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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中央紀委在京召開會議,就著力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10個方麵腐敗問題進行任務分工和部署,其中包括嚴肅查處征地拆遷中的腐敗問題,礦產資源開發等領域的腐敗問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侵占國家、集體利益和侵害職工群眾權益的腐敗問題,基層幹部吃拿卡要、收受財物的腐敗問題,執法不公、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腐敗問題,基層幹部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腐敗問題。可見中央對反腐的決心一直是很堅定的,在這種上下一致的共識中,卻另有聲音。
這種聲音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值得討論的標本價值。
在我看來,腐敗一詞能夠流行本身就是一個進步。在王權政治時代,天下是皇家的,而皇位是靠暴力獲取並得以維護,老百姓被壓榨到什麽程度,取決於皇權統治的貪婪程度和皇權運行的效能,老百姓心裏很難有一個腐敗與否的標準來要求皇權。到皇朝自己內部亂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便不能維係統治,免不了最後吹燈拔蠟,走向垮台。當百姓把腐敗一詞掛在嘴上的時候,就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到來。百姓有了合法性意識,把官員的巧取豪奪看作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於是不平則鳴,就把反腐敗說得很響。老百姓在這個時代因腐敗而生出“痛苦”來,的確表明了他們合法性意識的覺醒。
雖然說,腐敗的個案在任何國家都不能完全消滅,但也不能說懲防腐敗沒有良器可用,更不能說民主製度對反腐敗無用。
一個國家是不是真正實行民主製度,不能看它的憲法文本。當今世界,隻有不多的國家走出了部落社會形態,這類國家的確不具備條件全麵生成民主製度,事實上也遠不是成熟的民主國家。所以,決不能拿這些國家的腐敗來證明民主製度無可取之處。
說到“發展”對於反腐敗的意義,也要具體分析。中國的人均GDP已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算是中等偏上的國家。應該承認,現在的發達國家在與我們現在發展水平相當的曆史時期裏,官場腐敗也不至到我們這樣的程度。所以,說我們的腐敗問題嚴重是因為發展程度還不夠高,實在站不住腳。
關於腐敗發生原因,社會上很流行的一種意見,就是歸罪於市場經濟,說“市場經濟衝擊”了中國反腐敗政策的落實,這個邏輯是最經不住推敲的。連馬克思也說市場經濟(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講究等價交換。政府及其官員給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公民給國家納稅,這是等價交換原則在政治市場的延伸。而腐敗是一種巧取豪奪的強製,無平等可言。所以,把腐敗發生的原因栽到市場經濟的頭上,實在是顛倒了是非。
這種思維模式暗藏一個判斷,以為中國改革開放前沒有搞市場經濟,官場不似今天這樣腐敗,所以就認定腐敗一定和市場經濟有關。實際上,不受監督的權力才是腐敗的根源;將政府權力壓縮在必要的公共領域,並使其置於陽光之下,腐敗就無以遁形。
改革開放前的確幾乎沒有市場,且物質十分匱乏,但那時的特權要甚於現在。消費品的特供、就業安排、政治地位的確定,在那個時代都體現了極強的特權意誌,且被百姓視為合理。現在不同了,盡管很多特權現象仍十分普遍,但在原則上已經被視為違法違紀。這是一個進步。
如果說市場經濟與腐敗有關,也是因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特權被“貨幣化”了,而這種貨幣化現象不隻發生在這個領域,人的創造才能的差異也因為市場經濟被放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對於懲防腐敗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它使特權的大小與危害程度有了可觀察的工具,從而有利於百姓更加覺醒,更積極地與腐敗做鬥爭。
認識上的難題不是民主政治對於懲防腐敗有無作用,而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究竟怎麽進行政治改革,以及在民主政治改革尚未完善之前,如何治理腐敗。這決不是說民主政治的某些具體原則在眼下不能采用,更不能說目前對於懲防腐敗我們無事可做。
大幅度地收縮政府權力,給私營部門以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推動政府主要官員的財產公開,並開征贈與稅和遺產稅;改革司法體製,加強法院的垂直管理,使法院適度擺脫同級黨政官員的影響;創新貪腐案件的偵破手段,獎勵舉報,等等,都是當前可以采用的懲防腐敗的有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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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之後的故事,太多太多。你回去到任何一個縣走一走,看看那些普通的人們的生活、環境、壓力,你會看不下去,你會歇斯底裏想喊。
強拆遷是全國極為普遍的事,老百姓不敢言,也不敢怒;每個地方,每一介,可以說沒有不貪的官,你不貪你滾蛋;沒有不作假的數字,你誠實,你完蛋;沒有不上貢就能看病蓋章拿土地證的;.... 到處是警察抓你沒商量,重慶黑打,上海的楊佳案、廣州的武漢學生忘了身份證就暴死街頭也不是白打。說警察通天,還不如說一條電話通警察。
所到各地, 到處烏煙瘴氣,到處又鶯歌燕舞;裏外不一,黑白間混,低處不勝寒。隻要你親臨其境,那種感受甚至說比文革武鬥更可怕!--- 因為已經不僅僅是小孩子打打殺殺年輕人打派仗,而是男女老少上上下下,一起硝煙彌漫!
根子爛了 !
這世界其實本來就是這樣的,現時並不比從前更壞;人類一直是這樣的,“日光之下沒有新鮮的事”(聖經,箴言)。
我們的問題是“不相信”。
是把法製和宗教全麵引進的時候了。
民主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