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泉：告別烏托邦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

此文寫的是清華《國學研究院》最輝煌的時刻。
 

半壁江山

階下立著的青年並沒有走上前來。他遠遠地在廳堂裏垂首止步，畢恭畢敬地向著屋中鞠了三個躬。在正堂端坐的王國維緊蹙的眉頭漸漸舒展開。他原本料想，這位清華研究院的籌備主任，一定是西裝革履，擺足一副美國紳士的派頭，上前與自己握手致意，不料，等來的卻是如此隆重的禮儀。

吳宓的這三次鞠躬，讓避居北京織染局10號的王國維下定決心，接受來自清華研究院的聘書——盡管這座由庚子賠款而建的大學，十幾年來因其“崇洋媚外”的惡名屢遭詬病。但王國維仍不能給予吳宓圓滿的答複，他還必須請示再次遜位的皇上溥儀。

張勳扶持溥儀重新登基時，王國維應詔出任“南書房行走”，相當於帝師，如今雖然皇上又被驅逐，遠在天津，其“實”已亡，“名”亦不存，王國維卻不肯荒廢這套禮數。他謹守著本分，需要“麵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麵奉諭旨命”，竟有些九百年前“白衣卿相”柳永“奉旨填詞”的意味，這道諭旨，正是王國維這一代遺民難以褪去的精神枷鎖，莊嚴，沉重，淒涼。吳宓次日出城，回到清華，他用了兩天的時間，才說服校長曹雲祥和教務長張彭春，邀請隻有35歲的陳寅恪前來清華執教，並且，他為陳寅恪爭取到的職位，不是講師，而是導師（教授）。與清華研究院擬定名單上德高望重的王國維和梁啟超不同，陳寅恪不僅年輕，而且沒有學位，沒有著述。雖然他在日本、德國、瑞士、法國和美國留學十餘年，卻無意浮名，竟沒有攻讀一個博士或者碩士學位。然而，吳宓最了解陳寅恪，在美國讀書時，他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哈佛三傑”，當年寫信回國，他就毫不吝嗇地稱陳寅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國最博學之人”。那時陳寅恪少年輕狂，寫完詩會先給吳宓看，看過就撕碎扔進垃圾桶。不料吳宓過目不忘，陳寅恪早年的詩作，大多都是依靠吳宓的記憶得以傳世。1921年，吳宓回國，赴北高師任教，陳寅恪則前往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和東方古文字學。在吳宓的設想中，精通中西文化的陳寅恪正是研究院導師的不二人選，並且，他料想，陳寅恪一定也不會拒絕這個請，1925年2月中旬的這個周末，吳宓已經為清華研究院定下半壁江山。


陳丹青所繪《國學研究院》 （左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

第四窟

津門的春天，比北京還要肅殺些，從海上攜著霧氣凜凜而來的風利如刀刃，時常會凍徹筋骨。飲冰室裏夜以繼日的麻將聲，依然如常，門外也依然候著大批準備拜訪的年輕人，以及前來取文稿的報刊夥計。在周而複始的堆牌砌牆的聲浪中，梁啟超儼然像袁世凱一樣變成了暴君，對門外的焦慮充耳不聞，手裏熟練地推著牌，口中則兀自滔滔不絕，旋即，助手記錄下來的文稿便從門縫裏遞出，每每在翌日的報刊上再掀起一輪風波。那些排山倒海的文字似乎仍在溫熱的紙張上賁張疾走，稍不留神便會從手中掙脫，夥計們不得不緊緊攥住它們，像攥著一柄剛淬過火的上古神劍。

隻有回到麻將、閱讀和寫作的世界裏，梁啟超才能真正縱橫自如。“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東渡日本，眼見國內亂局叢生卻無從措手，隻有喟歎“中國前途非我歸而執政，莫能振救”，然而，回國後的十幾年，他不但沒能扭轉中國的前途，自己的命運反倒屢遭顛覆。他從未想過，自己竟會與老師康有為反目，甚至在報紙上公開批判老師“其顏之厚”、“其居心之何等”。他更不會料到，盡管自己先任司法總長，再任財政總長，甚至在巴黎和會召開前就已經前往歐洲斡旋，卻依然無力挽救疲敝的國家，她像燈影裏的繁花，在他麵前迅速萎縮，凋謝。他胸中雖有千軍萬馬，手中卻不過一支筆；他試圖喚醒民眾，民眾卻最終與他為敵；他試圖與政客妥協，與軍閥合作，卻一次次被利用、被愚弄、被拋棄。他無法撼動混亂的政局，反而被拖進泥淖。

經曆了民國開元的十餘年政治鬧劇，明知國事不可為，梁啟超卻依舊屢敗屢戰，退出政壇後，仍存著組黨的決心。他也漸漸理解了自己和老師康有為之間的差距，必須建成自己的萬木草堂。幾年間，梁啟超創辦共學社和講學社，譯書，出版，建立圖書館，邀請西方學者到中國講學，開啟民智。羅素、杜裏舒和泰戈爾都應邀抵達中國，杜威也因講學社的力邀決定在中國再留一年，他們聯手掀起的思想颶風，終於讓梁啟超感到，麵對偌大的中國，自己並非孤軍作戰。

學校同樣被梁啟超視為建黨的重鎮。他先和蔣方震、張東蓀一起接手了上海公學，要把它打造成“文化運動、社會事業、政治運動之重要基本”；當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發來邀請，梁啟超再次毫不猶豫地答應，他提議由張君勱做文科主任，自己與蔣方震、張東蓀、林誌鈞、梁漱溟一起任教，“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萬丈”，他要把南開改造成將來建黨的“關中、河內”；此後，頗受他青睞的南京東南大學也向他發出邀請，而廈門大學、武昌高師也紛紛請他推薦教師，退出政壇的梁啟超反而更加忙碌，他在各地奔波，“被各學校學生包圍，幾乎日日免不了演講。”他天真地試圖控製全國文科，將下一代人牢牢抓在手裏，與他們一道完成建黨大業；然而，他又分明感到人才缺乏，單憑一己之力終究於事無補。冷靜下來的梁啟超，最終鎖定了三座學校：上海的中國公學，天津的南開大學，南京的東南大學，他以狡兔自喻，將它們看作建黨事業的三窟。

然而，當清華學校的聘書寄到時，梁啟超再次感到難以拒絕。他興奮地意識到，“三窟之外再得一窟”，清華於他，正是“第四窟”，當然，也隻是“第四窟”。這大約隻是梁啟超一廂情願，清華的學生們並不配合。梁啟超在清華開講“最近三百年學術史”與“群書概要”時並不知道，自己在年輕人心目中的形象，早已發生變化。當時在台下聽講的梁實秋後來回憶，“那時候的青年學子，對梁任公先生懷著無限的景仰，倒不是因為他是戊戌政變的主角，也不是因為他是雲南起義的策劃者，實是因為他的學術文章對於青年確有啟迪領導的作用。”經曆了一場又一場武力風波和政治鬧劇，學生運動一再被利用，無謂的流血犧牲也終究無助於危局，幻滅感迫使一部分年輕人沉靜下來，讀書再次成為他們的共識。在清華，梁啟超無可避免地遭遇了大批激進的學生，他們甚至公開質疑他的政治觀念；然而，更多傾心學術的學生也在影響著梁啟超，竟讓他在教學中漸漸地忘記了躊躇滿誌的建黨大業。他的政論文越來越少，係統的學術著作則越來越多，《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中國曆史研究法》相繼問世，振聾發聵，比他的那些快意恩仇的政論文章更讓他心安。

梁實秋還記得初見梁啟超時的情形，“他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左右顧盼，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麵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隻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麽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同時又這樣自負的話是很難得聽到的。”梁啟超率真的演講方式，更讓人很容易理解他何以在政壇上難以自處，“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麵，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太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歡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帕拭淚，聽講的人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他講杜氏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於涕泗交流之中張口大笑了。”梁啟超做不到乃師康有為那種舊文人的執拗與狡黠，更做不出新派政客袁世凱諳熟的那些看似合理合法的手段，歸根結底，梁啟超仍是一介天真的書生，大學顯然比政壇更適合他，盡管他自己始終不願承認這一點。於是，在這個乍暖還寒的時節，當吳宓懷揣著清華研究院的聘書候在飲冰室門外，梁啟超毫不猶豫就接受了邀請。創辦研究院是他的夙願，他一直告誡清華的學生，“除研究西學外，當研究國學，蓋國學為立國之本，建功立業，尤非國學不為功。”時至此刻，他依然視清華為“第四窟”，希望以國學“建功立業”。他越是極力宣揚西方的民主與共和，他的傳統士大夫的本色，反而愈發彰顯無遺。


新思潮

王國維和梁啟超，看起來與此時的清華格格不入。這座因美國返還“庚子賠款”而創辦的學校，自誕生伊始就遭到質疑，它一直充當著留美的跳板，應和著美國人以基督教拯救世界的狂熱理想。人們很難想象，這些穿西裝戴領結，口中動輒冒出英文詞的“假洋鬼子”，會在線裝古籍的黴氣中專心做一隻蠹蟲。

清華研究院如此大動幹戈，源於六年前胡適的一次挑釁。1919年12月，麵對已經變調的“五四運動”，胡適百感交集，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新思潮的意義》，再度引發爭議。胡適在入題之後徑直引述了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dtion of all Valuss），胡適據此提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隻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他的重點是重新評判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整理國故”。他甚至為此預設了全部程序：對國故進行條理係統的整理；尋根溯源；采用科學的方法，精確的考證；最終發現真相，重估價值。他不希望人們繼續執迷於傳統，也不希望對傳統棄之不理，“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麽呢？是再造文明。”
胡適的倡導一時毀譽參半，人們很難想象，這個幾年前還異常激進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何以倉促間掉轉了槍口。

胡適的轉變，並非突發奇想。經曆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西學東漸，身陷其間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重新考量中西文化各自的價值，無論對待傳統還是對待西學，中國人都采取過極端的方式，要麽嗤之以鼻，視為畏途；要麽盲目崇拜，唯命是從。這種態度令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屢次碰壁，胡適提出“整理國故”，正是意在重新發現中國文化本身的價值，借助西學的科學方式進行整合與傳播。

一言既出，胡適便憑空多了些敵人，也陰差陽錯地找到許多同道。在北大，章太炎的弟子們驅除了“桐城派”的“餘孽”之後，轉而與胡適合作，達成表麵上的默契。“整理國故”的風潮從北大發端，迅速席卷全國。半年後，北大宣布籌建國學研究所。兩年後，北大國學門正式成立，名士雲集，蔡元培、顧孟餘、李大釗、沈兼士、馬裕藻、朱希祖、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人紛紛參與。不久，東南大學、南京高師也成立國學研究會，後擴建為東南大學國學院。與此同時，“古史辨派”崛起，顧頡剛等人的樸社，陸侃如等人的述學社也開始產生影響。出版業的井噴之勢更為國學研究提供了陣地，在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率領下，各出版社推出大量以“整理國故”為宗旨的叢書與雜誌，一時竟出現洛陽紙貴的文化景觀，根據陳西瀅的描述，“國立大學拿‘整理國故’做入學試題；副刊雜誌以國故文字為最時髦的題目。結果是線裝書的價錢，十年以來，漲了二三倍。”所以，清華選在1925年籌建研究院，算不上獨樹一幟或者引領風潮；清華反倒是這場運動的受益者，此舉正可以順勢扭轉困擾清華多年的形象危機。清華校長曹雲祥原本有意請胡適來主持研究院，胡適不僅是“整理國故”的始作俑者，他與清華也頗有淵源，他是第一批考取“庚子賠款”的留學生，清華的慷慨徹底改變了這個績溪少年的命運。胡適卻答複，“非一流學者，不配作研究院導師”，在他心目中，隻有梁啟超、王國維與章太炎三位學界泰鬥，才能擔此重任。

清華的另一位校友吳宓正是此時回歸母校的，除了章太炎、梁啟超和王國維都欣然應邀，吳宓沒有料到，最難請的反倒是年輕的陳寅恪。兩個月後，他收到陳寅恪的回信，以兩條理由拒絕了清華研究院的邀請：需要買書，家中事務繁忙。此前一天，在社會學與人類學領域頗有建樹的李濟剛剛接受了清華研究院的聘書，盡管留給他的職位隻是講師，李濟還是欣然答應。吳宓在日記中恨恨地寫道：“介陳來，費盡氣力，而猶遲惑。難哉！”事實上，陳寅恪對任教頗多顧慮，更希望專心研究，一年前，他就拒絕過哈佛的邀請，當時趙元任準備回國，希望陳寅恪能回哈佛接替教職，陳寅恪卻回信說，“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對美國留戀的隻是波士頓中國飯館醉香樓的龍蝦。”所幸，吳宓並沒有善罷甘休，他繼續說服陳寅恪，同時遊說校長。幾個月後，清華為陳寅恪預支了兩千元薪金，又額外寄出兩千元公款用於購書，自此虛位以待。

據說對於陳寅恪前來任教一事，校長曹雲祥也曾遲疑過。梁啟超到清華後也向他推薦陳寅恪，曹雲祥卻故作不知，問道，陳先生是哪一國的博士？梁啟超回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雲祥又故意問，那麽他寫過什麽著作？梁啟超再度搖頭，他也沒有著作。曹雲祥便佯說，他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恐怕不能請他。梁啟超便說了一句令曹雲祥瞠目結舌的話，我梁某也不是博士、碩士，雖然可稱得上著作等身，但加起來還不如陳先生數百字有價值。你不請他，就讓他留在國外吧！梁啟超這番話徹底排除了曹雲祥的顧慮，決定不惜代價將陳寅恪納入麾下。而以梁啟超的自負與聲望，說出這樣的話，不僅可見陳寅恪的學識，更映襯著梁啟超的人格。陳寅恪回國前，清華研究院的第四位導師趙元任已經就位。趙元任比陳寅恪更年輕，經曆更為傳奇。幾年前羅素到中國，趙元任給他做翻譯，那時趙元任還是物理學者，在清華數學係任教。然而，當時趙元任就已經癡迷各地方言，在不同城市翻譯時，他時常會惟妙惟肖地模仿一些剛學了幾天的當地方言，以致人們往往誤以為他是本地人，不會說官話。趙元任的語言天賦，最終讓他放棄了物理學研究，轉而在語言學領域學術精進，聲名日隆。自此，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以及即將回歸的陳寅恪得以聚首，為後世津津樂道的“四大導師”，因清華而成型。

清華研究院的師資完備之後，迅速崛起，與北大國學門、東南大學國學院三足鼎立。此後幾年，實學社、中國國學研究會接踵成立，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也紛紛創辦了以國學為宗旨的研究機構。國學研究之風終於彌漫全國，而清華研究院給予那個時代最大的影響，或許，也僅限於此。


慎獨與兼濟

“現在中國所謂新教育，大都抄襲歐美各國，欲謀自動，必須本中國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時組織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經史哲學。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學方法，並參加中國考據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尋出中國之魂。”1925年7月，清華校長曹雲祥在研究院開學典禮上所說的話，竟成為研究院悲劇性的開端與預言。自此以往，他們不僅要尋找“中國之魂”，更要守護它，捍衛它，可以為它而死，也可以為它而苟活。

這一天，梁啟超的演講題目則為“舊日書院之情形”，直接點明了清華研究院與傳統書院的精神關聯。梁啟超的思想脫胎於萬木草堂，又深受西方影響，在中西文化的夾縫間感同身受，他的立場也成為對《研究院章程》最好的闡述：“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製度。研究之方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研究院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從創建伊始就秉承的美國式教育模式，也沒有模仿北大堅持的德國式教育模式，而是提出英國大學的組織結構和中國傳統書院的氣韻，它們一道構成清華研究院的骨骼與肌理。

“四大導師”隻是一個籠統的定位，有晚清遺民，有共和鬥士，有新派學者，也有傳統士人，他們的政治立場和學術興趣都不盡相同，甚至可能相互違背，然而，在大師雲集的清華研究院，教授們之間幾乎沒有發生過文人相輕、暗戰傾軋的事情。人格魅力與氣度，對學術的執著，成就了自信而又謙恭的一代人。越是爾虞我詐的動蕩時局，越是反襯出學人們維係學術尊嚴的魄力與風骨。梁啟超比王國維年長，然而，研究院導師排名時，他卻主動將首席讓給王國維，並公開告訴學生：“教授方麵，以王靜安先生為最難得。其專精之學，在今日幾為絕學，而其所謙稱未嚐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加以腦筋靈敏，精神忠實，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極謙虛，此誠國內有數之學者。故我個人亦深以得與先生共處為幸。”

曹雲祥曾有意請王國維出任研究院院長，被王國維力辭。院長的席位也曾考慮過出力最多、學術成就同樣不菲的吳宓，他卻隻肯擔任主任，自稱為行政秘書。因此，清華研究院院長的席位，竟然始終空缺。研究院的事務，事無巨細，最初都由吳宓打理。在他的再三斡旋下，陳寅恪接受了清華的邀請，而校長曹雲祥也答應給陳寅恪預支薪金和購書款；趙元任的研究室對儀器裝置有特殊要求，也是由吳宓出麵與校方多次聯係才得以妥善解決；為了方便王國維的研究與教學，吳宓不僅請學校出資購買了王國維開列的研究甲骨文字和敦煌古物應用的書目，並多次陪王國維進城“參觀書籍展覽會”，到京城各地購書。吳宓不在“四大導師”之列，然而，如果沒有他穿針引線，甘為他人作嫁衣裳，清華研究院甚至很難順利降生。然而，無論吳宓怎樣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人事糾紛依然讓他不勝其煩。1926年夏天，陳寅恪終於趕到清華報到時，吳宓已經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幾個月前，他與教務長張彭春產生分歧，吳宓和梁啟超希望擴大研究院規模，張彭春則認為研究院隻可做專門研究，不容納普通國學，這一提議得到了趙元任和李濟的附和。最終，吳宓的意見被否定，他以保護研究院不利之名被迫辭職，辭職前，吳宓向校務委員會提交了《研究院發展計劃書》，從此專注於外文係教學，不久，張彭春也被激進的學生代表驅逐，不和諧的聲音開始在師生之間蔓延。

吳宓與陳寅恪一別五年，再次聚首百感交集，在《賦贈陳寅恪》中他寫道，“經年瀛海盼音塵，握手猶思異國春。獨步羨君成絕學，低頭愧我逐庸人??”“獨步羨君成絕學，低頭愧我逐庸人”，吳宓向陳寅恪致敬的同時，更在反思自己的學術生涯，對於這一代知識分子而言，是獨善其身還是兼濟天下，仍是永恒的命題，仍是難以回避的抉擇。

陳寅恪的到來，為研究院帶來一股新的風氣。他的涉獵麵極廣，教學也自有原則:“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隻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在他的講台下坐著的，不僅是學生們，許多業已成名的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也一直旁聽他的課。

陳寅恪與趙元任早已相識，也極為投契，趙元任住著清華南園的兩間房子，陳寅恪則長期在他家中寄居，吃飯也常由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代為料理。對於梁啟超和王國維，陳寅恪更是倍加敬重，他給研究院的學生寫過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以梁啟超、王國維作為研究院的精神旗幟，也希望學生們能將他們的精神繼承下去。

清華研究院漸漸形成了獨特的研究方法，“注意準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課程則分為普通演講和專題研究，每名學生都要選至少四門普通演講，而在專題研究領域，導師們則根據各自的學術興趣進行具體指導。王國維關注的是經學、小學、上古史、中國文學，梁啟超則更傾向於文學史、哲學史和學術史，陳寅恪的研究範圍集中於年曆學、古代碑誌與中外交流，趙元任和李濟則分別在語言學和人類學方麵進行點撥。導師們的研究構成一張密不透風的學術網絡，既各具特色又能互補，沒有人懷疑，如果他們能夠一直聯手，中國的學術前途，一定會大有希望。

這樣的學術環境僅僅維持了一年。在這一年間，王國維暫時忘卻了亡國之恨，他與陳寅恪、吳宓這些年輕學人保持著密集的往來，對學術與思想的共同興趣，讓兩代人都受益匪淺。王國維對學生同樣關愛有加，雖然他的視力已經變差，每次晚上下課，他還是要堅持送學生薑亮夫過了石橋，才肯回家，因為薑亮夫有高度近視，王國維擔心他過橋時會發生意外。研究院的環境同樣激勵著梁啟超，盡管屢患重病，他對學術的熱忱卻愈發濃厚，竟然漸漸淡忘了入駐清華是為了組建政黨這樣的初衷。與王國維的交流，也促成了陳寅恪的史學思想的轉向，“從東方學的立場回到史學的立場”，兩人學術興趣相契，對許多具體問題的討論也相互激發，相互呼應，以致王國維後來亡故，陳寅恪頻生“‘人琴俱亡’之慟”，餘英時對此作出了詳盡的考證，並借用《禮記·學記》中的話來描述他們之間的精神關聯，“獨學而無侶，則孤陋而寡聞。”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體製，學人們的樸素情懷，共同塑造了清華研究院的品格。然而，命運的枷鎖依舊如影隨形。盡管這一代知識分子都從史書中洞悉了“世變”的根源，自身卻每每被“世變”所誤。


訣別

還有兩日就是端午，空氣中已經彌漫開粽葉和糯米的清香，甜膩黏稠，如同初夏溫潤的天氣。晚飯後，吳宓與陳寅恪在住處閑坐，心情卻平靜不下來。漸起的蟬噪，愈發令人不安。那些隱匿在樹叢中聒噪的生靈，從高處冷眼窺視，所有人都無從躲閃。

1927年6月，北伐軍正一路揮師北上，勢同破竹。幽居在北京西北角的知識分子們感受到的，不是希望，而是危機。連日來，軍閥的屠殺，社會的動蕩，各種聳人聽聞的消息都在廣泛傳播，一時人人自危。吳宓早已在日記中規劃了自己的未來：“近頃人心頗皇皇，宓決擬於政局改變、黨軍得京師、清華解散之後，宓不再為教員，亦不從事他業。而但隱居京城，以作文售稿為活，中英文並行。”清明節放假時，他約陳寅恪一起，把留學時帶回來的書籍分類裝箱，雇了人力車運進城中存放。他們擔心，一旦亂軍入城，清華極有可能被迫解散，那時慌不擇路，這些曆盡艱辛帶回來的珍貴書籍，勢必會散佚。沒過幾天，又傳來李大釗被絞死的消息，陳寅恪深夜趕到吳宓住處，唏噓，費解，憤懣，對政治的厭惡無以複加。

匆忙撞進來的腳步聲亂了夏夜的方寸。趙萬裏驚慌失措四下打量，王國維先生不在這裏嗎？他清晨即出門，據說去了頤和園，至今仍未回家。吳宓心中凜然，憋了半晌的話還是忍不住說出口，王先生去頤和園，莫非是要效仿屈原投江？這則不祥的猜測很快就被隨後趕到的侯厚培證實了。侯厚培說，早上王國維到辦公室裏與他交談很久，隨即若無其事地向他借了五元錢，便徑直往頤和園而去。而頤和園處業已傳來消息，士兵們從昆明湖裏打撈上來一具屍體，因為無人認領，屍體一直停在頤和園的魚藻軒裏。死者正是王國維。吳宓、陳寅恪與研究院師生連夜趕到頤和園，駐軍連長卻早已傳下嚴令，不準開門。雙方交涉一小時後，守門人才勉強允許校長和教務長進去，吳宓與陳寅恪隻得率領學生返回學校，進校門時已是子夜，宿舍區燈火通明，王國維自盡的消息早已傳遍全校，哀痛者自然唏噓垂淚，一幹與政黨糾纏不清的激進學生，也仍在咒罵這個晚清遺臣死有餘辜。生前之譽與身後之名，仍在他人口舌間流轉，難以平息。

第二天，吳宓才在魚藻軒見到王國維，“先生遺體臥磚地上，覆以破汙之蘆席。揭席瞻視，衣裳麵色如生，至為淒慘。”四野陰霾堆積，雷聲滾滾而來，這位“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已經在魚藻軒裏躺了一天一夜，遺體正在脹大，法醫卻遲遲未至。幾乎又等了整整一天，師生們才終於給王國維換好前清的冠服入殮，一行人抬著靈柩，研究院的學生們都執素紙燈相隨，一路蜿蜒，到清華園外的剛果寺安放。停靈設祭之後，吳宓與陳寅恪率先向前，沒有鞠躬，而是匍匐跪拜，學生們也紛紛效仿。像邀請王國維出山那天一樣，吳宓依然用了最隆重、最傳統的禮儀，來告別這位倔強的先生。在王國維靈前頓首的時候，吳宓突然想起，十幾天前，王國維就曾來找他與陳寅恪商量，一旦北京淪陷該何去何從。吳宓當時建議他暑假去日本，陳寅恪則勸他搬回城裏居住。王國維卻堅定地告訴兩個後生：“我不能走。”原來
那時王國維就已下定了赴死的決心，所以他才會在這些天裏預先做好一切安排，交接好學校的職務，把學生的課卷也都評閱妥當。他在遺囑中寫道：“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位史學大家從殘片竹簡中洞悉了多少人世的離合、生死的奧秘，輪到自己時，卻終究難以參透。

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依然不能自已：“宓思前年來京，清華學校命宓迎請王先生到此講學。今甫二載，而送先生之靈櫬至此廟中。宓始終襄隨其間，亦雲慘矣。宓又思宓年已及王先生之三分之二，而學不及先生十分之一。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願以維持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精神為己任者。今敢誓於王先生之靈，他年苟不能實行所誌，而淟忍以沒，或為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敵所逼迫。義無苟全者，則必當效王先生之行事，從容就死，惟先生實冥鑒之。”來時滿麵歡喜，去時卻是淒風冷雨。千百年來，書生們的意氣與天真，政治的詭譎與殘酷，都消融在王國維的一來一去之間，吳宓的一
迎一送之間。

王國維被退位的溥儀賜予“忠愨”的諡號，這個落第秀才的名字也終於被收入《清史稿》，位於列傳第二百八十三。他得以留名清史，或許也不僅因為他的才學，而更多得益於他的“愚忠”。對這位晚清最後的國學大師，正史隻吝嗇地留下寥寥數筆，如同用幾束禿殘的狼毫在摩崖絕壁上書寫巨字——盡管明眼人都知道，以王侯將相為序的曆史敘事背後，誰將比誰更加不朽。與此同時，政敵們充斥著民族主義的冷嘲熱諷也依然甚囂塵上，所幸王國維已經無須再去理會這些刻薄的抨擊，一個國家和他的人民，可以不尊重生者的權利，但不可不正視死者的尊嚴，王國維的生前與身後事，加劇了人們對那個時代的失望。然而，如同屈原的一死不能喚醒楚國的王公與百姓一樣，王國維的一死，同樣沒能在喧囂狂熱的國人心中泛起哪怕細微的漪淪。時局依舊動蕩，道德依舊淪喪，苟活者觀人察己，無不惘然。文化將亡的憂患感在這一代清華人身上體現得尤為劇烈。當北大人還在滿懷熱忱地粉碎舊時代，呼喚新紀元，清華人卻在忍受前所未有的孤獨與絕望。梁啟超稱王國維“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他抱病為王國維料理後事，到教育部為王國維爭取恤金，他斷言，王國維是被“惡社會所殺”，而他自己，又何嚐不是夜以繼日地被這“惡社會”侵蝕著。然而，這一代學人的可貴之處正在於，從未將罪責完全歸咎於自己的時代，從未因外力幹擾而忘記自己的本分，因為從來就沒有最好的時代，從來都是勇毅者在以自己的名字開創世紀。吳宓在挽聯中寫道：“離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淚羅異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次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吳宓並不是前朝的遺臣，然而，文化末世的悲愴卻感同身受。陳寅恪的追憶則更加頻繁，在挽聯中他說：“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在挽詩中他對王國維之死做了更精確的定位：“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他不厭其煩地在學術論文和私人回憶裏提起王國維1929年，他為王國維撰寫碑文，進一步闡釋道：“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些緬懷的字句，是寫給王國維的，卻更像寫給自己。


誤診

王國維自盡時，梁啟超的身體也每況愈下。在給女兒的信中，梁啟超寫道：“我一個月來舊病發得頗厲害，約摸四十餘天沒有停止，原因在學校暑期前批閱學生成績太勞，王靜安事變又未免大受刺激。”一年前，梁啟超的尿血症加劇，協和醫院的醫生決定給他切除一側病變的腎。梁啟超一向以中醫高手自命，這次卻不顧眾人反對，堅決相信西醫的診斷。然而，手術失誤，庸醫竟把好的腎切掉了。虛弱的梁啟超卻固執地在病榻上立刻撰文，詳細描述協和醫院醫生的診斷過程，希望中國人不要遷怒於西醫，不要因自己的生死而抗拒現代科學。

身體被徹底拖垮之後，梁啟超不得不辭去清華研究院的教職，卻依然筆耕不輟，每日考證辛棄疾年譜，苦中作樂，一旦找到新書就欣喜若狂。此後，他幾度往返於飲冰室與協和醫院之間，接受治療時就讀古人的詞曲消遣，回家則“執筆側身坐，仍扶病繼草此稿”。1928年底，梁啟超再次被送進協和醫院，經化驗，痰中有一種罕見的病毒，梁啟超自知去日無多，為了給後人找到消滅這種病毒的方法，他要求家人“以其屍身剖驗，務求病原之所在，以供醫學界之參考。”在反複掙紮了數十個晝夜之後，1929年1月19日，畢生致力於“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梁啟超，最終鬆開了緊握的拳頭，這位平生著述上千萬字的文豪，“至臨終時，無一預遣囑。”他因建黨理想而誤入教育，晚年卻以教育相始終。他最終沒能組建政黨，卷土重來，卻在無意中造就了無數自由的信徒，他心目中的“第四窟”，看起來有違初衷，其實卻恰是他最妥當的歸宿。被庸醫誤診的梁啟超，和被時代誤診的一代學人，此時都已被驅趕到命運的懸崖邊，清華研究院也已名存實亡。傅斯年趁火打劫，將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先後請進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隨後，他寫信給清華的朋友們說：“這不是我們要與清華鬥富，也不是要與清華決賽，雖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清華的台，有諸公在，義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狽為善，各得其所。”然而，這次“各得其所”，對清華研究院而言卻是致命的災難。隨即，章太炎、羅振玉和陳垣先後拒絕了清華的邀請，來自校內外的攻訐也日益激烈，1929年，新任清華校長羅家倫在畢業典禮上宣布：“這次畢業共有三班，大學部有84人畢業，這是第一次；留美預備部有37人畢業，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國學研究院的同學，這也是最後的一班。”清華研究院隻存在了短短4年便成絕唱，曾有74名學生入學，最終68人畢業，他們中的大多數後來都成為學界的中堅力量，盡管因個人才華所限，更被時代所誤，他們再也無力抵達老師們的高度。清華研究院的輝煌，似乎隻有十年前的北大能夠與之並駕齊驅，當年在蔡元培的倡導下，“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既有拖著長辮子的前清遺民，更不乏大批新文化闖將。不過，許多影響時代的颶風，大多是從北大發源的，而清華研究院盡管名師雲集，英才輩出，卻更務實地專注於個人的世界，無心也無意在學界尤其是社會上掀起波瀾。清華與北大的差別，由此顯現。一張一弛之間，兩座學校在文化史上的命運，也走上歧路。清華研究院的師生們各奔前程之前，集體捐款為王國維修建了一座紀念碑。

陳寅恪寫道：“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此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些菲薄而沉重的理想，留給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吳宓以及下一代的年輕人，這些理想勢必要麵對暴風、雷電，勢必要經曆冰封、陰霾，勢必比梁啟超和王國維的時代更加凜冽，更加肆虐，但他們還是得走下去。這是知識分子的宿命，也是知識分子的尊嚴與榮耀。


黃粱夢斷

原本就老氣橫秋的陳寅恪，在詩詞的世界裏變得更加孤獨蒼老。那些與年齡極不相稱的悲觀與絕望，經過朋輩的死別與政局的跌宕，愈發難以遏止。剛屆不惑之年的陳寅恪，卻如同在淒風冷雨中漂泊的老杜，麵對離亂紛爭，難以釋懷，又無可奈何。

這一代知識分子，如同頑石夾縫裏的哀草，在陽光偶爾才會灑到的角落裏，落寞而又固執地生長。他們曾經試圖抗拒大時代的侵襲，曾想把自己留在方寸的書齋裏，拒絕聽樓外的風雨，卻每每發現事與願違。在一個安全感消失的年代，人們若不能揭竿而起，便隻有醉生夢死，然而，知識分子又顯然無法像庸眾那樣選擇麻木，他們的敏感，會讓他們比大多數人更早地感受到秋天的來臨，北風裹挾的肅殺之氣，窗外開始枯黃的葉脈，漸次稀少的鳥鳴，無不讓他們心中凜然。傳統士大夫心懷天下的禮教原則，與新派知識分子對個人內心的關注，一道擠壓著他們，於是，在命運轉折的時候，他們更加難以置身事外，無法與時代的戾氣真正絕緣。在思想的領地他們能馳騁縱橫，在現實世界裏卻反而變得異常笨拙，隻能以本能應對疾風驟雨，越是小心翼翼越是錯誤百出。

麵對瞬息萬變的時局，清華研究院的故人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趙元任回到美國，成為享有世界聲譽的“中國語言學之父”；李濟前往台灣，成為後輩李敖口中“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 陳寅恪和吳宓則選擇留在國內任教，他們像當年的王國維一樣宣稱，“我不能走。”然而，無論是陳寅恪還是吳宓，畢竟都不是王國維，王國維可以殉清殉文化，陳寅恪與吳宓早已殉無可殉。1981年，89歲的趙元任從美國回北京訪問。幾天後，他執意擺脫了陪同人員和親戚們，獨自回到清華，在曾經寓居過的舊南院徘徊良久。此時，陳寅恪已經去世12年，他在紅衛兵的恐嚇聲裏閉上了眼睛。吳宓熬過了“文革”，寄居在鄉下的表妹家，在他去世前，鄰居們總會聽見這個雙目失明的老人撕心裂肺的叫喊：“給我水喝，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那時教授已是一個陌生而惡毒的稱謂。李濟也已經在兩年前去世，1959年的《考古》雜誌曾用整本的篇幅批判他的考古成就。在舊居前踟躕的趙元任，或許還想起54年前的那個夏天，王國維攥著五塊錢蹣跚而去的瘦削背影。幾個月後，趙元任在美國去世，帶走了關於清華研究院最後的記憶，那個群星閃耀的年代決絕的離魂，如同遠去的列車在午夜碾過鐵軌。多年以後，人們開始頻繁地從曆史的廢墟中搜尋清華研究院殘破的精神旗幟，一再撣去傾覆在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吳宓們身上的塵埃，這段往事被反複闡釋，過度理想化，不斷神化，以致今時今日，我們已經很難平靜公允地評判清華研究院和那些業已湮沒的舊夢。事實上，它隻是在它應該出現的時間出現，收容了一群精神世界的旅人，短暫地燎原了夜空，但它的使命並未完成。盡管，於我們而言，連那些未完成的使命，都已經難以企及。

在民國，研究院自絕於清華，不容於時代，正是傳統的失敗，自省意識的失敗，也是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失敗。盡管那一代知識分子曾經試圖效仿普羅米修斯，不甘心在神界遊蕩，而寧願墜落人間，教會人們怎樣盜取天火；盡管他們為此甘願日夜飽受惡鷹啄心的苦楚，以自身的偉大犧牲換取時代的微光，他們卻無從預知，後來的人們，會怎樣使用這些珍貴的火焰。他們的理想構成我們迷戀清華研究院的理由——因為那些顯赫的名字，因為那場冥冥中的相遇，因為那時開明的大學體製，因為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學識與氣度，當然，也可能隻是想在曆史的錦衣上再繡一道花邊。在滿園春色裏，清華研究院不過是一剪行將凋謝的梅花，開得太早，被乍暖還寒的春風催下了枝頭，以至於錯過了最好的季節。——其實，什麽季節，又算得上最好的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