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豬

搞不清狀況的豬!--“我已回憶不起由我和陌生的世界相遇而引發的第一聲叫喊,但我確切地知道,我自始便感受到自己已經掉入了一個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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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聲沒入落葉

(2006-03-02 09:06:18) 下一個
?一. ??歲末前,民進黨完成了兩項重要的內部人事調整,一是扁係親信遊錫堃替下呂秀蓮這受創的代主席成為新任黨主席,二是謝長廷被迫為民進黨在縣市長‘三合一選舉’的失利背上‘黑鍋’,從行政院退下重回高雄。蘇貞昌匆忙上任、組閣,扁政府下的行政院院長一職幾經輪換,皆為阿扁玩弄,蘇貞昌接下這塊燙手山芋,於個人當務之急自是要求穩,方能再圖零八突圍。 ‘三合一選舉’後四大天王分裂之局即現,外間評論幾乎一致認為阿扁政府已成跛了腳的鴨子,路有兩條∶一是一條胡同走到底,二是改弦易轍放棄台獨主張。可光腳的就是不怕穿鞋的,阿扁一則元旦文告,死活又把兩岸關係的樂觀指望扯了下來。 扁政府向深綠傾斜,深綠人仕在行政院粉墨登場,未來一年兩岸政局難展歡顏大概是底定了,至於在如今朝小野大的局麵下,台灣內鬥不息的局麵相信亦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現任何重大的轉折。變好與變壞的晴雨表,大概隻能看泛藍與泛綠各自整合的賽跑結果,其中一個指標性內容就是接下來的台北市長選舉。 在此期間,民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的毅然宣告退黨,自然是重創了民進黨的精神根基。從精神領袖走到不得不與風雨同路人割袍斷義,遙念昔日之理想與追求∶“我們必須時時自問∶台灣人民對民進黨的期待是什麽?作為執政黨與國會第一大黨,在推動政務時或許必須迂回妥協,但是黨作為承載理念與價值的團體,不能因為短期執政的需要,就放棄長期奮鬥的理想,忘記了核心價值的存在。我們立誌要贏得每一場選戰,但更重要的是必須牢記為何要贏。如果「贏」隻是為了黨的生存,贏在與友黨的惡鬥,「贏」就失去了意義;如果「贏」是為了堅持帶給人民最大福祉的路線,贏在價值和能力的勝出,「贏」才真的會有意義。” 講這段話的人是剛上任的遊錫堃,阿扁的目下重臣,不是林義雄。林義雄用的是罵,罵得向也罵得亮,可當麵對的是一些真正骨子敗壞的人或政黨時,直斥是無用的。如果阿扁也在用心聽,那麽他肯定會廢了遊錫堃,因為,遊比林‘罵’得還要透徹且心存二心。但他沒有,因為他現在唯一惦念的大概就是他的皇位。 民進黨建黨二十年,能把自我腐敗的過程演繹得如此徹底,反麵看實有震耳欲聾的警世之功。 二. 香港最近連日有多份媒體刊出三十五名包括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港區人大李鵬飛等政界人士,聯同廿五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聯名全版廣告,要求特首曾蔭權為香港訂出普選時間表。 本是柔性訴求,偏偏碰上當事人不知情,資金來源不清這些尷尬局麵。民主好可疑!?結果弄得滿城都在猜誰是幕後黑手。廣告追求易民心,一個小姑娘輕輕一句∶「Just?say?"Yes"」和結合‘民主女神’陳方安生,泛民雖有被騎劫民主鬥爭成果之虞,但若能重執民主代言人之權擠著煲呔曾往前站,重奪話事權倒也不失權謀上的高招。可雖說,泛民運術是越見成熟了會捆會變且動靜皆宜,但差就差在一切有點不夠光明正大,有理也變沒理,氣就是短了截。親中勢力自然想從追問個淵源,就連我們這些局外人也看著味道怪怪的。 香港人把香港選舉當自家事,中央把香港選舉當一家事,差別是在中央或親中勢力眼內,他們必須要提防如科恩在《論民主》裏提到的民主的保護性條件一樣,考慮到“來自內部的威脅,有時比來自外部的威脅更為嚴重,也更為常見。各種各樣的內部威脅不可能一一列舉,但一般來說可分為兩類∶(1)來自內部的對民主條件,如法製條件、信息條件等的進攻∶(2)來自內部的對參與過程──對其廣度、深度或範圍──的進攻。”遺憾的是,泛民有時所展現的正是這樣一個進攻型角色,隻取不予,難怪另一方麵要見疑。由此足見,即使一個社會民主意識再成熟,但若缺乏可負托之人或所托非人,亦有望進入歧途。未來香港民主之途同樣難以平順。 三. 澳門呢?從建製上,按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原則最快也要等在‘零九’才會有新局,但若按‘實際情況’從整體素質考量恐怕卻不可能在‘零九’會有重大突破。這從近期‘發策’的 “澳門居民素質調查”報告中的幾項指標來看大概可以有所反映。 借鑒港台兩地經驗,民主發展除了要有經濟條件,社會整體與領導者的素質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這似乎也正是澳門目前就缺乏的。政府與各政治勢力應致力通過製度調適進行梯隊建設是其一,在更廣泛地領域內推廣公民教育是其二。但問題是有時候明明己長期投入大量資源,但無奈社會實效卻不彰,如法律的公民教育工作。事實上,如果我們可以公平地對待有關部門在這方麵的工作廣度,往往會發現有不少工作確實是做得夠多了,但就是沒甚麽效果,為甚麽?我覺得其中有一部份的重要因素是因為我們一直沒有以更正確的方式對待中間的執行不力的問題,像交通、民政等,這裏雖仍離不開整個大環境的曆史背景與硬件條件的製約,但其歸根到底還是離不開整個行政結構在責任承擔與人員素質培養的力度上。 因為,現實的社會行為規範調整與意識是不可能僅靠單方的輸入來完成的,文宣上是一套,行走間又是一套,潛規則的作用大於明示的規則作用,效力自然要大減。遺憾的是,盡管坊間對此雖早有議在先且長期地從不同的方向過不少提出批評,但我們的應對步伐卻依舊來得十分緩慢,有時甚至是根本‘闊佬懶理’,社會缺乏一個健康的底氣,前景是否依舊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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