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與家庭（第三部分）（1）

                                 （三） 求學過程

    抗戰勝利了， 再也不會有敵機來幹擾， 法院就要從方岩鎮遷回永康城內，我們當然也要隨之搬家， 這時已接近九月， 我又該找我要上的學校； 永康中學因原校址被鬼子炸毀， 在鄉下暫時無法搬回到城裏來， 故隻有住校（離城十多裏路的一個小鎮——厚吳），雖然學校允許我插入初三下學期（畢業班）讀書， 班上同樣也是隻有八、九個女同學， 但她們都是三三兩兩地在一起活動， 而我沒有親切的同學， 感到很孤獨； 因此， 每逢周末就想回家。 有一次， 在我獨自一人從學校走回到城裏的路上， 見到一個帶著墨鏡的男子， 腰上掛著一把合子槍，他見我走過來就問：“到那裏去”？ 我見勢不對， 就趕緊扛起父親的牌子， 說：“我到地方法院去找我的爸爸， 他在那裏是當推事的”。那人說“當官的也得檢查， 把包拿過來”，隨即把我手上的書包拿去翻了一番， 見書中夾有幾塊錢， 他就拿走了， 並說：“你快到家了， 這錢你是用不上的， 就給我用吧！ 以後我們還會見麵的， 好說！好說！” 我是無可奈何的回到了家裏，把遇到的經過敘述一遍， 父親說：“這裏的土匪太多了， 我經常辦到這一類的案件， 你以後再也不要害怕， 我們即將回老家了”。

     回老家？ 這是怎麽一回事呀？ 我急忙要問個明白； 母親慢慢地告訴我， 她的侯表叔（在中央司法部的），已從重慶回到南京， 五叔去找了他， 現已將父親調到江蘇鎮江工作， 我們就要準備搬家了； 於是等不及在永康中學初中畢業， 我和父母親三人就啟程來到上海。

    到上海後， 找到了康腦脫路（康定路）628弄108號， 這是我和父母在浙江時由五叔經手購置的一所三層樓小住宅， 是趙家的公有財產， 每層都是一大間房、一小間房、一個衛生間、一個廚房。那時裏麵住的是三叔一家， 三叔家有： 三嬸、兩個姐姐（趙國琛、趙國琦）、一個妹妹（趙國珮）三個弟弟（趙國倫、趙國健和趙國修）他們一家是住在一層和二層樓； 三層樓是大哥、二哥、和三哥居住； 那時， 大哥還在交通大學讀書， 二哥已考進震旦大學（是法國人辦的教會學校）， 讀醫學院的法語進修班； 三哥是在滬江大學讀機械係， 我們來後， 當然是同大哥他們同住在三樓了； 訊問了一下家庭情況： 得知當日本鬼子進駐上海租界後， 五叔把全家人都搬到揚州去住了， 他並在揚州開了一版百貨商店， 維持著全家的生活， 大嫂又生了兩個男孩（趙家麟、趙家鵬）， 前者的名字是祖父起的， 後者是父親起的。 於是父親就叫我到揚州去讀書並和大嫂在一起， 他和母親準備去鎮江； 誰知我到揚州僅數日後， 五嬸就拿了兩打襪子， 對大嫂說：“大少奶奶，商店不緊氣， 關門了， 現把剩下的貨物分給各房， 你們以後自己過吧！”

     這一下， 我和大嫂隻有同時寫信到上海， 將情況告訴父親和大哥， 父親又決定要我們（我、大嫂和三個孩子）一起到鎮江， 暫住在江蘇省高等法院鎮江分院籌備處的房子內； 暫時有了住處， 我又該上學了； 但是， 江蘇省的學校是沒有春季班的， 寒假過去了， 還未到暑假， 該怎麽辦呢？ 打聽到有一所京江中學在開高中預備班， 我正好還沒有拿到初中文憑， 就去高中預備班學習吧！

     這時已是1946年的春天， 大哥、二哥都在上學、母親、大嫂、還有三個侄子都要生活， 那時淮安是由新四軍占據， 不敢回去， 靠父親一人的收入來維持家庭經濟， 負擔是過重的； 故一方麵向大嫂借用她的首飾（據我所知這筆借賬以後並未還過）， 另一方麵向四叔（趙錫恒）求助， 理由是早在1934年四叔自費出國留學時， 父親曾經讚助他三千塊銀元， 估計應該有所回報吧！ 但不久後， 接到他從美國紐約來的回信， 說他已得到經濟學博士學位， 並在中國駐美的中國銀行工作； 關於經濟問題， 他表明是應自力更生解決， 特別提到“國瑛如已初中畢業，就可讓她自己謀生----”； 當時我看了非常生氣， 感到這種人是一點人情味都沒有； 而他的這句話， 卻成為我以後每學期向家裏要學費時的阻擋根據； 給我留下了“恨”的印象。

    我們住的是籌備處的房子， 江蘇省高等法院鎮江分院已籌備結束就要辦公了， 於是找了一處三開間二層樓的房子（鎮江大西路又新街34號）。我和父母親都住在樓上， 大嫂他們在樓下住。

    我在京江中學高中預備班的成績突出， 得了第一名， 可以免試進入高中， 我的學號是“1”號， 當然很喜悅；學校是在鎮江市東門外大學山上建了新校舍， 那裏距住家的路途要步行50分鍾， 我每天早上總是在上學的路上邊走邊吃一付大餅油條， 中午是在學校外麵的小店裏吃一碗陽春麵， 晚上才能回來飽食一餐； 這種情況，基本上是三年沒有改變； 二哥見我上學路遠， 下雨有困難， 就用他節儉下來的錢買了一件A.D.K.牌(名牌)雨衣給我， 我是感激不盡。

    1946年的暑假中， 在我過生日的那天， 來了一位淮安人， 給我送來了生日禮品（一對金介指）， 父親叫我相見， 我見他是一位和父親年齡相仿的男子， 就喊了一聲“高老伯”， 並深深的一鞠躬表示感謝； 當然我知道他是用我的生日來搭橋， 實質上是想與父親交朋友的； 父親在鎮江逐漸地站住了腳跟， 但家庭消費之大， 又要講排場、大手大腳的花錢是無底洞的， 這就給以後帶來了因家庭無積蓄而造成不可收拾的結果。

    大哥是1946年交大畢業的， 很順利的到了上海鐵路局工作， 他還在上海又找到一份兼職工作， 在我們這一輩人中， 看來他是第一個能掙錢的人， 大家都很羨慕他， 但是， 關於他妻子、兒女的生活費用全是由父親承擔、而他並不提及此事，好像這是應該的。他一人在上海，除了添置了一些西裝、革履外，還經常去舞廳跳舞。

    就在這時， “國軍”與新四軍在淮安進行拉鋸戰， 弄得老百姓難以生活， 都紛紛逃了出來； 有十三舅、十三舅母、四舅母、五舅母、四外婆和表弟妹大龍、大羊、大鄉等人來到鎮江， 是親戚， 都是要接待的； 床位不夠， 晚上就在樓板上打地鋪睡覺， 倒也很熱鬧； 當大哥二哥都在家的時候， 有一次， 大家想去甘露寺看看劉備招親的地方， 除幾位小腳老太外， 一家人全都去了， 因為人多， 步行時的距離就拉大了， 走在最後的是我和大龍、大羊三人， 因為我們是一路走一路玩的； 在路上，突然發現大哥在買炕山芋吃， 我和另二人急忙跑過去， 大哥見到就說：“又要我花錢，” 我聽了很不高興； 心想為什麽在我兩個哥哥中， 一個是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 一個是連自己的親妹、表弟、表妹想吃一點炕山芋都舍不得花錢呢？ 這件事情雖小， 但深刻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永遠忘不了。

    在我上高二的那年（1947年）， 江蘇醫學院（當時鎮江唯一的一所高等學校）的同學來聯係去參加反美遊行， 理由是：美國兵強奸女大學生（沈崇事件）， 可是， 在京江中學的風氣是死讀書， 對政治活動是沒有人過問的， 還有個別調皮的男同學講：“美國兵強奸女生與我們男生有什麽關係？ 叫女生去好了。” 搞得哄堂大笑， 弄得我們幾個女同學都低下頭而一聲不吭。

    在校時， 大家都是埋頭讀書， 不管閑事， 男女同學很少講話， 而我同座位女同學（陳文）經常會遇到有一位長得很帥的男同學（李嵐清）遞條子過來， 約她出去玩， 本來我與陳文比較親切， 放學的路上都是同行的， 遇到這種情況我就躲避了， 還與陳開玩笑說：“我不當你們的電燈泡。”陳文講：“他與我隻是談談學習、談談玩耍等事， 從未提起男女之間的事情。” 我說：“那就長期觀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