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按語】:
其實我真的非常喜歡看文懷沙,尤其在他主編《四庫文明》巨著之後。
可能由於《四庫文明》要媲美《四庫全書》,可能把好多潛心鑽研幾十年的老學究給愚弄了,可能讓正本沁源的國學者剛剛認識到原來不學無術或者簡單抄搬也可以撈個大名氣,可能,.....原因可能是千奇百怪,可能是多種多樣,總而言之,結果議論自然就多起來了。---從那時候起,注意和質疑文懷沙本人、他的文字、尤其《四庫文明》的文章和報道就沒斷過。
我們說,人品歸人品,學問歸學問。李輝的文章和崔自默的文章都在說自己知道的那一麵,兩者其實談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一個想正本,一個想沁源,異曲同工,各為其觀點。
你說為什麽馬道夫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既正人君子又造假騙人暢通無阻?那不就因為有那個瞞天過海主導世界大經濟的金融環境,有那個本來就建立在沒有人格根基之沙灘上的金融製度,有那一係列的論虛作假空手臆造出來的金融產品,有華爾街為瞻的國際金融家和媒體的捧場何縱容...---- 整個體係從裏到外、從內容到表象,其實本來就沒一點是真實的。
現在,如果說文懷沙的履曆是假的,那我們不免會想到,是那種急功近利的社會環境、是那種浮誇捷徑的社會風氣、是那種不學無術可以置人於股掌的文化製度、是那種不敢也不能講真話的人文表現,才使得整個社會造假平常司空見慣。好像不造假就成不了人上人,就難得出人頭地,甚至根本不可能生存----從上到下,從權貴到貧民,從大學到到奶廠,從教授到導演,不造假成了不現實,不造假成了不正常。在這種氣候之中,多一個造假的文懷沙履曆,也就沒有什麽出奇了。
現在,之所以崔自默要辯護,也隻能從文章和學問上嘮叨嘮叨,要說在人品上他可是一點忙都幫不上。60年初,崔本人還沒在這個斑斕的世界上穿開襠褲呢,他又怎麽能知道一個四五十歲人的家長裏短,顯然其辯護是多麽的蒼白無力。所以,如果那也叫辯護,就真是瞎掰了。若果說是辯論,還真有點狡賴的味道。
可見文翁的簡曆造假又是在90年代末本世紀那個初弄虛作假瘋狂的年代作的好事。
正如文懷沙說的,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這人世間到底如何區分真實和造假,就要文先生和他類的人來“搞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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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關於“質疑文懷沙”的質疑
——替文懷沙回應《北京晚報》 by 崔自默
我很不願意寫這類辯護性文章,但我覺得應該寫。
魯迅當年提到“批評家”時,說有一類人,是地道的“不平家”,因為他們筆下的文字,是出於“憤憤的磨墨”,至於理由,則大概總是難以公示的。
其實,罵人挑大個的罵,並期待人家的回應,是文人的一大通病。假如打起官司,引起媒體和看客的廣泛關注,“起哄架秧子”,寫手就會一夜出名,比寂寞地寫一堆無味的窮酸書來,要有效果得多。
可惜,文懷沙翁不會上當,不會給他們打官司。——我給文翁通話,問“要不要告《北京晚報》損害名譽”。文翁歎息一聲,淡然,說:“不可以,也沒意義,那正是人家希望的。”
“山到成名畢竟高。”文懷沙翁的出名,不是僅僅在近年才開始的,而不知怎麽就觸動了一些人的神經?假如文老一直寂寞下去,大概無人問津,更無人會以大塊的“質疑”來照顧他。
假如文懷沙翁不作回應,也許會讓他們失望,可這也會再次證明文翁的聖賢姿態,更不可能像某些人奢望的文翁形象會“轟然倒塌”。
我問文老:“你得罪過那個記者?”文老答:“他采訪過我。那是在上個狗年。我提出‘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幾個概念:‘狗放屁’是自然現象;‘放狗屁’是指責人的不當行為;而‘放屁狗’則很可憐,不會看門,隻會專業地放屁。哈哈哈。”
“事實果真如此嗎?”很多所謂的史學家,大多采取這樣的正義且稚嫩的口氣。真正的史學家,一定會領悟和發現事情背後的真實,原因背後的原因,而不會摸著象尾大呼得意。真正精彩的社會曆史,往往是擺不到桌麵的,隻能隱忍,是必須要忘卻的;也絕對不是那些到處拍胸脯的毛頭小子可以窺透的。外行總是外行,徒手寫曆史的事情還少麽?
與文翁通話時,正好有朋友在旁邊,知道有人在“惡搞”文老,氣憤地說:“這些人犯了一個起碼的道德錯誤。中國文化講究‘為長者諱’,記者和報紙這麽做,目的就很值得懷疑,很不純。”“是啊,孔子舉過一個例子,假如他爹偷了人家的羊,他去不去舉報呢?假如覺得一定要去,就很不孝啊。不孝之人,大多犯上作亂!”
我問文老:“有人追問你的年齡,你怎麽看?”文翁答:“說我真實歲數88歲,能考證成48歲那才好呢。很多事情有具體情況,曲折而複雜,跟後來人說不清楚。”
我問文老:“有人指責你在‘文革’中的表現,還提到其他一些同代人。” 文翁答:“那是一個混亂的年代。”
我問文老:“有人說你不是國學大師。”文翁答:“我當然不是國學大師,這還用他們問。國學是什麽?我不是‘哲人’,我是沒轍的人。”
個人的恩怨,每每影響大局,於是,旁人看到的就隻能是表麵現象。每個人的真實心態,事情發生的真實原委,後人又如何說得清楚?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黑暗與光明同在;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事情總有其內在的合理性。
在以前,我與文翁有不少私下閑暇之談,我聽到過他與一些過去人的個人恩怨,但在公開場合,他卻從不談起這類“無聊之事”。於是,我也左耳進右耳出,聽完就完,不在外宣揚。
記得去年夏季,還有一個極重要的老先生叫我去他的寓所,談到極重要的一段曆史史實,鑿鑿其據,並提到其中有正義且知情的 文懷沙先生,讓我去對證並考證一番。當我抽空旁敲側擊地問及文翁時,他隻是淡然一笑,說:“算了。為尊者隱。‘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惡。’”
很多事情所謂的“重大”,都是某些個人擅自攪和的。“過去心不可得。”把曆史顛倒過來,未必有實際意義。顛來倒去,曆史就是這麽被一些文字工作者撥弄著、講述著。
一個人一個說法,不信你可以挨個去問。“障眼法”多的是,所以眼見亦未必為實,何況“耳鑒”?捕風捉影、報複主義,真學者不為。有本事的人,正事還幹不完呢,哪來閑工夫?!
孔聖人“述而不作”,章太炎“述而不作”,文懷沙翁也秉承這樣的作風,其中原因,或許是覺得文字遊戲沒意義,或許覺得沒時間也沒興趣。
至於文懷沙翁的學問,浩淼混沌,不是一般斤斤於豆丁者可以仿佛。劉墨是專門研究經學和國學的專家,我認為他是大師。我們都與文老友善,曾多次在私下交流對文老學問的看法,我們的一致意見是:文懷沙是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因為他的學問作得的確通透、實在、鮮活。
不光是眼前這個時代,連以前也一樣,很多所謂的“大師”,其實手下沒有什麽真玩意兒,卻嚷嚷得跟真的似的。“善行無轍跡”,那些真有學問的,卻是因為不著痕跡,所以一般外行也看不出來門道。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羊腸小路、小道消息,總是傳播得異常快。“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是人性的惡習。
“滿門貼告示,還有不認字的。”矮子觀場、隨人俯仰的事情,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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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采訪文懷沙時一件樂事
【文懷沙】
文懷沙,1910年生於北京,祖籍湖南,解放後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美術學院等多所大學任教,學貫中西,現為上海大學文學院名譽院長、中國詩書畫研究院名譽院長等。
文懷沙以研究楚辭稱世,對佛學、音樂、醫學、金石、書法等也廣有涉獵。上世紀50年代,文懷沙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講《中國古典文學講座》達四年之久,主編了新中國第一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其主要著作有《屈原繹》、《屈原離騷今繹》、《中華根與本》、《魯迅舊詩新詮》、《毛澤東詩詞吟賞》、《文懷沙序跋集》等。
愛美女、愛芳草、愛臧否人物,96歲的白胡子國學大師充滿激情
采訪文懷沙,是一件快樂的事情。他雖然在世上已經生活了漫長的96年,卻完全沒有陳年腐朽之氣。他太愛開玩笑,對記者稱自己隻有48公歲,且毫不掩飾對美女和芳草的熱愛,說是因為受了太多《離騷》的影響。他思緒飛旋口若懸河,滿腹經綸信手拈來,一個小時的訪談,是在說笑中度過的。
挑戰鄭板橋
多設茶館不要“難得糊塗”
文懷沙先生來廣州,是來講學和參加廣州國際茶文化節的,話頭自然從茶文化開端,出口就是一番妙語:酒令人糊塗,茶令人清醒。鄭板橋說:“難得糊塗”,文懷沙說:“難得清醒”。所以他主張:少開酒樓,多設茶館。他還認為,中國古代很早就已出口茶葉到西方,西方人正是在飲茶的同時接受到東方文明的。
表揚高鄂
沒吃過梨也寫出梨子味
文懷沙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上有很深的心得,卻否認自己是“紅學家”。他說,我覺得曹雪芹很可憐,他用他的十年勞動、一把辛酸淚換來了後代某些“紅學家”的滿紙荒唐言,所以我不願意用我的荒唐言去玷汙《紅樓夢》。
與一般看法不同的是,文懷沙對高鄂的後四十回評價很高。理由是“曹雪芹吃過梨子知道梨子酸,他經曆過這樣的生活,所以寫出了不朽的《紅樓夢》;但高鄂是沒有吃過梨子也知道了梨子的滋味,所以也很了不起。”
解說屈原
現代商人要向屈原學習
50多年前,郭沫若、遊國恩、鄭振鐸、文懷沙接受國家文化部交給的任務,成立“屈原研究小組”。文懷沙以楚辭研究學者的身份,承擔了以白話文形式為屈原作品撰寫繹文的任務———“前麵的路程是這麽遼遠,又遼遠……更何況我還要上天下地追求我的理想呢。”這就是他所演繹的《離騷》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文懷沙為呼應世界和平大會,在一個月內撰寫的這本《屈原集》,讓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看懂了屈原,從而使屈原作品第一次如此廣泛地普及到了工農大眾之中。
作為國學大師,文先生認為過去的日子都已過去,但應該清點一下祖國的文化遺產,看看是否還能為現實社會服務。他認為孔子代表的是“風”,是民族的共性;屈原代表的是“騷”,是民族的個性。屈原是把活著的理由看得比活著更重要,他跳江是要用自己的死來警悟楚國人民,擰成一股繩來反對暴權。
中國古人有一個傳統,就是要臉,也就是人格力量;而商品社會要錢。這就提出一個矛盾,你到底是要錢還是要臉?你說不要錢,不符合商品社會;你說不要臉,似乎不像祖先的後代。文懷沙認為“要錢”和“要臉”二者不一定要對立,應該在要臉的基礎上要錢,而不是在要錢的基礎上不要臉,要把活著的理由同活著統一起來,活得更有意義一點。
叫板紀曉嵐
《四部文明》對陣《四庫全書》
最近媒體有“文懷沙叫板紀曉嵐”的說法,對此文懷沙說:“我在編一部中國最大的書,一億兩千萬字,叫《四部文明》,矛頭正是針對紀曉嵐的《四庫全書》。”
文懷沙說,紀曉嵐秉承乾隆的諭旨,借助編《四庫全書》的機會,一方麵以“文字獄”迫害漢族知識分子;一方麵以整理漢族文化之名,行破壞漢族文化之實。他主編的《四部文明》與紀曉嵐的《四庫全書》不同之處,在於收錄的雖然同樣是中國古代典籍,但這些典籍都是“純原點”,還原了被紀曉嵐篡改的很多古代的漢文典,是原汁原味的漢族文化。
據文懷沙先生介紹,他為完成這套大書,足足準備了五十年,具體操作則用了十年時間。乾隆皇帝編四庫全書時,雇傭了200多人,而他編這套大書,隻有8個老人。目前6000萬字的《隋唐文明》已經出版,明年上半年還將完成6000萬字的《商周文明》、《秦漢文明》、《魏晉南北朝文明》。這套大書作為國家重點圖書,已經被納入星火規劃。
對於為什麽他主編的這套大書隻出到隋唐,文懷沙先生的說法是:中華文化的根基,應該從唐往前數,最基礎是唐詩,唐詩之上是晉詩,再往前是漢文化。唐詩以李杜為代表;晉以二王即王羲之父子為代表;晉以上是漢代文化。
文懷沙先生說,文人中有一種是奴隸,有一種是奴才。司馬遷是個偉大的奴隸,就像漢武帝是個偉大的奴隸主一樣。司馬遷終其一生,沒有走出奴隸主的陰影,但是他的作品《史記》成為了中國二十四史的第一史。而司馬相如和紀曉嵐都是文采斐然的奴才。文先生認為自己是司馬遷的後代,所以編《四部文明》,“這是我晚年做的一件最有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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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的書《正清和》三十三字圖文並茂
文懷沙先生晚年寫了一本最短的書,書名為《正清和》。書名3個字,注解30個字,全書共33個字。這本奇特的書圖文並茂,已正式出版。
文懷沙對30字注解的解釋為:“孔子尚正氣”,正氣反對的是邪氣,講的是精神殿堂,是扶正祛邪,問心無愧;“老子尚清氣”,清氣反對的是濁氣;“釋迦尚和氣”,釋迦牟尼的核心是“和”,他的生徒叫和尚,和尚者,尚和也。“東方大道其在貫通,並宏揚斯三氣也”。這是文懷沙先生的33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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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自默:1967年生,河北深澤縣人。理工學士碩士,藝術史博士。師從村國畫大師範曾。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創作員。主要作品有:《從前》,《章草》,《味道日損---八大山人話語解讀》,《崔自默篆刻集》,《文懷沙·崔自默作品集》,《崔自默·水墨情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