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的方圓之理

時不時的在飯桌上，太太拿起筷子時常常說：“你看，中國的筷子，上頭是方的，下頭是圓的。這叫‘天圓地方’。吃飯是天大的事，這就是‘民以食為天’嘛。”我笑著點頭，心想這日常器物裏竟藏著大學問。這“方圓”二字，究竟從何而來？若“方”隻是四四方方的形狀，那我們為何說“五方”“八方”“一方水土”？為何說不守規矩要“立規矩”？規矩是圓規畫圓、直尺畫方，這道理看似明白，可“方向”的“方”與“方圓”的“方”又是什麽關係？帶著這些疑問，我翻開典籍，想尋個究竟。

 

這一尋才發現，“方”的本義並非方塊。《說文解字》解釋道：“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凡方之屬皆從方。”原來，“方”字最初描繪的是兩船相並的景象。這意象真妙——兩船並排，自然有了比較、相對之意，於是衍生出“雙方”“對方”的說法；船頭所指，便是航行的“方向”，於是有了“東方”“西方”。可見，“方”從誕生起，就帶著方位、區域、朝向這些活泛的含義，而非僵硬的幾何形狀。

 

理解了這層，再看“天圓地方”，便覺古人智慧深遠。這恐怕不是字麵理解的天如圓蓋、地如方板。漢代《大戴禮記》中記載，曾子就曾質疑：“如果天圓地方，那地的四角怎能被天覆蓋？”可見先賢早已超越形似，而取其神韻：“圓”象征天的運轉不息、包容周流；“方”象征地的安穩厚重、承載萬物。這是一種哲學上的取象類比。

 

這種“取象”的智慧，滲透在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麵麵。最典型的莫過於古銅錢——外圓內方。圓，是為流通周轉，走遍天下無礙；方，是定價值、立規矩，中心有主而不移。小小錢幣，道破了“外圓內方”的處世哲學：內心要有堅定的原則（方），待人接物則需圓通和順（圓）。這讓我想起兩位古人。屈原是“方”的極致，他行得正，誌潔行廉，“雖九死其猶未悔”，其人格如精金美玉，棱角分明，寧碎不彎。蘇軾則多了份“圓”的智慧，一生屢遭貶謫，從黃州到海南，處境可謂極“方”——困窘險惡，但他卻能隨遇而安，在黃州墾東坡，在嶺南啖荔枝，把苦日子過成了詩。他心中有堅守（方），應對世事卻圓融通透（圓）。

 

這種智慧在處世中也處處可見。戰國時，商鞅在秦國變法，為取信於民，他立木於城南，宣告誰能扛到北門就賞重金。眾人不信，他將賞金增至五十，有人嚐試，他立刻兌現。這叫“徙木立信”，是以極“方”之舉確立規則的權威。而張良年輕時遇黃石公，老人三次將鞋丟到橋下讓他拾取，張良皆恭敬從命。這份隱忍與謙恭的“圓”，最終為他換來了《太公兵法》。前者以“方”立信，後者以“圓”得智，都是不可或缺的處世功夫。

 

治國理政更是如此，須得“方”“圓”相濟。漢宣帝說得透徹：“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霸道”近於法家的嚴刑峻法，是“方”；“王道”則是儒家的仁政德治，是“圓”。純用“方”，如秦朝，嚴苛而易崩；純用“圓”，如周末，寬柔而失序。唯有二者交融，就像書法大家運筆，既有楷書的端正法度（方），又有行草的流暢變通（圓），方能寫出氣韻生動的盛世華章。

 

從更廣闊的視野看，“無規矩不成方圓”這句話，蘊含著文明生生不息的奧秘。“規矩”是文明的核心精神（如“仁”“義”）；由此生發的“方”，是文明的製度、典籍與規範；由此生發的“圓”，是文明的包容力與創造力。中華文明能綿延數千載，正因它始終在堅守文化主體（內方）的同時，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外圓）吸收融合，如長江黃河，河道雖定（方），卻容納百川、奔流不息（圓）。

 

這麽想來，再看手中的筷子，便覺意味深長。它不隻是用餐的工具，更像是祖先傳給我們的一件“人生法器”，在每一次拿起時給予我們無言的提醒：在這世上立身處世，要懂得持守內心的方正，也要學會順應外界的圓融。端穩這有方有圓的飯碗，或許便是走好那有方有圓的人生路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