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正文
寫在前麵：很有意思，鳳凰網剛罵完薄熙來的大眾富裕路線，馬上就來表揚毛澤東的大眾教育路線。雖然借用的是諾獎獲得者的話，但背靠的卻是自己網上得來的一手數據。顯然,前者罵薄是身不由己委屈求全，被逼的；後者話毛是以史為鑒人心使然，自覺的。
他們引用了諾獎獲得者的話，來表達毛時代教育路線的意義。“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既完成了為國家快速工業化提供人才支持，又完成了對廣大的普通民眾的普及教育。這不啻為一個奇跡。”“阿瑪蒂亞·森（199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說，“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區別，很容易看到印度不如中國的地方，原因就是：一個是印度沒有很好的全麵普及的基礎教育係統，另一個是印度沒有普及的基層醫療衛生係統 -- 而中國這兩大基礎都是在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否則這30年中國經濟就不可能有這麽大的飛躍。”
當我們承認毛澤東大眾教育路線的奠基作用時，其實，我們也在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大眾富裕路線的奠基性作用。否則，就沒有獨立的共和國的曆史存在，就沒有尼克鬆非要和老毛聯合的曆史存在。不能因為兒子住上了大樓，就忘了父輩的奠基根腳。隻有理性地批判和宣揚自己的曆史，一個民族才會不斷地發展，才能時時被世人尊敬。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兒不嫌父卑、女不嫌母醜，就是這麽發展出來的簡單道理。
鳳凰網調查結果：對毛澤東時代教育路線的看法
2013年11月15日鳳凰網推出大型係列專題《重讀毛澤東時代》之教育篇，截止11月18日，共有6718人參與專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85%的網友認為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政策總體來看是成功的。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築就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騰飛的基礎，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論斷。從這個看似讓人驚異的結論出發，我們回首建國後前三十年，卻會發現，在路線的變動和政局的變換間，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既完成了為國家快速工業化提供人才支持，又完成了對廣大普通民眾的普及教育。這不啻為一個奇跡。但在這個“奇跡”的背後，兩種針鋒相對的教育思路各自在自己占據主導的時段內造成和積累了難以彌合的缺陷，以至於改革開放之後教育體係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以應對這些缺陷帶來的困難。這是一座短時間內就構築起來的大廈之基，直到今天，還需要後人不斷對它進行改造和加固。
中國經濟騰飛靠的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打下的基礎
假如說毛澤東時代中國有很不利的經驗，同時它也建立了普及的教育係統，提高了人民的衛生狀況，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這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比方說我同事阿瑪蒂亞·森（199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論述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區別時，經常強調印度不如中國的地方，一個是沒有很好的基礎教育係統，另一個是沒有基層醫療衛生係統--而中國這兩大基礎是在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否則這30年中國經濟不可能有這麽大的飛躍。同時，如果中國沒有一個鄧小平，也不會有這麽快的進步。所以這跟中國領導者也有一定的關係。雖然他明確地說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但同時他是在模仿日本、美國、台灣地區的先進經驗。鄧小平能動員起人民，我想跟“文革”也有一定關係--如果沒有經曆那麽悲慘的10年，大家不可能改得那麽快。
建國後全麵掃除文盲 掃盲教育獲聯合國大獎
新中國成立50年來，我國共掃除文盲2. 03億，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以上降到了15%以下，青壯年文盲降低到5%以下。我國的掃盲工作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1984年以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國際掃盲獎評選活動中，中國先後有11個單位獲獎，其中有6個單位獲大獎。
基礎教育全麵普及 初中畢業生總和接近兩億
三十五年來，普通高等學校為國家培養了各類專門人才四百一十一萬人，普通中等專業學校培養了七百二十二萬人；各種職業學校和普通中學培養了大量勞動後備力量，普通高中共有畢業生六千二百八十五完人，普通初中共有畢業生一億八千八百五十八萬人，農業、職業中學共有畢業生一百一十萬人。
大量培養工業人才 順利完成國家快速工業化
工業院校39所、師範院校31所、農林院校29所、醫藥院校29所、財經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語言學院8所、藝術院校15所、體育學院5所、民族學院2所、其它1所。主修理、工、醫、農專業的學生占在校生總數的63%。而且建立了一批專業院校，填補我國高等工業教育的空白，為工業化建設提供人才。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的目的：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1949年《共同綱領》確定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很快就過時了。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上，提出新的教育方針：“我們的教育方針，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一方針，反映的主要是學校教育教學的培養目標。
毛澤東對精英教育的不滿：忽視農村 教育不公平
毛澤東成為當時這種教育的反對者,他從不掩飾對正規化、製度化的蘇式教育的抵觸。他在1958年和60年代兩度發起的“教育革命”,包括許多複雜的層麵,其中之一,是對教育公平原則的強調和堅持。他關注的重心始終是麵向大多數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礎教育,尤其是農村教育。他仍然強調廣大勞動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權利。
毛澤東的大眾化教育思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衝擊精英教育實現教育普及
1958年8月，在“大躍進”的高潮中，毛澤東視察天津大學時說：“高等學校應抓住三個東西，一是黨委領導；二是群眾路線；三是把教育和生產勞動起來。”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澤東教育主張的三個重要方麵，1958年的教育革命正是在這樣三個層麵上展開的。毛澤東對蘇聯模式的批判和消解，是通過教育的不斷政治化，用淩駕於學術之上的政治批判壓製“專業化”和崇尚專家的路線；同時，用戰爭年代習用的群眾路線、群眾運動方式衝擊他所反感的正規化、製度化建設。此後，這種以政治動員、政治批判、群眾運動為特色的“革命模式”不斷再現，衝擊和改造正規的學校教育。
毛澤東的第一次嚐試：借大躍進進行“教育改革”
從1956年起，教育發展就進入了大起大落的劇烈震蕩之中。1956年高等學校的招生，比上一年猛增一倍，達18.5萬人，1958年大躍進，招生人數增至26.6萬。此後，1959年的廬山會議批判彭德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全國掀起又一輪浮誇風和大冒進，1960年的高校招生猛增至32.3萬。全國高等學校由1957年的227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同樣，普通中學的數量，從1956年的6715所，到1957年增加為11096所，1958年又翻了一番，達28931所，中學生數從1956年的516萬猛增至1958年的852萬。
毛澤東的終極嚐試：文革中全麵普及農村基礎教育
“文革”的主要目的的之一是建立新型的學校教育體係，普通中小學教育在農村得到迅速發展。“文革”中一個突出的意向是在農村普及中小學教育，其次是普及大學教育，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出，“大力普及教育，掃除文盲。爭取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農村普及小學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種形式辦學，把學校辦到家門口，讓‘農民子女就近上學方便’”。其中雖然采取一些極端的做法，但在普及教育方麵還是邁出了一大步，農村兒童入學率大幅度提高，成為“文革”中唯一受益方。
毛澤東教育路線的效果：高等教育極度萎縮下中小學教育的最大擴張
“文革”時期的教育呈現一種奇怪的混合:在知識權威掃地、反智主義盛行的同時，出現了農村基礎教育的大普及。1970年代初，當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時，中小學教育卻得到了大發展。1976年全國小學生數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學更是加速度發展，1976年全國中學生數比1965年增加6.25倍，初中生增加5.4倍，高中生的增長尤其迅速，共增加了11.3倍。教育重心下降，麵向農村的發展是實質性的。初中在校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65年的33.7%提高為1976年的75.2%，高中在校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65年的9.0%提高為1976年的62.3%。“文革”期間中小學教育數量的發展是以降低質量為代價的。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學教育”的標準，而以實際的功用去評價，那麽應當承認，這種低重心、實用型的教育畢竟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農村學生基本的學習需求。許多今天在各個領域嶄露頭角的19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於1970年代農村的基礎教育。
毛澤東時代學習蘇聯精英教育的成果：實現了國家快速工業化
建國之初，百廢待興，麵臨經濟落後的巨大困難，缺乏建國經驗的中國人，學習蘇聯模式可以從中找到建設中國美好未來的信心。因為蘇聯已經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使一個落後的國家迅速實現工業化、迅速走向現代化提供了一個令人鼓舞的榜樣。我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裏的很多主要項目是蘇聯專家幫助設計的，這些項目所急需的各種專門人才當然也要照蘇聯模式培養為最佳。蘇聯模式建立了與社會主義製度性質相配套的教育製度，建立了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係，擴大了高等教育的總體規模，緩解了當時社會急需人才與專門人才短缺的矛盾。
蘇聯式精英教育的缺陷：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 人才既缺又浪費
由於過分經濟發展的需要，缺乏長遠的考慮，並把政治、經濟製度作為取舍教育製度的唯一標準，以致在實踐中出現了盲目，直接導了我國高等教育學科發展的不平衡、專業設置較窄。比如：當時的文科人才奇缺，而理工科學生也因為專業較窄難以找到對口的工作，並且缺乏基本的文化修養。據相關資料統計：1987年，在我國高等院校畢業生中，有353個專業的人才奇缺，總人數合計達到19萬人之多，而與此同時也有157個專業人才過剩，這一部分人數也達到了10萬人。在這種以經濟功利目的和政治功利目的為中心的“專業教育”指導下，我國的大學教育學科發展出現殘缺現象，大學的人文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退，在精神文明建設中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毛澤東時代大眾教育成果：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受教育的勞動力
從社會準備的角度看，中國更好地利用了市場經濟。盡管改革前的中國對市場是持非常懷疑的態度的，但對基本教育和普及醫療保健並不懷疑。當中國在1979年轉向市場化的時候，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的識字水平已經相當高，全國很多地區有良好的學校設施。在這方麵，中國大陸與韓國或中國台灣的基本教育情況相差不太遠。在這兩個地方，受過教育的人口也在抓住市場機製提供的經濟機會上起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時代大眾教育的問題：高等教育受摧殘科技落後幾十年
知識分子奇缺，1979年隻有在校大學生102萬人，平均每萬人中僅有10.5人，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例舉的141個國家和地區相比較，我國居於第113位，落後於蒙古（每萬人中大學生平均68.3人）、印度（每萬人中大學生平均52.4人）、泰國（每萬人中大學生平均31.3人）。1978年工業部門每百名職工中，僅有工程技術人員3.9人（當時蘇聯為18人），電子工業部門每百名職工中，工程技術人員12人（日本為40人），農業人口每萬人中，農業技術人員4人（日本為40人）。反映在科學技術和生產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國家落後了幾十年。
完善而普及的基礎教育是經濟奇跡誕生的基礎
通過社會機會，特別是基礎教育，來促進經濟增長，最早的例子顯然是日本。人們有時會忘掉日本甚至在19世紀中期明治維新時，識字率就比較歐洲高。當時日本的工業尚未開始，而歐洲的工業化已經進行幾十年了。日本的經濟發展顯然得一與人力資源的開發，後者為人們提供了各種社會機會。在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發生的所謂東亞奇跡，在很大程度上，基於類似的因果聯係。
對教育投入資金的不足限製了教育更好的發展
我國的教育經費在國家預算中所占的比例特別低。世界各國教育經費占國家預算的15%以上，有的高達20%。而我國曆年來教育經費隻占國家預算的10%左右。我國的教育投資居於100位以後。教育經費短缺一直困惑著教育事業。《人民日報》曾發表了對津巴布韋教育部長朱惠瓊女士的訪問記。這個國家的教育經費占全部財政預算的20%，比國防預算還高。朱惠瓊說:“民族的發展取決於這個民族的知識和技能，當缺乏這種知識和技能時，民族發展就成了‘空中樓閣’”。
影響教育公平的“階級政策”到改革開放才改變
在擴大人民教育權利的過程中,對“人民”的概念逐漸加以區別,劃分為勞動人民和非勞動人民;此外,還有一個不屬人民的剝削階級、反動分子階層。家庭出身成為衡量一個人的政治先進性的重要標準,它演化為被稱為“階級路線”的一套相當製度化的政策。在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這一政策才被擯棄。
對於知識分子的緊張狀態在這一時期內始終存在
當時黨的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對建國前的“舊知識分子”進行“團結、教育、改造”，它被視為是事關教育領導權、鞏固新政權的重大問題。在共和國前三十年，知識分子成為曆次政治運動主要衝擊、批判和改造的對象，與主流意識形態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學校裏的政治運動此起彼伏，幾無停息。
結語：
毛澤東時代的兩條教育路線，無論是他本人欣賞的大眾教育還是他所反感的精英教育，都對今天中國教育和現狀做出過貢獻也製造了缺點。留給今天的我們豐富的遺產和不盡的挑戰。今天的我們回首毛澤東時代的種種，也是為了看清我們走過的路，看清我們腳下的路，看清我們前方的路。
Studying and education are totally different thing.
中國人很注重教育，解放前家裏隻要有條件的就讓孩子念書，上大學的人一般來說都是家裏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因為高等教育的成本太高。當年國民黨資源委員會曾出資送大批的優秀青年出國留學。國內外很多著名學者都如王安就是之一。這些人很多為後來新中國的教育和科技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翻過頭來我們看看共產黨領袖們的子女文革前隻要自身條件好的幾乎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隻是出國深造的機會少的多，大概去蘇聯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