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渾噩無歌的青春時代，在下鄉、入廠、學習和工作的若幹年裏，很多事情被我匆匆越過，很多人們與我擦肩而過。可是，那些令我感動的事，那些善良的人們給予我的關切、幫助並沒有消失，一直活在我的記憶深處。
李恩榮叔叔
李叔叔原是錦州市計劃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文革中因保當權派計委主任白瑞生而挨整，被“走五七”,下放到興城農村。一年後，他被就地安排了工作，成為我家所在的揀金公社的革委會付主任。
第一次見到李叔叔的情景至今曆曆在目。1971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傍晚，李叔叔到團山子檢查工作，被大隊幹部安排到社員家吃派飯，可李叔叔沒有去，說要到我家看看爸爸媽媽，了解一下“五七大軍”成員的生活,大隊書記寇連順就把他帶到了我家。李叔叔和爸爸一見如故，像久別重逢的親人、朋友，他和我們一起圍坐在飯桌前，津津有味地品嚐媽媽端上來的飯菜，談笑風生。晚飯後，李叔叔和爸爸談興愈濃，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勢。那一夜,李叔叔住在了我家，和爸爸繼續他們談古論今的“團山夜話”。
我朦朧中聽到了李叔叔和爸爸談當“五七大軍”的體驗、文革中的經曆、四十年代的“革命活動”。李叔叔講他為地下黨管理財務，當過銀行行長的往事，爸爸講他去解放區給八路軍治病的過程，兩個人越談越投機，幾乎一宿未睡。
從那天起，李叔叔成了我家的親人，每次路過團山子必來我家。在爸爸媽媽返城後，他一如既往地關心著我和姐姐。1972年秋季知青招工回城的消息傳來，李叔叔比我們還興奮。聽說團山子大隊上報的名單上我和姐姐都進了前三名時，他說:“怎麽也能走上一個啊”。
那天公社領導的會議從傍晚開到天亮，內容隻有一個：討論確定全公社知青招工的名額。當我吃過早飯，在宿舍走廊裏遇到李叔叔的時候，他毫無一夜未睡的倦意，興奮地伸出大拇指：“成功了！”我莫名其妙。後來，參加會議的老徐告訴我，在討論團山子大隊的名單時，公社武裝部姓閆的部長堅持要把排在一號的姐姐換為二號閆某，理由是姐姐在公社中學教畢業班，她的去留涉及學校教學安排，暫不宜調動，這樣，就該輪到二號知青了。
當時公社大院裏的人都知道閆部長對李叔叔的成見已不是一日之寒。他不甘心讓一個“有問題”的五七大軍成員當二把手，排在他的前麵，一直在排擠李叔叔，對李叔叔的意見他總是找出各種理由加以反對。這跟我和姐姐的具體情況已經沒有關係了。李叔叔提出，既然一號不能走，那就妥協一下，二號也先別動，換上三號走吧，這樣才公平。按照前三名的比例，也應該讓一、三號之中走一人。武裝部長堅持不讓步，於是進行了很多回合的評議、爭論，因為王國棟主任和老徐等人都讚成李叔叔的意見，在一番表決後，我被批準回城了。
我卻不領情，覺得李叔叔不值得為一個當工人的指標這麽大動幹戈，得罪閆某，他以後會找李叔叔的麻煩。可李叔叔卻說：“你們姐倆必須先走一個，否則下次招工還是名額有限，不可能一起走。 等到你們兩個都回城了， 我也就靜心了。”
如李叔叔所願，在我回城的第二年，姐姐被推薦上大學,同時被推薦的還有另外兩個知青,可公社隻有一個名額，又是三選一,要由公社黨委會討論決定。那兩個知青,一個是新任北京鐵路局長(八級高幹)的女兒，另一個是縣裏著名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已把一次背學生過水溝的小事講得全縣皆知。公社黨委會討論之前,北京鐵路局派官員乘專車到縣裏和縣領導“溝通”。接著,縣領導的電話一連串打到公社。於此同時,縣知青辦也力推他們選中的“學習毛著楷模”上大學。
決定推薦名額的公社黨委會從下午開到深夜,爭論激烈,各方互不相讓,最後以4:3選票決定推薦姐姐。是黨委書記高叔叔的堅定支持幫助李叔叔願望成真。高叔叔是爸爸當年在遼西省衛生廳的同事、朋友，因為敢於直言，從反右傾運動起一次次被降職降級，從省到市到縣再到公社。幾個月前，高叔叔被下放到揀金公社當黨委書記。和曆屆來上任的書記不同，高叔叔沒帶助理，沒坐專車，一個人提著行李和兩大箱書乘共交車來到公社。他和李叔叔一拍即合，也和姐姐成了書友。姐姐說:“幸好高叔叔周圍的人都不讀書，不知道他的書箱裏裝了那麽多禁書, 要不然就不是下放這麽簡單了。”
李叔叔如願以償，送走了我和姐姐,可是他自己的女兒靜珍卻在農村呆了整整八年。八年啊！和抗日戰爭一樣長。而那正是大大小小的農村幹部們利用權力把子女以各種方式送往城裏的時候。
回城後，爸爸媽媽和李叔叔依然親密往來，成了終生朋友。可是我見到李叔叔的機會卻很少了，忙工作，忙家務成了我的頭等大事。成了單親媽媽後，有一天，我在辦公室裏見到了特意去看我的李叔叔，眼淚不知不覺地流了出來。看著李叔叔慈祥關切的麵容，想起當初他堅定站在爸爸媽媽一邊，反對我的婚事，更感到他是和爸爸媽媽一樣關心疼愛我的親人、長輩。
後來，李叔叔到古塔區政府當了區長，他的辦公室離我工作的市防疫站隻有一百多米的距離，我們常常在上班、下班的時候在路上相遇。一天早上，我走進防疫站，看見李叔叔正站在收發室前等我。他說，想為我介紹一個男朋友，是他單位的同事，人品很好，想先和我見個麵。李叔叔約我星期六下午到他辦公室去一趟。見我猶豫著沒有回答，李叔叔一再說：不用顧慮，先見見麵再說。
到了約定的日子，我沒有赴約，因為我沒有過這樣的約見經曆，也難以接受這樣的“介紹”方式，可我又不知怎麽跟李叔叔解釋我的心態，就在糾結的情況下拖過了那個日期。事後我心裏不安，覺得李叔叔一定會很生氣，責怪我不懂事。可是當我再見到李叔叔的時候，他那一如既往的態度和笑臉，竟像根本沒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他從沒有提起我的違約，也沒有對爸爸媽媽說過這件事。
於興之院長
在鐵合金廠，我到職工醫院報到時遇到的第一個人就是於院長，他高高瘦瘦，穿著打扮很像普通工人。他的嘴是歪著的，後來才知道那是他患腦血栓留下的後遺症。
兩個月後，我和兩個同事被送到護訓隊學習。聽一些老同事說以前她們也在205醫院培訓或實習過，便覺得這可能是醫院慣例吧。身居軍營時我才知道，這是沈陽軍區後勤部所屬的護士學校，簡稱“沈三護校”。在草綠色複蓋的軍營裏，卻有我們四個不穿軍裝的學員，怎麽回事？
熟悉了護校的環境以後，我從護訓隊指導員口裏得知，於院長是軍醫出身，轉業後到了鐵合金廠醫院。文革中學校停辦，護校畢業生稀缺，基本不分配到工廠醫院，而我們作為知青又失去了入學時機。於院長為了解決醫院的實際問題，也為了幫我們尋找機會，專門找他轉業前的部隊領導，又請示軍區後勤部做了“特批”，走了“後門”，我們才能進入這裏學習的。了解了這些內情，我改變了漫不經心的學習態度，開始珍惜這得之不易的學習機會，雖然遠遠談不上勤奮和刻苦，但已是我一生中最認真學習的階段了。
半年後的一個星期六，醫院團支部書記大吳專程從廠裏來找我，我以為她是代表醫院領導來了解我們的學習情況，她卻把我拉到一邊，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大學又要招工農兵學生了，給我們廠的名額已下達，大部分是鋼鐵學院之類，目標指向明確，適合車間人員對口選擇。其中有一個名額是遼一師中文係，於院長認為我愛好文學，應該抓住這個學習機會，他已為我報上了名，還領取了入學申請表。大吳就是專程來給我送申請表的。我很吃驚：於院長已經費了這麽大勁讓我來這裏學習，又操心再讓我去學習，醫院不是得不償失了嗎？大吳說，於院長認為我有這個愛好不應埋沒，而且機會難得，所以一再囑咐大吳，讓我把表填好就交給她馬上帶回去。可我卻猶豫起來：上大學，要再學三年，我的男友已經等了我三年，如果再等三年，他已經三十多歲了，況且，他還沒有上大學，如果我去讀大學，他心裏一定不舒服。那一刻，我想的完全不是我喜歡不喜歡讀大學學中文，而全都是與此無關的問題。我果斷地對大吳說：我不填申請表了，再讀三年書，時間太長了，還是不去了吧。我就這樣拒絕了於院長的一片好意和真心幫助，並且連一句抱歉的話都沒有對大吳說，就送走了她。
這件事，我多年以後想起來都難以理解。上大學，盡管是一個工農兵學員，盡管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學校，也是那時候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好運啊，可是我卻輕易放棄了它。我沒有跟爸爸媽媽姐姐提起，沒有跟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們說，讓這個關係重大的機會悄然滑過。我是不是有病啊。
於院長卻沒有怪我，並且還是盡力幫助我。當我們學習結束，被安排在二○五醫院實習的時候，於院長聯係醫院給我延長一個月的實習時間，讓我再去手術室實習，準備回廠後兼做手術室護士。我剛到手術室兩天，就趕上了一台為乳腺癌患者切除乳房的手術。當醫生的手術刀切割患者胸大肌時，看到鮮血和刀口處的模糊血肉，我的心狂跳不止，隨即變為絞痛，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覺。醒來時，我發現自己已經躺在了病床上，醫生診斷是過敏型虛脫，我的體質不適合在手術室工作。這一事件後，我停止了手術室實習。
畢業後回到醫院，因為每天三班倒的作息，我又複發了在農村時患的失眠症，幾乎每個下夜班的白天都無法入睡，時間長了又引起頭痛，並且日益嚴重，弄得我寢食不安，十分痛苦。於院長從楊護士長那裏聽說了我的症狀，讓我跟他去中醫診室，找了王祥智大夫給我做針灸治療。王大夫是文革前畢業於遼寧中醫學院的中醫師，他把我當作典型病人，用針灸和理療相結合，幾個療程竟治好了我多年頑固的失眠症。
我的身體也真奇怪，在農村四年生活，環境艱苦，勞動辛苦，卻沒發生過頭暈昏迷的事情，到醫院工作後，竟接二連三的眩暈甚至值班時摔倒在病房，以至於被安排住院搶救。於院長親自給我檢查，診斷為低血糖，並在一段時間內不安排我值夜班，隻上白班，直至身體逐漸恢複過來。
職工醫院是全廠的先進單位，每次對上麵號召的學習批判活動都一馬當先，醫院的書記是醫學外行，又是閑不住的人，經常要求全院人員早晚加班開會，搞新名堂。於院長雖然也要參加，但幾乎從不發言，有一次他對我說：小呂你別再住宿了，坐火車跑通勤吧。我說，可是晚上醫院的會我不參加行嗎？於院長肯定的對我說：你就不參加了，我批準的，不能總在宿舍住啊。我聽從於院長的建議，開始跑通勤，也從此不參加醫院晚上的學習與批判了。
由於跑通勤，我也不能在晚上和業餘時間參加廠裏理論隊伍的學習活動了。我終於有理由離開這個早已讓我心生厭倦，不想應付的“理論隊伍”了。我向廠宣傳科提出退出要求，一時驚動了很多人。有的同事說我：“咱廠的理論隊伍多重要，別人想進都進不去，你卻要退出來，太不懂事了。”宣傳科的人說，退出理論隊伍這種事還是頭一次遇到，沒有先例。有好心人勸我:“廠裏最近幾年提拔的幹部都是理論學習的積極分子，是搞宣傳的人，你有這麽好的條件和機會為什麽不抓住？”
我不明白，我是一個護士，對於業餘學習，有興趣就參加，沒興趣就不參加，怎麽搞得如此興師動眾。隻有於院長對我說：“退就退了吧，每天跑通勤起早貪黑，確實不適合參加這些活動了。”於院長親自去了廠宣傳科替我交上申請，我成為全廠唯一一個退出廠理論隊伍的人。
那時，我的兒子四個月了，體重十三、四斤，我每天抱著他跑通勤。早上六點出發，到廠後先把他送到堂姐呂淑雲家裏，由她的婆婆幫助照料一整天，晚上抱著兒子回到家裏已是七點多鍾，再做飯、做家務、喂兒子，忙碌得有些吃不消了。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調離鐵合金廠，回到市裏上班。可是我有諸多顧慮：醫院送我學習了兩年，才回來工作兩年多就要調走，於情於理於心不忍，我更不想辜負於院長的關心、幫助,很想做一個救死扶傷的好護士。
當時醫院的原則是不輕易放人，但於院長想出了辦法：可以找一個對換對象和我互換工作，這樣醫院的工作就不會受到影響和損失，我也可以安心調回市裏了。可是到哪裏去找這樣的對換者呢？誰會願意從市內調到市郊工作呢？於院長親自去衛生局申請分配一名衛校畢業生，最好家住在外地。恰好了解到有一名家住撫順的男知青正待分配，知道了於院長的要求後表示：反正我的家也不在這裏，到哪個單位工作都要住宿吃食堂，如果分到沒有宿舍食堂的單位還麻煩。聽說鐵合金的食宿條件比較好，就去那裏算了。
這樣，我的工作調動以對換方式實現了。是於院長的努力和撫順青年的幫助和付出。我迫不及待地回了城，連一句感激的話都沒有說過。雖然事情過去了這麽久，雖然我從沒去看望過他們，但我沒有忘記這一切，永遠都不會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