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神情抑鬱地在維吾爾人群中穿行,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隻有我一個是漢族人。我一邊走、一邊不斷地問詢:你們可知災難來臨?
在這條繁華的街上,剛剛發生了一件血案:一個維族人用長刀砍死了幾個漢族人。
幾乎是同時,這個消息在網上迅速傳開。
現在,街上的血跡已經被沙土掩蓋,很快又恢複了商販的叫賣聲,好像什麽都沒有發生。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人們早已習以為常。
我走在這條街上,穿行在維吾爾人群中。
路經一個清真寺時,看到很多人從寺裏出來,其中有一個人是我熟悉的維吾爾作家。我上前問道:“尊敬的作家先生,您剛才在清真寺裏做禮拜的時候,您在心裏對真主說了什麽?”
他看了看左右,微笑著低聲說:“這是個秘密。”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吧。”我對著他湊近的耳朵說:“新疆未來30年將有災難來臨。”
他渾身一顫:“請問預言家先生,您有什麽依據嗎?”
“任何災難在降臨前都會有很多預兆。”我的聲音低沉而憂鬱:“作家應該是先知先覺的,您難道沒有看出來嗎?”
作家一臉迷茫的樣子。
我握著他的手:“一個民族中如果長期蔓延著對另一個民族仇恨的情緒,這種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是災難來臨的時候。”
作家忽然甩開我的手,看看周圍的人,然後慚愧地對我低聲說:“對不起,如果讓我們的有些同胞看到我跟漢族人這樣親近,他們會疏遠我,他們就不會再閱讀我的作品。”
“這 就是不詳的預兆。”我悲哀地說:“您難道還沒有意識到災難將要來臨?您是作家,是民族中最有知識的精英。民族精英應該是引領民族進步的向導,應該是維護民 族利益的衛士。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靠暴力的方式危害其他民族的利益而實現本民族的最大利益。維護民族團結就是維護各民族的最大利益。一個民族的精英如果不敢 旗幟鮮明地維護民族團結,這就是民族的不幸。如果您靠疏遠漢族、排斥漢族,或者靠宣揚與漢族對立來獲得本民族的認同,那您就是在蒙蔽自己的民族,把自己的 民族引向災難,是靠犧牲本民族的利益來換取自己的虛名。您即使每天5次禮拜,真主也不會原諒您。”
“對不起,我不能跟你站在一起的時間太久。”作家滿臉通紅急促地說:“咱們以後有機會再找時間單獨聊吧,再見!”
作家匆匆離去,像逃跑似的。
“你 不會忘記你曾給我朗誦過很多次的經典詩句吧,我可還記得呢!”我對著他倉皇離去的背影高聲朗誦道:“學者和哲人是另一個階層,他們用知識為世人將道路指 明;他們的知識是照亮世人的火炬,黑夜有火炬,旅人不會迷路。——這就是你無數次讚頌過的維吾爾人的偉大經典《福樂智慧》裏的詩句,你忘了嗎?”
這時,我眼前一個黑色的身影移動著,定睛一看,是一個穿著黑色罩袍的女人走來。我盯著她的眼睛——也隻能看到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閃動著驚異地光澤,然後從我身邊匆匆躲開。
雖然我隻是看到一雙眼睛,但我認出了她——她是我中學的同桌古麗。
此時,我的心仿佛被巨大的黑色陰影籠罩著。
我久久地望著她黑色的背影,想起那一年開學第一天她穿的花裙,那是一件維吾爾族傳統的艾迪萊斯綢裙,我至今還記得她問:“我的裙子漂亮嗎?”我說非常漂亮,那一刻她的笑容像陽光一樣燦爛。
剛 才的一瞬間,古麗的眼睛深深印在了我的心裏。我看到了她的眉毛,那是被精心修飾的眉毛,是被染了奧斯曼的眉毛;古麗,我還看到了你的鞋子,雖然黑裙蓋住了 你的鞋子,但在你走動中我還是發現,那是一雙非常時尚的高跟鞋。我還看到了你腳趾上粉紅色的指甲油,這是你最喜歡的顏色。
我悵然若失,不知為何眼睛濕潤了:古麗,你為什麽變了,變成一身黑色,像黑夜一樣的黑色?
這時一個維吾爾族中年人走來,他是一名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局長。他看過我寫的《利益論》,我們曾同車去過南疆。
我 跟他相互問候,然後我問他:“當維吾爾人的母親、妻子、女兒被黑色的罩袍包裹著,你們是否還會讚美艾迪萊斯?因為學校上體育課請維吾爾學生暫時脫去花帽, 有很多維吾爾人憤怒不已,要上街遊行抗議,說什麽要捍衛維吾爾族傳統文化。當有的維吾爾人讓本民族婦女都穿上阿拉伯黑色罩袍,讓維吾爾女性永遠拋棄艾迪萊 斯花裙、永遠拋棄維吾爾花帽,你們這時為什麽不反對,為什麽不遊行抗議?為什麽不再大聲說要捍衛維吾爾傳統文化?”
這名局長被我一連串的疑問弄得一臉困惑。
“當維吾爾婦女穿上阿拉伯的黑色罩袍,這不是吉祥的標誌,更不是民族覺醒的象征。”我拍拍他的肩:“這是不詳的預兆,您可知道,新疆未來30年將有災難來臨?”
我沒有等待他說什麽,繼續向前走去。
這時,我聽到了羊皮鼓激越的聲音,我循聲望去。
我看到,一家店鋪開業,是漢族人的店鋪,請了幾個維吾爾族藝人在門口吹嗩呐、敲羊皮鼓。
我走上前,示意鼓手停下,幾個維吾爾族藝人停止演奏,好奇地看著我。
我問道:“有一些維吾爾人不允許維吾爾族在婚禮上唱歌跳舞,你們知道嗎?”
鼓手是個胡子花白的老人,他點點頭,表示知道。
我示意他們繼續演奏,然後走開。
身後傳來羊皮鼓聲,像是最後的哀鳴。鼓槌每一次落下,都仿佛重擊著我的心。
這時,我看到一位著名的維吾爾族舞蹈家在街上被維吾爾群眾包圍著,我上前問她:“您好!您知道嗎,在烏魯木齊人民公園裏,每天有很多漢族人在跳維族舞,他們中有的人為了使自己的舞姿看上去更純正,還買了維吾爾族傳統服裝和花帽把自己打扮地像維吾爾人一樣。”
舞蹈家一臉欣喜的神色。
我繼續說道:“您知道嗎,現在有一些維吾爾人不讓維吾爾族在婚禮上唱歌跳舞,難道維吾爾人願意這樣慢慢遺棄和忘記自己的民族歌舞嗎?難道要讓後人不再知道自己的先輩曾經創作的藝術瑰寶十二木卡姆?難道維吾爾歌舞最後隻能靠漢族人代代傳承嗎?”
舞蹈家臉上的微笑消失了,一言不發。周圍的維吾爾族群眾也同樣沉默不語。
我走開了,沒有等待答案,因為我知道,沒有維吾爾人能夠回答我。
我神情抑鬱地在維吾爾人群中穿行,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隻有我一個是漢族人。
“嗨,您怎麽在這兒?”有人非常有力地拍擊著我的肩膀。
我驚愕地回頭一看,他是我的朋友,也是著名的維吾爾族詩人。
“我們的預言家,您的神情為什麽這麽抑鬱?”詩人說。
我雙手緊緊抓住他的雙肩:“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您熱愛自己的民族嗎?”
“我們維吾爾人沒有人不熱愛自己的民族,我們維吾爾族是世界上最有民族自豪感的民族,您難道不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我難以抑製內心的焦慮:“如果有人讓艾迪來絲綢在世界上消失,您會怎麽想?”
“他應該下地獄。”詩人怒目圓睜。
“為什麽?”
“因為他是我們維吾爾民族的敵人。”
我指著街上的人流:“您看看,這個街上有多少穿著阿拉伯黑色罩袍的人?您知道嗎,有一些維吾爾人想讓所有的維吾爾女人都穿上阿拉伯的黑色罩袍。您想過嗎,如果維吾爾婦女世世代代都穿著這樣的黑袍,那就意味著艾迪萊斯將會從這個世界上消失,您願意嗎?”
詩人語塞。
我望著他:“我看過很多您的詩,您在詩中盛讚維吾爾族文化。有一些維吾爾人也說他們最熱愛自己的民族,但他們為什麽要讓維吾爾族拋棄艾迪萊斯?為什麽要讓維吾爾婦女拋棄傳統的花帽?請問,您現在敢寫一首反對罩袍、讚美艾迪萊斯的詩嗎?”
詩人一臉尷尬。
我感歎道:“詩人是民族文化的歌手。當一個詩人不敢讚美自己民族文化的時候,這是不祥之兆,預示著這個民族將會有災難來臨。”
詩人呆若木雞。
很 多維吾爾人以為讓女人們穿上阿拉伯黑色罩袍這就是維吾爾族覺醒的象征,其實這正是走上迷途的開始。雖然穿上黑色的罩袍還可以露出眼睛,但這時的眼睛已經看 不清真實的世界。穿上黑色罩袍的維吾爾女性改變的不僅僅是民族服飾,整個維吾爾族的命運也將會因此而發生災難性的曆史巨變,維吾爾傳統文化的精華將開始化 為灰燼。
我神情抑鬱地繼續走著,在心裏默默地悲歎:維吾爾人啊,你們可知災難將要來臨?你們可知這是一場伴隨著血與火的災難?
我的詩人朋友跟隨而來,在我身後大聲地問:“預言家先生,請告訴我,我們維吾爾族怎樣才能擺脫災難?”
我望著詩人:“告訴所有的維吾爾人,宗教極端勢力不是維吾爾族的救星,他們不會把維吾爾族帶向天堂,而是將把維吾爾族推向災難的深淵。他們是維吾爾族最具迷惑性的敵人。維吾爾族與漢族隻有和睦相處,才會有彼此的幸福和安寧。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我如果這樣告訴我的同胞,我就沒有了立足之地。”詩人悲切地說。
“當宗教極端勢力給自己的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時候,這個民族的精英因畏懼而集體沉默,這是不詳的預兆。”我仰天長歎:“難道一定要讓災難降臨到每個人的頭上,你們才會覺醒嗎?”
維吾爾人啊,如果你們甘願在宗教極端勢力的麵前俯首帖耳,那麽災難就會來臨。當維吾爾族的命運被宗教極端勢力所控製,這不是維吾爾族的災難嗎?
災難已經從維吾爾女性穿上黑色罩袍開始了。
如果你們想從宗教極端勢力的漩渦中掙脫出來,誰也幫不來你們,隻能靠你們自己。即使政府動用一切力量想做也做不到。維吾爾族的宗教問題,隻有靠真正熱愛本民族的維吾爾人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最好的解決。
隻有維護民族團結的維吾爾人才是最熱愛維吾爾族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維護維吾爾族的最大利益。維吾爾人隻有維護民族團結,才能避免任何民族災難。
維吾爾的精英們,你們是讚美阿拉伯黑色罩袍,還是讚美色彩豔麗的艾迪萊斯?
“智者啊,請你醫治愚人的愚昧。”這是《福樂智慧》裏的詩句。
阮銘( 1931年 7月3日-),祖籍 江蘇 金山縣,出生於 上海,政治學者以及政治評論家,據稱是 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 胡耀邦的 文膽,在 鄧小平所主持之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相關文件的起草班子中工作過。1984年,又負責起草了中共中央第5號文件《關於少數民族公民犯罪的“兩少一寬政策”》。
中共中央1984年第5號文件提出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
1988年以後到 美國,變節,投奔台灣, 2002年取得台灣當局“ 中華民國國籍”。 2004年被台灣當局領導人 陳水扁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1977年應胡耀邦的邀請,到 中國共產黨 中央黨校工作,擔任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研究室副主任。
一直到1982年理論研究室被王震撤銷為止,阮銘曾經在理論上為“改革開放”的基調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有不少關鍵性的文獻,包括鄧小平的講詞,他都參與了起草的工作。1984年,又負責起草了中共中央第5號文件《關於少數民族公民犯罪的“兩少一寬政策”》。
2011年07月23日
據維吾爾在線消息,稱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官方網站發布消息,40年來首次訪問中國的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局長穆罕默德·居爾邁茨教授在中國訪問期間與中國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土耳其與中國簽署宗教領域合作備忘錄》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1926
據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官方網站發布的消息,土耳其與中國此次簽署的合作備忘錄決定兩國將在宗教教育、宗教工作,宗教刊物出版與朝覲等方麵展開合作。
根據這份合作備忘錄,中國每年會向土耳其的培養Imam Xatip(宗教人士)的高中和大學的伊斯蘭學院派遣留學生。這些學生所有的開銷都由土耳其 diyanet wexpi(diyanet基金會)負責。據這份由14項條款組成的合作備忘錄,中國境內4萬所清真寺的5萬名伊瑪目將輪流到土耳其深造學習。
土耳其宗教事務局與中國宗教局之間簽署的這份合作備忘錄還決定將《古蘭經》《聖訓》等宗教著作譯成漢文並出版;雙方將於2012年在北京,2013年在伊斯坦布爾召開宗教展覽與學術研討會。
據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官方網站發布的消息,土耳其與中國簽署的這份由14項條款組成的合作備忘錄將在近年來不斷加強的雙方關係中起關鍵作用。
出席此次合作備忘錄簽字儀式的人員,除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局長穆罕默德·居爾邁茨教授與中國宗教局局長王作安等人外,還有土耳其駐中國大使木拉提·瑟力木·安塞利,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外交事務辦公室主任買買提·帕恰奇教授、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陳廣元等人。
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局長穆罕默德·居爾邁茨教授結束中國之行後於6月25日返回土耳其。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親不在了,所以沒有像多數同學一樣,先回家探親再報到,而是直接就去了烏魯木齊。那時候學生分配工作以後有派遣費可以領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費住宿費等,也就是說已經享受正式國家幹部的待遇,坐火車可以坐臥鋪了。
到了烏魯木齊,一下火車就有了一種到了異國他鄉的感覺,大街上喇叭廣播的是聽不懂維語,滿眼都是穿著五顏六色戴著頭巾少數民族婦女,還有處處的瓜果飄香。我們一起去同學十分亢奮,在烏魯木齊呆了三天時間,天天在街上,把烏魯木齊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數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沒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學生要到部隊農場勞動鍛煉二年。新疆地廣人少,駐疆部隊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產,所以基本上每個團都有農場。等到人數夠了,我們就坐上部隊的汽車出發了。一大早上車,行程三百五十多公裏,到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才到了當時我軍陸八師步兵二十二團在烏蘇縣一個叫古爾圖農場。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國疆土遼闊;到了新疆才知道什麽是荒涼。
我們來鍛煉的學生編成一個連,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團十連。以我們學校的學生為主,因為我們學校位處西北,我們這兩屆畢業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樣,多數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學生不少。另外還有新疆藝術學校的部分學生。班長付班長由學生擔任,排長副排長,連長副連長以及指導員副指導員,還有衛生員通訊員均是團部派來的。農場比較大,有專門的機構。除了在烏蘇境內有很多土地外,在博樂州精河縣內還有一千多畝地。我們班十多個人在連副指導員和副排長的帶領下就去那裏負責播種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於叫大河沿的一個鎮上,過去在那裏駐有一個營的部隊,後來撤走了,營房就一直空著,我們就住在那裏。
新疆種地的方法和內地完全不一樣,粗放型的。小麥由播種機播種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澆水。它那裏地不像內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澆水很困難,水總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澆不了什麽地。而且,當地使用的一種叫砍土饅的工具,我們根本不會用。副排長就帶我們去參觀學習當地維吾爾農民怎麽澆水的。隻看見水在他們的砍土镘下非常聽話,指到那裏水就流到那裏。當然,這農活不是馬上能熟練掌握的。後來,當地的生產隊長提出,說他們想試種水稻,他們插秧技術不行,問我們有沒有會插秧的同誌。我們很多人都是來自南方農村,插秧一點問題沒有。於是副排長和那位維吾爾族隊長商定,他們派二位維吾爾族農民來做我們的澆水顧問,我們去二位會插秧的同誌去當他們的顧問。我和來自鎮江的一位同學被派往生產隊做顧問。
我們和生產隊的社員同吃同勞動,不過晚上還是回營房住。那個生產隊全部都是維吾爾族。早上一早出去勞動,中午就在田頭吃飯,一般都是羊肉麵條,加一些洋蔥,因為在野外做麵條比較方便。他們不吃少吃蔬菜,說那是草嘛,牲口吃的。當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蘋果還是吃的,胡蘿卜也吃。吃完中午飯稍微休息就開始政治學習。他們都是用維吾爾語說的,我們一句也聽不懂。隊裏有一位初中畢業生,會講漢話,他很願意和我們交流,於是他就當起了我們的翻譯。他說這是在批判一個“東突”分子,他從博樂州的一家印刷廠下放下來的。社員們都在發言,批判他分裂祖國的言行。這時我們明白,為什麽在烏魯木齊街頭,沒有警察武警巡邏,卻顯得那麽寧靜和諧的原因。隻有發動人民群眾才是反對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徑。武力不可能保證長治久安。你看,這麽偏僻地方,最基層的群眾都發動起來了,新疆能不平安嗎?
我們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結束,有七八個月吧。蔬菜自己種,葷菜就得買。星期天就下鄉買雞蛋和雞,改善夥食。維吾爾農民養雞但是不怎麽吃雞和雞蛋。我們就學了一句維吾爾語:“土紅巴媽約克?(有雞蛋賣嗎?)。我們甚至到過很遠很遠漢族人從沒有到過的偏僻居民點,從來沒有出過什麽事。副指導員和副排長也不覺得會出什麽事。如果是現在,我想我們根本不敢到那麽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門工作,和我們一起分配來的還有新疆大學和新疆工學院畢業的不少維吾爾族學生.雖然素不相識,因為沒有了語言障礙(他們都會說漢語),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興建新的地震觀測站、地震震後考察,地震前兆異常落實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時我既年輕有沒有什麽家庭負擔,所以一有什麽野外任務,首當其衝。由於新疆地域遼闊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單位派車,一般都是南京產的嘎斯車。新疆真是大啊,有時跑幾百公裏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問題。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帳篷或農舍,我們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車鑽進去了。老同誌有一套辦法;先給裏麵的人遞上香煙(當地少數民族同胞當時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煙,一般都是抽自己產的莫合煙,。好像是煙的杆子分碎的小顆粒,用紙卷起來,然後用舌頭在紙邊添一添,包成一根煙,味道很嗆人),然後用半不拉子的維吾爾族語問候,你們好嘛!這時少數民族的家庭主婦就會端上奶茶和饢,招待我們。我們也就把客氣當福氣,大吃大喝起來。多少年我們跑野外都這樣,當然到了縣或鎮有招待所或飯店的居民點,不會這麽去蹭飯。一般在路途上沒有辦法的時候才這麽做。本人幾乎跑遍了新疆南北,從來沒有遇到過少數民族同胞傷害。在烏魯木齊上街,雖然和陌生的少數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即便到少數民族聚居的二道橋以及南梁一帶。和單位的少數民族同事相處也恨融洽,二個民族過年都放假,互相拜年。從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個新疆是平安無事的。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發動群眾,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依靠人民群眾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在戰爭年代是這樣,在建設時期也是這樣。僅僅依靠專政機關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你用這種辦法可以暫時解決一點問題,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隻有依靠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群眾,才能長治久安。。
第二,關心邊疆群眾的生活,要使邊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關於這個問題,毛主席有過明確指示。他說,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較大提高,而且要高於新疆邊境那一邊人民的生活水平。為落實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斷發展新疆工農業生產的同時,每年給新疆相當數目的財政補貼,並且逐年增加。在毛澤東時代,新疆職工的平均工資大概比內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參加工作的職工還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發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建設新疆保衛穩定新疆中的作用。從新疆最北部的阿爾泰到最南麵的和田,總共布下了兵團的十個師,一麵生產一麵保衛邊疆穩定。以前,他們都有武裝值班連。
第四,從少數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廣泛進行熱愛祖國熱愛黨和反對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種措施使少數民族和漢民族不斷地接近,比如維吾爾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裏,新的維吾爾文字和漢語拚音有某些相似之處,在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間,新文字似乎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開放以後,維吾爾文字改革連同已經取得的成果都被拋棄了。
第六,培養一批懂得馬列主義徹底反對民族分裂的少數民族幹部。其中,鐵木爾.達瓦買地是他們的代表。
1976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對毛主席心懷不滿又政治眼光短淺的一批人上台了,他們自以為是,認為自己很高明,比毛澤東那當然更高明。處處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調。具體哪一年記不清了,胡耀邦和鄧穎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講話,其核心意思是說,在新疆漢族壓迫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族,,幾百年了,現在好像應該改變了,還規定了一係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級機關書記一般都由漢族幹部擔任,從今以後不能這樣做了,等等。並且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成純農場,由各州管轄(試行了幾年,情況不妙,又改了回來)。經過這麽一折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戰鬥力和內在素質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
還有,就是限製中央財政對新疆的補貼。記得好像是從1981年開始吧,中央給新疆的財政補貼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數字。明顯,這肯定會影響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後就是以落實宗教政策為名大規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廣泛程度,連我們單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數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們說用這些錢多建一些學校不是更好嗎?
從此以後,民族之間的對立就產生了。首先是震驚全國新疆和田大案。後來是維吾爾“群眾”不斷上街示威遊行,什麽反對在新疆進行核試驗,反對計劃生育。後來發展到,在新疆人代會上,中央建議提名的少數民族藉自治區副主席遭到了維吾爾族人大代表的公開反對,在人代會上選不上。我們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種挑釁,後來甚至發展到公開叫囂,讓漢族豬滾回去。“新疆是我們的嘛,你們滾回內地去”。再後來就有爆炸等惡性案件發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調回來也沒有什麽顯著效果。過去新疆穩定,不是王恩茂有什麽天大本事,隻不過他認真貫徹落實了毛主席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和解決民族問題的靈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這麽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決民族問題,保持民族團結,方針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沒有幾年,好端端的新疆就變成了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堅決不能再待下去了,無論怎麽困難都得想辦法調回去。1988年,我們終於離開了本來是美麗和諧後來變成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們一樣逃回來的很多很多,我們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個農場鍛煉的同學,多數回來了。單位裏走了一批。我們回來後,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就愈演愈烈了。
附:鄧力群回憶錄:為什麽胡耀邦被稱為胡亂邦?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網友評論:
我的體會是內地漢族知識分子不能隻從自己所從屬的階級和集團的角度看問題。
胡耀邦是在平反老幹部,清理冤假錯案。解放思想,否定“兩個凡是”這些偉大的運動中起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功勳。但是胡耀邦確實不是一個像老毛,老鄧那樣的領導者。隻能是跟著做些具體工作。所以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都是技術官僚類型的。
極端分子就是行動派負責打擊卡菲勒。所謂溫和派就是後勤,幫助掩護。
首先由後勤人員把行動派隱藏其中進入敵國,然後行動派一打完,後勤人員就出來拿著人權,宗教歧視的盾牌防守!
真要是全員都出來戰爭了,最有力的武器“人權,宗教歧視之盾”就沒用了。你什麽掩體都沒這好使。幾個月就全交代了!
警惕!穆斯林會要求通過QQ和你聊天,搞到你的消息就殺人滅口!
伊斯蘭恐怖主義欺騙和禍害世界的陰謀,參閱:
《滾動的“塔基亞”原則》: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65585-1.shtml
奇文共欣賞--穆斯林學者史未安先生 - 《伊斯蘭不可以改革》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4125-1.shtml
《穆斯林“學者”史未安先生:論炸毀巴米楊大佛的合理性》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4141-1.shtml
《黑奴販子的曆史:阿拉伯人最凶殘,黑人最貪婪》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3938-1.shtml
《倫敦極端分子“我們以真主的名義發誓,我們絕不會停止與你們戰鬥。”》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71302-1.shtml
《伊斯蘭聖戰在瑞典發動,穆斯林已經暴動3天》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71018-1.shtml
伊斯蘭教社會的特征都是以家族為單位的剝削、壓迫、掠奪和屠殺體係。
都是用聖戰的口號。
伊斯蘭的巨大優勢是其旺盛的生育率,在歐洲甚至北美都還會有巨大潛力擴張。
科索沃信伊斯蘭的阿族人2戰結束時在當地還是少數民族,結果1990年代不是變多數了。
雖然按照伊斯蘭教義,伊斯蘭的敵人從大到小的順序為:無神論者>多神論者>其他的一神論者>伊斯蘭的其他派別(家族)
但事實上死在仇敵手裏的概率剛好顛倒了過來。這就造成了仇恨和教義相反的怪現象。
沙特的伊斯蘭恐怖分子,沙特王室屠殺的最狠(為了討好美國),哪裏有什麽媒體報道,美國需要的,交給美國;美國不需要的,就秘密處死了。當然,在沙特反對王室那是絕對的大罪,不需要審判,自動人間蒸發。
這就是伊斯蘭社會一盤散沙的原因。
但是,如果對於文明社會來說,卻是另外一回事:
穆斯林或黑人權利越大,管理好他們就越難,然後他們開始偏袒自己的人,選舉都選自己的,把一個國家的主體民族邊緣化,摧毀他們的文明,西歐正在往這條路發展,美國正在成為另一個巴西或墨西哥,美國以後會分裂,這都是偏袒外來移民的結果。
如果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也如同毛澤東那樣,發動草根起來,鬥毛拉,分田地,搞土改,塔利班早就爆成渣了,甚至伊斯蘭教鬥沒了,何止原教旨主義。
伊斯蘭社會是以家族為單位的,是綜合了政治、經濟、文化、家族、社會、教育、軍事、宗教等全方位的威權和殺戮(即聖戰)體係。
單純地殺恐怖分子對伊斯蘭恐怖分子沒有太大的威懾力。
而且恐怖分子還被家族視為聖戰英雄!當然,在敵對的伊斯蘭派係裏會被視為魔鬼!
法家的滿門抄斬,連坐製可以奏效。但這是文明社會不允許的。
仁慈的方法,那就是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辦學習班,思想改造。
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