山，鮮虞”。多數學者同意這個解釋，認定這個中山就是鮮虞的同義語。但也有學者認為“鮮虞自是鮮虞，中山自是中山”，認為這個中山與鮮虞無關，是與鮮虞並立的中山國，亦即後來戰國時期的中山國。何直剛《中山國史雜考》、《鮮虞非中山辨》和田衛平《中山曆央與文化：概貌、性質、地位》就持這種觀點。[14]由於史料的簡略，鮮虞與中山的關係確實有含混的一麵，需要進一步澄清，但何文與田文提出問題的證據仍嫌不足。在這個問題取得共識之前，本書暫將此處出現的中山作為鮮虞的國號來理解。 中山介入晉卿內爭 春秋末期，晉國六家權臣——趙氏、範氏、智氏、荀氏（即中行氏）韓氏、魏氏之間的矛盾加劇，其中尤以智、韓、趙、魏四家同範氏、荀氏間的矛盾衝突最為劇烈。鮮虞中山介入了晉卿內爭，加入到齊、魯、衛聯盟，支持範氏和荀氏。公元前494年，晉定公和智、韓、趙、魏聯軍消滅了山西的範氏、荀氏勢力之後，隨即又東逾太行，將逃往朝歌（今河南淇縣）和邯鄲的範氏、荀氏包圍。齊、衛兩國為解救範氏、荀氏，一麵出兵救邯鄲，一麵籲請中山國援助。範、中行氏本是鮮虞的死敵，但鮮虞為了達到削弱晉國的目的，遂答應出兵，隨齊、衛出兵南下，“伐晉，取棘蒲”，[15]棘蒲（今趙縣）從此納入鮮虞版圖。公元前492年，朝歌被趙簡子所率晉軍攻破，範氏、荀氏出逃邯鄲。齊、衛再次向中山求援，以解邯鄲範氏、荀氏之危。第二年邯鄲降晉，範氏、荀氏在中山的接應下進入柏人（今隆堯縣西）。公元前490年，柏人城被趙簡子攻陷，範氏、荀氏又出奔至齊國。[16] 趙鞅伐鮮虞與智瑤滅仇由 鮮虞中山國介入晉國內亂，兩次受齊、衛之請，出兵援助範、荀氏，攻陷晉地棘蒲，這就和晉卿趙氏、智氏發生了直接的衝突。趙氏占據邯鄲和柏人城後，地緣的接近，更使鮮虞中山與趙氏、智氏的矛盾趨於激化。為了報複鮮虞中山黨從範氏、荀氏，公元前489年，晉趙鞅率師伐鮮虞，晉卿智氏也發兵滅仇由氏。 趙鞅伐鮮虞的詳情不知，智氏滅仇由的情況見於諸子書，其中以《呂氏春秋·權勳》所載較詳，稱：“中山之國有a（上下結構，上為“九”，下為“私”字的右半）繇者，智伯（即智氏）欲伐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a繇之君將斬岸堙溪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智伯之為人貪而無信，必欲伐我而無道也，故為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君，君斬岸堙溪以迎鍾，師必隨之’。弗聽。赤章蔓枝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a繇亡”。a繇，或作仇徭、仇首、仇猶等，亦即仇由。仇由氏，高誘《戰國策注》稱為“狄國也”，根據“中山之國有夙繇者”，知為鮮虞中山的屬國，其居地在今山西盂縣東北。[17]仇由為智氏所滅，表明鮮虞中山的實力受到很大削弱。 中山喪失窮魚之丘 智氏不僅滅中山的屬國仇由，還一度發兵攻伐中山的本土，中山因此喪失窮魚之丘。《水經注》卷12《巨馬水》引《竹書紀年》稱：“苟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苟瑤，亦稱智瑤，即智伯。智伯伐中山的時間，《今本竹書紀年》係於周貞定王十二年（公元前457年），朱右曾《汲塚紀年存真》係於晉出公十六年（公元前459年）至十九年（公元前456年）之間。窮魚之丘的地望，《水經注》認為淶水所經之射魚城即窮魚之丘，射魚城在今淶水縣西。楊守敬《水經注疏》據《太平寰宇記》所稱易縣有魚山，認為易縣魚山較之於淶水射魚城距離中山為近，傾向於認為易縣魚山為窮魚之丘。若據朱右曾和楊守敬所見，智伯伐中山的時間在公元前459年至公元前456年之間，攻取的窮魚之丘在今易縣境內。[18] 左人，中人之敗 從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太原起，至公元前489年趙鞅伐鮮虞以報範氏之亂，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晉和鮮虞交兵不息，尤其是中山介入晉國內爭之後，連遭晉國的報複性征伐，引發了國內的社會危機。西漢劉向所撰《說苑·辨物》曾記有翟封荼（狄族人）向趙簡子介紹當時鮮虞中山國的情況，稱：“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這種國弱民散，政風敗壞，政治黑暗，官吏結黨的國情民風，大大地削弱了中山的國力，也招致了更為嚴重的外患。維趙鞅之後，趙襄子又派遣新稚穆子征伐中山，《國語》卷15《晉語九·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記此事說：“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趙襄子是趙簡子趙鞅之子，據《史記》卷15《六國年表》，在位時間自公元前457年至425年，《國語》將此條置於趙襄子即位至之後和韓、趙、魏三家滅智氏之前，即公元前457年到453年之間。可知趙襄子這次伐狄應在公元前457年到453年之間。所謂“伐狄”實即討伐中山。 中人、左人均在今唐縣西北境，都是中山國屬邑，如《史記正義》引《括地誌》稱中人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裏，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19]因西晉張曜《中山記》說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所以後世學者或認為中人城即中山國之都。加之此後至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的三四十年間，先秦文獻不見有關鮮虞中山的記載，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此役導致了中山國的一次滅亡。[20]但也有的學者認為《國語》所記趙襄子伐狄僅言“勝左人、中人”而未言滅，“是中山失此二邑，其國猶亡也”。[21]不同意中山亡國的觀點。 這次左人，中人之敗是否導致了中山國的滅亡可以不論，而鮮虞中山國遭到了空前的打擊應無疑問。這大概就是先秦文獻中找不到這一時期有關鮮虞中山國記載的原因。[22] 關於楚亡中山 《戰國策·中山策·中山君饗都士》有雲：“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其後者……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吾以一杯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對於這段話，有的學者則理解為中山國一度為楚國所亡，如劉來成、李曉東《試談戰國時期中山國曆史上的幾個問題》、[23]、程如峰《從山字鏡談楚伐中山》等即持類似的看法。[24]天平、王晉《試論楚伐中山與司馬子期》將上述引文與《戰國策·趙策一·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上書中“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一語聯係起來考慮，認為楚亡中山實有其事，楚王即楚昭王，在位年代為公元前515一公元前489年；司馬於期即公子結，楚昭王兄，楚伐中山前後曆時30餘年，滅亡中山的時間約在公元前491年前後。並認為此後還有一個楚封中山，35年後晉國智瑤所攻伐的中山，是楚中山而非晉盟成員的中山。[25]但對《戰國策·中山策·中山君饗都士》的引文有不同的理解，呂蘇生《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認為這裏的“中山君亡”是中山君出走；（見該書第13頁－15頁。）段連勤《北狄族與中山國》認為“司馬子期說楚王伐中山”，應是“司馬子期說楚王使晉伐中山”。[26]若僅就引文本身而言，“中山君亡”的“亡”字確是出走。逃亡的意思。總之，“楚亡中山”仍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故置於此節之末，以待後考。 第二節 戰國初年的中山國 一、中山國君世係及武公即位 世係的確立 過去對中山國君的世係情況一無所知道，1974年平山的中山王?墓發掘之後，出土了三件帶有銘文的銅器，被稱為“中山三器”。其中的銅鼎刻有銘文77行，469字；方壺的四麵刻有銘文共40行，計446字；圓壺刻有銘文59行，177字。三者相加，共計1091宇。[27]在方壺的銘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純德遺訓，以施及子孫，用惟朕所仿。”在圓壺得的銘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胤嗣??敢明揚告”。學者們經過研究，認定方壺銘文中的文、武、桓、成是作器者的祖先諡號，亦即中山王?之前中山國君的諡號。圓壺銘文中的??是墓主中山王?的繼任者。這樣，除文公以前的正式國君不見文獻和銘文記載外。文、武、桓、成加上中山王?和繼任者??以及此後被趙武靈王滅掉的末代中山國王勝。就構成了戰國中山國完整的君王世係，即文公——武公——桓公——成王——王?——??——勝。失傳了幾千年的中山王世係有幸通過“中山三器”得以保存和複原，實為學術界的幸事。[28] 對中山國君的世係與年代的對應關係，學術界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據段連勤《北狄族與中山國》第111－123頁的研究：第一世文公，約終於公元前414年；第二世武公，初立於趙獻侯十年（公元前414年），其滅年為公元前407年，是亡於魏國的中山之君；第三世桓公，為“中山複國”之君，其在位年代約為公元前406年至前353年；第四世成王，其在位年代約為公元前353年至前328年；王?在位年代約在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308年；??在位年代約在公元前307年至前296年；勝是亡國之君，被趙國滅於公元前296年，大概隻有幾個月。以上中山王的在位時間，中山王?的爭議最大，如尚誌儒《試論中山三器的鑄造年代及中山王?在位時間———兼與段連勤同誌商榷》提出不同看法。[29]認為公元前322年?即位，前309年?去世；孫雅雛《中山王?鼎、壺的年代史實及其意義》認為中山王?於公元前327年或326年即位。[30] 文公事跡 文公之名隻見於中山銅器銘文，史籍無載。關於其事跡，《戰國策·中山策·魏文侯欲殘中山》有這樣一段話，稱：“魏文侯欲殘中山，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並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複立也’。”後人解釋這位公子傾是魏君之女。田衛平因而推測“中山複立”的國君就是中山文公，其妻是公子傾，時間約在魏文侯十五年（公元前432年）前後，認為中山文公是趙國控製下的傀儡，中山武公時期才擺脫趙國的控製。[31] 武公初立 《史記·趙世家》趙獻侯十年（公元前414年）稱：”中山武公初立”。這是趙襄子遣新稚穆子攻中人城之後有關中山國的第一條有係年的材料。由於這條材料記載很簡括，所以後世的學者對它的理解存有分歧。有的學者認為武公初立即中山國君始稱公，或說“初立”意昧著始建國，初次有了可計算的君統。[32]更有的據此認為中山世係出自姬周，其國為周天子所建，[33]關於中山武公“初立”的含義問題，實際上司馬遷說得相當明白，就是即位或初即位的意思。司馬遷在《史記》中述及周王室和各諸侯國世係繼承時，有的地方作“立”或“初立”，有的地方作“即位”或“初即位”。即使同一帝王或國君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用法，在一處作“立”或“初立”，他處又作“即位”或“初即位”，例如《史記》卷44《魏世家》魏武侯七年條稱“齊威王初立”，而卷46《田敬仲完世家》則記作“威王初即位”。 關於中山世係是否出自姬周，其國為周天子所建的問題，根據平山出士中山王?方壺銘：“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純德遺訓，以施及子孫，用惟朕所仿。”則王?以上世係尚有文、武、桓、成。可知中山武公為中山文公之後，根本與周無關。又，周王室之封邦建國見諸文獻，大抵在西周初期，且多伴隨武力征伐。西周後期“宣王中興”，曾新建韓、申等封國，也是隨北伐獫狁，南征淮夷取得勝利後才有的。進入春秋以後，王室衰微，大國爭霸，周王室漸漸成為一名存實亡的共主。至戰國時期要越國遠征滅中山而封其庶子，更不可能。[34] 所以，基於上述材料的理解而認為中山在武公時期亡而複興或認為此後中山是周王室姬姓封國的看法都是很難站得住腳的。”中山武公初立”這一材料的價值所在，主要是提供了中山君王世係中武公即位的具體年代。 武公立都於顧 《世本·居篇》稱：“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桓公所都靈壽城，經過本世紀70年代的考古發掘，已經證實位於今河北靈壽縣西北十公裏處的今平山縣三汲鄉一帶，然而關於中山武公立都的顧城所在，至少有四種觀點：一是今定州說。由於兩漢、魏、晉四個王朝所封的中山國均治於今定州市。因此長期以來認為顧城就是漢代的盧奴（今定州市），如東漢高誘就說“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35]這實際上是說中山早期的都城顧城在今定州市。二是今唐縣說。唐縣境內有有春秋鮮虞國的重要城邑中人、左人，因不少學者認為中山與鮮虞國一脈相承，故認為中人城即中山國都，西晉張曜《中山記》認為“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北魏酈道元亦以為武公時的中山當在中人城，稱“城內有小山，在城西側而銳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記》所雲望都縣有委粟關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謂之中山城”。[36]唐宋兩代的《括地誌》、《太平寰宇記》及以後的地理著作，大多沿襲這種觀點。這種觀點實即認為顧城在今唐縣境內。三是顧城即鼓城說。清入錢坫在《新jiao注地裏誌》靈壽條下雲：“《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顧即鼓也。”以後，王先謙在《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中重申此說，以為“顧，無考。顧、鼓一音之轉，或疑即鼓地，而後變文為顧也”。認為“顧”與“鼓”相同，顧城就是鼓城。四是今河南範縣說。顧頡剛《戰國中山國史劄記》一文認為“武公居顧，在今河南範縣東南五十裏”,[37]何直剛更進一步論證了這一觀點，以為 “顧應當是古代昆吾、韋、顧的顧，其地望在今河南範縣東南。這個地方，不僅《世本》明確說它是中山武公的居地；而且在它的附近直到北魏時期，還流傳著不少關於中山活動遺跡的傳說。”[38]這一觀點認為顧城在今河南範縣。 以上前兩種觀點是傳統的看法，後兩種觀點是近代以來的學者提出的新看法。近年，天平《對中山國都顧城的曆史考察》一文，[39]對以上四種觀點進行了清理，認為定州說、唐縣說、範縣說均不可信。該文對顧城即鼓城說進一步論證發揮，解決了關於鼓城地望認識上的混亂，認為鼓亦即《世本》中的顧，位於今河北槁城一帶。原本為春秋時鼓國都城所在，戰國中山武公“居顧”的顧城即在此地。據建國以後的文物普查證實、河北槁城一帶曾是早商統治的重要區域之一。這裏不僅在台西和王家莊、張名甫、南樂鄉、前西關、北龍宮等地發現有著名的商代遺址。而且還發現有春秋戰國時期的故城古城址、九門古城址遺址。故城古城址的詳細情況至今尚未公布，目前僅知其位於今槁城西 l0公裏處，遺址南北長450米，東西長約540米，總麵積約243000平方米。除發現部分仰韶文化遺物外，主要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遺物。這座古城的年代至少經曆了春秋戰國，也許沿用到西漢中期。這些古城遺址有可能與武公立都的顧城有關。 二、中山亡於魏 樂羊滅中山 公元前408年，中山遭到中原強國魏國的大舉進攻，中山在頑強抵抗三年之後，終因力不能支，於公元前406年被魏軍統帥樂羊所亡。史稱“魏滅中山”。 中山亡於魏的基本原因有兩個：一是內部的因素；二是外部的因素。內部的因素是中山人沉溺安樂，缺乏憂患意識。《呂氏春秋·先識》載有太史屠黍與周威公的對話，威公問哪國最先滅亡，屠黍回答說晉國。接著：“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不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固曰中山次之。’”屠黍就是根據民風淫逸安樂推斷中山必然滅亡的。外部的因素是此時恰當戰國初年魏國強盛之際。魏文侯在三家分晉之後，實行了一係列政治、經濟的改革，其中尤以李悝推行的變法取得的成效最大，魏國軍事、政治實力因而大增，成為當時的中原強國，隨著國力的增強，魏國開始稱霸中原，在先後擊敗齊楚並占領秦河西之地後，將進攻的矛頭對準了雖處於發展但實力相對較小的中山。眾寡懸殊、強弱分明，決定了中山必然滅亡的外部條件。 為了滅亡中山，魏國進行了一係列的積極準備。還在大規模用兵之前，魏文侯就同出身狄族的翟黃（一作翟璜）、翟角精心謀劃滅亡中山和治理中山方略，翟黃、翟角向魏文侯提出了以樂羊攻伐中山的建議，被采納。另外，魏國與中山並不毗連，進攻中山勢必要越趙用兵，為了獲得趙國的同意。魏國積極展開外交活動，向趙國假道通行，趙烈侯起初不同意。後經大臣趙利進言：“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40]趙烈侯同意了魏國的要求， 經過充分準備，魏國於公元前408年乘對秦河西之戰勝利的餘威，在趙國的支持和幫助下，揮師北上，發動了滅中山的戰爭，著名的將領吳起曾參加了這場戰爭，《韓非子·外儲說左》稱“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但這場戰爭的主要軍事統帥始終是樂羊。據《韓非子·說林上》和《戰國策·魏策·樂羊為魏將而伐中山》等書記載，當時樂羊的兒子正留居中山，中山武公聽說樂羊來伐，命烹其子以報複，並遣人送樂羊一杯肉羹，樂羊不為所動，於軍帳之下受而“啜之”。然後攻之愈急，“三年而拔之”，中山雖傾國迎戰，前後堅持了三年之久，但終因寡不敵眾，於公元前406年落人魏國之手。 魏治中山 魏滅中山以後，如何治理中山，魏文侯頗費心思。據《說苑·尊賢》和《韓詩外傳》，他曾一度入居中山，可見他非常注意治理中山的方略和措施。從有關史籍記載的材料看，魏文侯主要采取了以下幾個措施： 第一，先後將太子擊、少子摯封為中山君。據《說苑·奉使》，魏文侯滅中山後，先封太子擊為中山君，以趙倉唐為傅。三年中不讓太子擊返魏。後來趙倉唐向魏文侯進諫，魏文侯才改封少子摯為中山君，召太子擊返魏。[41]這說明魏滅原中山國以後，又建立了一個魏氏中山國。 第二，派李克（即李悝）治理中山，《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載翟璜之言稱：“（文侯）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說明李克主事中山主要出於翟璜的推薦。 第三，封將軍樂羊於中山故邑靈壽，負責軍事鎮守。《史記》卷80《樂毅列傳》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可見樂羊後半生的主要任務就是鎮守靈壽。 魏文侯上述的政治、軍事措施確立了魏氏對中山的統治，並維持了約30年的時間。其間，中原華夏文化進一步傳播於中山，使魏國的生產技術、經濟、政治、人文習俗等直接輸入到鮮虞中山，有利於民族融合，有利於促進中山華化。特別是著名的政治家李克治理中山，相信會有一些不同凡響的舉措和作為，《韓非子·難三》稱：“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穀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文中的李兌即李克。他批評中山地方官苦陘（今定州市南邢邑鎮）令征收賦稅過多，告誡人們要善於辨別言語的是非，“不度於義者”，不過是空談而已；沒有山林澤穀之利而加大賦稅的征收，是不符實際的征收。君子不聽信華而不實之言，不征收過多的賦稅。表明李克在中山采取了減輕民眾稅收負擔的財政政策和“不聽窕言，不受窕貨”的用人政策。這無疑有助於緩解魏國同中山人之間的矛盾，有助於中山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第三節 中山複國後的興亡 一、中山複國 《史記》卷80《樂毅列傳》說:“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複國，至趙武靈王時複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42]從這段記載看，公元前406年魏文侯滅中山，魏治中山不足30年，中山國又複興了。從中山王世係看，領導中山複國的應是桓公，從桓公、成王到王?三世，是中山複國後的強盛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中山國參與“五國相王”，南與趙爭城，北隨齊伐燕，拓展疆域並築長城，是緊隨“七雄”之後的強盛國家。 桓公複國 在戰國中山史上，桓公既是導致魏滅中山的亡國之君，又是領導中山人民結束魏國統治，再建中山國的中興之君。桓公之所以能夠複國，可能是中山在亡國期間保留了一定的力量基礎。《史記》卷80《樂毅列傳》稱：“中山複國，至趙武靈王時複滅中山”。《史記索隱》對此解釋道：“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中山複國”，僅見於《樂毅列傳》。而中山之所以“尚不絕祀”，大概是魏文侯滅亡中山之後，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山國君的宗廟和公室的存在，亦即采取了滅國而不絕祀的策略。[43]這就為30年後中山桓公複國埋下了伏筆。 桓公複國的時間，史籍缺乏直接而明確的記載。桓公複國的時間上限，可以從趙、魏兩國的關係推測出來。魏國能夠滅亡中山，重要的條件之一是趙國答應“假道”，雙方的關係較好。魏氏中山能夠維持幾十年，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趙、魏的良好關係。但趙敬侯時期，這種關係發生了變化。公元前387年趙敬侯繼位時，公子朝曾在魏國的支持下作亂，引魏軍襲擊邯鄲。三年後，趙興師伐衛，衛向魏國求救，魏敗趙師於兔台（今河南清豐西南）。公元前381年，趙與楚南北聯合伐魏，取魏棘蒲（原中山地）。趙、魏頻繁交戰，表明雙方的關係已經嚴重惡化。其結果必然是造成魏氏中山孤懸一隅，失去魏國本土的支援。所以，桓公複國不應晚於公元前381年。[44]複國的時間下限，據《史記·趙世家》趙敬侯十年（公元前377年）記載：“與中山戰於房子”。次年，“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可見桓公複國的時間至遲在公元前377年之前。[45] 桓公主政中山國近40年，他這一代和他的兒子成王一代，是中山國走向強盛的平穩發展時期，所以贏得了後世中山王的頌揚。中山鼎銘說：“昔者吾先祖桓王，邵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憂勞邦家”。王?在這裏不僅頌揚了祖、父兩代人的“身勤社稷”、“憂勞邦家”的業績，還追稱其為王，非同尋常。 桓公徙都靈壽與中山國疆域 據前引《世本》“桓公徙靈壽”，可知桓公時期中山之都又徙都於靈壽。古靈壽城的地望比較明確，在今平山縣城北三汲鄉東南，位於今靈壽縣城西北約10公裏處，遷都的時間應在中山複國的同時或稍後不久。 立都靈壽是中山國疆域最盛的時期，北部疆界東起今徐水縣東部的戰國長城遺址，向西經滿城、完縣的北部；南部疆界東在薄洛水南岸的扶柳邑南，向西經鬱、房子等邑以南、西達太行山麓，即今新河、寧晉、隆堯、柏鄉、高邑、臨城、讚皇等一帶；西部疆界在封龍、石邑、寧葭、靈壽、丹邱等邑以西，抵達井陘之險南北延伸，以太行峻嶺為界，用今地名記之，即南起讚皇、穿行於井陘、平山、靈壽、阜平等縣之間，北達倒馬雄關；東部疆界南起薄洛水畔、在扶柳、苦陘、曲逆三邑以東，北抵燕南界長城。以今地名記之，即今新河、束鹿、深澤、安國以東及保定、清苑一線。總之，這一時期中山國的疆域南達房子、北抵鴟之塞，西起井陘關，東到苦陘邑以東。範圍大致包括今保定、石家莊市所轄縣區大部和衡水市所轄縣區西部，方五百裏。[46] 中山國所屬城邑除前述新市、中人、顧、靈壽都邑外，還有房子（今高邑西南），扶柳（今冀州市西北扶柳城村），?（今柏鄉縣柏鄉鎮東北），石邑（今鹿泉市南故邑），肥（今晉州市晉州鎮西），封龍（今元氏縣西北封龍山南麓），昌城（今冀州市西北），宋子（今趙縣趙州鎮東北），下曲陽（今晉州市晉州鎮西），昔陽（今晉州市晉州鎮西北），九門（今槁城市西北九門村），都垣（今石家莊市郊東古城），苦陘（今定州市南邢邑鎮），宜安（今槁城西南），寧葭（今石家莊市西北），井陘塞（今井陘縣北），番吾（今平山縣東），權（今正定縣正定鎮北），南行唐（今行唐縣行唐鎮東北），曲陽（今曲陽西），左人（今唐縣仁厚鎮西）等。 複國之初的抗趙戰爭 中山武公複國不久，即遭到趙國的入侵。如前所述，公元前377年，趙敬侯派兵討伐中山，雙方戰於房子；第二年，趙敬侯再次興兵攻伐中山，雙方又戰於中人（今唐縣西北）。房子位於中山的南疆，中人位於中山的北疆，分別是中山南北軍事重鎮，趙軍顯然是從趙國的腹地邯鄲一帶和西北的代地一帶兩路進兵，南北夾擊中山，意圖是趁中山複國之初立腳未穩之機，吞而並之。因此這場戰爭實際上是關係到中山生死存亡的決定性戰役。史籍盡管沒有交待這場戰爭的結局，但從記載的口氣以及《戰國策·齊策五·蘇秦說齊閔王》所說，“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來看，[47]中山打敗了趙國的入侵，守住了固有的領土，取得了抗趙戰爭的勝利， 以上兩戰對以後中山國的曆史具有重要意義。對趙國來說，中山國位於趙國腹地，始終是它的心腹之患，是趙國北通代地向西北發展的最大障礙，必欲去之而後快，此戰若勝，就意味著吞並中山將垂手而得。對中山國來說，趙國是中山國生存的最大威脅和頭號死敵，此戰若敗，就意味著再度亡國。因此，中山上述戰役的勝利，除了表明中山已經站穩腳跟，渡過了複國之初的艱難階段，還顯示出它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足以抗衡列國的進攻，躋身於強國之林。 修築長城 《史記·趙世家》趙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記載：“中山築長城”。中山築長城，是中山複國後的一項重大舉措，從中山國麵臨的內外形勢看，防禦趙國的入侵是中山國麵臨的當務之急。中山東北部鄰接燕國，但當時燕國較弱，構不成對中山的威脅。在東南相鄰的齊國正與魏國在中原爭霸，也不存在入侵中山的憂患。趙國則不同了，三家分晉後的趙國，其領土一部在冀南和冀西北，一部在晉中和晉北，兩部分領土間，中有太行山相隔，北為中山國所阻，井陘孔道和鴻上等關塞為中山所有，切斷了趙國北進大道，趙國僅能借單一的壺關和崎嶇的山路維護兩部分領土間的聯係。形勢決定了趙國對中山國威脅將是長期存在的。中山國為自衛而設防，不得不築長城。中山長城究竟建於什麽方位，史書無載，但一般來說，長城是連接和擴建堤防而成的。中山長城可能建在南與趙接境的古槐水北岸，即同趙國相鄰的房子扶柳（今冀州市西北）一線，這裏為平川沃野，且又是太行山東麓南北大道要衝之地，中山在這裏築長城防禦趙國北侵是可能的。長城的修築，對穩定中山國的南部疆界和防止趙國的入侵，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48] 引水圍? ?邑位於古槐水北岸，是戰略要地，為趙國和中山國所共爭。?邑原為赤狄進駐中原後所有，晉滅赤狄歸屬為晉邑。公元前491年，齊國乘晉國內亂時機，占領?邑，次年，齊國撤兵，?邑為中山所有。魏滅中山，?邑歸魏，魏結束在中山的統治後，?邑又為趙所占有。公元前357年，魏侯和韓侯、趙侯都曾在?邑相會過。中山桓公複國後，又勢在必爭其地。中山“引水圍?”就是在這種前因後果下所采取的軍事行動。中山引槐水圍?，給趙國是很大威脅，?邑幾乎失陷。這一點可從《史記·趙世家》中所記載的趙武靈王在公元前307年決定實行胡服騎射時所說的一段話中看出來，他說：“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微社稷之神靈，則?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武靈王所說的“先時”和“先王”，是指他父王趙肅侯在位之時，中山引水圍?，使?幾乎失守，在趙肅侯的心目中，是趙國的奇恥大辱。 對中山國來說，?邑之戰是“千乘之國”的中山對“萬乘之國”的趙國的進攻戰，說明中山國已經具備了與強國抗衡的軍事力量。?邑之戰的時間，《北狄族與中山國》一書推測在公元前332年齊魏伐趙之時。[49] 參與“五國相王” 從公元前323年起，中山國與魏、趙、韓、燕五國相繼稱王，曆史上稱為“五國相王”，意指五國互相承認彼此為王。中山稱王的時間，史書不見記載，《戰國策·中山策·》隻說“中山與燕、趙為王”。[50]據《史記》的《燕召公世家》、《六國年表》，燕易王十年（公元前323年）。“燕君為王”，知中山稱王應在此年或稍後。 中山最初稱王的君主，史籍和“中山三器”銘文均未言及。李學勤、李零《中山三器與中山國史若幹問題》和吳靜安《中山國始末考》等推測中山稱王開始於王?的父親成王，[51]薛惠引《中山國王世係》和段連勤《北狄族與中山國》第110頁、呂蘇生《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第43頁等推測稱王開始於王?，[52]認為銘文中的“吾先考成王”中的成王是王?追諡的。 中山稱王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曾一度引起齊國的幹預，《戰國策·中山策·犀首立五王》記其事稱： 犀首（魏將公孫衍）立五王而中山後持（中山國小，故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不能吾救”。 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於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於中山之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因為“五國相王”中，魏、趙、韓、燕都是“萬乘之國”，隻有中山是所謂“千乘之國”，因此齊王有“羞與中山為王”之說。但經過派出使臣張登遊說齊、趙、魏，燕等國，加之公孫衍發起的“五國相王”活動，目的是在於和秦、齊、楚三大國對抗，而燕、趙更意在離間中山和齊國的關係，所以都對承認中山稱王采取了堅決支持的立場。這樣，“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53]中山稱王之事終於為各國所承認。中山君稱王，是中山強盛而有實力的表現，說明它已是位於“七雄”之後的強國。 中山伐燕 公元前314年，燕在王噲時發生了讓位於子之的內亂，招致了齊宣王大規模的軍事幹預。中山國相邦司馬?感到這是擴張中山版圖的極好機會，於是向中山王?請求出兵，“願從士大夫，以靖燕疆”（方壺銘文）。王?同意了他的要求，派遣相邦司馬?“率三軍之眾，以征不義之邦”，討伐燕國新君子之，占領燕國大片疆土。據中山鐵足銅鼎銘文所記，中山在這場滅燕戰爭中，“辟啟封疆，方數百裏，列城數十，克敵大邦”。這是中山國北部疆域的大擴展，克敵大邦，可能是擁有了燕下都。司馬?因伐燕有功被封為仲父，並且賜予他“死罪三世無不赦”的特權，周天子及諸侯也遣使到中山祝賀。中山國進入曆史上空前的極盛時期。 但這樣的形勢沒能維持多久，由於大國的幹預，齊軍很快撤出燕國，燕王室旋即複國，中山奪取的領土大部又為燕國收回，不過有些領土可能一直被中山占據著，王?的兒子??在位期間，就曾在這一新土上田獵。中山王??銅圓壺銘文雲：“茅搜田獵，於彼新土，其會如林”。這裏的“新土”可能就是從燕國奪來的新地，??在中山銅器圓壺銘文中說：“敬命新地，溥祠先王，世世毋犯，以追庸先王之功烈”。銘文寓意很清楚，??立誓要保有“新地”，並以此“薄祠先王”，“追庸先王之功烈”。 中山的華化 鮮虞中山本是少數族人建立的國家，但因為地近中原，處於華夏族國家的環繞之中，受華夏文化的影響巨大，經過與華夏族國家的長期衝突。融合，特別是魏治中山近30年，華夏文化進一步傳播於中山，因此至遲在戰國中期，中山國在文化上已經基本實現了華夏化。例如平山三器（中山王?方壺、中山王?鼎、??壺）這樣長篇而富於思想性的戰國金文，其中最鮮明的特點，是反複引用了儒家典籍：銅方壺銘文中“穆濟尹敬，不敢怠荒”句，與《尚書·虞書·大禹謨》中的“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文意相通；鐵足銅鼎銘文中“子子孫孫永定保之”句式，與《尚書·周書·梓材》中的“子子孫孫永保民”句式類同；銅圓壺銘文中的“於ａ新土，其會如林”與《詩經·大雅·大明》篇中的“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的文意、句式也相一致；銅方壺銘文中的“受任佐邦，夙夜匪解”與《詩經·大雅·丞民》中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文意也接近；??壺中的“大啟邦宇”同《詩經·大雅·ａ官》中的“大啟爾宇”文意一樣；??壺中的“不敢寧處”近於《左傳·桓公十八年》的“不敢寧居”。對儒家典籍的征引貼切而自然，顯示了中山國上層貴族對儒家經典非常熟悉。再如平山三器銘文指斥燕王噲、子之的禪讓，譴責燕王噲，不分大義，不告諸侯，而臣主易位，絕其召公之業，斷其先王之祀，認為這種行為上逆於天，下不順於民，表現了鮮明的儒家政治觀。又如銘文稱“古之聖王，務在得賢，其次得民，故辭禮敬則賢人至，寵愛深則賢人親，籍斂中則庶民附”，充滿了儒家的禮賢思想， 中山對華夏文化的認同不僅僅表現在思想意識方麵，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一係列政策和製度方麵。在用人上，推行“貴儒學、賤壯士”的政策，《戰國策·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就稱“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在禮儀製度上，平山中山王墓墓葬方麵都有所表現。平山1號和6號王墓，墓的形製為“中”字型，設有墓道、積石、積炭，多層棺槨，用鼎製度，厚葬珍寶，外葬車馬等等，與中原各國情況相同。平山1至6號墓與邯鄲百家村25號墓（戰國中期），河南輝縣固圍村2號墓（戰國晚期），以及燕下都“九女台”、“虛糧塚”等趙、魏、燕的大墓一樣，都有高大的封土。中山國君的稱謂也無異於中原各國，也稱公、稱王。從“兆域圖”銅版銘文看，有“王堂”和“王後堂”、“夫人堂”等，說明中山王的配偶也稱“王後”和“夫人”。屬官也設有相邦、大夫、嗇夫等。墓葬所發現的人像，如人俑燈和許多玉人，其穿衣打扮，都是中原華夏族的服飾風格。這一切都表明，中山文化已經融入中原的華夏文化之中，成為春秋以來整個民族融合時代潮流的一部分。 二、中山衰亡 中山複國，曆經桓王、成王、王?三世的治理，進入了曆史上的極盛時期。但極盛的頂點同時又是衰亡的起點，強盛表象的背後則孕育著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大約到了王?晚年或其謝世不久，中山國的內政和外交均已呈現出內外交困的局麵。與此同時，趙國則通過武靈王主持的胡服騎射而變得空前強盛，並把滅亡中山作為其兼並戰爭的第一個目標。這樣，在趙國連續不斷的軍事進攻之下，中山國終於走上了徹底覆滅的道路，消失於戰國的曆史舞台。 內政的失誤和腐敗 中山內政的失誤和腐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錯誤的崇儒政策。《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有趙人李疵奉武靈王之命觀察中山國情的報告，稱：“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於燕。其君好岩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閑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夫好顯岩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貪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中山崇尚儒學、優禮儒生，固然有利於文化的發展，但在當時各國獎勵耕戰，兼並戰爭日益嚴峻的形勢下，專以儒術治國，一味崇儒隻能導致“戰士怠於行陣”和“農夫惰於田”的結果，隻會出現“兵弱於敵、國貧於內”的局麵。這便是李疵進言武靈王“中山可伐；君不亟伐，將後於燕”的原因所在。 大臣弄權。中山王?時期有一位大臣叫司馬?（或作熹），位居相邦，據今人考定，他就是率中山三軍伐燕的那位相邦司馬?。[54]從“中山三器”的銘文看，司馬?備受稱讚，說他“賢佐司馬?，而塚任之邦”，“賢才良佐?，以任之邦，是知其忠信旃而專任之邦……受任佐邦，夙夜匪解，進賢措能，”他深得中山王的信任和稱讚。他“率師征燕，大啟邦宇，方數百裏”，也確實建立有殊勳。但從史籍記載的史實看，他又有擅政弄權的一麵。《韓非子·內儲說下》稱：“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新與季新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這是司馬?在借中山王之刀誅除異己。又，據《戰國策·中山策·陰姬與江姬爭為後》記載，陰姬與江姬爭立中山王後，相邦司馬熹為了幫助陰姬爭奪王後之位，親自前往趙國，極力誇讚陰姬的美麗，誘勸趙王向中山王請賜陰姬。然後他又跑回中山，諷勸中山王趕快立陰姬為王後，以絕趙王之望。於是“中山王遂立以為後”。司馬?的弄權無疑是中山朝政的腐蝕劑，也是中山政治黑暗麵的冰山一角。 官員貪汙受賄。《韓非子·說林上》稱：“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複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食，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而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魯丹三次求見中山君而不果，散發五十金之後才得以覲見，足見官員貪汙受賄的普遍。另外，公子無端懷疑魯丹受趙國的指使來離間中山君，而中山君也輕易偏信公子之言而加罪魯丹，均反映出中山政治狀況的不正常。 內政的失誤和腐敗，造成了政治上因循守舊，官員腐敗；經濟上農耕荒廢，“國貧於內”；軍事上武備廢弛，“兵弱於敵”。中山國晚期已經陷入了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呂氏春秋·先識》記有當時理財家白圭考察中山後的觀感，他說中山“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必亡”。白圭眼中的中山國，已失去信義，失去名譽、失去親情，處於國貧民乏的困境，顯露出一片亡國征象。 外交陷於孤立 中山複國後的外交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樹敵太多，缺乏長期戰略的考慮，與多數大國結下仇怨，結果在外交上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以致當趙國興兵討伐中山時，齊、魏、燕等國都沒有出兵幹預，使中山人的保家衛國之戰，陷於一種無人救助的尷尬窘境， 中山國南連趙國，北臨燕國，東接齊國。它與齊國本是傳統的盟國，曆史上長期友好，晉國六卿內爭時，中山就站在齊國一邊支持範、中行氏；齊國乘子之之亂興師滅燕時，中山也恃齊伐燕。中山與齊國關係惡化的契機，是中山參與“五國相王”的活動。齊國因恥於和中山一同稱王，一度準備討伐中山。雖然經過中山的遊說，齊國後來改變了態度，但兩國關係還是留下了裂痕。中山與燕國的關係，因中山趁火打劫，伐取燕城數百座，造成了兩國很深的積怨，所以燕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敵視中山的態度。中山與趙國是世仇，屢屢發生領土城邑的爭議，多次兵戎相見。趙國對中山的心態是滅國，中山對趙國的心態是防範大敵。中山和魏國的關係很微妙，從中山複國至亡國的八十餘年中（公元前381——前296年），中山和魏國間沒有發生過衝突。從當時兩國間的情勢看，魏封中山的結束，大約是因為趙國遷都邯鄲切斷了魏國北通中山之路所致，中山複國並不意味著是驅逐魏國統治者而複興，是乘魏封中山不能繼續的曆史機遇而複興。中山複國，對魏國來說固然失去了一塊分封之地，但中山在趙國腹地的存在，卻是對趙國的牽製，對魏國是有利的。趙滅中山時，魏國正南與楚國、西與秦國兵爭，無暇保護中山，中山就這樣失去了唯一能獲得魏國援助的時機，而趙國正是利用了中山外交失助的時機而大舉進兵的。外交失助成為中山亡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山亡國 中山亡於死敵趙國之手。趙滅中山是在趙武靈王主持下完成的。公元前309年，趙武靈王出巡九門（今新河東南[55]），“為野台，以望齊、中山之境”。[56]修築了望台以觀察中山國沿邊的動態。這可以視為滅亡中山的計劃部署階段。 公元前307年，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與此同時，召見樓緩、肥義，商議推行胡服騎射。從這年開始，趙國一邊推行胡服騎射，一邊進行滅亡中山的戰爭。此年趙軍將戰線推至房子（今高邑縣西）一線。 公元前306年，趙軍“略中山地，至寧葭”。寧葭在今石家莊市西北。趙軍至少又將戰線向前推進了幾十公裏。同時，武靈王還西略胡地至榆中（一說在今內蒙古河套東北岸；一說在今甘肅榆中）。迫使林胡王獻馬。這一舉措的目的是穩住西北林胡，調發代地兵馬南下攻伐中山。為了防止列國的幹預，他又分別遣使到秦、韓、楚、魏、齊等國進行外交活動。 公元前305年，趙武靈王“攻中山，趙ａ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並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並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石邑、封龍、東垣”。這次攻伐中山的戰爭聲勢甚大，趙軍兵分兩路：武靈王統率的左、中、右三軍從南路進軍，奪取了?、石邑、封龍、東垣四座城邑；牛翦統領的車騎兵和趙希統領的胡、代之兵會師於曲陽，從北路進軍，奪取了丹丘，華陽兩座城邑和鴟之塞。趙軍所取之地都是中山國的重要城邑。丹丘，即今曲陽縣；華陽，即恒山；鴟之塞，即今唐縣西北70裏的鴻城；?，今柏鄉北，武靈王三年城?，後為中山所奪取，今又為趙國複取；石邑，今鹿泉市南；封龍，在元氏縣西北；東垣，即今正定縣。這表明趙軍已進逼中山的腹地。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中山經過這次打擊，領土縮小，元氣大傷。被迫割讓四邑求和。從此完全被封閉在以靈壽為中心的狹小地帶，隻有困獸猶鬥，坐以待斃。 公元前303年以後，趙軍又連年發兵，戰況不詳。公元前297年，趙軍取扶柳，中山東部邊地盡為趙國所得。公元前296年，中山國都靈壽陷落，中山君??逃到齊國避難。趙國另立勝為中山君（一名尚，當為一人）。這次趙國滅中山之戰，遭到了中山人的拚死抵抗，《呂氏春秋·貴卒》稱中山人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趙軍攻打了五年，中山人抵抗了五年，胡服騎射變革後的趙國滅此小國竟是如此之難，可見中山的抵抗多麽頑強！公元前295年，中山亡國之君??死於齊，趙國扶植的傀儡之君勝，被遣送到膚施（今陝西省榆林南）。中山國滅亡。 從史書的相關記載看，燕國與齊國也參與了趙滅中山之戰。《韓非子·有度》說：“燕襄王（即燕昭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殘齊，平中山”。同書《飾邪篇》及《史記·六國年表》也說：“燕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共滅中山”。這是燕國配合趙國的軍事行動，參與滅亡中山戰爭和奪取了部分中山領土的證據。《史記·六國年表》稱齊閔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95年）“佐趙滅中山”，《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和《史記·樂毅列傳》也有相同的記載，都能說明齊國曾經助趙滅中山。 第四節 中山國都靈壽 一、靈壽城址 靈壽作為中山國都始於桓公時期，但早在春秋時期這裏就是鮮虞族人的定居地，在這裏發現有春秋至戰國早期的墓葬。靈壽城的大規模營造年代，是桓公複國之時，這裏是中山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是太行山東麓的重要都市，作為中山國都曆時約80餘年。 城址位置、環境、布局 古靈壽城址，在今平山縣城北三汲鄉東南，今靈壽縣城西北約10公裏處，座落於滹沱河北岸的丘陵台地上。它以太行山脈為屏障，其南、西、北十裏多處，均為太行山的群山，東臨冀中大平原。城址北倚東陵山，南臨滹沱河，城外東西兩側為高坡， 在東、西城垣外，有源自陵山的自然河溝，自北而南灣灣曲曲與滹沱河相通，起到了護城的作用。城址南北4.5公裏，東西4公裏，地勢北高南低，高差達40米。城址中部偏西處，有一道縱貫南北的城牆，把城區分隔為東西兩城。城垣經2200多年的自然侵蝕和人為的平整，已無存。從殘留的遺跡看，城垣築於斷崖之上，沿河岸蜿蜒曲折，東、西兩城共有七道城垣組成，均為夯土所築，基寬34米，東、西城之間的南北隔牆寬25米。西城中部偏北處，還有一道東西向的城牆，長1320米，基寬19米，這大約是為保護城內祖陵而設的一道陵牆。在城址外東麵的高坡上，還建有一座夯築小城，東西約1400米，南北約1050米。小城西部中央，存有一座夯築土台，高約8.2米，長寬各61米，台下西側又存有南北長110米、寬70米的夯土遺跡，出土有板瓦、筒瓦、箭鏃等遺物。這兩處夯土遺址，應為中山國城址以東的重要建築遺跡。立足於土台上，西可遙望大城址內的黃山，東可了望開闊的平原。這一小城大約為大城址東麵的軍事設防之地。總覽整個城址，是因自然地形而建，正如《管子·乘馬》所說：“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布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從城垣的遺跡看，還有附屬於城垣的“城堡”式建築，今已發現的有9處：第一處位於東城北牆西端，城堡向外突出約150米，寬70米，建於一個自然的小石丘上，高出城外地麵20餘米，恰處在東陵山和牛山之間的山口上，這一小城堡的西側，為北城垣門闕；第二處建於王陵區內西城垣中部，向外突出40米，寬約50米，垣基下用大石奠基，北側為王陵區的西門闕；第三處建於西城垣南部，接近城垣西南角，此處河麵較寬，宜停泊船隻，約為城址外的河碼頭，其北600米為西城的西門闕，這一小城堡，由於地勢之故，是向城內側凹出的，南北140米，東西90米；第四處是建於城垣南端的東南角上，麵臨滹沱河。這種屬於城垣上的附屬建築，均與護城相關。在城址內發現有多處古道路遺跡，發現城垣門闕兩處：一處在北城垣中部，東城西北角處；一處在西城垣中部。通往門闕的古路。寬約11米。 整個城區的布局，根據城址遺跡判斷，東城北部為宮殿建築區，南部為手工業作坊區和居住區；西城北部為中山王墓區，南部為商業區、居住區和農業區。在城址西約2公裏的西陵山南坡高地上，有封土高大的中山王陵墓。 城址內文化遺存 大型夯土建築群遺址在東、西城內均有發現，東城北部殘存的部分建築遺址台地，南北200米，東西150米，僅為原麵積的五分之一。遺址北部為北城垣，西部為黃山，南部有一條從西北流向東南的自然河溝，與其它遺址隔開。在該遺址內發現有夯築牆基、柱基和多種紋飾的半瓦當、銅短劍、金銀鑲嵌飾件及陶質建築飾件等，這裏大約為中山王宮殿區。在東城南部地表以下，發現有大麵積的夯土建築遺址，與北部遺址同在南北中軸線上，這裏有東西並列的五組大型建築群，中間一組建築群南部有一夯築土台遺跡，東西約80米，南北約120米，周圍的建築是以這座高台為中心的，這是一處錯落有致、次序井然的建築群，在這裏出土有繩紋板瓦、筒瓦和空心磚等。 西城中部有兩處建築遺址，東西約650米，南北350一800米，在遺址地表下發現有多種紋飾瓦當、空心磚。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裏還發現了仿東周王城的乳釘卷雲紋半瓦當。在遺址中部有一條東西向的、寬11米的主幹道路。遺址以北為手工業作坊區。這兩處遺址所在地，似為城內的中心活動區。 在手工業作坊區，發現有製陶、鑄銅、製石、製玉、製骨器、鐵器等作坊。 從城址內采集到的遺物分析，這裏有春秋時期的乳頭足粗繩紋灰陶鬲、細繩紋窄沿灰陶盒、黑色折肩陶尊等，這表明，早在靈壽建都之前，這裏就有人長期居住。戰國時期的常見遺物眾多，如盆、罐、豆、空心磚、板瓦、筒瓦等，與靈壽城址的年代相當。 二、中山王陵墓 墓地布局和墓上建築 中山王陵墓已發現兩處，一處在靈壽故城以西2公裏處，東西並列兩座大墓，西側的1號墓已經發掘，確認為是中山王的墓。另一處在城內西北部，南北錯列三座大墓，已發掘的6號墓在最南端，墓主人未能確定。墓中出土升鼎9件，根據當時王用九鼎的製度，6號墓主人應是王的身份。1號墓和6號墓的上部都有夯築的高大封土，其上再建“享堂”。1號墓的封土和享堂保存較好，封土東西寬92米，南北長110米，高約15米，自下而上呈三級台階狀，第一級內側有寬1米許的礫石散水，第二級有壁柱和柱礎等遺跡，頂部的第三層則有疊壓成魚鱗狀的瓦片堆積，可複原為一座周繞回廊、上複瓦頂的三層台ａ式建築。兩墓周邊還有陪葬墓和車馬坑。1號墓封土範圍之內，東西兩側各有陪葬墓兩座，封土南麵有東西對稱的兩座長方形車馬坑，在車馬坑西還有雜殉坑一和葬船坑一。6號墓的陪葬坑是東側2座，西側1座，南麵也有兩座對稱的長方形坑，未啟，可能也是車馬坑。據《禮記·曲禮下》“天子有後，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的記載，這些陪葬墓應是主墓墓主人的世婦、嬪、妻妾之屬。從墓葬形製看，兩座大墓的墓室結構基本一致。墓室為中字形，墓壁抹草泥並用白粉塗飾。有方形槨室和南、北兩條墓道。其中1號墓全長110米，槨室南北長14.9米,東西寬13.5米,深8.2米。石砌槨壁，厚約2米。6號墓規模略小。 隨葬器物 隨葬品主要發現於槨室兩側的藏器坑中。1號墓的西藏器坑出土的銅禮器有9鼎及鬲、豆、壺等，陶禮器有5鼎及豆、壺、盤等，樂器有14件編鍾和13件編磬。東藏器坑也出土5鼎及壺、盤等銅禮器，還有帳構、漆器和少量陶器。6號墓的西藏器坑中全部放銅禮器，東藏器坑出有陶禮器、漆器和帳構等。1號墓的2座車馬坑都埋12匹馬，一坑有車4輛，另一坑車跡已毀。船坑殘存3隻大船、2隻小船。雜殉坑發現有馬、羊、狗的骨架。6號墓隨葬坑尚未發掘。 兩墓隨葬品達19000餘件。其中1號墓出土的中山王?鼎、壺和嗣子??壺，刻有長篇銘文1101字，不僅確切表明墓主為中山王?，而且證明中山王的世係及有關史實，是研究中山國曆史的重要史料。銘文提到公元前316年燕王噲讓位於相邦子之的事件，而公元前299年趙即破中山，中山君（大約是??）逃亡到齊，故該墓的年代可定為公元前310年左右。兩墓均葬有巨大山字形銅器，1號墓5件，高1.19米，6號墓所出6件高為1.43米。銎內有木炭，大約是置於懸掛旗類的杆柱頂端所致，作為王權的象征，屬儀仗性器物。該器物的造型，恰好是中山國的象征。有些器物製作極為精巧，是藝術的珍品。如虎噬鹿器，長51，高22.5厘米，虎口咬住一鹿，把虎的凶猛和小鹿掙紮的形象表現的栩栩如生，虎的前爪由於抓鹿而懸空，為了保持虎身的平衡，又利用鹿腿來支掌，造型生動，設計精巧。金銀鑲嵌龍鳳形銅方案，器足以4隻伏臥的小鹿承托一圓圈，其上是蟠繞成半球形的4龍4鳳，龍頂鬥拱上承一方案。9鹿表情溫順，9龍姿態雄健，4鳳展翅引頸長鳴，表現了巧妙的工藝構思。十五連盞銅燈高84.5厘米，形似落葉後樹的幹枝，樹上攀援著嬉戲的群猴，樹下有身著短裳的二人仰麵作拋食引猴狀。銀首人湧銅燈高66.4厘米，造型為一身穿繡袍的男子，左手握螭蛇連接的兩層燈盤，右手高舉螭蛇連接的另一燈盤，巧妙的借俑人們左右手把高低錯落的燈盤連接起來，以利各燈火點的錯落擺布，有利於光照的生輝無影。其他如神獸、雙翼神獸、鳥柱盆、筒形器、附細孔流鼎及各種玉飾等都是藝術珍品，造型逼真，花紋精美，絢麗多彩，顯示了時匠的藝術才華和釗造才能。史書有言，中山多美物，上述出土物證明了這一點。 三、城外貴族墓葬 靈壽城時期的一般貴族墓區，主要分布於城外附近的東北、西北、西部和西南部。迄今已發現春秋至戰國早期較為集中的墓葬區2處，與城址同時期的戰國中期墓葬區6處。春秋至戰國早期的墓葬，時代早於城址，有的就壓在城垣下，但多數墓在今訪駕莊村北的東陵山南坡下，靠近中山王陵墓葬群。由此可見春秋鮮虞與戰國中山是先後一國，一脈相承。 春秋墓葬 訪駕莊墓葬形製是在長方土坑內用大石板砌成墓室，出土的青銅器有鼎、豆、壺、盤、金絲圈耳飾、包金虎形飾件、帶有紋飾的陶器及成百的海貝、石貝、骨貝等。其中的提鏈壺造型與有名的杖氏壺相似，都飾有絡繩紋，是富於北方色彩的器物。杖氏壺的前半銘文說：“a（形聲字，左為“木”，右為“大”）氏福□，歲賢鮮於，可（荷）是金契（ａ〖形聲字，上部為“契”的上半，下部為“瓦”〗），ａ〖半包圍結構，左上部為“虞”的左上，右下部為“魚”〗（吾）以為弄壺。”郭沫若釋解這四句的文意說。a氏壺本鮮虞之器，a氏歲時貢獻於鮮虞，得此鮮虞金屬之瓶，並刻辭於其上。[57]其中的銅鼎形式和陝西周原出土的弦紋鼎、安徽繁昌出土的銅鼎相似，考古學者把弦紋鼎定為西周晚期物，把繁昌銅鼎定為春秋早期物。以此斷定，靈壽城郊今訪駕莊墓葬，是鮮虞春秋時的墓葬。另外，墓內四周填有積石，隨葬實用銅器置於積石下，隨葬的金絲圈耳環、骨石串飾等這些隨葬物，在太行山東側的平山、靈壽、行唐、唐縣等地同期墓葬內多有發現，這應是春秋時期鮮虞族墓葬的特點。訪駕莊墓地，是桓公時期的中山先人墓地。 戰國墓葬 戰國早期中山人墓葬，在靈壽城址內外發現過多座，隨葬的主要青銅器與春秋墓葬大致相同。墓區在今穆家莊，正當靈壽城址西城垣，有的就迭壓在城垣下。出土青銅器物有：雲雷紋銅鼎、凸鑄狩獵、宴樂紋銅蓋豆、狩獵刻文銅鑒、蟠蛇紋銅ａ等，都為實用器物。銅鼎紋飾華美。銅蓋豆為凸鑄狩獵宴樂圖紋飾，在器物的頂麵、蓋麵、器腹、豆柄座上均有凸鑄狩獵紋飾。器蓋上飾有兩組相同狩獵侍宴圖像，圖像為一座兩層式樓台，台頂建築為斜坡頂。樓台上層侍宴者共6人，中間幾案上置壺2把，左右有持觚、置豆、注酒者的圖像。台下右邊有台階，下層為奏樂圖，共9人。左邊有獸座架，橫梁上懸編鍾四個、編磬四個。架下有吹笛、擊鍾、吹笙、擊磬伎的圖像。樓台外為獵鳥圖。圖像人物多為女性，著衣裙，發式為角髻。銅豆腹部鑄有兩組圖像相同的狩獵圖，獵人14，為半裸男性，有的獵者頭戴鳥形帽，身著羽形衣，有的獵手持長矛、戈、棍、短劍、弓箭等，後躍於野獸背上刺殺，後刺進虎胸，或引逗犀牛伺機刺殺，或與野牛格鬥，後追趕麋鹿等。豆柄座上也有兩組相同的采集狩獵圖案，有長辮女者在樹上采桑，樹幹上掛有裝采集果葉的桶狀物。這件精美的凸鑄狩獵宴樂圖銅蓋豆，為鮮虞中山人的戰國早期器物。銅鑒，為狩獵刻紋銅鑒，鑒頸部和內壁四周刻有當世貴族生活的圖像。鑒內腹壁刻有狩獵圖像和樓台莊院建築圖像。莊院建築前部有斜坡頂的“門闕”，院中有高大的二層樓，院有圍牆和作了望之用的望樓，在望樓台置有箭鏃和持戈了望者。值得注意的是銅鑒上的狩獵紋圖案，出現有用車狩獵圖像。獵車兩輛，一為三馬車，禦者立於車廂中，正在禦馬奔馳，一為駟馬車，車廂前站有禦者，正揮鞭禦馬追獸；車廂後站著射手，正在張弓射獵。在逃獸的前麵還刻有用樹枝偽裝支搭的兜網，等待野獸入網。從整幅畫麵看，有主有次，分段繪形，其人物、鳥獸千姿百態，栩栩如生，極富現實生活的氣息。這些圖像的內容，無疑是鮮虞中山貴族現實生活的反映，這從一個側麵也反映了當時靈壽古城的繁華。 第五節 中山國的經濟 一、農業 春秋時期的鮮虞中山經濟怎樣，因史籍記載過於簡略，不得而知，根據其民族特性以及活動範圍內的自然條件，推測是牧業經濟和農業經濟兼而有之，但牧業經濟應占優勢。戰國時期中山國的經濟也是農牧經濟兼有，但農業經濟較之於牧業經濟已占優勢。中山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總體上說不亞於中原諸國，經濟麵貌與齊、趙、燕諸國也無明顯差異。在中山國諸經濟部門中，農、牧業是立國之本，手工業以“多美物”著稱，商業、交通較為發達。但中山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中部山麓平原地區相對發達，西部低山丘陵區和東部低窪平原因自然條件的限製而相隨落後。 戰國時期中山國的經濟主體是農業經濟。今石家莊地區及其以南一帶，自殷商以來就是華夏族經營農業的地方，鮮虞人占據這一地域後，當不會改農為牧，改變原來居民從事農耕的習慣。《說苑·辨物》中即有趙簡子和霍封荼談到當時中山國大風飄穀、牛馬雜牧的情況，這說明那時的中山國是農、牧兼營的；魏封中山後，無疑也會把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傳播到中山來；趙武靈王伐中山前，李疵報告中山國情況中有農夫惰於田的話；出土文物中有鐵製農具钁、锛、鏟、鋤、鐮等。這都是中山國農業經濟的反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山銅方壺銘文中還有“賦斂平則庶民附”的話，說明中山國統治者認識到：隻有減輕農民賦稅，農民才樂於貢納賦稅；賦稅的征收，要把握一個合適的度（賦斂平），庶民才會“附”（才會依從）。這種帶有進步意義的認識，也可說是中山國農業經濟的產物。中山還掌握了一定的灌溉技術，中山在與趙的戰爭中曾“引水圍?”，“引水”與決水有別，需引水渠道等，可見中山人對地上水已有控製和利用能力。中山能“引水”圍城，肯定也會引水灌溉農田。這也和農業經濟有著密切的聯係。另外，中山國在戰國時期已發展成為“千乘之國”，這樣，戰車的製作、兵器的製造、馬匹的養育和兵士的衣食，都需要仰賴農業這個基礎才能存在和發展。 二、畜牧業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曾說到龍門（今山西利津縣與陝西韓城縣之間）至碣石（今昌黎縣北）以北地區，經濟物產是“多馬、牛、羊、旃裘、筋角”。史念海《春秋戰國時代農工業的發展及其地區的分布》一文曾據此畫出一條由碣石向西南，沿今燕山南麓，至於恒山之下，再西至於汾水上源，循呂梁山而至龍門的曲線，指出此線以西以北地區為當時的畜牧區或農牧兼作區，以南以東為農耕區。[58]據此來看，中山國北部地區應該屬於上述經濟區的範圍。平山訪駕莊出土的絡繩紋提鏈壺與著名的鮮虞a（形聲字，左為“木”，右為“大”）氏壺相似，其形製、紋飾與遊牧民族經常流動的生活方式和草原風光相關。中山王?墓出土有牧區特有的帳具及帳篷內的炊具和取暖用具。帳篷構件有折疊式棚形帳架、屋形帳架和圓形帳架。這種折疊式帳架安拆和攜帶都極方便，同時，將帳架四角和周邊的立柱插入銅钁環內，即可將帳篷撐開，形成屋形棚幕。在6號墓還出土有帳杆100根（一套）；皮帳一套；五指形窗架一件；帳內取暖用的提鏈火盆、帶柄銅箕（盛炭用）、五齒耙（扒火具）和小型銅炊具提梁?等。這些器物顯然是供中山王出行牧區或狩獵時所用。王室保有這種遊獵習尚，大約是代代相傳的，??壺銘文就敘述了司馬?在征燕“大啟邦宇”之後，王室貴族在燕南“新土”狩獵的情況。當時中山北部與燕南一帶，可能是一片地廣人稀宜於遊牧的地方。另外，從中山國擁有的領土看，有山地、丘陵和平原，山地、丘陵地帶宜於牧放牛羊，不宜於墾田農作，這種生態環境製約著中山國的經濟不會是單一的農作，隻能是農牧兼有，以農為主的經濟結構。 三、手工業 戰國時期的中山，也經營了為數很多的手工業，從平山的考古調查和發掘中看到，在古城址裏麵有製陶器、製骨器、製銅鐵器的作坊遺址，其他作坊當還有紡織、釀酒、木工、皮革、製兵器等。中山同其他封建國家一樣，由官府直接掌握大規模的手工業。在中山王陵1號和6號墓出土的銅器刻有工官、匠人的姓名。??壺刻銘有“十三年，左使車，嗇夫孫固……”，其餘銅器銘刻中有嗇夫孫固、殷重、吳a、高ａ、令ａ、ａ職等。６號墓出土的一件漆器，器蓋上針刻有“廿一年左庫”。中山國的這種“物勒工名”的製度同中原華夏國家是一樣的。這些物品的製造來自於中山國的官營作坊，是在官嗇夫的監督下生產的。 鐵器冶鑄業 在中山國統治的領域發現多件鐵製生產工具。石家莊市莊遺址出土有鐵器農具，經金相學和化學分析監測，有的鐵斧是采用高溫液體還原法煉出的鑄鐵製造的，有的鐵斧還經過了柔化處理，避免了鑄鐵易斷裂不耐用的缺點。不僅如此，中山人還能利用範具成批地生產鐵器具，使鐵器在生產上的使用普遍起來。遊牧農具的普遍使用，使中山廣大麵積的田野耕作和廣大丘林地域的開墾都成為現實。從趙國進攻中山國，中山人“衣鐵甲操鐵杖以戰”來看，中山人已有了鐵兵器的裝備。製作鐵甲衣，需要合身符體，這必然要對部件的冶鑄、加工、拚裝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平山1號墓出土有大型長方鐵盒和鐵足大鼎，從刻有銘文的青銅器看，這種堅硬的青銅，需用硬度很高的銳利器具，才能刻出筆畫流暢的文字來，似隻有鋼製工具才能從事這種刻寫。由此推知，當時中山國的冶鐵技術水平相當高。 銅器冶鑄業 從中山國出土的大量精美銅器看，鑄造工藝水平已十分高超。以平山1號墓出土的鐵足大銅鼎來看，采用了器身和附件分別鑄造的方法，接合時或先將鑄好的附件嵌入器身和範中，爾後灌注銅液，使之連成一體，或用合金焊接。顯然，這種製造方法便於在生產過程中進行勞動分工，是鑄銅工藝的一大進步。更令人驚歎的是，那些帶花紋的金銀錯鑲嵌精美器物，如銅錯金銀紋飾；鹿四龍四鳳座方案；銅身銀首寶石鑲睛人俑燈；鉚榫各異、可以隨意拆卸的十五連盞燈；錯金銀紋飾的虎吞鹿；牛犀雙翼神獸；大型山字形禮器等，都是罕見的銅器藝術珍品。其製作的工藝難度是很大的，要有科學的計算，有嚴格的範模，從陶範到金屬範，從單合範到雙合範，從外範到內範，都需要統一的設計，統一的冶鑄，統一的焊接，其曲度大的部分還要分別采用多次焊接的方法，而且接縫處必須做到精密才能使之結合成整體。這一切都顯示了中山匠人冶銅工藝的進步。 製陶業 中山王陵6號墓出土的陶器有鼎、蓋豆、盤豆、圓壺、盤、碗、筒形器、鳥柱盤、鴨形尊等。這些陶器多為明器。在中山國境內的槁城故城遺址采集到殘豆、平盤細柄豆、魚骨盆殘片、灰陶碗、大陶甕、板瓦、筒瓦和飾有各種圖案的半瓦當。從這些陶器的遺存看，有專門為死者燒製的明器，有日用陶器和土木工程建築用器。陶器用於工程建築是這個時期的一項重大發明。 木製業 在中山王墓車馬坑和葬船坑中，發現有戰車和船。車衡的飾件上有“十四年ａ（獨體字，為“私”的右半）庫……”刻銘。車有蓋，蓋可拆卸。車蓋和輪均為朱紅色。船的造型與今相似，大船船板用鐵箍聯拚，用鉛皮補縫。船底部殘存有地畫，畫麵已漫漶不清。這種王室車、船的製造，也是官營手工業之一部門。其他木器製作相當多，由於曆史久遠，木腐不存，具體情況不可知。 絲麻業 由於曆史久遠，中山絲麻衣物沒有遺存，但在王?墓出土的鐵盆、鐵杖、玉佩、玉瑗和青銅器的木插銷上遺留有許多絲織、刺繡的痕跡和麻織物殘片。從這些痕跡看，有平紋絹、提花紋物、方孔紗、辮繡、麻布等。這些絲麻織物，當多是中山人織造的。絲麻業是中山國重要的經濟部門， 釀酒業 考古人員在清理中山王?墓東西兩庫的隨葬品時，發現了10多個製作精美的青銅壺，其中東庫的一件銅扁壺和西庫的一件銅圓壺份量較重，考古人員將生鏽密封的壺蓋打開後，發現壺中液體清澈透明，呈薪翠色，並伴有酒香味飄出。後送北京市發酵研究所鑒定，經取樣化驗分析，認定它一種經過曲釀發酵而未進行蒸餾的酒，類似現在的黃酒，可能是奶汁或糧食釀造的酒，這兩種壺都有子母扣及咬合很緊的銅蓋，並且銅壺本身並不滲透，壺外也沒有水浸的痕跡，排除了外水內浸的可能。證實這是當時中山國所釀酒漿的遺留物，[59]這說明中山國存在著釀酒業，釀酒業是中山國的手工業部門之一。 四、商貿和交通 商貿 中山農牧、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國內商業的繁榮及與中原諾國貿易往來的加強，《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載：”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荀吳既能將軍隊偽裝成糧食販運的商隊，可見中山一帶糧食貿易的規模可觀和商業活動的曆史悠久，《史記·貨殖列傳》稱中山人“仰機利而食”。說中山人以商業投機為生可能有些誇大，但投機活動的普遍似無疑問，而投機活動的普遍必然是與商業的發達緊密聯係的。中山國不僅輿內商業發達，而且與中原諸國貿易往來密切。《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中原兩個繁榮的城邑溫（今河南省溫縣西南）、軹（河南濟源縣南部）都曾“北賈趙、中山”。平山墓群出土大量燕、趙貨幣，有戰爭掠奪，但多為貿易所得；出土三角文犀器座，說明中山與楚越（這種犀當時棲於這一帶）有直接或間接的貿易往來；尤其出土的玉器，製作的材料來源極廣，據鑒定有新疆子玉、遼寧岫岩玉、河南獨山玉、及張家口北部新河地區瑪瑙等，表明中山國對外貿易範圍甚為廣遠。 中山沒有自鑄貨幣，中山境內流通的主要是燕國和趙國的貨幣。如靈壽城址內出土的戰國貨幣，主要為“成白”刀幣和弧折“?”刀，數量達幾百斤；其次為尖首薄削的尖首刀，“甘丹”直刀和“白化”直刀。“成白”和“?”刀幣，出土時都在窯穴內，捆紮有序，數量多者達600多斤，少者亦有20多斤。“甘丹”刀幣和“白化”刀幣為趙國貨幣，“?”刀是燕國貨幣。從整個中山國出土的戰國貨幣看，燕國貨幣居多，趙國次之，這既說明中山國的貨幣流通以燕趙貨幣為主，也說明中山國與燕趙兩國經濟聯係的緊密以及相互商貿的繁榮。 中山商業的繁朵與興旺，增強了農與牧、農牧與手工業之間的物質聯係，加強了與中原各國經濟文化交流。 交通 商業的發達有賴於交通的發展。中山國的陸路交通道路主要有三條。一是中部的南北道路：即《史記。貨殖列傳》所載趙都邯鄲“北通燕諑”之路的北段。這條路縱貫中山南北，自南向北經過房子、石邑、東垣、中人、曲逆諸邑。以現在的地形來看，該路處於太行山以東海拔50米以上山麓平原的東部，以西是低山丘陵，以東地勢低窪，其沿途所經．正是中山國經濟發達、城邑密集的地區．在加強中山南北聯係和促進各地經濟發展方麵起著很大作用，是中山境內重要的交通幹線。二是中部的東西道路，是連結太行山東西兩側的交通紐帶。這條路早在春秋末就見史乘，即《左傳》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載：“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晉在太行山西，鮮虞在山東的今正定東北新城鋪，昔陽在肥（今槁城西南）之東，即今晉縣城，晉若想過太行井陘重險及鮮虞之境，必向鮮虞借道才成，說明春秋末這裏有一條重要道路，這條路應自井陘、經石邑、過鮮虞城南的東垣、肥累，到達昔陽城。《戰國策·趙策·三國攻秦趙攻中山》：“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滹沱”，扶柳在今冀州西，自此向北當有一條路，似應與昔陽城相通，此路在扶柳以南應與趙重要的行宮沙丘（今廣宗縣西北大平台）相通，再向東延伸與齊境道路相接。三是西北部的通代之路：《史記·趙世家》載：“惠文王二年 ，主父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首先說明趙國不僅有北通燕諑之路過中山境，而且有代道經中山達西北的代地；其次表明靈壽是代道上的重要都市。《史記·趙世家》又載武靈王二十一年（前306年）趙攻中山“合軍曲陽，攻取丹邱、中陽、鴟之塞”。鴟之塞即今倒馬關，是趙、中山通往代地的必經之路，所以說趙進軍中山的路線，是中山境內代道的北段，這次趙雖攻下鴟之塞及以南一段，但代道末通，直到九年後趙攻下靈壽，整個代道才得以大通。據此推測中山境內的代道，應在石邑與南北大路相接，經寧葭、靈壽、曲陽、丹邱、華陽及鴟之塞入趙之代地。 中山三條道路主要分布在中部經濟發達、城邑集中的地區，是構成太行山東平原上交通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太行山東道路網中起著骨幹作用。 除陸路交通外，中山國的水運也有—定規模。中山王1號墓葬船坑出士三隻大船，兩隻小船，是中山境內河流發展水運最有力的物證。這裏地當滹沱河北岸，向下遊水道展寬，利於航行，是中山境內一條重要航道。據《史記·趙世家》載趙武靈王言：“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揖之用。”薄洛水是趙與中山邊境的河流，因趙與中山不睦，故不能航行船隻，反言之，兩國關係和緩時，此河亦可行舟，所行不僅有趙船亦應有中山之舟，為中山境內又一航道。中山境內河流眾多，不少是易於航行的水道，這些河流因受地形的影響多為東西流向，應是溝通中山國東西地區聯係的主要通道，與南北走向的道路構成一個完整的交通網。[60] -------------------------------------------------------------------------------- [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1982年9月第2次印刷，下冊第507頁。 [2] 見該書第二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3] 張文見《河北學刊》1981年創刊號，呂書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 [4] 近年陳惠《內蒙古石棚山陶文試釋》一文認為中山族源於北狄的說法可信。見《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何直剛《中山國史雜考》認為中山非鮮虞繼續，而是古老部族，為狄族中長狄部落—支，漆（僖）姓。見《河北學刊》1985年第3期。 [5] 《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第5－第6頁。 [6] 分別見《文物春秋》1994年4期和1996年2期， [7] 如《北狄族與中山國》第二章、第三章即持此種看法。 [8] 《觀堂集林》卷13，第3冊第583頁。 [9]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條杜預注。 [10] 《〈山經〉河北下遊及其流考》，載《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 [11] 見第4冊第1334頁。 [1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4冊第1361頁所引杜注。中華書局1981年3月第1版，1983年9月第2次印刷。 [13] 《左傳》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條。 [14] 何文分別見《河北學刊》1985年第3期、1987年第4期；田文見《石家莊曆史文化》1997年1期。 [15] 《左傳》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條。 [16] 以上史實分別見《春秋》、《左傳》的哀公元年、三年、四年、五年條等。 [17] 關於仇由的名號和地望，參見《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第20－21頁。 [18] 以上參考《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第22頁。 [19] 《史記》卷43《趙世家》。 [20] 如段連勤即持此種觀點，見《北狄族與中山國》第96頁。 [21] 《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第23頁。 [22] 本書以公元前475年作為春秋和戰國的時代界限，這次左人，中人之戰理應歸入戰國時期，但考慮到春秋時期鮮虞中山的連續性，故列入春秋時期。 [23] 《文物》1979年1期。 [24] 《江淮論壇》1981年6期。 [25] 刊於《河北學刊》1988年1期。另見田衛平《中山曆央與文化：概貌、性質、地位》，見《石家莊曆史文化》1997年1期 [26] 見該書第178頁。 [27] 據張守中《中山王?文字編》。 [28] 參見段連勤《北狄族與中山國》第110－111頁， [29] 《河北學刊》1985年第6期 [30] 《古文字學研究》第一輯第273－305頁。 [31] 田衛平：《論晉伐中山與與文公複立》，《晉陽學刊》1990年5期；田衛平、王晉：《中山武公新論》，《曆史研究》1992年2期。 [32] 黃盛璋《再論中山國墓若幹問題》即持這種觀點，見《考古》1980年第5期。 [33] 如宋裴×在《史記集解》中山武公條下注稱：“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元吳師道《戰國策中山策補》則說：“《史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國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製，與中夏抗歟!” [34] 上述主要依據張崗、謝誌誠《鮮虞中山族姓問題探索》《河北學刊》1981年創刊號和《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 [35] 見《戰國策·秦策二·秦武王謂甘茂章》“魏文侯令樂羊將破中山”句注語。 [36] 《水經注》卷11《a（形聲字，左為“水”旁，右為“寇”）水》。 [37] 《學術研究》1981年第4期。 [38] 《中山國史雜考》，《河北學刊》1985年第3朔、《中山非鮮虞辨》，1984年第4期。。 [39] 《中國曆史地理論叢》1992年1期。 [40] 《戰國策·趙策一·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中冊第601頁。 [41] 太子擊後來繼位為魏武侯 [42] 《史記》卷80《樂毅列傳》。 [43] 林傑、馬濤：《中山國玉卜卜辭試釋》一文認為魏滅中山之後。奉中山國祀的國君稱桓子，亦即後來的桓公。見《文物春秋》1990年3期。 [44] 《北狄族與中山國》第107頁推測此年或稍前中山複國。 [45]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認為複國時間是公元前378年，楊寬《戰國史》認為是公元前380年， [46] 參見路洪昌：《鮮虞中山國疆域變遷考》，《河北學刊》1983年3期。 [47] “南戰於長子”，似應是“南戰於房子”，從《戰國策》本文看不到此役的年代，我推測即趙敬侯十年“戰於房子”事。引文見上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