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正文
轉貼直言：我們不僅要反對極度的左，也要反對極度的右。不僅要容忍左派，也要容忍右派。隻有多派存在，社會才會有監督，才會有進步。用文革的手段反文革，說自由行專斷，本身就是大笑話。中國今天的最大災害就是：極“右”思潮泛濫，導致社會極端腐敗，環境極度惡化。
法國大革命的口號非常動聽，叫“自由、平等、博愛”。但任何激動人心的口號都有一個缺點，就是經不起推敲。每個人的天資、生存環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讓每個人都“自由”發展，那麽他們的財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讓每個人都在經濟上“平等”，那麽必然會限製強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於法國製憲會議，但很快定型成與初始含義毫不相幹的兩個集團。其中左派比較支持平等，強調建設福利國家，更多的通過國家幹預手段幫助弱者，右派比較強調自由，反對過高福利，比較支持競爭，反對國家幹預，強調建立“弱”政府，反對對於強者的過多限製。但左派和右派的區別隻基於對平等與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點，右派更偏重自由一點。對基本限度的平等與自由權利，均持有同樣的共識。
什麽是極左，什麽是極右
所謂極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極端，突破“自由的底限”。為獲得無差別的公正，而取消絕大部分的自由，為取消絕大部分的自由，必須建立一個無比強大的國家機器，將人民的一切活動處於國家的控製之下。所謂極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極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對國家限製強者推演成要強者控製國家欺淩弱者，宣稱“國家就是為強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實行寡頭專政，取消對弱者的一切保護，一切自由。
為什麽說極左製度是偽公平？
極左的目的是為獲得經濟上無差別的公正，但由於每個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壓製每個人的個性尋求公正，就必須實行極權。這樣盡管每個人在經濟上基本平等，但極權會造成權力的不平等。位高權重的，呼風喚雨，無所不為。地位卑賤的，連性命都無法保障。在權力傾軋中被淘汰下來的，往往境遇悲慘。這些大夥都很熟，我們曾經在這種製度下生存了很長時間。
為什麽說極右製度是偽自由？極左到極右的角色變換
這才是我想講的東西。作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學的時候，學的是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甘做螺絲釘和馴服工具。初中的時候，學的是鄧小平同誌的英明論斷：中國不可能出現百萬富翁！高中的時候，一切都顛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國有企業“賣給私人”了，工人階級要“自己養活自己”了。上大學以後，很無奈，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變成世界第一了。
極右製度不合理的關鍵在於忽視“起點平等”。劉少奇曾經握著淘糞工人時傳祥的手，笑著說：“我們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隻有分工不同。”在一個極左製度下的工廠裏，雖然廠家資金的實際支配權在廠長和書記這裏，但名義上是屬於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廠長和書記拿到了廠，原先許諾給工人們的退休工資和醫療保障全都作廢了，工人們每人拿到了幾千元分家費。廠長對工人們說：我們現在不搞大鍋飯了，大家今後要自由競爭！話雖好聽，可這種“分家”方案，這種取消弱者的一切社會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醫療保險的“自由競爭”，難道真會是“自由”的競爭嗎？
極右製度，往往表現為權貴資本主義與寡頭專政。南美、東南亞模式可為前鑒。極右與右派的距離很遠，離極左卻是咫尺之遙。極左與極右有相同的“根”，在極左製度中，國民的財產名屬全民，而支配權屬於權力中心，轉變成極右製度很簡單，隻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來就是了，直接依靠權力化公為私。
左右翼分派混亂的原因
大陸的左派、右派名詞來源與歐洲不同，在中國大陸，派別的劃分都是以政府為參照係的。由於曆史上政府一直是極左，因此在人們思想上有一個慣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極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對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說在九十年代之前，這種劃分都是比較合理的。
但現在情況變了，大家都能看到。農民問題、失業工人問題、學生就業問題，基本上都是自由主義者提出來的。按常理，自由主義應該屬於右翼陣營，對平等問題的關注較弱。但在國內，連他們都開始關注平等問題，表現得“左”了。說明目前的參照係已經偏向極右。
極左陣營一分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隨變革的腳步。如果說工人失業、資本家入黨還可以被認為是“陣痛”和“權益之計”的話，國有資產的快速私有化卻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區，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經濟比重還隻有百分之十幾，但過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這可不是什麽私有經濟的“優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國有財產瓜分。私有經濟再“優越”，也不可能幾年就翻上幾倍的。這些是目前堅持極左的“毛派”反對“鄧派”的基礎。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給出了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國大陸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絕沒有這張有用。中國公安們就按著這張排行榜一個個查下來，富豪們紛紛入獄。我可以一個個扳著指頭數下來：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楊斌，通過奇跡性的行政“劃撥”到3000畝土地獲利七十多億，貴為朝鮮特區行政長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華晨的權錢交誼中“栽了跟頭”，琅璫入獄。不多舉例，大夥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來”了。
極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歸為極左與極右派係分裂。極左稱為毛派，已經失去了實際的政治權力，轉移到網上成為另一類反對派。現在有些網友看見極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評政府，就想當然地認為執政者是中間派，其實不然。還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極左派係轉型成為民族主義派係，我認為他們的轉型是為了逃避麵對國內現實問題。罵日本罵美國，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麽判斷力，中國做的就是對的唄！哪有談國內問題那麽難？
討論假問題的知識分子
中國知識分子除了“吃苦耐勞”，沒什麽特別的優點。缺點倒是很多，攀附權貴，空談，抄襲，寡廉鮮恥的知識分子是屢見不鮮。現在是好點了，獨立的，麵對現實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但我還得說上幾句，中國一些善良又獨立，還有點學者風範的知識分子有另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白日做夢”。
怎麽“白日做夢”呢？當權力迅速腐化，中國開始進行以權換錢的“原始積累”的時候。學者們開始憧憬“中產階級”的產生會給中國“送來”民主製度和自由市場經濟。當香港回歸的時候。學者開始幻想“香港的多黨製”會“普及”大陸。當工人紛紛下崗，貧富嚴重分化的時候。學者們又會認為“威權體製”下的經濟增長將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暫階段。他們從來不想，不去自己爭取權益，不去推動製度民主化建設，不去抨擊社會的不公，難道自由民主與公正會隨著“經濟增長”像天上掉餡餅一樣落到國民手裏嗎？遠看歐美各國，近看台灣韓國，民主化進程都是血與淚凝成的，好東西不會光顧睡大覺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來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來的自由？不去呼喚平等，哪來的平等？企圖等著經濟發展後製度“水到渠成”，笑話，沒看見別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麽？不挖渠，水到了隻會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識界現象，叫作“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對話”。看似與國外右派與左派的對話相似。但對些什麽呢？中國太平等了？中國太自由了？國內沒幾個人能聽懂“新左派”的“後現代”論述。想想也是，跟一個吃不飽飯的人談減肥，他能聽懂麽？自由主義也麵臨“少談公正”的指責而紛紛轉型。以前叱吒風雲的厲以寧，被人指責為權貴辯護。當人們越來越關注窮人的時候，談股份、談市場爭奪、談MBA，意義便明顯褪色了。
俺認為現在左和右的“對話”根本沒有意義。左派與右派根本沒有“對話的必要”。自由多一點平等少一點，還是自由少一點平等多一點，這種討論在中國毫無意義。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與平等的底限”。在一個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會，談哪個多哪個少不是“空談”又是什麽呢？
阻止極右傾向可能為時已晚
目前什麽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現象？我認為就是“私有化”。對此網上早已直言無忌，也有一些報刊膽子比較大，敢於直呼“私有化進程”。現實中的大多數媒體要遮掩一些，換個說法，什麽“改製”、“轉製”、“股份化”、“鼓勵私有成分”。其實都是一個意思。
我不談怎樣“阻止”私有化。長期極左造成權力不受製約，同樣這種權力“市場化”、權貴“資本化”，國民也已無力量製約。利益與不受製約的權力促成極左到極右的轉變而無可阻擋。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況下，知識分子應該呼喚的，就是保證這種“私有化”能夠盡量公平。不要出現那種私有化：廠長書記拿到了廠子，工人一次性下崗。然後大家開始在“公平的市場”中進行“平等競爭”。這種分家最後隻會造成社會動蕩和經濟下滑。類似的例子可以在蘇東私有化中看見。分家分得比較公平的東歐國家，經濟在短期下滑以後立刻回升起飛，而做得不好的俄羅斯等國，則造就金融寡頭與壟斷集團，經濟低迷很久才逐漸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關鍵就是在國有資產被分光以前，建立一個比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從現在經濟比重來看，國有資產已經被分掉了將近一半，對“分家”策略的討論尚未開始。
中國特色？中國沒有特色！
絕對不要相信“文化”會造成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法不同。經濟也許不是“製度決定”。但製度對經濟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力。台灣與香港的經濟製度與規律，離美國近而離同種文化的大陸遠。東德與西德，南韓與北韓，經濟實體的差異程度，與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對比。廣東企業與北京企業的相似程度，遠遠超過廣東和廣西企業的相似程度。決定經濟的仍將是製度，我們中國不會因為“文化不同”而走上與其它國家不同的經濟道路。
拿一個影響最廣的誤解來談，曾經吹得神乎其神的鄉鎮企業。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認為，鄉鎮企業是中國文化的“偉大創造”，是世界經濟的“第三條道路”，農民企業家是中國獨一無二的經濟現象。我本科的時候，在北大聽過不少講座，這種觀點早已讓人耳邊起繭。但九十年代末，鄉鎮企業集體“進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實際行動嘲弄了這種“發現”，以至於現在都沒人提鄉鎮企業了。其實多看曆史，就可以發現鄉鎮企業“似曾相識”。實際上這是國家轉軌的一種現象，在政府的經濟控製力減弱，而農奴製依然保留的情況下，鄉鎮企業就會大量湧現。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俄羅斯，工業化已經起步，而依然保留了農奴製。在農奴製下，農民並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世襲身份。由於在農奴製下，俄羅斯通過劃分“農民身份”與“非農民身份”限製了農民進城，一批農民就通過工業化形成了整個整個村莊的鄉鎮企業與大量的家族製的“農民企業家”。俄羅斯湧現了如莫羅佐夫家族、格拉喬夫家族、鮑裏索夫家族等“農民企業家”，鄉鎮企業也如雨後春筍，以紡織聞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諾沃村，以冶金聞名的科斯特羅馬省的達尼洛夫村，以製鞋業聞名的特維爾省的基拉姆村。農奴製改革後，這種現象就漸漸消失。中國也是一樣，當放寬了農民進城限製以後，大量農民從鄉鎮企業中湧出，紛紛進城務工，形成“民工潮”。“中國文化的偉大創造”不攻自破。
同樣，在國有資產私有化中，中國也不會因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與否直接影響今後的社會穩定。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政府不斷地湧現億元量級的腐敗大案，而又以經濟困難的理由取消了下崗工人的退休金和“沒有失業”的莊嚴承諾，開始“自由競爭”。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各種工程一投就是上百億，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災農民隻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費”。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一方麵不斷“擴招”以實現“教育產業化”，另一方麵大學生失業率居高不下，在學習期間打工陪聊，女大學生向百萬富翁們“投懷送抱”。那中國文化的“熏陶”並不會使得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們變得特別“穩重、深沉、善良”的。
我的看法，秦暉之研究問題，不大高調批評官僚和社會；講話小心，用詞斟酌；陽春白雪的味道多點。
照中國目前的現狀，大亂看樣子是不可避免了，隻是時間問題。最快也許就2，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