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泉水”，我的根……

我的“泉水”，我的根……

 

在《沒有“廊橋”的年代》這本小說集裏，我選入了五六篇農村題材的小說。這些故事雖然發生在九十年代以前，但是寫作和發表都是在九十年代。

這些故事的源頭，來自內蒙古烏盟後山——那一片片風吹草低的小山坡，有我童年的影子，有我青年時代的苦難，也是我生父長眠的地方。

從1965年到1977年，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沉重、最難忘的12年。這12年，我受過整肅，受過歧視，因父親的曆史問題受牽連被關押過；這12年，我曾和最貧苦的鄉民們一起勞作，一起受苦；這12年，我從孤零零的獨人班小學教師，走到旗鎮中學的講台前。那些歲月像風沙一樣，吹得我疼痛難熬，也磨出了我後來寫作的筋骨。

1966年秋天，我被發配到一個叫大哈達的小山村。這是兩個旗（縣）交界處的一個小村，旗縣一級的地圖上也休想找到它，全村攏共80個人，悄無聲息地隱藏在大山深處。我小說中的二梨兒、老王二、招弟老太、拴牢子、秀花兒等，都是這個村的鄉親。我小說中的人物就是活生生從這裏走出來的。

這地方窮啊，苦啊！可以說是我們那個貧困旗縣中最貧窮、最落後的一個村子。那是人民公社時期，一個壯勞力苦幹一年，除了300多斤口糧，幾乎分不到什麽錢。農民能買得起的，也就是火柴、鹹鹽、煤油這些最簡單的生活用品。連醬油、黃醬這些調味品都沒有吃過，供銷社也沒賣的。醋是自己淋的，酸菜是自己醃的。生產隊裏有羊，中秋節殺了每戶能分一二斤；偶爾有人家養豬，臘月裏殺了自家留一點，大部分都賣掉換錢了。——人都吃不飽，豬又能養得多肥呢？

1967年冬季農閑時節，公社派下任務讓各生產隊推廣樣板戲，春節到鎮上匯演。我的一篇小說裏寫的就是那段經曆。教社員們聽懂樣板戲《紅燈記》裏那些內容，是我有生以來最艱難的“教學任務”：這裏離公社所在地四五十裏，離旗鎮一百三四十裏，而旗鎮也沒有火車。許多人一輩子沒有見過火車，他們問我：“鄧老師，火車是幾個馬拉著的？”讓人哭笑不得。戲裏那些信號燈、車站兩頭的揚旗一類的設施，你磨破嘴皮他們也不清楚是什麽東西。還有，大多數人也就小學二三年級的文化，樣板戲的戲詞聽不懂，十個字有七八個不認識，比教幼兒園的孩子還困難。冬夜寂寞，村裏什麽娛樂也沒有，甚至連副撲克牌都難以找到，晚上到學校來排戲也就成了唯一的紅火熱鬧。這樣的排練怎能成功，最終排戲失敗，各自散了，不了了之。

我那時教著二三十個孩子，語文課本就是一本《毛主席語錄》。課堂上我給他們講大山外的故事，孩子們瞪著小眼睛一聲不響地看著我，門口聚集了好幾個聽故事的村民。家長們把孩子送來的目的，也就是讓自己的娃娃“能認個頭迎上下”——不把書本拿倒了，不要讓記工員把工分記錯了，能認得自己的名字。再就是有老師看著、哄著，不會出什麽“板鬼”（事故）。

我自己出身不好，很注意和村民的團結。村裏也並沒有把我當“黑五類”看待，而把我當成他們中的一員。隊裏開會，也叫著我，讓我為大家讀毛主席語錄和報紙。中秋節隊裏分羊肉，隊長也會派人給我捎來二三斤。我小說中說的招弟老太，實有其人，她是我生命中一個溫暖的身影。老太太看我遠天遠地的一個人好可憐，就幫我介紹對象。她曾帶我騎著驢來到另一個公社相親，認識了叫二板子的那個小寡婦。這些都成了日後我小說裏的人物。這一切的人物，都不是“被我創造”出來的，而是從生活中站出來，走到我麵前的。

九十年代是個開放的年代，除了文學月刊，還有社會文化方麵的報紙和雜誌，文化事業空前繁榮。有好幾個編輯約我寫稿，想起我那遙遠的窮鄉僻壤，想起我那貧苦卻淳樸、善良的鄉親們，我便不能推辭。除了幾篇小說，我還寫了許多散文，《我在大哈達的灰色歲月》、《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那失落的寂寞》等篇。其中有批判，有懷念；有沉痛，也有溫情，表達我對那些遠在天涯、甚至已經逝去的父老鄉親的深切思念。

那片土地，那段歲月，是我文學創作的根。我不能不寫。寫著，寫著，仿佛又回到了那片後山、回到了大哈達…… 於是，在我潛意識裏，一切就都回來了，尋著這條路，尋著這條根，我的筆下豁然開朗，“泉水”就汩汩湧了出來……

（2025年12月4日夜）

注：小說集《沒有“廊橋”的年代》目前正處於 KDP Select 的開放閱讀期，使用 Kindle 設備或 Kindle App 的讀者可在訂閱範圍內免費閱讀。

 

下麵這篇微型小說發表在1997年2月號《市場導刊》雜誌，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後山鄉親的善良和淳樸——

 

“賊”

鄧乃剛

 

這事發生了25年以前。當時，做為下鄉的知識青年，我正在烏盟後山一個叫天蓋屯的小村教書。

一天中午，我和同事大亮從學區開會回來，他忽然對著窗台大叫：“誰偷了我的鞋？”

我說：“那不是你的鞋嗎？”我們辦公室外麵的窗台上分明放著一雙嶄新的燈芯絨白底兒“懶漢鞋”，我知道那是大亮一清早刷好把它晾在那兒的。

“不對，我晾的是兩雙鞋，還有一雙破的！”

還有一雙破的？為什麽小偷不拿那雙新鞋，卻拿走了破鞋？真怪！

“丟就丟了吧，反正那雙鞋也該扔了。”大亮嘟囔著，我們就進了屋。從此，便忘記了這小小的奇案。

5年以後，大亮被選調回城，那天照例是三牛倌兒趕大車去送他。我們剛來時，就是三牛倌兒趕著大車從旗裏把大家接來的。這位三十五六的漢子，老婆得乳腺癌提前走了，給他留下兩個七八歲的娃娃，淒淒惶惶地活得很艱難，家也不像個家。我和大亮曾給他的兩個娃娃免過學費，他就感激得不知怎樣報答才是，一勁兒說：還是你們這些念過書的先生知道體恤人……

這天早上，三牛倌兒來得異乎尋常的早，拉著大亮的手就淚流滿麵。他說，他不是人，對不住大亮兄弟，……偷過他的鞋……憋在心裏幾年沒敢說出來，今天大亮要走了，良心讓他再也不能瞞哄下去了。

大亮愣了一陣，終於明白了：一雙新鞋，一雙舊鞋，當時三牛倌兒不忍心，偷走了破的，留下了新的。就為這點兒小事，他心中糾結了這麽多年，終於來懺悔……

唉，這“賊”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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