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越大民心越向的社會現象

 
最近我發現一個怪現象，好像哪個政府越會做赤字越是香餑餑，民心似乎還不錯。

例一。加拿大聯邦政府，欠了540億，今年大概還會增加赤字30億到40億，甚至更多，不過民意不錯。

例二。BC省的赤字去年預算17億，昨天的年報說今年實際赤字隻有3億，降了81%，可謂業績亮麗。但執政的BC“保守”自由黨過去一年危機四伏，民心不向，連任三屆的省長都被逼掛冠而去；麵對下一屆的省選，可說危機四伏。

例三。老美的赤字年年爆棚，可人家的國體整體超級穩定，國民“愛祖國”的廣度力度極高。

例四。神州的赤字相對“GDP”算是很低的，但社會不穩民心不定確實非常讓誰都搖頭。


究其原因，有人說是公關出了問題，像BC省的保守自由黨，取消苛捐雜稅走向單一稅，本來該是底層人追求的，現在卻相反走向。有人說是分配不公平，像中國的農民工和城市小市民的社會可享資源，簡直不成比例。

所以說，敢花錢者，不見得會失去民心。謹慎理財者，不見得被社會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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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本周一7月18日上午，卑詩省財長Kevin Falcon公布，本省2010-2011年度財赤3.09億元，比去年的17億預算大幅減少14億。

財長將財赤的大幅度降低歸功於：1）本省實施HST後，經濟的增長率達到了4%，比預期的更強勁；2）。零售業增長了5.3%；3）。省府審慎理財方式功不可沒。4）。去年7月1日起推行HST，為全省財政收入帶來總計4.1億元的增長，這對財赤的大幅降低起到了作用。


附錄2。中國的高GDP沒有讓社會更穩定

在國家層麵，中國最需要的改革是什麽？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張梅穎說：“當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頂層設計與轉變發展方式。”

6月27日，張梅穎在位於白塔寺的全國政協辦公室，接受了《中國經濟周刊》的專訪。從改革頂層設計、發展方式轉變到對GDP的認識，從發展現代農業到處理國企與民企發展的關係，張梅穎暢談自己的觀感和思考。

改革一定要有頂層設計

《中國經濟周刊》：改革現在到了一個關鍵的關口了。改革頂層設計需要怎麽著手呢？

張梅穎：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改革是絕對不能倒退的。開弓沒有回頭箭，倒退沒有出路。所以，現在應該把改革提得更響亮，不僅要更響亮，而且在頂層設計上，設立專門機構。現在是發改委協調，可是發改委主要是審批項目，本身不超脫，不免影響改革設計的效果。

改革的任務如果落實到相關部門，改革的最後結果就要受製於部門利益，必然導致改革中利益部門化。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體改委，職能就是體製設計，不負責審批項目。

所以，我們的改革，頂層設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頂層設計，杜絕改革的部門化和碎片化。

《中國經濟周刊》：在您看來，改革的阻力在哪兒？

張梅穎：政治體製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層建築更適應經濟基礎，適應人民的要求，更有利於政治穩定和社會長治久安。如果有人一聽見政治體製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上，隻能說他是偏執和神經過敏。

我認為應該正確理解政治體製改革。現在政治體製改革的壓力、動力不足，與一些人擔心政治體製改革會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大有關係，過去有句話，叫“自加壓力”，現在自己加不起來則壓力要來自群眾的監督，必須要有一個倒逼的機製，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覺的“挺舒服的幹嗎改革”。

我比較憂慮的是，中國有一種比較根深蒂固的民粹文化，如義和團運動就是屬於這種民粹文化的產物。這種民粹文化衝擊了中華民族的理性文化，非常容易走極端，走極端就影響政治改革，影響國家的穩定。這樣一來，我們改革的氛圍沒有了。

政治體製改革為什麽遲緩？我覺得還有一個認識上的障礙。我們國家這三十多年創造了奇跡，讓人誤以為隻要經濟改革就行了。

公共財政，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點?

《中國經濟周刊》：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無論是在官方還是在民間都備受關注，這一改革為何會如此矚目？

張梅穎：收入分配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民生問題，更重要的它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國家穩定不穩定，在很大層麵上，要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公平不是平均。

《中國經濟周刊》：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25日二次審議的個稅法修正案草案，將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至3000元。從網絡民意來看，這並沒有滿足預期。對此，您怎麽看？(編者注：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30日下午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

張梅穎：我讚同起征點3000元或者稍有提高。這是因為你作為納稅人，會對國家更有責任感，哪怕我隻交一塊錢，但我是納稅人，對國家有責任。當然，我們國家的稅製還是需要不斷改革的。納稅人責任多，權利不夠明確。

我認為收入分配體製的確要改革。從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9.5%的增長，漲了20.57倍。與此同時，人均收入僅增長了9.5倍。說明多年來收入增長與GDP的增長差距較大，沒有同步。

“十二五”時期，我們提出來了“兩個7%”，GDP增長7%，人均收入增長7%。人均收入增長7%，我想是可以達到的。但是GDP增長肯定要超過7%。今年是第一年，GDP增長可能接近10%，發展還是很快的。從現實看來人均收入還是很難追上GDP增長。所以，我們還得痛下決心來解決這個問題。

《中國經濟周刊》：您曾經說，公共財政，實際上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點。這句話如何理解？

張梅穎：公共財政透明了，必定引向公眾利益，公權力就會向大多數人的利益方向去運行。比如，現在的通脹問題，食品價格高，如果能傳導到農村，提高農民收入是好事，再以公共財政去補貼低收入者，並逐步使工資水平與物價上漲相一致。

去年國家在20%的縣試點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年滿60歲每月補貼55元。我曾經去考察過相鄰的兩個村，但這兩個村屬於兩個縣，一個是試點縣，一個是非試點縣。非試點縣的老人很有意見，憑什麽鄰村老人有55塊錢，我們沒有。你別小看這55塊錢，但是對老人來說，這是尊嚴，我不用向兒子去討。

我覺得民心是黨魂，民生連著民心，公共財政透明並偏重於民生，對執政者來說，體現了執政為民的宗旨。

轉變發展方式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

《中國經濟周刊》：轉變發展方式也是各級政府熱議的話題，現在已經到了轉變的“尖峰時刻”了嗎？

張梅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結構調整，其實從“九五”時期我們就已經提出來了，現在十多年過去了，沒有什麽大的成效。所以，“十二五”確定的主線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中國經濟發展的粗放模式再不改，下一步的發展怎麽往下走？說得嚴重一點，就是死路一條。這是決定我們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候。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這一點上，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決心。

為什麽這麽說？十多年了，經濟發展方式改變不了，背後還是一個體製因素。比如某個省要轉型，從資源大省轉型到多元發展，但是靠賣資源就能輕易賺到很多錢，它沒有轉變壓力。傳統發展模式形成的路徑依賴，影響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此外，這還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調整，比如發展循環經濟需要大量投入，存在風險，有利益取舍等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背後體製問題、利益格局問題、固化思維問題和傳統發展模式形成的路徑依賴問題共同製約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為什麽必須改呢？我們的GDP占全世界的份額是9.5%，但是我們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20.4%，石油54%依賴進口。這種格局究竟能夠維持多久？

但有多少人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呢？所以舉幾個簡單的數字，就可以看出，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

《中國經濟周刊》：轉變發展方式，就意味著改變單純依靠GDP增長的發展模式，與轉變發展方式相隨的是調結構。您根據在基層廣泛調研的經驗，提出要優先發展現代農業？

張梅穎：調結構，是社會領域一場深刻而廣泛的變革。調結構的唯一動力，就是體製機製必須轉變，用政策引導。

我認為要優先發展現代農業。農業問題，最近7年一直被列為“一號文件”，中央確實很重視，但是還不夠，缺少相應的配套措施。我在基層調研時發現，種糧的人最苦，管種糧的人工資最低。因為各地的津補貼，是按GDP、財政收入來計算的。

我們到一些省去考察，一個幹部從工業城市調到農業城市，他的工資低了好多。但是在農業城市，他的工作更加辛苦，壓力也更大。由此看出，種糧食的和管糧食的，待遇都應該提高。這也是中國改革碎片化的表現。

我們對農業的憂患意識還不夠，自然災害不斷，極端氣候常態化，我們缺乏應對的準備，怎麽保障13億人的糧食安全？去年，我國淨進口農產品[17.21 -1.38% 股吧]換算成耕地，相當於進口了近9億畝播種麵積。這相當於進口了一半的耕地，一旦不能進口了，怎麽辦？所以要發展現代農業，比如中國有三分之二的耕地是低產田，通過改造，潛力還很大。一定要提高農業科技水平，大力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

《中國經濟周刊》：提到轉變發展方式，很多地方就盲目追求新興產業，重複建設的現象非常突出，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張梅穎：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關係要處理好。拿光伏產業來說，全國有18個省幾十個城市都在搞，必然要形成高水平重複建設。

要正確認識新興產業，當地的基礎條件、資源稟賦、技術和人才等各方麵是不是適應發展新興產業？現在都在趕時髦，紛紛搶占“製高點”。比如清潔能源是個好東西，但是這裏麵很多技術問題沒有解決，它還處於不成熟期，所以我們現階段不宜大幹快上，遍地開花。

傳統產業是我們產業的主體。所以力量要下在傳統產業的升級，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高新技術是“魂”，魂要附到傳統產業的體上。厲以寧教授曾說“沒有傳統產業，隻有傳統技術” 是有道理的。

我們有大量的傳統產業，要把升級改造做好。不要一提傳統產業，就說該淘汰了，大家都另起爐灶，這會造成新一輪的浪費。

《中國經濟周刊》：現在各地在地方發展規劃中，都對GDP增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某種程度上說，我們是否仍然存在對GDP的過分崇拜？

張梅穎：對GDP的誤讀是普遍存在的。GDP再多，不等於你就強大。關鍵是你GDP的質量。就說這個房子，本來是可以一百年不倒的，現在三十年就炸了。蓋的時候是GDP，炸的時候也是GDP，再修的時候還是GDP，無疑會使數字虛高。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我們一定要提“保八”的目標了，因為要擠出其中的水分。

光有GDP不行，關鍵是要看你GDP的含金量。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人才，GDP並沒有涵蓋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更能說明我們國家是不是強大。

國企民企，都是中國企業

《中國經濟周刊》：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發展，是人們廣泛關注的一個話題。近兩年來，“國進民退”的聲音經常出現，你怎麽看待國企和民企的發展？

張梅穎：現在有人說，我們“國進民退”，也有人說，現在是“國退民進”。其實，國家沒有一個政策，引導“國進民退”或者“國退民進”。我們的政策取向隻有一個，即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國有企業也好，民營企業也好，你的品牌出去，都是中國製造，都是中國品牌、民族品牌，人家不管你是國企、民企。

但是我要強調，為什麽要有國企？國企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它的使命是要完成國家戰略。國家戰略需要什麽，國企就應做什麽。

央企的最大作用，在於保障實現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所以，在轉變發展方式中，央企應該是主力軍，應該起到引領作用。但是現在看來，央企明顯動力不足。

另外，央企要掌握本行業技術上的主導權，用技術優勢創造品牌優勢、資本優勢和人才優勢。央企應該作為培養人才的搖籃，用創新支撐國家的頂梁柱。但是現在央企投入到科研的費用隻占利潤的0.7%。民營企業一般占3%～5%，多的能占到10%，這就為企業發展積蓄了後勁，而且它的機製比較靈活。

總之，央企要在轉型中做生力軍、主力軍，要帶頭轉變發展方式。

《中國經濟周刊》：您說過，壟斷國企，以“長子”自居，不管家裏窮人，是什麽樣的背景下說的這樣的話？

張梅穎：在分配不公到了影響社會穩定的地步，還不啟動分配製度改革的背景下說的。那時候許多央企、國企不務“正業”，都去炒房地產，或靠壟斷賺錢。你是人民的企業、國有的企業，是共和國“長子”，家裏的窮人你們管過嗎？那麽多農民工，你們看在眼裏了嗎？所以我那天不客氣了。

央企去搞房地產，去當地王，把房價推高，最終還是把負擔轉嫁給老百姓，賺取老百姓的錢。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是人民，民心即黨魂，所以我對央企的一些不當行為提出了批評。批評他們是對他們抱有厚望。國企、民企本來是中國經濟這麵旗幟下的不同團隊，應該形成巨大合力，這就需要政策調整。“非公36條”(即《國務院鼓勵支持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是國內第一個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係統性政策文件。)的意義就是政策調整。既然國企、民企都是中國企業，都是為了人民，從這個意義上說，平等分享公共資源就是民企享受更多的公平，也體現了人民享受更多的公平。

重新認識“穩定”的內涵

《中國經濟周刊》：社會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矛盾，比如群體矛盾。您覺得，“維穩”最重要的是什麽？

張梅穎：關於穩定的問題，要正確解讀“穩定壓倒一切”。現在一提就是社會剛性維穩。要知道為什麽不穩定，不穩定的背後還是個公平問題。所以，我們要解決公平和民生等問題。從今年開始，國家強調民生和收入分配改革，出台了很多惠民措施，像養老問題、醫療問題等，基本上都在落實了。

老百姓沒有過多的要求。中國的老百姓安分守己。你給老人每月55塊錢，他就很知足了，他不會覺得給得太少了、太晚了，不覺得這是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應該得到的。隻要中國老百姓得到一點兒好處，就感激得不得了。這也是我們國家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我們的基層幹部，是在維護著我們這個政權，為老百姓謀福利的。如果基層的多數幹部都是壞的，政權早就完了。但是不能因為有這個主流，就對問題視而不見。往往一些很小的事，就能牽動全局，釀成群體性事件。

現在強調權為民所賦，我們的幹部不要還以為自己是父母官，你的權力是老百姓賦予的。

穩定背後還是一個公正問題。今年隨著分配製度改革、社會保障製度的建立，隨著一些基本的民生問題的解決，我認為形勢要好得多。同時，穩定還涉及到政策的穩定，也就是要避免政策的製定實施朝令夕改，這也會引發新的矛盾。

同時，對待社會矛盾，也不必過高估計危機的發生，因為大多數是利益衝突，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無關。要正確定位、判斷矛盾衝突，以容忍的態度，用協商、妥協的方式增進共識，解決矛盾。

我們麵臨的時代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氣候變暖，極端氣候常態化，我們注定要與災害共生，在共生中要學會管理災害。二是我們處於轉型矛盾高發期，注定與各種社會矛盾衝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會管理藝術和能力，體現出的是生存與發展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