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魯迅集錦(4)

1961年

　　夏誌清：魯迅離開北京後，特別是魯迅“投共”後，他的創作能力喪失了，
“不能再喚起寫作他最優秀的作品所必須的真誠”。魯迅的“思想基礎比較薄弱”，
是“瑣碎的，好爭吵的”。“魯迅卻隻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於舊傳統的明顯失誤，
而縱容了，甚至後來還積極鼓勵了那種幼稚而非理性的力量的活動，這種力量不僅
使文化發展停滯衰落，而且毀滅了
文化。”“他參與了一連串的個人或非個人的論爭，以此來掩飾他創作力的消失。”
他“更多的是他那個時代的犧牲品而較少的是他自己所認為的導師和諷刺家。”(原
載《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周作人：“現在人人捧魯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
坐椅上，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在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即是他生前所謂思想的權
威的紙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維人不過火，即不至於獻醜。”
(原載《周曹通信集》，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73年8月出版)

　　1966年

　　曹聚仁：“筆者特別要提請讀者注意，並不是魯迅所罵的都是壞人，如陳西瀅、
徐誌摩、梁實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學問也很淵博，文筆也很不錯，而且很
謙虛的。有人看了魯迅的文章，因而把陳西瀅、徐誌摩、梁實秋，看做十惡不赦的
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魯迅的筆下，顧頡剛是十足的小人，連他的考證也不
足道。其實，顧頡剛是篤學君子，做考證，十分認真；比之魯迅，隻能說各有所長，
不必相輕。”(原載《魯迅年譜》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0年10月出版)

　　1967年

　　蔣夢麟：“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隻為了好
玩，舞文弄墨，對舊禮教和社會現狀挖苦諷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原載《新潮》，
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9月出版)


　1971年

　　夏濟安：“魯迅是一個病態的天才，被他本人和中國左翼運動所浪費掉。”
“僅僅把魯迅看作一個吹響黎明號角的天使，就會失去中國現代曆史上一個極其深
刻而帶病態的人物。他確實吹響了號角，但他的音樂辛酸而嘲諷，表現著失望和希
望，混合著天堂與地獄的音響。”“魯迅未能以他對非意識世界的認識寫出一部諸
如《荒原》《尤利西斯》那樣的傑作
，也許是由於他的恐懼，他太熱衷於擺脫這類夢境的掙紮了。”“在白話雜文的發
展中，要靠機智，要靠仇恨和輕蔑的詞匯，以至中國語言的表現力日益狹窄，這一
切魯迅都負有很大的責任。”(原載《黑暗的閘門》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71年出版)


　　1979年

　　夏衍：“這是幹部向領導人匯報工作，是戰友間的會見，也不是拜謁，那麽不
自覺的軒昂了一點，也不致犯了什麽不敬罪吧。”(《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
事》，原載《文學評論》1980年1期)

　　胡菊人；“近數十年來，對於魯迅的研究和歌頌，有如黃河的決堤和泛濫，已
經給我們造成了一種印象……近代作家惟一值得談的，就隻有一個魯迅，惟一值得
學習的亦隻有一個魯迅，甚至近代中國如果有作家，亦隻是魯迅一人。”“千篇一
律的、萬音如一聲的、千聲如一響的單調的‘魯迅讚’交響樂使人聽得又厭又怕。”
“從來不為人加以道德上的人格評斷的魯迅一段生活。他在東三省‘九一八’事變
之後，以及整個華北受日本蹂躪的日子裏，受日本人的保護，與日本人的關係這樣
好，即使時勢不得不這麽做，但是在人格的完整上，是汙點呢？還是非汙點呢？”
1932年1月28日至2月6日魯迅的日記“失記”“空白”“這恐怕是魯迅整個生命裏最
重要的一件事，是令他心裏最難過的，最恐懼的，到死也不能釋然於懷的極端隱蔽
的是……”如果這件事一“泄露出來”，魯迅的“偶像性”就會馬上粉碎。(原載
《文學的視野》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年出版）




　1980年

　　王蒙：“看樣子，‘緩行’快要變成了超時間、超空間的真理，快要變成了
‘永不實行’了。”(《論“費厄潑賴”應該實行》原載《讀書》1980年1期)

　　1985年


　　刑孔榮：“《狂人日記》的致命弱點在於模仿，而不是創新。……其次，作品
鋒芒直露，缺乏內在美感。”“《阿Q正傳》的漫畫式的傾向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開
創了一個危險先例，即以所謂的本質代形象。”“《故事新編》是三流作品”(《論
魯迅的創作生涯》原載1985年8期《青海湖》)

　　1988年

　　嚴家其：“魯迅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但並不是一個偉人。魯迅的作品主要是
通過描寫社會現象來表達他對國民黨統治的看法，但他一不罵國民黨要人，二不公
開接近共產黨人；所以共產黨認為他是揭露國民黨的，而國民黨也不能公然對他怎
樣。這方麵魯迅是了不起的。但另方麵他比較心胸狹窄，不容異見。”(《嚴家其談
政治與人》，原載1988年3月16日香港《大公報》)柏楊：“我講過，我寫雜文比魯
迅好。這在大陸講起來，是一種很大的冒犯。但是，我並不是實質上比魯迅好。我
覺得，下一代應該比上一代好，你們應該比我好！我們是個很有尊嚴的民族，不是
黑社會，不是武狹小說裏的祖師爺……誰都沒有祖師爺好，這是很危險的。”(《柏
楊答記者問》，1988年11月22日《陝西政協報》)

　　1989年

　　李歐梵：“魯迅雜文在最後一個階段明顯地呈現出一種新的模式，一種好鬥和
論戰的寫作方式。”這種模式“刻薄，好鬥、毀滅性打擊，甚至惡毒”，“因過於
關注社會而受到一定的損害”“同魯迅其他眾多的泄私憤的文章的價值一樣是值得
懷疑的”。(原載1989年第9期《魯迅研究月刊》)


　　1991年

　　柏楊：“我認為魯迅是可以批評的。如果變的不能批評，魯迅也就喪失了生命。
魯迅的價值如果用不許批評來維護，那就會變的沒有價值。我們應該在批評中發掘
出一個真正的魯迅，有價值的魯迅！”(原載1991年第5期《魯迅研究月刊》)


　　1992年

　　千家駒：“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即與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為信
子的姓，那麽作人的老婆原來是魯迅的舊好，魯迅自日本返國後，還每月負擔羽太
的生活費用。既稱羽太為家信，又經常寄款，……可見羽太與魯迅的關係不是一般
的關係，而是夫婦關係。”(《讀〈魯迅日記〉》，原載1992年1月香港《明報月刊》
)

　　1994年

　　餘英時：魯迅的特點第一個是“高度的非理性”，他“不但是反中國的傳統，
也反對西方的東西。”“他沒有正麵的東西，正麵的東西什麽都沒有”，“他沒有
一個積極的信仰，他要代表什麽，他要中國怎樣，他從來沒說過，盡是罵這個罵那
個的。”第二個特點是“很悲觀”、“很世故”、“很複雜”。第三個特點是“在
文體風格上，表現出一種流氓的風格，就是亂罵人，罵人罵得刻薄，越刻薄越好”。
第四個特點是“不深刻”“光看到壞處，那是尖刻。純負麵的東西不可能是深刻的。”
(原載1994年9月8日香港《聯合報》)

　　1995年

　　王蒙：“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魯迅也不好──那會引發地震！”(原
載1995年2月5日《中國青年報》)

　　1996年

　　王蒙：“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麽？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
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原載《世紀之交的衝撞》，
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1997年

　　董橋：“所謂‘過於沉重’，想來是指魯迅作品所涵容的時代意義，包括他的
雜文所宣示的戰鬥精神。純粹從語文的觀點看，魯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為範本。他
的長篇短篇小說尤其寫的好；雜文裏那股火辣刻薄的筆調倒未必適合選入課本，恐
怕失之悖逆。當然，後人對他的作品的重視、吹捧、研究、詮釋，也增加了魯迅文
字的重量。”“魯迅筆下文字向來‘周鼎’，手抄的這部《遊仙窟》竟成了‘康’，
實在好玩。”(原載《文字是肉做的》，1997年8月文匯出版社出版)

　　1998年

　　韓東：魯迅是一塊老石頭。他的權威在思想文藝界是頂級的不證自明的。即便
是耶和華人們也能說三道四，但對魯迅卻不能夠。因此他的反動性也不證自明。對
於今天的寫作而言魯迅也確無教育意義。於堅：我年輕時，讀過他的書，在為人上
受他的影響。但後來，我一想到這位導師說什麽“隻讀外國書，不讀中國書”、
“五千年隻看見吃人”，我就覺得他正是“烏煙瘴氣的鳥導師”，誤人子弟啊！ 

　　徐江：魯迅一向看不起做“導師”的人，可老天嘲弄他，讓權力話語奉他為當
代聖人。他老人家一定不高興。正好我對此也不高興。他對當代文學的指導意義多
數是負麵的，是幌子和招牌的意義。

　　朱文：讓魯迅一邊歇一歇吧。(原載《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學》
1998年10期)

　　1999年

　　葛紅兵：“發生在他留日期間的‘幻燈事件’已經成了他棄醫從文的愛國主義
神話，然而他真的是這麽愛國嗎？既然愛國，他為什麽要拒絕回國刺殺清廷走狗的
任務？……難道他不是怯懦嗎？……一個號稱為國民解放而奮鬥了一生的人卻以他
的一生壓迫著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給朱安帶來的痛苦，使他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
壓迫者。因為童年長期的性格壓抑及成年以後長期的性壓抑，魯迅難道真的沒有一
點兒性變態？……我們不必忌諱他的嫉恨陰毒，他的睚_必報。仔細想一想難道魯迅
的人格真的就那麽完美嗎？他為什麽在‘文革’期間成了唯一的文學神靈？他的人
格和作品有多少東西是和專製製度殊途同歸呢？他的鬥爭哲學、痛打落水狗哲學有
多少和現代民主觀念、自由精神想統一年呢？魯迅終其一生都沒有相信過民主，在
他的眼裏中國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對胡適的相對自由主義信念嗤之以鼻，因為
他是一個徹底的個人自由主義者(‘文革’中紅衛兵那種造反有理的觀念正是這種思
想的邏輯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