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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在新聞裏聽到管惟炎老師在台灣新竹遇車禍身亡的消息，難過了好幾天。其實我和管老師相識的時間前後隻有半年，但恰好是在64民運前後。
管老師是個傳奇人物，看遍中國革命曆史，如果有哪位真能稱得上又紅又專的，大概隻有管老師了。
管老師14歲就從蘇北參加革命，幹過地下黨，南征北戰打到東北。50年代留蘇, 師從一位很有名的家夥(我忘了名字了)學物理，搞低溫超導。作得極有成績，當選為“學部委員”。
認識管老師是因為我們讀書是認識的一位和我們交往密切的大姐。大姐的父親曾經作過周總理辦公室主任(或秘書主任？)。大姐是個人物，文革時曾因為反江青坐過監獄, 特神，愛侃，愛做菜。一到周末就帶著雞、肉、菜，風風火火衝到我們家，一麵動手做菜，一麵和我們神侃。
89年的某個周末，她又衝來，還帶來了管老師。在那之後的半年，幾乎每個周末我們4個人都在我家吃喝吹牛。管老師講過他當紅小鬼的故事，大多時候是我們2人一撥爭論逗嘴。
管老師是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而大姐後來對馬克思主義比較持反對態度。一般是左傾溫和派的我和管老師一邊，與右傾激進派的大姐及我LG捉對撕殺爭論不休。管老師頭腦和邏輯很清晰常三繞兩繞就把大姐繞進自相矛盾的死胡同。可惜很多具體對話我都記不清了。
大姐是學生物的，做飯做菜象作實驗似的很程序化，堅持一定要加一定成分、一定數量。。，比如煮米飯加水一定要比米的高度高一寸半的樣子，絕對不能有所誤差。
管老師問：“要是半鍋米呢？”
大姐說：“一寸半高的水！”
又問：“大半鍋呢？”
大姐答：“也是一寸半高的水。”
“絕無例外？”
“無論多少米，永遠是多出一寸半高的水！”
管老師開始微笑：“那我隻放一粒米呢？”
我們都大笑起來，大姐臉漲的通紅....
認識管老師的時候正值低溫超導是大熱門(他就是受朱經武實驗室的邀請才來美國的)，我自然對低溫超導比較好奇。
管老師很大而化之地解釋：“搞超導和炒菜很像，把不同的金屬以不同的份量放在一起，找一口大鍋炒一炒，運氣好的就會炒出好吃的。。。”
我一直相信管老師臨到死骨子裏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被迫流放海外，一是機緣，二是他為人善良正直。在所謂的異見人士裏，我還見過陳一谘、方勵之。他們三人十分不同：
方教授從來不是個政治人物，以我的觀點他一直是有良知有激情的科學家，但在政治上其實沒什麽經驗，他做什麽事隻憑自己問心無愧，一般不大瞻前顧後。
陳老師則比較經驗豐富，在重大問題上的觀點或表態即立場鮮明又無可挑剔。很少得罪人，比較受尊重。
管老師則是我僅見的政治上敏銳，頭腦清晰，為人剛正的人物。
現如今在海外“民運分子”這個稱呼已經飽受汙染, 成了招人謾罵的貶義詞了。我從沒把管老師歸類成“民運分子”，這到並不是為此原因。雖然管老師在對科大學潮的理解和支持成為最終引發6。4學潮的一連串導火索的一環，可他從很早就看清了海外幾個主要民運團體的本質，從沒介入其中。
當嚴家祺、封從德、吾爾凱希等人逃到法國後，管老師飛去了法國，是大姐送他上的飛機。回來後他說見了他們但覺得很失望, 一直搖頭並歎息良久:“連共產黨還不如”。
方勵之被獲準離開北京後，管老師專程火速去見了方教授，和他長談很久。大約是告訴他海外民運的現狀，勸他“清者自清”。方教授果然聽從了管老師的勸誡，據說嚴家祺曾聲淚俱下地請求方勵之擔綱整合海外七零八散的民運組織：“海外民運大船一定要由您來掌舵。。”，等等。方勵之也沒有答應。
管老師不是個感情外露的人，就是開玩笑時表情也很嚴肅，但他和我們聊天爭論時看著我們的眼神總是很慈祥。
世界上有些人你和他/她就算相識一生甚至血緣相親，他們死了後也可能也並不感到悲傷遺憾；而有另一些人你和他們的交往雖然隻象燦爛的流星劃過夜空那麽短暫，可他們的消逝卻能在你心中也刻下一道傷痕，使你每當想起他們時總是要禁不住心痛鼻酸。。。。。。
祝管老師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幸福快樂。。。。。。。
偶怎麽覺得一般講高溫超導呢。和室溫相比，那些實驗確實是低溫，最早的超導體也是接近熱力學 O K(-273 C)，但是超導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便是尋找更高溫度的超導材料，以便更加經濟實用。印象中已經有高於100K的材料了，不過，破記錄是經常的事。
另外，化學的作用也不可小看，一些覺得的化學修飾便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現在大家好像都在從納米尺寸著手。當然，理論還是靠物理。
那個煮飯加米的事例，你大姐用的是經驗公式，當然和任何理論一樣，都是有一定適用範圍的，但是她的理論對大家煮飯是完全有效的，就象我們開車是不用考慮量子效應和相對論的，嗬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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