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9）
且說文革自全麵開展以來，中央一直不允許工礦、商店的職工，機關企事業的員工外出串聯。此時由於文革向工礦、農村發展，中央對職工短距離的串聯控製放鬆了，允許在本地區範圍內串聯交流革命經驗。那時我們也確實想出去看看，看人家是怎樣開展文化革命的。於是我們抽部分人員分成幾個小組，分別去其他郊縣的衛生防疫站串聯。我所在一組大約五六個人，由葉青茂帶隊，先去了上海縣，後去了鬆江縣。上海縣衛生防疫站在莘莊。可能因為元旦剛過，防疫站內隻有很少人在上班。他們甚至找不到人來與我們交流經驗，但總算接待了我們，將我們安排在幾幢新建的還沒啟用的病房內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去鬆江縣防疫站。那裏情形更不堪，簡直無人理睬。我們自己在站內轉了轉，看了幾張大字報。因不熟悉別單位的情況，光看大字報也看不出名堂。大家覺得這樣的串聯沒多大意思，又天寒地凍的，於是下午就回了青浦。整個過程兩天也不到。惟回到站中感到冷冷清清的，好像少了不少人，這才發覺山中僅一日，世上已千年，站裏情況已經大變，對立派的人幾乎一個也不見了，也不知其去向。後來過了好幾日，才見他們陸續回來。原來他們也去革命串聯了，而且走得比我們遠，有的去了杭州。老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杭州離上海不遠，但那時候一般人出外旅遊的機會很少，我們很多數人都沒有去過。相比之下我暗呼我們這批人真傻啊，不愧是模範造反派，連串聯也不敢跑遠一點！
當時，經濟主義妖風在青浦也有發生。聽說很多人到銀行提款。據《青浦縣誌》記載，僅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十日兩天，縣人民銀行就被提取現金二十五萬元。這在一個當時人口僅二萬多的小縣城也算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了。搶房子的也有。但詳細情形我不太清楚。要求增加工資、福利等事情在我們單位沒有發生。可因革命而生產受到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四清和文革初期，我們單位雖然也常常集中了關門搞革命，必要的業務工作沒有停頓。但是自從成立了兩派群眾組織，無論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大家都為革命忙得不亦樂乎，顧不上業務，更不願下鄉，唯恐下了鄉消息不靈通而失去某種機會。特別從追查黑材料以來，我們造反派因為查黑材料、去市委控告張宜、去外單位串聯，忙個不停，基本上沒有顧及工作。而保守派前期因為要與造反派對抗，也無心理會業務。後來因為中央不斷批評保守派，他們大約心中有氣更對生產撒手不管，最後幹脆以串聯為名出去遊山玩水。張宜被撤去站長職務後不再管生產，副站長錢國璽自動靠邊站，也不把管理生產的責任擔起來。於是全站的業務，除了化驗室的幾個員工靠自覺和慣性還在處理公社衛生院送來檢驗的采樣標本，和食堂的幾個工作人員還得天天買菜燒飯，其他工作基本上都停頓了。
就當時的工作來說，別的都可以放一放，有兩個工作不能放；非但不能放，還要立即組織人加強力量去抓。這兩個工作一個是防止流行性腦膜炎（又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傳布，一個是飲食衛生。一九六六年的冬季，由於紅衛兵和學生全國大串連，引發了全國性腦膜炎大流行。情況非常嚴重，據說有好多學生染上了腦膜炎因得不到及時治療死去。還有由於流動人口大增，在外飲食的人多了許多，而有些飲食店、食堂又因為內部員工造反，工作量大增人手反而不足，工作難免會馬虎點，加上衛生部門放鬆了衛生監督，結果造成菌痢、肝炎大爆發。在這樣的形勢下，王逸鵬和許震彪等幾個造反隊頭頭商量後，覺得為了響應《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號召，我們造反派必須有所行動。估計到對立派的人不會聽我們的工作安排，好在做具體業務工作的人大多是造反派，王逸鵬和許震彪就決定由我們造反派獨力把這些工作擔當起來。一月十一日那天白天遊行慶祝中央的賀電，晚上召集全體造反隊員開會。王逸鵬說明形勢後分派工作，除少數幾人留站，其餘統統分組下鄉，去各公社、鎮檢查、落實各項衛生防疫措施。尤其對各飯店、食堂執行飲食衛生條例的檢查更嚴。沒有一個人提出說有特殊困難要照顧不下鄉的，比以前張宜分派下鄉還順利。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分頭出發，忙了好幾天才陸續回來。
接著，我們又聯絡了全縣衛生係統其他七個群眾組織，共同發布了一個《青浦縣衛生工作抓革命，促生產聯合緊急通告》，呼籲全縣血防、衛生、醫療、婦幼保健等各條戰線的人員，堅守工作崗位，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特別是做好防治流腦的工作。我們還利用站裏原有的宣傳隊下鄉宣傳演出，以及寫廣播稿通過縣廣播站進行宣傳。上海市衛生防疫站的宣傳車到青浦來宣傳，我們也全力配合，印發了大量防治流行性腦膜炎的傳單。這一係列活動，受到了市衛生係統抓革命，促生產大會的表彰。
在以上這段時間中，我們對追查黑材料的問題始終沒有放鬆。由於上海市區的造反派發起了一月革命，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形勢對造反派開始一邊倒地有利。在這樣的形勢下，張宜雖然仍不承認血防站黨支部複製、轉移了整群眾的黑材料，但縣衛生科黨總支在一月二十九日發了一個《緊急通知》。通知是專門發給縣人民醫院、朱家角醫院和血防站三個黨支部的。通知說：必須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後的各種整學生、整群眾的材料，包括整理過的或者沒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補充規定宣布以前，確實已經焚毀的外，全部集中，不許隱瞞，不許轉移，不許複製，不許私自處理。除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全部交還本人外，其他所有材料，集中清點之後，在上級領導機關和本單位群眾代表的監督之下當眾焚毀。凡是按照中央規定應該處理的有關整學生，整群眾的材料至今尚未處理的，應認真嚴肅對待，在兩天內（今明二天）迅速抓緊處理。如果哪一個黨組織的負責人，對中央指示繼續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應受到黨的紀律處分。這算是對造反派追查黑材料作了一個正麵的回應。
然而，之後的事實表明，這個《緊急通知》仍然是應付、欺騙造反派群眾的騙局。縣衛生科和血防站的當權派，乃至縣委、縣人委的當權派，他們並沒有停止違抗中央指示的活動，而是繼續隱瞞、轉移整群眾的黑材料。更有甚者，當時血防站黨支部怕群眾衝擊檔案室，把部分黑材料和機密檔案材料分散藏到一些黨員家中。副站長錢國璽竟然利用這個機會，去一個黨員家裏把有關他個人生活問題的群眾檢舉材料私自取出燒毀。事情敗露後，我們果斷地查封了衛生科的檔案室。然後又查獲了一批轉移在外的黑材料。而縣檔案館在稍後也遭到了全縣造反派聯合的衝擊。但行動晚了一步，這些黑材料已經被當權派轉移到了隸屬南京軍區鬆江軍分區的佘山駐軍軍營中。
在文革初期，中央有明令規定軍隊不準幹預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的紅衛兵學生和革命群眾也不準去軍隊宣傳文革或串聯，更不準衝擊軍隊。但是，隨著批判資反路線的深入，地方黨政幹部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在曆史上，中共地方幹部大部分都曾在軍隊呆過；而軍隊駐守一個地方時間久了與地方幹部也難免會有感情。尤其地方武裝部負責人一般都參加地方黨委，與地方黨政幹部基本上就是一家人。軍隊幹部也是共產黨幹部，從根本上說，絕大部分軍隊幹部對造反派的看法是一樣的。因此，當文革發展到造反派批判走資派，追查整群眾的黑材料階段，軍隊很自然地會成為走資派的避風港。不少地方當權派為了躲避紅衛兵、造反派的衝擊，最初是把整群眾的黑材料轉移到軍營去，後來幹脆連人也躲到軍隊去。這樣，地方造反派與軍隊就產生了矛盾。青浦的情況也是這樣。我聽人說青浦的幾個大造反派組織聯名幾次派人去佘山軍營交涉，要求軍隊將轉移到軍營的黑材料交出來，但都被軍隊以太極功擋了回來。聽說曾有人醞釀要衝擊軍營，但最後沒有付之行動。
且說自從我們成立造反組織以後，除了與青中紅旗有往來，與其他造反組織都沒有密切關係。即使同是衛生係統的造反派，如縣人民醫院的造反派和朱家角人民醫院的造反派也極少聯係。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別單位的人和事，怕關係太密切了，一旦別的單位造反派做出什麽出格的事會連累到我們。總之，雖然我們造反了而且形勢大好，但還是十分謹慎小心，生怕犯錯被當權派和對立派抓住把柄，被他們打成反革命。一月革命發生以後，奪權是一月革命的精髓。報紙上一直有文章鼓吹奪權。但我們一直不敢輕舉妄動。關鍵原因是《人民日報》《紅旗》社論，提到奪權都說是奪走資派的權，而我們吃不準怎樣的當權派才算是走資派？才可以奪權？走資派隻是一個抽象的名詞，究竟誰算走資派，誰不算走資派，不是我們造反派能說了算的，而是共產黨說了算的。如果我們現在一時頭腦發熱奪錯了權，將來共產黨翻臉秋後算賬，我們就要吃不了兜著走。一九五七年的教訓，始終像一把達摩克利斯劍一樣懸在我們的頭頂。而就血防站的具體情況來說，張宜算不算走資派？雖然他確實是至今還在頑固堅持資反路線，可以算報紙上說的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派，但翻遍中共中央有關文件、報紙社論，都沒有說頑固堅持資反路線的當權派就是走資派。還有，毛澤東有一條語錄我們也一直牢記著：必須善於識別幹部，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曆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在討論十六條時我們很多人認為張宜不是四類幹部，而是二類幹部，最多三類。所以，盡管我們喊過打倒張宜的口號，也要求上級領導罷免了他的站長職務，但到了要不要奪權這一步，我們還是猶豫了。因為這個原因，盡管外麵單位奪權鬧得風風火火，我們卻一直按兵不動。
當時，鑒於張宜至今頑固的態度，我們兩個造反隊的頭頭商量以後，在一月二十一日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打倒張宜大會。與上次批判張宜大會一樣，我們廣邀全縣各造反派組織和衛生係統各單位派代表出席，比較係統地批判了張宜曆年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和頑固執行資反路線的事實。會議還提出了開除張宜黨藉的要求。但我們仍然沒有宣布奪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會議結束以後，血防站黨支部、衛生係統黨總支和縣委有關領導都簽字批準了開除張宜黨藉的要求。開除張宜黨藉這麽順利，反映了當時形勢對造反派是多麽有利！過去因手中有權而總給人強大無比的黨組織，現在也開始向群眾展現外強中幹的一麵了。
然而，群眾組織畢竟是群眾組織。在造反派聲望如日中天的大好形勢下，有人開始不守紀律，隨心所欲了。送瘟神造反隊中有兩個複員軍人，連招呼也不打就自己跑出去又參加了紅衛軍組織，且整天在外麵瞎混，大家都不知道他們在外麵幹了些什麽。而王逸鵬等一些人也慢慢覺得不奪權跟不上形勢了。一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左右，我正在宿舍中（因為我們小青年在血防站內沒有固定的宿舍，文革中我搬了四次家。這時住在血防站內家屬宿舍樓下一間集體宿舍中。）聽到外麵突然響起了鑼鼓聲。我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以為毛澤東又發表了最新指示，於是趕緊出來看。見到我們造反隊的隊員，大約有二、三十人，正聚集在造反隊辦公室通向前院和大門的過道裏，有人拿著毛澤東像和紅旗，有人在敲鑼鼓，都是一副興衝衝要上街遊行報喜的樣子。王逸鵬喜滋滋地站在人群中間轉著圈，對他四周的人用他軟糯的蘇州話連聲說道：軋進，軋進。吾伲（我們）終算軋進一月革命！我這才明白原來我們也奪權了。事已至此，我也隻得過去加入了報喜隊伍。
突然決定奪權，究竟是哪些人改變主意決定的，我至今不清楚。但王逸鵬必然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個。血防站的造反派雖然分成兩個組織，但一直是一起行動的。送瘟神成員都是些老血幹，他們社會經驗多，過去好多行動都是他們提出主意來，我們白求恩的附和。我想這次也不例外。而過去我們一直不肯奪權，到了一月份最後一天卻奪了，我想這事可能與那天《人民日報》提前發表的《紅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有關。這篇社論對上海的奪權再次大加讚揚，還提到了一月革命這個詞，說：這個革命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群眾把它叫做偉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風暴正在席卷全國。確實，自從中央提出奪權號召以後，好多單位的造反派都奪權了。我們單位的造反派在縣城中也算小有名氣，可唯獨在奪權問題上一直落在人家後麵。王逸鵬說軋進，很明顯地流露出了總算趕上末班車的心態。
那天，我雖參加了報喜，但心中一直不踏實。不久我看到了周恩來的一個講話，才算放了心。二月初我看到一張傳單，是用紫藍色的有光紙油印的，題目好像就叫《周總理論奪權》。其大意說：在現在這樣的形勢下，不能要求大家先區別這個單位的當權派是不是走資派，是走資派的權才能奪，不是走資派的權就不能奪；現在的形勢已不容許那樣做。現在不管是不是走資派的權，都要先奪過來再說。至於這個當權派是走資派，還是不是走資派，以後在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再慢慢考察，慢慢區分。這個講話，無疑是解開了我的困惑和心結。
關於周恩來這個講話的原始資料，後來因為要寫回憶錄我曾找了好久，可惜一直沒有找到。最近看到周良宵、顧菊英編著的《十年文革大事記》，裏麵有與我記憶中內容相當的講話記錄，隻是這個講話是周恩來傳達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指示，而非周恩來本人的指示。這應是我記憶錯誤所致，或當時我見到的傳單就是以周恩來名義發表的。為證實我當時見到的傳單不虛，現將這個《大事記》中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全文照錄於下：
一、軍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在運動開始時是不介入的，但實際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軍隊保管，有的幹部去軍隊)，在現在的形勢下，兩條路線鬥爭非常尖銳的情況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須支持左派。
二、老幹部多數到現在對文化大革命還不理解，多數靠吃老本。過去有功勞，要很好地在這次運動中鍛煉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勞，要堅決站在左派方麵，不能和稀泥。堅決支持左派，然後在左派的接管和監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關於奪權，報紙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現在看來不能細致分，應奪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或者受限製。奪來後是什麽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判定，奪權後報國務院同意。
四、奪權後的老幹部和新幹部要共同搞好業務，保守國家機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