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的自殺 東條英機自殺未遂的笑話

從1945年9月11日，登陸日本本土的盟軍總部先後四次發布戰犯逮捕令，指名逮捕的人數為118名。盡管在12月6日第四次逮捕令之後，盟軍再也沒有發布任何關於逮捕戰犯的命令，但這三個月中的一係列的舉動足以震驚日本上層社會，一片恐慌和疑懼之中，那些同日本侵略戰爭有關的頭麵人物幾乎人人自危。同樣，剛剛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中國，對漢奸的追捕和審判也在這個月拉開了序幕。

9月11日的自殺事件

盟軍總部第一次戰犯逮捕令的發布速度至今依舊值得稱道。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簽字投降，9月3日，美軍開始登陸日本。此後不到10天，9月11日，戰犯逮捕令正式發布。這一次逮捕令所指名要逮捕的戰犯總共39名，包括27名日本人和12名非日本人。逮捕的對象大都是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的日本政府首腦和在太平洋戰爭中犯有嚴重暴行的高級軍官。除若幹日本戰犯之外，某些曾同日本合作、參與過侵略的外國官吏也在逮捕之列。名列首位的，是襲擊珍珠港時的首相東條英機。

9月10日，獲致了一星半點消息的美國記者曾輾轉找到位於郊區的東條宅第。他們發現，“禿頂的、身材矮小的東條滿臉胡子，穿著灰色的長筒襪、白色褲衩和襯衣，猶如一個鄉紳一般，正在花園的菜圃中勞作”。在美國記者眼中，東條跟近衛、重光和東久邇宮不同，他有自己的信念，為人坦率、嚴厲，思想有邏輯，性情急躁。他沒法找借口把記者們打發走，便同他們一同坐在花園中的長凳上，請他們抽廉價的戰時“希望”牌香煙，向他們談自己的想法。他堅持:“我相信日本所從事的戰爭是正義的，雖然我知道貴國不會接受這一觀點，但曆史將判明誰是誰非。至於我個人，我願對戰爭負完全責任。”

9月11日，逮捕令發布後，東條宅第處於警察監視之下，記者們一直被擋在前庭院中;下午憲兵終於前來逮捕東條。東條從書房窗口探出頭來詢問他們是否有逮捕狀等一係列問題，在得到答複後便躲進書房。一名美國記者甚至挖苦說，“看起來這真像是《羅密歐與朱麗葉》中陽台談情的場麵”。最後，東條要求他們略等片刻，並打開了前門。當憲兵乘坐的吉普車開近的時候，他就把夫人打發出門。這時她站在鄰居的庭院中望著他，穿一條農婦的褲子。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耐人尋味，簡單地說，是東條自殺未遂，在醫生治療下恢複了健康，直到經受審訊走上絞架。而這個自殺事件卻有截然相反的兩種版本。在美國研究者戴維·貝爾加米尼的描述中，東條用女婿古賀尚自殺的那把32毫米口徑(此處有誤，應為零點32英寸口徑，編注)柯爾特自動手槍對準自己，他的胸膛上甚至有醫生用炭筆畫的一個心髒輪廓。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子彈剛巧錯過了他的心髒，隻打穿了他的肺部，前胸和後背上留下了兩個彈孔。憲兵們破門而入，發現他仍活著而且神誌清醒，遂派人去請醫生。在兩個小時內，東條血流不止，隻求一死。一位美國醫生趕到，東條被送到一所醫院，在那裏還輸了幾次美國士兵獻的血，恢複了健康。

此事的另一個版本，出自大法官梅汝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條英機的自殺更像是一場鬧劇——9月11日盟軍總部39人的逮捕令發布並經電台廣播之後，東條還是下不了自殺的決心。等到憲兵隊開始包圍他住宅的時候，才拿起手槍向自己的腿部射擊，僅僅傷及皮膚，並未擊中要害。這甚至引起了日本人對他的抨擊，認為是日本民族的奇恥大辱。

關於東條英機自殺未遂事件，在東條內閣擔任遞信院總裁，後來又在遠東國際法庭擔任東條辯護律師的鹽原時三郎曾對日本新聞記者發表過以下談話:“戰敗後東條的態度曾有兩種立場之見解，第一，如有自由發言機會，欲將本人所言與戰事勃發之真相責任寫成一書，公諸於世。同時又深恐為外國拘捕，故手槍始終不離身旁。彼又曾邀醫生在心髒部位畫一墨圈，入浴後仍畫墨圈於原處，東條不但終日置軍刀於身旁，且在愛用的煙鬥內盛放青酸加裏，以備萬一。至11日被捕前始終未獲預告，故東條仍以為尚有考慮時間，至吉普之聲迫近，乃覺察為正式逮捕，於是先就沐浴然後再穿著新軍服，退至書齋，以手槍擊射墨圈。身雖倒而不得一死。今既複生，故當將一切實情公之於世。”

但梅汝認為，鹽原的這篇談話“破綻百出，欲蓋彌彰，絲毫也沒有收到說服日本人民諒解東條的效果”。他引用了一段《朝日新聞》派駐法庭記者團的話，來說明當時日本人民對於這件事最具代表性的一般觀感:“世間對東條之自殺鹹評為滑稽兒戲。……試觀陸相阿南，杉山夫妻之勇於就死，未有不嘲笑東條於地下者！蓋日前東條對美國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早已自覺以決生死，乃不此之圖，直待美國憲兵逮捕之前而倉皇失措。何昔日之魯莽成性，而今日之膽小如鼠？是不啻將戰敗日本之原型暴露無遺矣！”

第一次逮捕令指名要逮捕的日本戰犯27名，除了小泉親彥和橋田邦彥兩人在逮捕前已自殺身亡，其餘25名全部被總部憲兵捕獲入獄。有個別戰犯還是自動投案的。25人中本間雅晴被引渡到菲律賓美軍軍事法庭受審，與山下奉文一同被判處絞刑。因此這批人中長期羈押在巢鴨監獄的隻有23名純日本人。

盟軍總部的四次逮捕令

盟軍總部對於第一批戰犯的逮捕手續是相當混亂的，關於自動報到投案的辦法也沒有明確規定。從第二次逮捕令發布時起，這些事情開始明晰，一般自動投案的期限規定是10天，如果在發布逮捕令後十天內不前往巢鴨監獄自動報到，則盟軍總部的憲兵隊在第11天的清晨將強製執行。

這個辦法也在戰後的日本行之有效，沒有出過任何意外，在許多外國人看來似乎不可思議。但在當時的日本這個辦法確是實際可行，梅汝在他的書中分析:“因為日本是一個島國，戰敗後的日本完全孤立起來了，四麵都被盟軍的海軍所包圍，對外的出路完全斷絕了，任何戰犯想要逃到國外去絕對不可能。其次，日本一向是一個著名的‘警察國家’，國家警察對於各地的戶口遷移和國民行動調查得非常周密，偵查得非常認真，登記得非常嚴格，因此任何戰犯想要在國內躲藏起來也是極端困難的。”

第二次戰犯逮捕令於1945年11月19日發布，距離第一次約二月有餘，這次命令中指名逮捕的都是比較重要的日本戰犯，共11人，他們的地位之高和罪責之大說來都夠得上稱為“甲級戰犯”和“主要戰犯”。11人中，除了本莊繁已經自殺和鬆岡洋右正染重病之外，都是在逮捕令發布10天之內自動報到投案並攜帶行李入獄的。

本莊繁的自殺值得一提。他是在聽到總部逮捕令發出的消息之後，立即自裁身亡的。那時他正在青山舊陸軍大學輔導本部理事長辦公室，時間是11月20日上午10時半。本莊繁的自殺在日本人眼光中被認為是一件很壯烈的舉動，他死後留有早已準備好的遺書兩件，並提有“誠以貫”三個字。後來的分析者認為，不排除兩件事情對於本莊繁的深刻刺激，其一是陸軍元帥杉山夫婦在未被列名戰犯之前便雙雙自殺，其二是東條自殺未遂遭受嚴厲抨擊。至於鬆岡，雖然患病嚴重，但盟軍總部還是把他按期逮捕入獄，在獄中進行治療，次年5月遠東國際法庭正式開庭審訊的時候，他被列名為受審的28名首要日本戰犯之一，但是受審不到4個月，鬆岡便病死獄中。

第三次戰犯逮捕令在1945年12月2日發布，指名逮捕的有59名，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知名之士”，同時他們的戰爭罪嫌也都嚴重得使他們足夠被劃入“甲級戰犯”之列。不但有軍人、政客、外交家，而且有企業家、財閥、出版家、言論家，還有一般人認為不可侵犯的皇親貴族。自從這個名單公布之後，日本的上層社會頭麵人物一度陷入恐慌，岌岌自危。這一批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在逮捕令發表後10天內自動前往巢鴨監獄去報到投案的，在投案前後，還有人對外國新聞記者發表談話，申訴自己的感想或想洗刷自己的罪責，例如《讀賣新聞》社社長正力鬆太郎說，“本人被列名戰犯逮捕，或係出於某種誤會”。

僅僅4天之後，12月6日，第四次甲級戰犯逮捕令發布。這也是對日本主要戰犯的最後一次逮捕，指名逮捕的隻有9個人，其中最引起震動的是近衛和木戶。12月6日傍晚，正當近衛在別墅中與訪客圍爐而坐的時候，無線電收音機送來了逮捕令的消息，這對還懷揣著修訂日本憲法野心的近衛是一次致命的打擊。在別墅閉門謝客5天，12月11日，近衛從鄉間別墅回到東京的官邸，召集夫人子女和部分親戚閑話家常，表麵佯做鎮靜，這樣又拖了5天。直到限期將滿的12月15日晚間，他依舊同親人閑話家常，直到深夜1點，仍未露出自殺之意。眾人散去後，又召喚他的兒子通隆單獨進行了長時間談話，通隆離去後，近衛獨自在室內更換白色服裝，服毒自殺。次日拂曉妻子發覺時，他已經屍體僵硬，麵色慘白，而市內電燈尚明，火盆內的褐色藥瓶中尚有一兩滴毒汁殘存。除近衛服毒外，其餘8人都是在限期內自動前往巢鴨監獄投案。

自從第四次逮捕令發布之後，盟軍總部沒有對日本主要戰犯再發布過任何逮捕令，與日本人的預料相反，戰犯逮捕之風不是擴大，而是完全停止了。繼之而來的是一股相反的風，庇護戰犯，釋放戰犯。總計盟軍總部四次逮捕令中指名逮捕的人數共為118名，但是到1946年年初實際在監獄裏羈押的不過100名左右。除了非日本籍戰犯被遣送回國，有的被引渡去國外受審，還有個別戰犯由於特殊原因，在被捕後不久便被盟軍總部以罪嫌不足為借口而擅自釋放了，例如梨本宮親王、鄉古潔、上田良武。上田良武是第一批被捕的戰犯之一，也是從巢鴨監獄被釋放出來的第一人。三菱財閥巨頭鄉古潔1946年4月13日被釋放出獄，他的獲釋預示著盟軍總部對於日本壟斷資本家的罪責將不予追究。果然，不久之後，那些大財閥、大軍火商和大企業家都被陸續釋放，國際檢查處處長季楠還發表過講話，說日本資本家之所以參加侵略戰爭，完全是受了軍人槍杆子的逼迫，並非出於自願。

漢奸的命運:從被利用到拘捕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國民黨政府在抗戰勝利後的一段時間裏，首先考慮的不是懲治漢奸，而是如何利用漢奸為其看守住東南這塊地盤。1945年8月14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任援道為南京先遣軍司令，丁默村為浙江省軍事專員;原偽軍司令門致中、孫良誠、張嵐峰、孫殿英、吳文化分別任第一、二、三、四、五路軍總司令，偽第五方麵軍司令龐炳勳為晉冀魯豫剿共總司令。一大批漢奸偽職還未解除，又搖身一變成為抗戰的“有功之臣”。

隨著國民黨勢力逐步進入華中、華北地區，漢奸的利用價值也很快消失。1945年9月下旬，國民黨政府下令，在全國各地對漢奸進行大逮捕。逮捕漢奸的工作主要是由軍統特務機構執行的。因為軍統在淪陷區有地下組織，該組織在日本投降時順勢進入東南各大城市，加上漢奸周佛海等人又早已投靠了軍統，軍統能掌握和利用這些人“以奸除奸”。逮捕漢奸基本都是采取誘捕的方法。

在上海，1945年9月20日的中秋之夜，軍統局局長戴笠向周佛海、繆斌和汪偽特工總部主任丁默村等數百名汪偽高級官員和將領發出請柬，邀請他們出席中秋賞月晚宴。戴笠甚至放出既往不咎的風聲，後來的事情證明，這次晚宴不過是大逮捕前的穩兵之計。9月23日，戴笠手下的100多個行動小組，把印製精美的請柬送到漢奸們的家中。這些漢奸們毫無戒備地來到軍統局愚園路公館，當夜預捕的100多名漢奸無一漏網。第二天晚上，又捕捉到100多人，連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漢奸，全部關進原汪偽76號特工總部的監獄裏，後來因人越來越多，隻好在南市又建了一個新看守所，把一部分漢奸分流到那裏。

在南京，1945年9月26日晨，軍統局南京區以憲兵南京司令部與警察廳名義逮捕了偽實業部長梅思平、偽教育部長李聖五、偽南京市長周學昌、偽經理總監部長岑德廣、偽海軍部長淩霄、偽社會福利部長彭年、偽宣傳部次長郭秀峰等23名大漢奸，另以空軍第一路司令部名義逮捕了漢奸陳昌祖、葛世平等24人。

在北平，12月5日，同樣是“鴻門宴”。借李宗仁北平行營指揮所的名義，在北平東城北兵馬司一號舉行盛大宴會，向北平50多名大漢奸發出“敬備菲酌，恭請光臨”的請柬。受邀約按時赴宴的有:先後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第一任及第四任委員長的王克敏，第五任委員長王蔭泰，偽華北政委會常委、華北治安總署督辦、華北綏靖總司令齊燮元，綏靖總署督辦杜錫鈞，教育總署督辦周作人、王謨，農務總署督辦陳曾拭，工務總署督辦唐仰杜，偽華北政委會委員、北平市長劉玉書以及北平憲兵司令黃南鵬等。偽華北政委會第二任委員長王揖唐在戴宴客之前托病住進中央醫院，同樣被軍統從中央醫院拘押到看守所。

從1945年9月至12月，軍統在南北各地的肅奸工作告一段落。共捕獲有漢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軍法機關審判者334人，移送航空委員會訊問查辦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1946年春，國民黨軍統局將押在北京炮局的偽華北綏靖軍總司令齊燮元、偽常務委員兼建設總署督辦王蔭泰等特級漢奸以及周作人、王謨等人，用飛機解押南京。1945年8月25日乘日本飛機秘密逃往日本九州的偽國民政府代理主席陳公博、偽宣傳部長林柏生等6人，也於10月3日被引渡回國。軍統還以偽造蔣介石手令“請陳璧君、褚民誼赴重慶會商善後事宜”的方式誘捕了陳、褚二人。山東省長馬良、楊毓殉，偽山西省長蘇體仁、馮司直、王琅，大間諜川島芳子等也分別被捕。

關於陳公博的抓捕尤其曲折，在漢奸抓捕剛開始時，重慶的《新民報》轉發了日本《朝日新聞》的一則消息:“前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陳公博於26日自殺，傷勢嚴重，於29日不治而死。”但戴笠很快就得知陳公博逃往日本的實情，當即與日本方麵交涉。9月9日，何應欽向岡村寧次正式提交了《備忘錄》，戳穿陳公博假自殺的煙幕，要求日本政府速將陳公博等逮捕歸案。20日，何應欽再次提出引渡陳公博的《備忘錄》。重壓之下，日本被迫交出陳公博等。

1948年1月5日，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宣布:據各省市已報漢奸案件經檢查辦結案內，起訴的為30828人，免予起訴的為20718人，其他的為13323人。審判辦結的25155案內，科刑的為14932人，其中死刑369人，無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罰金14人。陳公博、褚民誼、王揖唐、齊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鴻誌、丁默村和川島芳子等50餘人被判死刑;陳璧君、羅君強等近百人被判無期徒刑。周佛海先被判處死刑後被蔣介石赦免，改判無期徒刑，1948年2月，心髒病複發，死於老虎橋監獄的囚室之中。此外王克敏被押不久便病死獄中，汪偽內政部長陳群、逃跑通緝的汪偽江蘇省長高冠吾等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