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我的父親：鄭榕自傳（選載8）

鄭榕著
叢書名：北京人藝經典文庫
出版社：中國戲劇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09-01

聽說《風雪夜歸人》的演出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他先後觀看了七次之多。因為是在國統區，要做廣泛的團結爭取工作，他曾力主話劇要教育和娛樂並重，對重慶的話劇興盛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這一年我還觀看了矛盾創作的《清明前後》，這是趙丹自新疆出獄後導、表演的第一部戲。他自謙道，自己入獄多年中斷了表演藝術的創造，感到明顯的落後了。還有夏衍編劇的《芳草天涯》，由張瑞芳、陶金、孫堅白、吳茵、趙蘊茹、王戎六人主演，人稱這是一次斯坦尼體係的成功實踐。此外還有謝添導演的《黃金湖》和《上海灘之夜潮》（著名舞美設計姚宗漢在演出期間回家自殺，成為當時劇壇的憾事）、洪深導演的《雞鳴早看天》和陶金導演的《密支那風雲》等劇。

這些演出令我大飽眼福，茅塞頓開，學到不少東西。我覺得話劇是年輕人的藝術，很容易觸發人的聯想……老年後飽經世事磨礪、情感沉澱，觀劇便很難掉進去了。

“八.一五”日本投降了，舉國上下人心沸騰！戲劇界舉行了一次隆重的慶祝大會，周恩來和郭沫若都曾親臨出席。會上我見到了金山、張瑞芳、趙丹等多位知名人士。大家都激動異常，有些人喝醉了，放聲痛哭……此刻眾人的心情可應對：“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伴著抗戰勝利而來的是社會的大動蕩：有人忙著當接收大員、有人忙著拋售囤積貨物……在風雲變幻中，那可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啊。我當時即興畫了些漫畫來抒發自己的感受。

那是一個殘酷的時代，城頭變幻大王旗，各階層人士的命運瞬息萬變。我認識一個流亡學生，開始流落於重慶街頭，後來偶然的機會考上一個翻譯人員的培訓班。由於他熟諳日語，沒多久就被選作首批飛往上海與日軍談判的美軍翻譯。他是那一趟飛機上唯一的中國人，抵達上海後，人們流著淚歡迎他，獻花獻酒。可是他完成工作幾天後飛回重慶，隻能繼續流浪街頭。

在我們劇社後邊住著一個圓潤秀麗的女學生，有時來劇社裏玩兒。幾個月後，我突然發現她像變了個人，蒼白消瘦、眼神黯淡、牙根黑黃……別人告訴我，生活所迫，她的父親竟逼她做了妓女、抽上了鴉片煙。

有一天，我正在劇場售票，忽然有一位穿著入時的女郎來到票房，也來當售票員，我很意外。晚上，我們剛結完帳，社長便來約她去跳舞場了。又一天，戲剛開演，票房還沒關門，社長帶來某部的一個官員，嬉皮笑臉地要拉她去舞場。她推卻說“賬還沒結呢”，那官員把皮夾子一甩：“賠多少錢我都包了！”我氣得站起身罵了一通，然後跑去樓上小屋裏生悶氣。這時，門被輕輕地推開，她輕手輕腳地走過來坐在我床邊說：“我不去跳舞了，你別生氣……”年輕氣盛的我真想跳起來喝斥她“生氣的應該是你！他們拿你當人看嗎？”這位女郎後來告訴我，是她的丈夫為了拉攏上司，要求她這樣做的，還讓我看了她丈夫（也是個演員）毒打她在身上留下的傷痕。1961年我去上海演出又曾遇到她，她欣喜地告訴我，她已經和那個不地道的丈夫離婚了。她是個善良的女人，多虧新社會令她避免了沉淪！

在重慶我的收入很少，隻買過一本土紙印刷的書——斯坦培克的劇本《人鼠之間》，描寫工業革命時期失去土地的農民變為流動性工人的生活慘景。我曾多次為劇中那個力大無比、心地善良的農民工而流淚心傷。那兩年我經常回憶起的是《桃花扇. 餘韻》裏的——“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亦有《長生殿. 彈詞》裏的——“哪裏是高漸離擊築悲歌？嚇哈倒，倒做了伍子胥吹簫也那乞丐！”

名演員項堃得知我誌在演戲，便在《清宮外史》裏為我安排了一個四大臣的角色。同時，張光約定演劇六隊去成都演出《草莽英雄》，邀我同去，並承諾賺取了錢買船票送我回北京。我隻得辭謝了項堃的好意，離開重慶。

演劇生涯
成都地處平原，有些房屋的格局頗似北京。似乎這裏的封建氣息更加濃重，幫會組織林林總總。我們劇社請來的裝置木工組就有兩個“大爺”。街巷裏常見遊手好閑的人晃來晃去。

 

《草莽英雄》的演出原本是一個勢力很大的袍哥大爺出錢約去成都，他看到上座率不理想就撒手不管了，我們立即被趕出了劇場（演劇六隊是個比較完整的團體，有中共地下黨領導。以後，他們離開成都南下，解放後組成了湖南省話劇團）。當時，經團長張光四下裏奔走經營，劇團又在另一個破舊的劇場裏演出了《升官圖》。這個劇場又黴又潮濕，廁所設在舞台兩側，氣味相當糟糕。更有甚者，一次演出進行中廁所裏的恭桶破裂，糞水淌入觀眾席，把觀眾全都熏跑了！我們演職員就住在樓上的觀眾席後麵，用竹簾當隔間，白日裏也不見天光。值得高興的是，此劇裏讓我扮演了一個衛生局長。不料演出後不久，成都一個徐姓的警察局長聽說這出戲裏也有個反麵人物警察局長，立即下令停演，還把張光關進了監牢。幾經交涉，張光被釋放。執著的他繼續為話劇事業奔波，前後約定了從上海回家探親的吳景平、裘萍夫婦（後來在香港定居，從事電影）和血花劇社的萬籟天、白玲等人合作，租用了沙利文飯店的禮堂做劇場。陸續上演了《原野》、《風雪夜歸人》和《清宮外史》第二部。裘萍在上海出演過《原野》，她主動提議重排這出戲。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仇虎”的人選，張光聽說成都有個演過仇虎的演員住在鄉下，一邊差人去尋，一邊讓我暫代排戲。那個人一直沒找到，後來我也就演了下去。《原野》一劇的戲劇性很強，排演此劇對我是一次重要的磨煉，裘萍和其他人對演出效果也挺滿意。《清宮外史》以血花劇社的人為主，萬籟天擔任導演，白玲演慈禧，我演譚嗣同。譚嗣同的著作古色古香，我試圖領會，實在看不懂隻好放下。我特地跑去書店裏查閱有關圖片和資料。演出前有個人跑來向張光討債，張光還不起錢便請他演戲。我們私下裏交談，得知這位姓黃的人士也是在天津長大的，頓生親切感。他勸我去重慶參加演劇十二隊，說他愛人沙漠在新中國劇社演出《秋》很受歡迎，在重慶名聲大噪，劇運看好……這時，我正苦於張光付不出薪水，我回京早已無望。而且，聽聞我大哥已經病故，妹妹得了肺病，弟弟跑回去住了，家中生活很困頓，我十分惦念母親和弟妹們。在成都，我帶出來的衣服為了糊口已經基本上賣光，禦寒隻剩一件鹿皮夾克。住在後台一側樓梯下的三角地帶，隻容得下一張地鋪，直不起身來。凍得發僵了，隻有去大街上走路，走暖了身子再回去躺下（四川的寒天，室內比室外更冷）。經過考慮，我決定離開成都。就這樣，於1946年2月我又回到了重慶。

1947年至1949年是中國一個大轉變的時期，人們在痛苦中孕育著新生的期盼。

演劇十二隊的負責人諸葛明，過去在共產黨地下黨領導的演劇隊呆過，他力圖把劇團辦得民主化一些。初期，孟超、力楊也常來關心我們。作曲家沙梅為了豐富我們的知識，特請川劇演員李文傑為我們舉辦了若幹場折子戲觀摩演出。十二隊公演的第一個劇目是《家》，由詩人唐祈導演，沙漠演瑞鈺，我演馮樂山，塑造這個人物，天津大鐵門裏的童年生活給了我一些借鑒。我同時還兼任服裝設計工作。此後，我們還演出了《上海屋簷下》、《大雷雨》等劇。《大雷雨》和《夜店》的導演是孫師毅先生，他是中國話劇運動初期的知名人士，也是電影《新女性》的編劇。當時，他正路過重慶打算去香港，聲稱要去開辦電影廠，隊裏很多人被他吸引。後來聽說他在香港生活潦倒，解放後由於周恩來總理的關懷，才讓人接他回國，終老於上海。

1948年期間，沙漠夫婦、諸葛明夫婦、李恩琪夫婦相繼離隊。國民黨大勢已去，在國統區加強法西斯統治，寄發大量“戳亂”劇本讓我們排演。我們把劇本燒了，也就此停止了演出。起初，我看不慣一些劇人的生活作風和爭奪權勢的派係之爭，有人指責我是缺乏政治眼光的“沒有思想的人”。回想起來，我的政治敏感度是比較低。之後，有人想組織一台演出約我參加，在我的建議之下排演了《天羅地網》，演出後有報評，指出這出戲於當時的社會氣氛極不合宜。我那時出於本能的正義感也畫過一些抨擊國民黨當局的漫畫，還畫過一張毛澤東的像掛在屋裏。但當時我對這場時代大變革的深刻意義並不真正了解。

在演劇隊裏兼管圖書，讓我有機會閱讀了一些文學作品，其中有《戰爭與和平》、《罪與罰》等。印象最深刻的是《約翰.克裏斯朵夫》。《演員自我修養》的第一冊也是這時候看的，還閱讀了一些元曲。

有些學校請我去給他們排戲，我很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先是為市立女中導演《娜拉》，後來又多次去位於郊區花溪的清華中學，幫他們排演了《夜店》、《日出》和《海嘯》，和那裏的同學們成了親近的好友，被他們稱為“鄭大哥”。那個年代的青年學生都崇尚樸素，女生剪短發、著藍布長衫或黑裙。他們善意地批評我模仿美國電影的打扮是“奇裝異服”。進步學生們還介紹我看一些政治書籍，叫我參加他們舉辦的營火晚會。晚會上他們演出了活報劇“打倒四大家族！”那些年輕人真摯的熱情和無畏的勇氣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從社會的黑暗裏看到光亮、看到了新生的力量！離開清華中學時，他們送給我一本寫有贈言的紀念冊，我一直保存至今。重慶解放的那一天我是和他們在一起度過的，由衷地感到未來屬於更年輕的一代！

迎接解放
重慶是1949年底才解放的。先是一連幾夜胡宗南的敗兵穿城而逃，然後有三天處於真空狀態，街上商店閉門，很少行人。我聽書店人說街上來了八路軍，就去沿街找尋。在一個小茶館裏見到一群人正圍著一個穿四川長衫的人在談話，桌上點著一盞小油燈。我擠進去做了自我介紹。我說是二野的先遣隊，解放大軍隨後就到。人們問長問短，我也對他說了我們隊已造好清冊等候接管，他說文工團不久就來。重慶解放第三天，一個藝專同學拉我去看渣滓洞，周圍很大一片土地都圍著鐵絲網，人們說解放前這方圓幾裏內渺無人煙，特務看見人路過就開槍。那時掩埋死難烈士的兩個大坑剛被刨開，楊虎城將軍的屍體尚未發現，屍體是遭槍殺後又被火燒的，還有婦女和嬰兒，有的背後插進了竹竿，慘不忍睹，回來後我立即畫了一張畫《勿忘這筆血債》。後來我看到十二軍文工團演出的歌劇《劉胡蘭》，舞台上的革命激情強烈地感染了我。參加重慶文工團後我還光榮地參加了解放軍的入城式，聽了劉伯承司令員的報告，我記得開頭他是這樣講的：“我們本是一家人長期分開了，如今又團聚在一起，要收拾一下打爛的壇壇罐罐好好把日子過氣來……”說得無比親切。

開始二野宣傳部一位焦科長，負責把重慶的兩個國民黨演劇隊、兩個電影隊組織起來辦學習班（其中一個是魔術隊，它和兩個電影隊是在南京解放時隨聯勤總署逃來重慶的）。這一個月的生活、工作和學習都使我感到興奮和愉快。我們搬進了原中國電影製片廠的舊址，夥食吃得很好。我身兼數職，又辦壁報又當學習委員，最後還打算排《李自成》，由我導我演……正在這時，學習班提前結束了，我們被分配到重慶市文工團話劇隊工作。話劇隊的一些骨幹是南京劇專畢業的，有一些是南京解放後組成的南下工作團的成員。重慶解放較晚，政治情況複雜。進隊後下邊有人對我說：“有人說你演的是好萊塢的工人。”我有了情緒。當時見報上有關於“遣返還鄉”的政策條文，我想這時回北京的惟一機會了，於是去向領導請求。隊上先不肯答應，我請求了多次最後才批準了（當時正威巴蜀中學排《思想問題》），於1950年5月乘木船離開重慶。船是公家包的，船上有兩位負責遣返的人員，後來又選我做組長。幾十個人把一隻小木船坐得滿滿的，船舷和江水隻有一掌之隔了。船老大身材魁梧，頭纏藍巾，身穿長衫，赤腳高站在船尾上把舵。船過三峽，水勢湍急，隻見兩岸高峰插雲，天成一線。正近中午，突然山上傳來一聲槍響，船老大立時停櫓，凝神遠望。船上人也都瞪大眼睛，這時萬籟俱靜，隻聞江水滔滔……半天又傳來兩聲，但已漸遠。船上人誰也不敢動，聽任江水把船送下去老遠……原來四川剛解放不久，山中還藏有土匪，他們時常躥到江邊，打死舵手，上船搶劫……我們萬幸沒有遇上。次日，遇到從下流駛過一艘江輪，激起的餘浪造成小船急劇搖晃，船上人吃驚起立，船身失掉了重心。這時船老大陡然大喝一聲：“坐下！”一下把人們鎮住，都坐在船上不敢動了。船身一泄而下……黃昏停泊靠岸時，船老大才告知我們：“昨天就在這裏翻了三條船！”這時我們才感到後怕。到了武漢，每人發給路費，買車票回家。我終於回到了闊別七載的北京，見到了白發蒼蒼的老母。全家慶幸地說：“要不是解放，今生恐怕難得相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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