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及其教訓

(白皋)
1895年3月，甲午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一個71歲的老人，中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東渡日本，作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權大使，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日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規定：(一)中國承認朝鮮獨立。(二)中國向日本割讓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三)中國賠償軍費白銀2億兩(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3000萬兩共2.3億兩)。以及新開通商口岸，增加內河航線等共11款。甲午戰敗及《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從此走向更深重的災難。巨額戰爭賠款相當於全國3年的財政收入，清政府根本無力承受，隻能向英法德俄列強貸款，不但利息很高，還要以海關、稅收、財政的管理權作抵押。大麵積割讓國土直接導致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戰後的幾年裏，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長城以北屬俄，長江流域十省屬英，山東屬德，雲南、兩廣屬法，福建屬日。而美國這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則打著“利益均沾”的旗號，以支持日本為主要手段，謀求在中國的更大權益。戰後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中國東北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台灣被日本割占，使數百萬同胞離開祖國的懷抱，飽受欺淩50多年。

　　日本是戰爭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價值1億兩白銀的戰利品和2.3億兩的賠款。這筆巨款相當於日本當時7年的財政收入，日本朝野對此歡欣鼓舞，外相陸奧宗光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之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幾億日元，本國全部收入隻有8千萬日元，一想到現在會有3億5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和私人都覺得無比的富裕！”戰後，日本經濟和軍事實力飛速擴張，為其在上世紀30年代大舉侵華埋下伏筆。總之，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機，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在中國近代的反侵略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後果最重，教訓最多的一次戰爭。正因為如此，重新學習、研究這段曆史，也最具現實意義，這裏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原因，總結、汲取其中的教訓。

　　長期以來，一些論者從力量對比的角度分析問題，認為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實力強大，中國不具備贏得反侵略戰爭的條件，由此強調落後就要挨打，必須奮發圖強，提升國力，才能最終立於不敗之地。這個觀點自然有其積極意義，但就甲午戰爭而言，僅作此分析還嫌不夠，也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存在一定的片麵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決定論”的誤區，應該進行更全麵、更準確的分析。

　　實際上，當時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並不比日本差，從經濟上看，甲午戰前日本的重工業還比較薄弱，輕工業中也隻有紡織業比較發達。鋼鐵、煤、銅、煤油、機器製造的產量都比中國低得多。當時日本共有工業資本7000萬元，銀行資本9000萬元，年進口額1.7億元，年出口額9000萬元，年財政收入8000萬元，這些指標除了進口量與中國相當外，其它都低於中國，說明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和中國一樣並不強盛。從軍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戰前的一二十年裏，竭全國之力提升軍事實力，尤其重視海軍建設，到1893年，擁有軍艦55艘，排水量6.1萬噸，與中國海軍主力北洋艦隊相當 (中國還有廣東、福建水師)。日本常備陸軍22萬人，總兵力不到中國的一半，武器裝備也相差不大。很顯然，中日軍事力量對比，不像鴉片戰爭時大刀長矛對堅船利炮那樣懸殊，有的方麵如海陸軍總量中國還略占優勢。也就是說，甲午戰爭中國之敗，並不是敗在軍事力量上。
那麽，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麽？我們應該從中汲取哪些教訓？這對我們今天維護國家安全和加強國防建設有哪些借鑒呢？

　　一、對可能發生的侵略戰爭缺乏預見，準備不足，是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

　　十九世紀後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必然引起對殖民地更加激烈地爭奪。列寧分析道：帝國主義列強“除了對已經被分割了的世界來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爭奪半獨立國的鬥爭就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於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來沒有停止過，但1884年中法戰爭後，由於列強之間忙於爭鬥，相對平靜了大約10年，中國政治家的神經鬆弛了一些，在人們對西方列強的“友善”感到慶幸的時候，東邊的一個鄰國正在虎視眈眈。

　　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展，與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在一起，產生了軍國主義怪胎，極具擴張性和掠奪性。

　　侵略並戰勝中國，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國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鬆陽子就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台灣、呂宋之島，占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吉田的這一思想，對他的弟子，後來成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 (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參議院議長)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陸政策，大臣田中義一在奏折中說： “明治大帝遺策是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說這些議論還是一個“藍圖”，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體了。日本政府製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準備，進攻的方向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台灣、舟山群島。7年後，日本正是按照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發動侵略戰爭，並幾乎達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幾十年裏將上述國策一以貫之，進行各方麵的充分準備，前後實施了8次《擴充軍備案》。甲午戰前的幾年，平均年度軍費開支高達總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這筆錢雖然不算很多，但表達了最高統治者的決心，勢必對全國產生很大激勵。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國富豪紛紛捐款，一年就有100多萬元。這不僅增加了軍費，也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氣。日本一麵擴軍，一麵派出大批間諜在中、朝活動，在甲午戰前繪成了包括朝鮮和我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線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的詳圖。日本就像一架製作精良的戰爭機器，時刻不停地運轉著，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與之相比，清政府對國家安全形勢的判斷就顯得很不到位，對遭受侵略缺乏應有的預見和警惕。

　　一些有識之士，如兩江總督沈葆禎，台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對國防負重要責任的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放鬆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清醒的狀態下，迎來了一場命運攸關的戰爭。

　　甲午戰爭開端於朝鮮。19世紀後期，朝鮮一直是國際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關係的一個熱點。日本不僅要在朝鮮爭奪權益，更將其視為侵略中國的前沿陣地，一直在尋找機會，1894年這個機會終於來了。當時朝鮮發生內亂，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派兵支援(曆史形成朝鮮當時是中國的藩屬)。就在中國向朝鮮派兵時，日本軍隊也大舉入朝，戰爭拉開了序幕。這時日本還打著保護在朝僑民的旗號，照會中國政府“日本政府必無他意”。實際上，正如外相陸奧宗光所說：“發動戰爭的決心，在帝國政府派遣軍隊於朝鮮時，業已決定。日本假借這個好題目，是為了索性借此時機促成中日關係的破裂。”6月2日，日本組成戰時大本營；6月9日，日軍在仁川登陸，隨即進占漢城。還如陸奧宗光所說：“在軍事上一切皆采取先發製人的手段。”直到這個時候，清政府對一觸即發的戰爭形勢仍然未有準確的判斷，還寄希望於中日雙方同時撤軍。李鴻章給在朝陸軍的指令是：“彼斷不能無故開戰，切勿自我先開釁。”給北洋海軍的指令是：“日雖添軍，並未與我開釁，何必請戰，應令靜守。”李鴻章認為：“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誰先開仗誰先理詘，此萬國公例。”

　　為了外交上的主動，避免先開第一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緊的是不能因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實的臨戰準備，使敵軍從容調兵遣將，占據險要。直到日軍將中國在朝部隊圍困於牙山時，才匆忙派兵從海上增援，已經為時太晚，完全來不及了。導致陸軍在牙山大敗，倉皇退守平壤。海上運兵也遭到日本海軍伏擊，運兵船被擊沉，近2000名將士葬身海底。緊接著平壤戰役也因為漫無準備而慘敗，遭受重大損失，殘軍一口氣潰退500餘裏，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戰爭剛剛開始就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朝鮮戰場的失利，極大地影響了我軍的士氣，助長了敵人的氣焰。戰爭往往就是這樣，一方有備而一方無備，就會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頭腦清醒，準備充分，毫不示弱，針鋒相對，對侵略者必然產生威懾、遏製作用，就有可能改變戰爭進程，甚至把戰爭中止於初起階段。但是，中國喪失了這個機會。其根源就在於對侵略戰爭缺乏預見性而放鬆了警惕，造成戰前缺乏準備，初戰舉措失當，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也是需要認真汲取的深刻教訓。

二、一味依靠外國調停，沒有把立足點放在自身力量上來，是戰爭失敗的外部原因

　　朝鮮戰場的失利，雖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動，但還沒有影響全局。這時候，清政府如果能認清形勢，堅定地投入反侵略戰爭，並采取正確的戰略，一定能夠挫敗敵人的進攻。可惜中國最高統治者中掌實權的慈禧太後、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鴻章也堅決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從戰爭開始到失敗投降，他們一直致力於爭取英俄德法美等國家的調停，以達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軍事一樣，都是國家政治行為的重要手段。李鴻章想利用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遏製日本，解除中日軍事對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顯然對列強幹預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鬆了軍事努力。他認為“列強必有區處，必有收場”，命令部下“靜守勿動”，“保艦勿失”，既殆誤了軍機，又影響了士氣。

　　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後進行了交易，英國照會日本：“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須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附近為戰爭的運動。”當日本政府承諾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不受影響時，英國不但放棄幹預，還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以示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英國甚至對日軍擊沉本國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這樣，中國被英國出賣了。

　　李鴻章轉而請求俄國幹涉，因為俄國的勢力範圍主要在東北，與日本有利益衝突。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並不想和日本鬧翻，隻是進行了一番口舌之爭了事。擔任中國稅務司長的英人赫德這樣評價：“俄國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過了兩個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鴻章討了老大一場無趣。”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那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

　　英俄德法調停落空後，李鴻章還異想天開地寄希望於美國調停。偽善的美國回複說：“美國抱嚴正的中立態度，隻能用友誼的方式影響日本。”實際上美國並不是什麽中立的態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公然說：“戰爭是中國堅持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引起的，過在中國。”美國駐華代辦田夏禮說：“應該讓戰爭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幹涉帶來和平，那種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這個國家和世界融洽共處，隻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脅，中國的戰敗倒是一個有益的經驗。”田貝還寫信給李鴻章：“徹底放棄求得幹涉的念頭，背向歐洲列強，麵向日本。”這裏的麵向日本，不是指贏得戰爭，而是求和投降。美國在支持日本侵華的路上遠比其他國家走得遠，給日本提供軍事貸款，派遣軍事顧問，運送軍用物資，包庇日本間諜，甚至允許日本軍艦掛美國國旗蒙蔽中國海軍。美國把日本作為它在遠東的小夥計，而日本敢於悍然發動戰爭，也是有恃於美國作為後台老板。正如列寧在甲午戰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奪東方的亞細亞國家，但是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獨立的財政及軍事力量。”

　　列強之間存在著利益衝突，經常會有一些矛盾，但在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加深中國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麵是一致的。這是列強的基本立場，對此務必保持清醒頭腦。但清政府和李鴻章顯然見不及此，對列強“主持公理”抱有過大的期望和幻想。實際上列強的公理隻是一種偽善，他們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強權。列強早已看清日本穩操勝券，必然會倒在日本一邊。赫德道出了實情：“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並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家采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列強十分清楚，日本戰勝中國他們都可以分一杯羹，戰後的情況正是這樣，列強利用“最惠國待遇”“利益均沾”“門戶開放”的強盜條約都得到了很多好處。

　　一味求助別人，而鬆懈自己，放縱敵人，在戰爭中實為大忌，無疑是取禍之道。陸奧宗光幸災樂禍地說：“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歐洲列強幹涉，速行中止中日戰爭之政策，李鴻章屢求各國代表援助，且電訓其駐歐洲各國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駐在國之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汙辱自國之體麵，一味向強國乞哀求憐，自開門戶，以迎豺狼。”於是，日本加緊進攻以求速戰速勝，而中國則在一次又一次的調停中喪失時間和機會，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幾十次戰役中，沒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抵抗，正如禮部侍郎誌銳所說：“我愈退則彼愈進，我愈讓則彼愈驕，彼則著著占先，我則麵麵受製。”不但外交上毫無進展，軍事上也徹底失敗，海陸軍主力損失殆盡，最後隻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戰派也看出了問題，光緒皇帝下諭旨說：“他國勸阻，亦徒托之空言，應預籌戰守之計。”朝臣責備李鴻章，“觀望遷延，寸籌莫展，一味因循玩誤，險要之地，拱手讓於外人。”說得當然很對，但也沒有什麽用處。李鴻章上邊還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軍機處，還有慈禧太後老佛爺，都是主和派，而主戰派光緒皇帝、翁同和等沒有任何實權，隻能是幹著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實際的辦法。到了軍事上絕望的時候，他們也隻能同意進行投降的求和。

　　曆史證明，一些小國依附大國尚可在夾縫中謀求生存，但大國此路不通。龐大而虛弱的中國，如果不能自強自立，把反侵略戰爭的立足點放到自身力量上，就會成為被宰割的對象。要想求得和平，隻有良好的願望是不行的，靠別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須在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個道理，連改良派思想家梁啟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說：“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以製某國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後可以致人而不致於人。”是的，戰爭不相信眼淚，弱國無外交，戰場上如果沒有勝算，談判桌上肯定什麽也得不到。甲午戰爭的曆史教訓，充分證明了這個真理。
三、信奉“武器決定論”是戰爭失敗的思想原因

　　近代戰爭中，武器裝備的作用遠比古代更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軍事家中，李鴻章特別重視武器裝備。由於他的大力倡導和運籌，推動了洋務運動，組建起北洋海軍和新式陸軍，有利於提升軍事實力。但因為李鴻章把武器作用極端化、絕對化，由“武器決定論”導致悲觀情緒和失敗主義。

　　朝鮮戰場失利，李鴻章在向朝廷匯報時陳述他的觀點：“凡行軍製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稍有優絀，則利純懸殊。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是守口，實難縱令海戰。平壤之敗，因由寡眾不敵，亦因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海戰之艱危，較陸軍尤甚。海上交戰，以船行之遲速，船之新舊，炮之大小分強弱。我國快船不敵，故海上交鋒，恐非勝算。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李鴻章的結論是“彼之軍械強於我，技藝強於我”。所以中國的武備“平內亂有餘，禦外侮不足。”李鴻章此論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對他予以反駁：洋務運動搞了30年，花費了國家巨額資金，為何尚不能一戰，與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還罷了，為何連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緒皇帝十分惱怒，訓斥李鴻章“怯懦規避，偷生縱寇”，要求北洋海軍集中兵力，迅速出戰。但李鴻章不為所動，仍然堅持“北洋千裏，全資屏蔽，實未敢輕於一擲”。命令海軍“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

　　戰爭的勝負決定於軍事力量對比，這是一般規律。以弱勝強，以少勝多需要特定的條件，不是普遍現象。但在軍力相當的情況下，勝負又取決於什麽呢，這就不是唯武器論所能解釋的了。作為戰爭的主要指揮者來說，頭腦中打不贏的陰影必然會對戰局產生消極影響，這也是部隊士氣低落，一味潰敗的原因之一。

　　甲午戰爭無論從總體上還是從主要戰役來看，都不是敗在軍事力量對比和武器裝備優劣上。以黃海海戰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軍主力在黃海靠近中朝邊境的大東溝一帶海域相遇，一場震驚中外，對甲午戰爭進程產生深刻影響的大海戰爆發了。投入這次海戰的中日艦隊實力如下表：

　　軍艦總數 魚雷艇數 鐵甲艦 半鐵甲艦 重炮 輕炮 排水量 中國艦隊 14 4 6 0 21 141 3.5萬噸 日本艦隊 1201 2 11 209 4.1萬噸

　　可以看出，雙方艦隊的實力不相上下。北洋艦隊的優勢是鐵甲艦和重炮較多，其中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無論裝甲、噸位、火炮口徑都是當時世界領先、遠東一流的戰艦。日本艦隊的優勢是艦速較快、機動性強。單純從軍力上看，中國艦隊還略占優勢，但海戰的結局卻是相反。北洋艦隊被擊沉5艘軍艦，受到重創；而日本艦隊未失一艦，隻有幾艦受傷。黃海海戰的勝利使日本舉國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頒布敕令嘉獎有功官兵，還親自譜寫軍歌《黃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義烈之戰，大破敵之氣勢，使我國旗高照黃海之波濤。”而北洋艦隊在此之後更不敢出海作戰，完全失去應有的戰略作用。

　　北洋艦隊黃海戰敗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幾點：一是指揮失當。本來預定的迎戰隊形是雙列縱隊，但逼近敵艦時成了散漫的雁形橫列隊。其原因有兩種說法，一說掛錯信號旗，二說部分軍艦未能及時到達預定位置。開戰不久，旗艦定遠年久失修的艦橋被本艦火炮的後坐力震坍，海軍提督(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從艦橋上跌落負傷，不能繼續指揮戰鬥，而他事先又沒有指定代理指揮者，這個致命的疏漏使中國艦隊一開始就失去統一指揮。緊接著信號旗也被擊毀，旗艦與艦隊的聯係中斷，各艦隻能各自為戰，陷於混亂。二是有的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在激戰中，致遠、經遠二艦不幸被敵軍擊沉，濟遠、廣甲、揚威三艦驚恐萬狀，倉皇逃竄，濟遠還可恥地掛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戰鬥力，還嚴重地擾亂了軍心。4艘魚雷快艇有3艘懾於敵威，一直躲在遠處不敢參戰，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三是炮彈不足，質量不好。這次戰鬥隻打了5個小時，但竟然不可思議地發生了炮彈不夠的情況，定遠和鎮遠的主炮炮彈全部用光。炮彈質量也有問題，有的打不響，有的“中敵船而不裂”。黃海戰前半個月，赫德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說：“當前的難題是軍火，北洋艦隊有藥無彈，有彈無藥，漢納根(北洋艦隊的英國顧問)已受命催辦彈藥，他想能湊夠打幾個小時的炮彈，以備作一次海戰，在海上拚一下，迄今無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遠無到手的希望了。”四是軍事技術水平低下。北洋艦隊的一艘魚雷快艇在距離敵艦西京丸號40米處發射魚雷，竟然未能命中(魚雷從艦底一米處劃過)，使敵艦逃逸，而日本海軍部長樺山資杞正在此船上督戰，失去了絕好的殲敵機會。

　　黃海之戰雖然失利，但相比還算是甲午戰爭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餘大部分戰役、戰鬥，要麽一觸即潰，要麽望風而逃，根本不是武器優劣、裝備好壞、兵員多少的問題。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給本國政府匯報時說：“中國軍隊雖然在數量上較日本有相當的優勢，但訓練方麵尤其是管理方麵遠不及日本。無遠見和缺乏軍事知識的中國當局，將麵臨著海軍艦隊被徹底摧毀的危險。”事實證明這個英國人確有見地。

　　軍隊戰鬥力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直接因素，但戰鬥力的強弱不僅決定於武器裝備，還有軍隊的指揮、管理、訓練、精神狀態，戰略和戰術等。甲午戰爭的情況也是這樣，把戰敗單純歸於武器裝備說不過去，是一個長期形成的認識誤區。
四、放棄和喪失製海權是戰爭失敗的戰略原因

　　毛澤東同誌說過：“辦法是跟著方針來的，方針是不抵抗主義的時候，一切辦法都反映不抵抗主義。”清政府避戰求和，消極防禦的指導思想，突出表現在忽視和放棄製海權的戰略失誤，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戰爭中，掌握製海權非常重要。所謂製海權，簡單地說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敵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製海權取決於海軍的實力和正確的戰略。甲午戰爭的製海權主要指黃海海域。黃海關係到三個半島，即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的海上交通，所以黃海的製海權至關重要。

　　甲午戰爭的主戰場在朝鮮、中國一側，日軍屬於跨海作戰，補給線很長，必須從海上運輸。中國雖是內線作戰，但擾亂和切斷敵軍的海上交通是克敵製勝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軍主力，尋找有利時機主動出擊，必要時進行決戰，對敵方海軍形成遏製，不但是必要的，當時也有這個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國海軍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蘭、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後，美、日之前。如果戰略正確，指揮得當，應該能夠取得一定的勝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軍方對侵華戰爭中製海權的重要性有著充分的認識。他們長期致力於海軍建設就是基於這種考慮。甲午戰爭前，日本“戰時大本營”和海軍部長樺山資杞針對可能發生的三種情況製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戰獲勝，取得製海權，陸軍就長驅直入，進攻遼東、山東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戰勝負未決，陸軍隻占領朝鮮，海軍盡可能維持朝鮮海峽的製海權；三是若海戰失敗，則撤退朝鮮陸軍，海軍協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戰略思想非常明確，把整個戰爭基點放在製海權的爭奪上，在設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們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鴻章對這個重大戰略問題的認識卻很模糊，對戰爭中海軍應該發揮何種作用，怎樣發揮作用沒有清晰的思路。朝鮮開戰後，日本海軍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集中主力尋找中國艦隊決戰，而中國海軍卻盡量避免與敵軍在海上相遇，沒有進行決戰的思想準備和軍事準備。一方主動，一方被動；一方有備，一方無備；一方伺機決戰，一方消極避戰。一旦海上遭遇，後果可想而知。

　　在黃海海戰之前，李鴻章電令北洋艦隊“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保船勿失，隻在渤海灣遊弋”。光緒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艦隊出戰，但李鴻章在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執行主動出海決戰的上諭，北洋海軍一直蜷縮在渤海門戶，向朝鮮運送物資也不敢走海上捷徑而從陸上轉運。日軍則“縱橫遼海”，運輸船隻在海軍的護衛下暢行無阻。

　　黃海戰後，中國海軍雖然遭受損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鴻章更加保守，對海戰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軍艦隊，必不遠出”，隻能“靠山巡走，略張聲勢”。旅大戰役時，海軍提督丁汝昌建議主力出戰以援旅大，李鴻章斥責說：“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數艘船匆失，餘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戰歿，亦不請恤。”此後，艦隊隻是困守港口，北洋海軍作為一個戰略軍事力量，拱衛渤海的使命就此不複存在。

　　製海權的喪失使沿海陸戰孤立無援，極為被動，突出表現在兩次反登陸作戰的失利。

　　日軍兵分兩路攻打遼東半島，一路從朝鮮跨過鴨綠江入侵，一路從海上進犯，在花園口登陸，如成功即可直搗旅順後路。但日軍此著也是一步險棋，花園口不是一個理想的登陸地點，此處沿岸海灘很淺，大船不能靠近，軍隊與物資需換汽艇和舢板轉運。日軍36艘運兵船在軍艦的護送下，2.4萬人及大量軍馬輜重，從10 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陸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這次日軍行動的情報，如能派一支勁旅憑險扼守海岸，海軍攻襲敵艦，則可對敵形成兩麵夾攻之勢。但奇怪的是，岸邊小股清軍放了幾槍便了無蹤影，海軍根本沒有出動。日軍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得以從容登陸，打開了進攻旅順的大門。很快，清政府經營20多年，耗銀數千萬兩的重要軍事基地旅順陷於敵手，大量船隻、武器、裝備、糧食被敵繳獲。日軍獸性發作，殘忍地進行屠城，旅順數萬軍民被殺害，全城僅有36人幸免於難。

　　不久榮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轍。山東榮城距北洋海軍基地威海僅有30海裏，是日軍襲擊威海的最佳路線。1895年1月29日，日軍聯合艦隊掩護50艘運兵船共3.4萬人，用5天時間在榮城登陸。中國陸軍未能組織有效抵抗，海軍近在咫尺，但李鴻章命令“以艦隊全力堅守劉公島”，伏匿於威海坐以待斃。日軍艦隊司令伊東佑享後來承認：“如丁汝昌率艦隊前來，用魚雷艇對我襲擊，我軍豈能安全上陸？”

　　登陸和反登陸作戰，本是最為慘烈的作戰類型，一般來說，反登陸方都會依靠防禦體係———包括岸邊陣地和海上襲擊，使處於不利條件下的登陸方腹背受敵，遭到沉重打擊，甚至登陸失敗、全軍覆沒，中外戰例中不乏此種情況。但日軍在花園口和榮城的登陸都幾乎沒有遇到抵抗，而在安逸平靜的狀態下得以完成。除了中國陸軍作戰不力外，關鍵是放棄製海權所致。

　　榮城既失，威海門戶洞開，很快失守。北洋海軍困守劉公島，成為甕中之鱉。軍艦大部分被擊沉，剩餘鎮遠以下十艦被日軍俘獲，海軍提督丁汝昌、定遠管帶劉步蟾自盡捐軀。變節將領率眾投降，計5124人。2月17日上午，日軍舉行受降儀式，旗艦鬆島軍樂隊高奏日本國歌“君之代”，全體官兵齊集甲板，歡呼雀躍。清政府經營20多年的北洋海軍，李鴻章鍾愛備至的嫡係部隊，就這樣灰飛煙滅了。麵對中國近代海軍的覆滅，怎不讓人扼腕歎息，沉思不已。

　　放棄和喪失製海權，是導致甲午戰爭失敗的重要戰略原因，教訓十分沉痛。但我們對此不要苛求於古人，因為中國長期形成的大陸意識根深蒂固，在國家安全戰略中樹立起海權意識需要漫長的過程，甲午戰爭交了學費，為後來的人們提供了前車之鑒。在當今世界的現代化戰爭中，製海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內涵也擴大了，延伸到製水下權、製空權，甚至製太空權。海軍、空軍、導彈部隊的作用更加重要，而牢固樹立製海權的戰略思想仍然是最具決定性的。
五、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是戰爭失敗的政治原因

　　在甲午戰敗的第2年，改良主義者康有為、梁啟超發起了有名的“公車上書”，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抨擊清政府的投降路線和腐朽統治。民主革命的先軀孫中山組織了反對清朝統治的廣州起義，他說：“清廷腐敗盡露，人心激憤。”是的，導致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麵的，但深層次的是政治原因。當時統治中國並主持戰爭的清朝政府極端腐朽沒落，不可能領導一場反侵略戰爭取得勝利。

　　當時的清朝，早已失去開國初期勵精圖治、奮發有為的氣象，落日的輝煌已經完全消褪，遠遠地被拋在世界潮流的後邊。體製陳舊、政治腐敗，在內憂外患中迎來了它的末日。

　　清朝末年，國家四分五裂，如同一盤散沙。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明爭暗鬥不停。朝廷分成帝後兩黨，一班文臣擁戴光緒皇帝前台執政，但並無實權。“陰主朝政”的慈禧太後外戰外行，內戰內行，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也不放鬆窩裏鬥。1894年11月26日，旅順失守的消息傳入北京，引起舉國震驚。這天慈禧太後召見樞臣，大家以為她會對時局有所垂詢，但沒想到太後突然宣布把光緒皇帝寵愛的珍、瑾二妃降為貴人，並貶斥主戰派大臣侍讀學士文廷式和戶部侍郎誌銳，前方戰場形勢吃緊，宮廷還在內爭，朝臣們不由倒吸一口涼氣。這與日本朝野同心，上下一致形成巨大反差。範文瀾分析說：“中日戰爭與帝後黨爭有密切關係。帝黨主戰要在戰爭中削弱後黨，後黨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實力，兩黨借和戰爭奪權利，隨著軍事的慘敗，後黨在政爭上取得勝利。”朝廷如此，地方和軍隊也是派係林立。

　　軍隊和軍事工業分屬幾個洋務集團，帶有封建割據性。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形成了李鴻章的北洋、淮軍；張之洞的南洋；曾國荃、左宗棠的湘係。他們把各自的軍隊和軍事工業作為本集團的私產。李鴻章特向朝廷申明“金陵機器局、江南製造局乃是淮軍命脈關係所在，誠不敢輕以托付。”各派係之間畛域分明，相互傾軋。兵部左侍郎黃體芳參奏李鴻章說：“是水師(指北洋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盛，恐用之於禦敵則不足，挾之於自重則有餘。”此言雖有偏激之處，卻也道出部分實情。梁啟超認為甲午戰爭中“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專為直隸、滿州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

　　中央政府控製力減弱，地方和軍隊便自成體係，各行其是。加之列強進行滲透，在中國培植代理人，派係更為複雜。平時爭權奪利，戰時互不配合。日軍在榮城登陸，李鴻章因為那是山東巡撫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等到榮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為那是李鴻章的領地而漠不關心。南方調來的援軍又不歸二李節製，於是出現了威海孤軍作戰，得不到增援的奇怪情況。中國軍隊因為門戶之見形成的互不統屬、各自為陣給日軍造成了極大便利，使其各個擊破的戰略每每奏效。

　　慈禧太後在內爭中頗有成就，數十年裏始終牢牢把握著權力，但在抵禦外侮方麵，實在是起著很壞的作用。1891年，慈禧轉發戶部的奏疏，“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暫停二年，解部充餉。”對此，連惟老佛爺之命是從的李鴻章都有意見，上奏說：“方奏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懼非聖朝慎重海防作興士氣之至意也。”台灣巡撫劉銘傳聽到這個消息頓足歎道：“人方我，我卻自決其藩，亡無日矣。”

　　削減軍費，固然因為國家財政緊張，但大量的資金並沒有用到國計民生上。1894年是太後的60壽辰，她早就打算好好慶賀一番。先是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共花費白銀600萬兩，其中挪用海軍經費437萬兩。緊接著開始修建頤和園，耗資1000萬兩，挪用海軍軍費 750萬兩。國際形勢緊張，禦史上奏請求停止建設以保軍費，慈禧大為惱怒，申斥那個不識時務的禦史說：“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生不歡。”於是再沒人敢說二話，捧場的倒還不少，各省督撫相約報效白銀260萬兩，以“本銀專備購各艦，設防一切要務”的各義上解朝廷，實際上這些錢都化為頤和園的山光水色了。資金還有缺口，辦法也到了極致，竟用海軍名義向外商借款，甚至采用賣官的辦法，朝廷出台政策，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均可捐買，已經到了不管不顧、匪夷所思的地步。

　　大興土木要花錢，賀壽場麵也要花錢。從紫禁城到頤和園，沿路張燈結彩，景點密布，僅此一項耗銀240萬兩。一方麵窮奢極欲地揮霍，一方麵國防經費極端拮據。海軍申請更新火炮18門需銀61萬兩而不可得。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後壽誕的正日子，頤和園裏大宴群臣，喜慶非凡。也就在這一天，海軍基地大連陷於敵手，熱鬧的慶典和紛飛的戰火在這個古老的國度裏同時上演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廷沒帶好頭，下邊更是放膽胡來。受命購買軍艦的李風苞竟敢以兩成的回扣中飽私囊，本來可買4艦的錢隻買了3艦。外商給了好處便在造船時偷工減料，有人向李鴻章舉報，但他不以為意。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頗受重用，擔任天津軍械局總辦，負責軍需的供應。他“偷盜抵換”，供給海軍的炮彈量少質差，黃海之戰艦隊炮彈缺少就與此公有關。梁啟超評論說：“槍或苦窳，彈或贗物，槍不對彈，藥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之人廉明，誰能信之？”軍隊後勤保障雖是業務問題，但也深受政治環境、社會風氣的影響，最終成為戰爭勝負的因素。
六、軍隊素質低下不堪一擊是戰爭失敗的直接原因

　　政治腐敗必然影響軍隊建設。甲午戰爭中海陸幾十次戰役，中國軍隊屢戰屢敗，潰不成軍，沒有打過一個勝仗，沒有擊沉過一艘敵艦，軍隊綜合素質低下是直接原因。當時全國的軍隊，北洋最優，北洋裏海軍又較陸軍為優。但就是北洋海軍，也嚴重存在著軍紀渙散、操練廢弛、貪汙腐化、精神萎糜等問題。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原是陸軍將領，不熟悉海軍業務可以理解，但他領導北洋海軍10多年，不下功夫學習海軍軍事知識，常以外行自居，這也罷了，關鍵是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則、嚴格治軍，加上大氣候的影響，造成北洋艦隊管理混亂，軍紀渙散。據史料記載，丁汝昌在海軍基地劉公島營造店鋪斂財，因此還與部下發生齟齬；他自蓄優伶演戲，生活驕奢淫逸。

　　北洋艦隊後期，“操練盡弛，自左右總兵以下，爭攜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北洋海軍還發生過用軍艦載貨載客掙錢和從朝鮮走私人參牟利的事件。濟遠管帶方伯謙在威海、煙台、福州有5套公館，娶有兩房姨太太，在艦隊常去之地金屋藏嬌，此人多次臨陣脫逃也就不足為怪。威海之戰的緊要關頭，來遠、威遠二艦的管帶邱寶仁、林穎啟還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艦無人指揮，都被日軍擊沉，數百官兵殉難時二人尚在燈紅酒綠中。

　　北洋艦隊的幾十名管帶中較好的如致遠管帶鄧士昌，經遠管帶林永生，在黃海之戰中英勇就義。但這樣的將領畢竟太少，而且還不被相容，因鄧士昌“不飲賭、不觀劇、非時未嚐登岸，眾以其立異，皆嫉視之。”

　　近代戰爭，要求將領和士兵熟知軍事技術，必須進行嚴格的訓練，才能成為能征慣戰之師。但北洋海軍後期軍事訓練形同虛設，有時為了應付上級視察弄虛作假。打靶演習時“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馳。碼數已知，放固易中。”來遠大副張哲榮在戰後反思：“我軍無事之秋，多尚虛文，未嚐講求戰事。在防操練，不過故事虛行。故一旦兵興，同無把握。雖職事所司，未諳款竅，臨敵貽誤自多。”這個分析符合北洋海軍後期的實際情況。

　　除了軍事技術之外，在部隊中還應該進行愛國主義、民族觀念和英雄主義的教育，培養視死如歸，敢於勝利的精神狀態，但這正是北洋艦隊所缺乏的。李鴻章創建北洋海軍，注重武器裝備，開設新式學校，甚至把一些將領送到國外深造，這都是難能可貴的。但李鴻章對整體訓練卻放任自流，對軍隊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關心。1886年，北洋艦隊應邀到日本長崎訪問，官兵上岸在妓館鬧事，引起事端。事後李鴻章不但不處理，還說“武人好淫，自古而然。隻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繩尺。”此事典型地反映了李鴻章的治軍思想，但實踐證明僅用功名利祿來調動積極性是遠遠不夠的。北洋海軍的待遇本不算低，將領們大多數很有錢，建功立業的機會就在麵前，但貪生怕死，臨陣脫逃者比比皆是。近年來研究近代海軍史卓有成效的薑鳴感歎地說：這樣一支缺乏精神支柱的軍隊，在和平年代還可算是一種擺設，而當風雲突變，強敵壓境時，他們能克敵製勝，保衛國家嗎？

　　陸軍的總體情況還不如海軍，連黃海之戰這樣能夠拚一下的仗也沒有打過，大多是不堪一擊，望風披靡。戰死的將領隻有左寶貴、馬玉昆等幾位，逃跑將軍卻有一大堆。牙山之役葉誌超不但倉皇逃竄，還慌報軍情，“飾敗為勝，欺君邀賞”。朝廷又命他統帥平壤諸軍，簡直如同兒戲，葉誌超故伎重演，狂奔500餘裏退過鴨綠江。梁啟超評論平壤戰役說：“是役也，李鴻章20多年所練之兵以勁旅自誇者，略盡矣。中國軍紀之弛，廣為外國所熟知。”鴨綠江防線清軍4萬餘人，兵力多於日軍，但不到3天就全線潰敗。敵人進攻義州，隻放了一排槍，義州守軍便棄城逃跑。日軍轉攻大連，守將趙懷業毫無抵抗之心，高豎降旗逃跑，其私產提前裝船運走，但大批軍械，計有大炮130多門，步槍600餘支，炮彈、子彈240萬發，以及各種軍用物資全部被敵繳獲。

　　旅順是清朝經營多年的遠東第一大軍港，是渤海的鑰匙，北京的門戶，從地理位置，防禦體係來說，隻要守城官兵士氣旺盛，指揮得當，堅守數月是不成問題的。但守將龔照“貪鄙庸劣”，未見敵軍就乘小船逃往煙台，守軍土崩瓦解，日軍隻用了6天就攻占旅順。

　　敵軍又攻遼東，清軍有7萬多人，日軍隻有2萬人，而且供應線拉長，後路也有被切斷的危險。如果清軍能以優勢兵力憑險扼守，與敵相持，日軍無援兵、缺糧餉，很難堅持，是一次反敗為勝的機會，但清軍毫無鬥誌，抵擋不住日軍的進攻，不到10天就從遼河東岸全線潰敗。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描述這一段戰況時說： “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戰局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說明當時中國軍隊的戰鬥力確實不能一提。
七、封建政權買辦化導致妥協投降是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

　　我們在介紹了戰爭全貌，分析了中國戰敗的各種原因之後，感覺到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

　　一般來說，在外敵入侵的生死存亡關頭，社會的主要矛盾會由階級矛盾、內部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統治集團也會把反侵略戰爭作為頭等大事和當務之急，但清末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

　　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表現出的軟弱、消極，急於求和投降的態度不是封建統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釋的。還有其更深層次的特定原因，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封建政權和統治集團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買辦化了。封建性加買辦化決定了對待資本主義侵略的妥協性。由於社會發展階段不同，這個因素是過去曆朝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過的。封建政權買辦化源於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半殖民地化。

　　一是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加深了對中國的控製。英德法俄美意等國的駐華公使聯合幹涉中國的內政、外交，進而幹涉軍事。英國人赫德長期占據海關總稅務司長的職位，不但把持海關行政，而且插手許多政治事務。通商口岸的外國領事對地方政府發號施令，稍有不從便以派遣兵艦進行恫嚇。列強還通過派到中國軍隊的顧問(有的還在軍隊任職)控製中國的軍事。

　　二是經濟上的半殖民地化。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初，航運、商貿、進出口、金融、財政都很大程度上被列強控製。中國迅速變成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與政治上、經濟上半殖民地化相適應的是封建政權的買辦化。一批為外國侵略者勢力服務，以洋務派為代表的買辦化官僚集團產生了。翦伯讚認為：“洋務派地方上以湘、淮軍閥為首，以主持北洋集團的李鴻章為代表；在朝廷裏以軍機大臣恭親王奕為代表，而他們的總後台是慈禧太後。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外國侵略者在中國的代理人。”李鴻章、張之洞等封建軍閥，認識到封建末世的內憂外患是“中國數千年之大變局”，為了挽救封建統治，掀起“求富求強”的洋務運動。以舉辦軍事工業、民用工業和組建新式海陸軍為主要內容，從60年代到甲午戰前進行了30多年。洋務運動有著明顯的兩麵性：一方麵促進了近代工業的發展，相對提升了軍事實力；另一方麵從始至終依附於外國資本主義，具有很強的買辦性。正如毛澤東所論述的：“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本主義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庸於帝國主義的。”

　　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除了封建性之外，無一不具買辦性的特點。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外國資本；技術上雇洋人、購洋器、用洋法；業務上是外國企業的附屬；創辦者大部分是官僚、買辦。經濟上的買辦化決定了政治上的買辦化。郭沫若認為：“有些買辦憑籍外國侵略勢力與洋務派官僚建立了聯係，參加洋務派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買辦階級在政治上越來越有影響，經濟上有雄厚的實力，形成一種重要的反動社會力量。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官僚集團日益明顯地成為買辦勢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經濟上、政治上的買辦化決定了軍事、軍隊的買辦化，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說：“改組中國軍隊主權必須掌握在一個國家手中，而我們如果不是這個國家就將有損於我們的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希望清朝統治者擔負起領導反侵略戰爭的重任並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買辦性比封建性就反侵略而言更加反動。封建政權從維護統治出發，還可能全力投入反侵略戰爭，如清朝初期抵禦沙俄的戰爭，收複台灣的戰爭等，但買辦化的封建政權與帝國主義列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很大程度上淪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言人、代理人，他們既有矛盾的一麵，更有相容的一麵。列強既要侵略和掠奪中國，同時又竭力維護清朝的統治不使其垮台，其原因就在於此。

　　洋務派與外國侵略勢力的聯係與交易，在北洋軍閥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梁啟超揭露李鴻章在“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中國通商銀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當鋪、銀號，多屬其業。”黃海戰後，翰林院聯名奏參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兩，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問題可能沒有說的這麽嚴重，但參照各種資料，此類情況也還確實存在。翰林院還奏參李鴻章：“米、煤資敵，釋放日本奸細。”所謂“米、煤資敵”是指甲午戰爭前日本向中國購買大米和煤炭，開戰後部下建議停止供貨，但李鴻章認為“訂貨在失和之先”，命令繼續供貨“以示信用”。於是3萬噸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運送日本，這個做法確實令人費解。開平煤礦是中國當時最大的煤礦，煤炭應視為戰略物資(軍艦的燃料)，但李鴻章卻同意由英國的怡和洋行控股該礦，連外國人都認為“李的立場值得深思”。李鴻章辦洋務的主要助手盛懷宣、唐廷樞、徐潤等都是與外國資本主義關係很深的大買辦，深受李的重用，都先後擔任過輪船招商局的會辦、總辦。唐廷樞在任職期間還兼任英國在華最大企業怡和洋行的總買辦。盛懷宣是公認的一個“挾詐漁利，為利孽孽”的人物，盛在給李鴻章的密信中說：“師如需附股若幹，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為之，候示。”這件事很現實地暴露了李盛之間擺不上桌麵的關係與這種關係的利益基礎。

　　這樣一個朝廷，這樣一批官僚，這樣一支軍隊，能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安全、戰勝外敵侵略嗎？清朝統治集團在甲午戰爭中妥協、退讓、求和、投降的一係列做法，都可從其買辦立場找到答案。

　　甲午戰後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後的路程，這是曆史的必然，一個不能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政權，沒有理由長期存在下去。

　　曆史的車輪繼續向前行進，甲午戰爭至今110年了。祖國走上了民族獨立、繁榮富強的道路。我們堅持獨立自主、和平發展的方針，但正如胡錦濤同誌在《鄧小平同誌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說：“要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和國防安全。”當今世界很不平靜，霸權主義及其追隨者堅持與我為敵的立場，利用台灣、人權、西藏、釣魚島等問題不斷發難，最近某超級大國還在叫囂“武力協防台灣”。台灣自古是中國領土，甲午戰爭日本侵略者霸占台灣，50年裏台灣人民的反抗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清末思想家黃遵憲賦詩言誌：“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台灣去，如其偷生為降虜，不如戰死為義民。”表達了中國人民對侵略者霸占台灣的悲憤心和反抗精神。胡錦濤同誌指出：“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 我們願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我們也完全有決心、有能力粉碎任何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圖謀。”在民族尊嚴、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不論付出多麽大的代價與犧牲，中國人民也決不會讓步，更不會屈服。

　　綜觀中國曆史，沒有什麽災難和壓力可以征服中華民族，而隻會使我們愈挫愈奮、眾誌成城，到頭來頭破血流的隻會是我們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