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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閑談，不開玩笑。人口增長率是一個決定社會財富增長量的主要因素，不難理解如果人口增長過高於社會財富的話，社會就肯定不會穩定。一代領導人執政時間長短，決定社會中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穩定格局的存在特性。利益格局的穩定程度，決定社會財富的內部動態流動性，從而影響社會發展。
去年閑極無聊的時候把中國曆史的各朝各代從秦到新中國的一些數據從擺了來看。有點八卦的玩藝兒，但供大家參考。
從秦漢以來，中國曆史經曆了多次朝代更迭，總體來看，按朝代的延續和曆史時期的特點可以分成十六個不同的階段。秦，漢，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北宋，宋金，元，明，清，民國，新中國。我不把東西漢分立出來，因為王莽新政其實隻有一代，就又交還劉漢，不足以單獨列出來。同理，武則天的周朝也沒有列出來分隔唐朝。
然後把各朝代延承時長做個圖表，三個朝代就凸現出來。漢、唐和明三朝。這三朝正好是華夏曆史上最強盛的三個時期。另外再搞三張圖。一是延承的領導人輩數，這個輩數不是血緣上的輩數，而是先後承繼最高領袖的人數。二是平均每一輩的執政時間年數，這個好理解。三是本朝年均人口增長率，是幾何平均，不是算數平均。
這樣有三個事實冒出來。第一個事實，漢唐明三朝恰好是四個延承輩數最高的朝代裏的三個。另外的一個是南北朝，輩數多完全可以理解，這是人為的，帝位非自然延承。跟以上三朝在政治學上完全不是一個概念的。
再有一個事實就是，漢唐明三朝也是人口年均增長為正的裏麵最靠近零的三個增長率，分別是0.27%，0.11%，0.12%。隻有一個0.13%的東晉十六國能跟三朝有的一比。但是東晉時期全國人口數據是靠各種估計疊加起來得到的，很不準確，0.13%可信度不高。
第三個事實是，漢唐明三朝的輩均執政時間都在12年上下。漢朝時14年，唐朝是13年，明朝是9年。不過有好幾個例外，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三個時期均為12-13年一輩領導人，除了西晉是全國統一的狀態，另外兩個時期本來都是南北分裂狀態。西晉夾在三國和東晉十六國兩個階段之間才隻有50年時間，其滅亡的直接原因是外虜，而不是內部爭亂。元朝輩均12年，滅亡則確實主要來自內部的爭亂（朱元璋）。可以認為是個合理的例外。相對封閉條件下，人口增長就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和最大促因。個人執政時間長短，決定了主要社會利益團體的穩定程度（換個皇帝就得換個班子），從而決定社會價值流動性。執政時間過長，不利於價值流動，積累社會不公。執政時間過短，上層建築不穩，直接導致沒人集中精力搞生產。一個看似合理的結論是，華漢大朝平穩延承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最好保持一個合理的輩均執政時間（10~13年）和不是太高的年均人口增長率（0.1~0.2%）。這個結論的合理性，必須先加上相對獨立的經濟政治體係，也就是沒有大的價值流入和流出的情況下。在國際交換相對不足以論的經濟條件下，這個前提絕對是合理的。
有一個例外必須搞清楚，清朝的時候 執政時間平均19年，康、乾盛世各60年，怎麽經濟如此發展迅速？其實那段時間經濟總量的高速發展靠的人口數量的提升，清軍入關的時候中國全國1億人口，到1850年太平天國爆發前有4億3千萬，這樣的人口爆炸增長，怎麽可能沒有經濟繁榮。但是，正好是人口長期過快增長，伴著社會上層穩定度超高（太平天國前的清朝皇帝人均執政35年），結果是價值流動不足，過度集中，導致高度社會不公。這才有太平天國這場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內亂，13年消耗掉中國1億人口，才算了結。
更準確地總結一下本文的結論。一個社會體係的價值總量來源於內部（人口增長）和外部（貿易與投資）。領導人的執政時間，人口增長率是兩個維持體係內個體和團體之間的價值均衡的因素（當然還有其它因素，比如政治體製等等）。在主要靠內部因素增長價值總量的條件下，需要把握好以上兩個因素，以促進有效的價值流動為手段，達到維持價值分配的均衡的目的。
以目前國際國內經濟的現實狀況，中國未來幾十年需要拉動內需來促進價值總量繼續增長。那麽在不進行大的政治體製改革的前提下，就需要考慮通過縮短各級領導人執政時間從平均12年（1978-2013年之間的三代領導人），縮短到8年以內。人口數量要降到1%以下，但不能為負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