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凸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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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我與民主的對話(四)

(2006-11-05 19:27:23) 下一個

我與民主的對話(四)

 

上兩篇講到民主政治的曆史實踐和西方民主理論的發展,並從社會係統的角度,提出 人類社會係統平衡的定性關係式:[自由] + [公正]  [效率] + [公平]。注意,這裏衡量各個變量的參數,分別是自由離散度公正度效率,和分配不均度。有些參數的定義與變量本身在字麵上看是相反的。

 

這一篇,討論中國曆史裏的民主成分。有人說中國幾千年專製史,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形成什麽民主。凸子以前也對這種觀點很有同感。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呢?由於中國曆史的演化曆史跨度大,本篇僅觸及西周及以前的曆史。就東周以後曆史,將在對話(五)中討論。

 

是我,因為提出問題是我一個凡人最大的功能。我把自己的言語以藍色表示。 

 

”是民主他老人家,他了解一切。我把他老人家的言語以紫色表示。 

 

下麵就是民主與我之間問答的繼續。

:對話(三)講到以社會係統的概念來理解社會的政治組織形式,即其優缺點。按照平衡的定性關係式,可以有以下的兩種理想的極限:1)絕對專製的體製下,個別人自由度極高,犧牲了社會公正,換來的是社會效率和分配不均;2)絕對民主的體製下,所有人的自由度都不受限製,這樣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公正(機會絕對均等),但犧牲的是社會效率,另外社會分配仍有可能不均(因為人天生的能力是不可能平均的)。

 

:這樣理解是正確的。注意,前麵雖然給出過一個類似化學平衡的定量關係式,但是其功用也隻是為了更好的定性理解社會係統平衡的理論意義而給出的。並非一定要有一個量化的關係出來。

 

:把社會視為平衡係統,那麽很顯然任何係統裏都會含有或多或少的民主或是專製的成分。而有觀點認為中國長達5000年曆史是專製史,民主無法滋生。這種觀點一定錯誤了?

 

:這種關於中國民主曆史的觀點不完全,是片麵的。首先,現代意義的民主,已經把民主的概念限定化為西方近代以來形成的民主製度形式。於是造成人們一講民主,就必然覺得一個社會的政體,除了民主的就是不民主的。但是,按照我們前麵所講的社會平衡概念,社會政治體製的狀態其實是在絕對民主與絕對專製之間可以連續的變量,而不是一個隻能取值1 (民主)或者-1(專製)的離散變量。而現在輿論界,尤其是西方政界的通行說法,是把這個連續的變量,人為地離散化了。

 

:這樣看上去,好像人為的給社會政治體製的狀態值加了一個半導體過濾器,那麽濾過之後,剩下的就是數字化的01了。普通人們被毫無例外的置於這個過濾器之後來觀察政治,社會政治體製也就隻剩下民主和不民主兩種狀態了。而且往往在習慣上,把那些經過濾後理解為不民主的狀態,都同義化為專製。

 

:說的很正確。要理解民主和專製,就要脫離現在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習慣定義,並選取一個長時間相對獨立的社會係統,來觀察整個社會政治狀態的平衡演化。而觀察這一演化的過程,全球有一個最好的樣本,就是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曆史。

 

:為什麽是中國,而不是別的國家呢,比如歐洲或是美國?

 

:原因很簡單,具有上下五千年曆史的中國,是人類史上延續至今最長的獨立社會係統,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沒有像中國這樣完整的、由本民族社會的內部力量長期主導發展的、橫跨原始社會到社會、資本主義的曆史。埃及、波斯、歐洲、美洲的曆史都因為或有間斷和突變。間斷和突變主要是由外族的入侵帶來。

 

:中國曆史上也有諸如蒙元和滿清的外族統治,或者南北朝時期,中華文化的核心地帶的黃河流域也有北魏這樣的的非漢族政權啊?

 

:問得好。外族在中國的統治或者時間較短造成的間斷不長不深,或者幹脆被融入華夏文明的內部了。蒙元其實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的影響很少,時間也很短,不足一百年。而滿清則已經把自己融入到漢儒文化當中,是延續宋明政治專製體製的。所以總體來講,中國的五千年大曆史,直到21世紀都是自身獨立的曆史,是社會內部矛盾調整的曆史,可以認為是很好的社會係統平衡樣本。在這個數千年的平衡演變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的自由、公正、效率、公平的相互作用。

 

:是不是要從華夏文明的源頭從頭講起嗎?

 

:原始社會的中國,跟世界的其他文明在社會組織狀況上沒有很大的區別。群居人遇到的首先是群體的生存問題。食不果腹,茹毛飲血是群族生存的現實。所以效率應該是社會係統的決定。沒有效率就沒有生存,也就談比上什麽公正和公平。個體的自由度由來就是很高的,但是單幹的自由並不能夠給群族的生存在物質上帶來好處;有時反而使壞處,因為個體一旦離開群體而麵對強大的自然,自身的生存都難以保證。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係統要增加效率,可以有兩個手段:增大公正度和增大自由離散度。處於原始社會的人群,本來在公正度(就是人們之間在橫向比較以後對自己狀態的滿意度)就已經很高,再加上社會可分配資源的短缺,在公正度做文章並沒有什麽餘地。所以剩下的就是增大自由離散度了。

 

:也就是說,需要在群族的組織形式上,對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個體給與更大的自由度,換句話說,就是權力分配上要更加不平等。那麽怎麽來決定誰來承擔這些權力呢?

 

:權力的走向,當時還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選擇的結果,也必定令大家滿意。比如唐堯之選擇舜,是經過了對包括舜在內的四個候選人的道德和才能的審查之後才最終決定。史記裏記載堯首先排除了由自己的兒子丹硃和很有能力的水官共公繼位的可能,因為二人道德的欠缺。禹之父鯀本來也被四嶽所推舉,但堯用鯀治水,“九歲,功用不成”,應驗了堯原來對鯀“負命毀族”的評價。然後,堯問之四嶽,四嶽推薦了平民單身漢虞舜,因為他“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堯又用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來測試舜的德行,以五典試舜的管理才能,結果順都能順利通過。最後,要把舜置於暴風雨的森林中,舜能夠安全走出來沒有迷失方向。至此,“堯以為聖”,真正放心將地位傳給他。

 

 

 

後來舜選擇禹,是因為禹治水的功德。舜繼位後任用的二十二官,各司要職,“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堯時已有水患,用鯀(禹的父親)治水,結果治水失敗,舜“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舜起用禹治水,禹“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禹也因治水所表現出來的德能,得以承舜之帝位。舜死後,禹曾讓位給舜的兒子商均。但是諸侯都服從於禹,而不服商均。所以,這種權力的選擇和確立,都是經過社會各方的認可的,可以稱之為公共的選擇。我們可以從孔子對這種大同社會的描述中,了解到這樣的情況:“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謂大同”。大同社會裏,雖然社會的自由離散度被適當拉大了,但是權力之分配還是本著天下為公的原則,所以整體公正度並未遭到嚴重的破壞。在增大的自由離散度之下,社會係統的平衡可以向增加效率的方向移動了。但是注意到,社會係統平衡這樣移動,還有一個副產品,就是分配不均度的增大。

 

:我知道了,財富分配的不均,其實就是後來私有製產生的條件。但是為什麽中國要經三皇五帝這麽多時代才最後進入夏朝的專製體製呢?

 

:社會係統的平衡演化,並非一時迅速轉移完成的。就像化學平衡一樣,有一個反應時間問題。隻不過那個時候,中國社會係統的反應時間很長,或者說平很易懂的速度很慢。還有一個原因,其實私有製,或者說專製的成分在五帝的時期並非一點沒有。三皇伏羲、神農和黃帝的確沒有直接血緣關係。但是自黃帝始,至夏禹止,包括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的六帝,都是黃帝的一枝血脈。顓頊是黃帝曾孫;帝嚳是也黃帝曾孫;唐堯是帝嚳的小兒子。虞舜是黃帝的九世孫,傳到他那一代,已經是平民了。夏禹的輩份上比舜還大一些,是黃帝之玄孫,顓頊之孫。所以,帝位禪來讓去,都是在有熊氏一家族係之內。有這樣一脈傳承的趨勢,可以說以家天下為表征的專製政體早已被原始民主禪讓的體係所孕育著了。直到有啟的出現,這種家天下的政體才算名正言順的確立下來。

 

:這樣的話,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增大自由離散度,結果導致分配上的不均,最後家天下的專製體製得以孕育產生。那麽家天下確立後的社會係統平衡是怎樣演變的。

 

:家天下的核心規則子承父位的傳統是這麽定下來的。啟取代禹的官方繼承人益的時候,諸侯皆以“吾君帝禹之子也”的名義,服從啟而不服益。但應該注意,史上雖以啟開夏為家天下的起點,但是當時帝王家私和天下政權的概念上的統一,並沒有立即在人民意識上牢固確立。夏商兩代,為王者除了在身份上高於諸侯外,在權力和財富分配的領域特權,遠沒有達到後世的家天下的那種高度。比如,諸侯是相對獨立存在的,其政權地位比較現代聯邦製下的邦國還要高。其對於王室的義務,除了禮儀上的臣服和數量有限的朝貢外,幾乎是完全獨立的。各諸侯擁有獨立的立法司法行政權力,並自主保有軍事力量。諸侯遇到不稱職的帝王繼承者,想造反就造反,道德上沒有類似後代儒家機製體係中綱常羈絆。朝代中間總有諸侯亂世、帝室中興這類的事情發生。這種情況在夏、商兩代重複出現。比如夏朝,啟死了以後,就有太康失國,後羿代夏和少康中興,少康後穩定了八世,又有“孔甲亂夏,四世而損”。商朝時,自仲丁後有九世之亂、武丁盛世和最後的武王伐紂。這些國家政治的亂與治,集中反映了一個社會係統平衡演變的規律,就是當少數人的自由過渡膨脹,導致係統的自由離散度太大,平衡過度向右方移動,會導致過度消耗公正度,並引發分配不均度的過高。至於社會的效率,基本沒有增長;相反往往因為過度自由的社會領導層(即帝王統治)的無能而降低了效率。這樣社會係統處於,高度的不平等(自由離散度高)、高度不公正、高度分配不均和效率低下的三高一低之下。亂世也就由此而來。

 

:這三高一低,對於一個社會係統來說的確是一無是處了。所以以後每朝立國之初,都學會了采取限製統治階級特別是王室權力(自由度)的休養生息的政策,從而緩解前世由於三高一低而造成的社會係統極度不穩定。

 

:周代商後,立即確立以分封製,井田製,禮樂製和宗法製為核心的政經文法體製,以此來鞏固其社會係統的平衡發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此開始。受封諸侯在享受分封權利的同時,也向周王承擔一係列固定的義務。周宗法製的核心是嫡長子繼承製,適用於上到周王室下到平民。周製吉、凶、軍、賓、嘉五禮,以規範社會活動諸方麵。井田製是周在經濟製度上的一個創新,為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前提下,理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關係。孟子裏講到,井田製下,“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從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這相當於一種勞役地租的製度。這樣所有人都有土地耕種,而統治者則通過勞役來獲得利益。

 

:周代的這些製度,應該怎樣從社會係統平衡的角度去理解?

 

:這些製度,在增加自由離散度的同時,也增加了社會的公正度,因而使社會的效率提高,分配自然也向不平均的方向在發展。應該承認,任何調整自由和公正以增加效率的措施,都會使分配不均得到增加。這一點,也說明後世的理想社會主義,要同時達到高度的平等,公正,效率和平均的四高,是基本不可能的。就周代的製度創新來說,將土地的所有權收歸於帝王家私,然後再由分封的方式分配給諸侯,可以說是加大了社會的自由離散度。但同時,由於諸侯以下至平民,由分封獲得土地的耕作權,並相當程度上允許私田的存在,這樣社會各階層對所擁有的生產資料可以在生產中自由處置。更加上新政權重新分封土地,使前朝在土地兼並中失去土地的平民重新獲得土地。另外,禮樂製和宗法製的必然結果,就是新上台的周政權利用其剛剛在人民中樹立的權威,給社會新秩序確立了製度上保證,從而使人們在體會社會公正的時候,由了一個明確的、詳細的尺度,不再像夏、商兩代那樣含混不清。這樣,公正度(橫向的滿意程度)就得到保證和提高。自然而然,社會的效率就提高了。

 

:前麵講過,效率提高,國富民生,但同時分配不均程度的提高使得財富逐漸向少數人手裏集中。那麽,社會係統的平衡,就會進入一個危險階段,這個階段又是什麽特征?是否上麵所說的三高一低?而且,我還有個疑問,三高一低,從平衡角度,是怎樣演化出來的?

 

:是三高一低,即高不平等、高不公正,高不平均和低效率。這裏要說明一點,三高一低,本來在西周初年,公正度相對於商代末年,是得到了保護和提高,而且是在高不平等的條件下達成的。隨著社會的穩定發展,由於高度的自由離散度的長期存在(高度不平等),公正度會不斷降低,效率當然在一定時期是有所提高,同時分配低平均度(不均度高)。所以首先是四高,即高不平等,高不公正,高效率,和高不平均。然而當分配的高度不均涉及到不隻是產品領域,而是生產資料領域,比如對土地的占有,這種分配不均有可能犧牲效率,同時使得不公正度更高。結果,就是出現三高一低。就使原來的高效率變成低效率了。

 

:好,接下來該講春秋戰國的曆史沿革,這段曆史中,華夏文明在政治思想領域很有成就。

 

:是的。春秋戰國是中國曆史的一個特殊的時期,史學上把這一時期作為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轉型期。不過在社會係統理論下考察,春秋戰國的時期,又是一種平衡調整的新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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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oose 回複 悄悄話 在好的人,都需要監督. 曆史是縱向的監督, 製度是橫向的監督, 上帝是超三維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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