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燭的原文: 唐朝為何要把李白“流放夜郎”?
重溫詩歌史,我們怎麽能夠剔除唐朝?瀏覽唐詩,我們怎麽能夠忽略李白?而談論李白,又怎麽能夠回避他晚年被判“流放夜郎”的厄運,那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挫敗。想當年在金鑾殿上,唐玄宗親手為李白調羹,楊貴妃也斟酒請李白為自己題詩,古今中外又有幾位詩人能享受到這種“皇家”待遇,李白也就真把自個兒當作大唐帝國“第一詩人”了。誰料爬得有多高,跌得就有多重,若幹年後居然成為階下囚,不僅首都沒法再去了,連內地的省城或小縣城都呆不住了,要被一掃帚給打發到落後邊區的勞改農場。這已不算一般的悲劇了,命運簡直開了個特大的玩笑。要把咱們自視甚高的浪漫主義詩人給捉弄死啊?也太離譜了吧。
我就這樣記住李白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有戲劇性的兩個地名。一個是長安,一個是夜郎,如同冰火兩重天。一個是他仕途的最高峰,一個是他命運的最低穀,說白了,一個是他的天堂,一個是他的地獄。
李白曾平步青雲,討得龍顏大悅,貴妃青睞。作為首屈一指的文壇大腕,在長安城裏偶爾對帝王都能擺擺譜:“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即使後來失寵,被賜金還山,也還是名人啊,到外省走走穴,去州官縣令那兒蹭吃蹭喝,再賺點潤筆費,不成問題的。遊山玩水闖江湖,到處都有追星族,過得也還瀟灑。可這次不是從天上回到人間,而是要打進十八層地獄;不小心成為特大政治犯(相當於國家公敵?)不僅披枷戴鎖,還要被押送到夜郎那樣的邊遠山區,這可不像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麽簡單,分明是任其自生自滅。夜郎什麽都缺,就不缺埋人的地方。
李白畢竟也一大把年紀了,想一想都哆嗦:夜郎多遠啊,一路上山高水險,自己的這把老骨頭再經不起大的折騰了,能否走到那裏都難說。可別半道上就散架了。即使真走到那裏,誰知道要呆多久啊。沒準朝廷轉眼就把自己給忘了。總之,別指望再走回來了。
要說起來,全怪公元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璘打著靖難的旗號,招兵買馬,揮師東下,其實是趁機擴大地盤,想借亂世當皇帝。兵過九江時碰見自助旅行的李白,覺得他的品牌可以利用,便征召他為幕僚。懷才不遇的李白以為終於有用武之地了,不分青紅皂白就答應了,因此而卷入皇權爭奪戰的漩渦裏。隨著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以正宗的政府軍恢複國家秩序,“假冒偽劣”的李璘兵敗被殺,李白的從政夢再次破產,以附逆罪而被逮捕。原本要腰斬的,幸虧郭子儀在唐肅宗麵前替李白說許多好話,才改判為流放。夜郎對於李白,是一個僅比死稍為好一點的處分,用苦難來贖罪吧。
李白作為唐朝“政治犯”流放夜郎?他參予了唐朝高層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而且站錯隊了。站在了失敗者一邊。這下可慘了。李白,這回夠倒黴的。真要追究,也不能完全怪安史之亂。杜甫不也趕上了嘛,也沒多大事嘛。怎麽偏偏李白差點丟了性命?說到底,還得怪自己,怪自己官迷心竅,見到委任狀就樂壞了,根本沒看清是否有後患。初聽要腰斬,李白以為滿腹錦繡文章就此斷送,後聽改判流放,說不上來該傷心呢,還是該僥幸?所以夜郎,是一個讓李白心裏五味俱全的地名。他說不請是死裏逃生了,還是去那裏慢慢地死,甚至生不如死?
在此之前,李白對夜郎不是一無所知的,也不是沒有一點想像。他想像中的夜郎縱然荒天野地,但也不乏蒼涼的詩意。他的一首很著名的詩,《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就提到夜郎的:“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原是安慰被貶官遠徙的好友王昌齡,表示無論天涯海角,我的思念都伴隨頭頂的一輪明月與你同在。夜郎雖遠,畢竟還有清風,還有月光。現在想想,這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唉,如今,自己落得比王昌齡還慘,也比他更需要安慰。可誰能像自己安慰他那樣來安慰自己呢?
走在通向夜郎的路上,李白心如死灰,身影顯得格外孤單。仰望明月,詩意全無。遠處,遠處的遠處,更遠處的更遠處,夜郎像噩夢一樣等待著遭受災難性打擊的詩人。這個詞本身似乎就代表了世間的全部黑暗。李白實在想不通,自己怎麽也走了這條道了。
其實,仍然有掛念李白的人,譬如杜甫。杜甫有好幾首詩,都是因為聽說李白流放夜郎而寫的。有什麽辦法呢,詩人永遠隻能以寫詩來安慰別的詩人,同時安慰被思念折磨的自己。李白流放夜郎的壞消息,不知隔了多久才傳入杜甫耳中,可他肯定是在當天晚上就做夢了,夢見李白了。醒來後寫下《夢李白二首》。“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夜郎離李白很遠了,他對李白的吉凶生死充滿擔憂,連夢中的相見都浸透了生離死別的痛苦。“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
寫著寫著,一向溫和的杜甫也忍不住為李白的不幸遭際而鳴不平了:“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雲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偌大的長安,車水馬龍,居然容不下一個詩人,難道隻能到邊緣化的夜郎尋找葬身之地嗎?就不怕後人笑話我們這個時代嗎?要知道,這位被放逐的詩人,跟屈原一樣,雖然生前坎坷,但死後必將比長安城裏那些速朽的權貴名流擁有恒久得多的榮譽。
李白是否知道杜甫在掛念他?杜甫也把一顆愁心寄予明月,指望它能陪伴落難的老朋友一路走到夜郎西,而牽扯不斷。詩人之間惺惺相惜的情誼通過清風與浮雲傳達,令一部多災多難的詩歌史也散發出濃濃的人情味。
李白原來準備去夜郎報到了,取道四川赴貶地,走到半路上,大概是在巫山——夢一樣的山啊,傳來唐肅宗對李白改流放為赦免的消息。自以為已走上不歸路的李白,重獲自由,內心真是酸甜苦辣鹹五味俱全。他連忙自白帝城放舟東下江陵,去老丈人家探望悲傷欲絕的妻子,讓她放心:九死一生的老公又回來了,大難之後必有後福。在船上口吟的一首《早發白帝城》,有一種如釋重負,順流而下的輕快:“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夜郎這個地名這些天一直像山一樣壓在李白心頭,想不到輕而易舉地掀開了——如泰山壓頂的飛來峰,做了個鬼臉,又飛去了。命運真像一場惡作劇。
死裏逃生的李白,傷還沒好呢,就忘了痛,幻想朝廷能不計前嫌起用他,《江夏贈韋南陵冰》,借私人書信而對新政大加歌頌:“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莫非指望它能通過各級官員傳入帝王耳中?既然走進了使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新時代,大家夥可別忘了我這個幸免於難的詩人,正閑著沒事幹呢,有用得著的地方招呼一聲啊。在江夏活動了一段時間,四處托關係找工作,毫無結果。李白覺得不能再守株待兔地坐等下去,就去湖南碰碰運氣。
在嶽陽碰到時由刑部侍郎貶官嶺南的族叔李曄,兩個官場失意的人同遊洞庭湖,還是隻有借酒澆愁。李白酒後寫下一大堆詩,如“劃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豈止是醉殺,簡直是愁殺啊,李白恨不得把一路上擋道的山全他媽地給鏟平了。又如“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夜郎是不用去了,可長安也回不去了,李白心有不甘,卻又無力回天。
流放夜郎一事,確實使李白受驚了,雖然遇赦幸免,還是讓他很窩火。他豈止是看著君山不順眼,想想自己,磕磕碰碰的這大半輩子,真夠憋屈的。借酒澆心中塊壘,還嫌不夠意思,隻好又靠寫詩來渲泄胸中不平之氣。此次磨難之後,李白的詩風才真正成熟了。不時還有點“犯渾”或渾不吝的架式。李白終於成了真正的李白。
所以說夜郎這個普通的地名,在李白一生的履曆中至關重要。正是它使李白受了大刺激。又正是它,使李白在受了大刺激之後,詩反倒寫得更好了。那是因為他經曆了大喜大悲,對人生看得更透了,對自己也看得更透了,也許自己根本就不是當官的料,仕途凶險,比蜀道難多了,弄不好會丟了性命;不如徹底死了這條心,在江湖上做無牽無掛的赤腳大仙,快活一天是一天……夜郎這個地名,把李白從升官發財夢中一巴掌給拍醒了。
經受了命運的大起大落,李白的詩更大氣了,也更有煽動性,像小廣告一樣在知識分子群落流傳,喚起更多失意的人的共鳴。譬如他遇赦放還後遊湘中的那些詩,沒多久就傳到正客居秦州(今甘肅天水)的杜甫那裏。杜甫原以為李白已長流夜郎了,讀詩才知道老朋友已幸免於難,正在江湘一帶散心呢,那可是被讒放逐的屈原含恨自沉的地方啊。這麽一想,杜甫又心酸了,寫下《天末懷李白》:“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不隻是祝賀李白逢凶化吉,更是隱喻李白獲罪遠謫夜郎是遭人誣陷,呼籲大家還李白以清白,免得當代又多了一個像屈原那樣的冤魂。
李白一生中有很多轉折點,其詩篇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其履曆也如黃河九曲十八彎。在我眼中,以附逆罪流放夜郎這一冤案,是李白生活與創作最重要的轉折點。甚至可以說是他命運的最低點。落差真是太大了。生活中的這一大不幸,卻給他的創作帶來大幸運:李白真正地看破紅塵了(“賜金放還”時他仍然是在半夢半醒之間),他詩篇中的人生境界開始朝向大徹大悟,視名利富貴如浮雲。尤其重要的,是多了份悲傷。“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看來悲憤出詩人這話說得一點沒錯。
夜郎這個地名,就這樣跟唐朝最偉大的詩人結下不解之緣(甚至還間接地影響了第二偉大的詩人杜甫),就這樣跟如長江奔流入海的中國詩歌史結下不解之緣。它影響了李白,李白又影響了杜甫,李白與杜甫又影響了後世的無數詩人。夜郎之於李白,正如汨羅江之於屈原,使中國詩人的集體命運乃至中國詩歌的宿命,無形中增添了一抹悲劇的色彩。寫詩,不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做個詩人,首先要做好承受任何苦難的準備。反過來,如果沒有悲劇,沒有苦難,一帆風順的詩人絕對寫不出跌岩起伏的優秀詩篇。這也是每個詩人都將麵臨的快擇:是做一個圓滑的人,寫圓滑的詩,還是做一個有棱角的人,寫有棱角的詩?也許這種棱角會使你在世俗中遍體鱗傷,可好詩偏偏隻能是從傷口中流出來的。
李白沒去夜郎。可他在想像中,分明已去了。他絕對已想像出了古夜郎國的野蠻與荒涼。偏偏在我想像中,李白跟夜郎還真是有緣,李白就屬於夜郎。屬於夜郎,對於詩人並不是一種恥辱,這恰恰證明他的那份原始的單純,與爾虞我詐的官場,與追名逐利的社會,是多麽無法調和。我並不是說李白的性格與自大的夜郎何其相似,我是說原生態的詩人,他的那顆原生態的心靈,與原生態的夜郎,原生態的山水,最容易成為朋友的。在我眼中李白不適合當官,也不適合下海做生意,甚至還不適合從事文秘、教育、朝九晚五的坐班,幹體力活可能也不怎麽行,酒量倒可以,可惜陪酒的都是小姐,大老爺們幹不了……
李白整個就不適合這個社會,可是他卻適合去天高皇帝遠的古夜郎國,去古夜郎國競選國王。李白,就該是夜郎國的國王,就該是理想國的國王,就該是自由王國的國王。李白如果真去了那裏,沒準能活得更自由一些,更輕鬆一些,也更開心一些。李白如果真去了那裏,古夜郎國沒準就變成桃花源一樣的傳奇。
我跟李白一樣地愛幻想。甚至幻想,假若李白不曾遇赦放還,真的風餐露宿走到夜郎,一路上沒準會為許多無名山水寫出有名的詩篇,這些山水也就名揚四海,成為新的名山大川了。假若李白真到達目的地,在古夜郎國的廢墟上安營紮寨,刀耕火種,與當地的土著喝酒,肯定很投緣,以酒量決勝負的話,他絕對可以當上酋長。夜郎的人民一定喜歡他這樣的性情中人。相反,大唐帝國的那些大小官吏,真去夜郎,說不定還不受待見。
李白祖籍隴西(今甘肅一帶),出生於中亞的碎葉城(今吉爾吉斯坦的托克馬克城附近),五歲後隨父遷居蜀州,在綿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度過少年時代,二十五歲後就出岷山,沿著長江漂流,幾年後在江陵娶妻,成為湖北安陸的女婿。婚姻並未拴住他的心,他頭腦裏盡惦念著長安,直到在首都混不下去了,才又過州走府,漫遊五湖四海。李白絕對屬於中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流浪漢,不管是西域還是中原,河北還是江南,荊楚還是吳越,都曾留下李白或深或淺的腳印。
大唐帝國的版圖,如果還有什麽地方李白不曾去過,恐怕就算夜郎了。這個地方,他差點就去了——不管是否情願。夜郎是他人生中的一種可能性(哪怕是悲劇的可能性),雖然沒有兌現,也使他的命運更富有戲劇性。一種驚險的戲劇性。僅僅這個沒有實現的旅程,就使他有那麽多感慨,假若他真去了夜郎,或許能寫出更多新風格,新境界的作品,或許能活出一個全新的李白?
這麽一想,我就覺得自己的想法挺殘酷的。和命運一樣殘酷。為了讀到新鮮的詩篇,居然暗地裏期望詩人遇到更多的磨難,並因之而觸發更多的靈感。我沒有像杜甫那樣感同身受地憐恤多災多難的李白,為他免於流放而慶幸、而祝賀,卻希望他的閱曆別留下任何空白,希望他吃盡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詩人之上的詩人)。為了欣賞海燕的奮飛與悲鳴,我就呼喚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李白為未去夜郎而慶幸,我卻為他未去成夜郎而遺憾,這是否屬於太熱愛看悲劇,太熱愛看熱鬧的看客心理?不,那隻能說是我太愛看李白的詩,太愛看詩人在作品中的各種造型(包括痛苦的造型),以至忘了那扭曲的造型是以巨大痛苦為代價才形成的。
李白,你沒去成夜郎,就讓我替你去吧。如果同時還能能替你寫詩,替你寫出有可能寫出而最終未能寫出的詩,去一趟還是值得的。詩人容易有這種嚐試的心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不去夜郎,誰去夜郎?”詩人即使去地獄裏走一回,像但丁那樣,也不會白去,返回時也將帶來一支經曆了千錘百煉的神曲。神曲,就是這樣煉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