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往事 《黑與紅的童年》
一個女孩眼中的文革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這是1966年的春天，小學三年級的我們正安靜地坐在教室裏專心聽老師講課。老師手拿著粉筆，在黑板上一邊寫著，一邊講解課程。突然，教室門上方的擴音器發出“ 喂喂”的聲音。有人在上課時間試了一下擴音器。所有同學的注意力都被擴音器吸引了。這時，擴音器傳來校長的聲音，“全體師生注意了，接下來我們要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重要新聞。” 教室裏有些騷動，老師的臉上也略顯驚呀。自從上學以來，我們還是第一次被要求收聽新聞，而且是上課時間。老師停下了講課，放下粉筆，並要求我們靜下來。
過了一會，擴音器傳來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 “全國人民注意了，下麵播放重要新聞……” 播音員聲音鏗鏘有力。我覺得奇怪了，“全國人民注意了”， 是全國人民要同時收聽同一個新聞嗎？
老師站在窗前，她背對著窗戶，雙手放在身後依靠著窗台，仰著頭注視著門上方的擴音器，專心的聽著新聞。她叫鄒平是我們的班主任兼教語文和數學，她是我們學校最年輕，最漂亮的老師。她梳著倆條長辮子，穿著漂亮的天藍色的絨線衣和深藍色的毛料裙子。
當老師專心聽新聞的時候，有些同學在傳遞小紙條寫一些滑稽的話，互相竊竊私語，咯咯地笑。我看著我的同學們玩，但我不能加入他們，因為我是三好學生，要做同學的榜樣。我認真專心的聽新聞，努力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麽？雖然我不太明白新聞講的是什麽意思，但我知道這次新聞的重要性。否則不會全國人民在同一時間收聽新聞。
新聞播放結束之後，擴音器又傳來了校長的聲音，“各班老師和同學注意了，在接下來的時間裏，每個班級都要結合新聞進行座談討論，每個同學都要踴躍發言。”
校長的話結束之後，鄒平老師走到講台前說，“大家首先準備新聞的聽後感，寫好之後我們再討論發言。” 聽了老師的話，同學都拿著鉛筆，開始思考怎麽寫聽後感。
教室的門敞開著。因為我在我們班上是個矮個子，所以我總是坐在第一排。從坐位上，我可以看到教室外的走廊，一些老師聚集在走廊，我們老師鄒平離開教室也加入其中。老師們竊竊私語，顯得非常神秘。
教室裏，每個同學都拿著鉛筆，都不知道如何著手。看到老師不在教室，很多同學就離開自己的坐位，去看其他同學怎麽寫的。宋林是我們班的班長，他看到大家都不知道怎麽寫，就很自信的說，“這不是很簡單嗎？因為新聞裏提到一個 ‘三家村’ ** 的村莊，還提到反黨集團攻擊毛主席。所以，連起來就是 ‘三家村’ **農民和反黨集團鬥爭。三家村的農民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經宋林這麽一講，同學們都恍然大悟，於是就跟著他的思路，開始寫聽後感。我也是。
過了一會兒，老師回到教室，“準備好了嗎？哪位同學願意第一個發言？” 老師問到。
同學宋林很自信的舉起手，他站起來，大聲的讀他寫的聽後感。他說， “ 聽了這個新聞讓我深受感動。 ‘三家村’的農民是我們的學習榜樣，他們勇敢的與那些反黨，反革命的壞人做鬥爭。我們要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向三家村農民學習……”。
宋林還沒有說完，老師立刻打斷他，拍了一下他的肩，並讓他坐下。雖然老師什麽也沒有說，但是同學們也都明白他說的不對。
我回過頭看到，宋林臉變得通紅。他以第一個發言人而自豪，沒想到卻被老師打斷了。他困惑的望著老師，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裏。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他低下頭，不停的擦著額頭，好像在流汗。
接著，老師走到我的書桌前。我用手掩住了我的筆記本，低著頭，不敢看老師，因為我寫的聽後感與宋林的基本相同。然而，老師似乎沒有注意，我故意用手掩住筆記本的舉動。她拿起我的筆記本看了看，但是沒說什麽，就放下了。接著，她繼續檢查了其他幾名同學的筆記本。然後，她不讓我們繼續發言了。我猜想其他同學寫的聽後感與宋林的差不多。老師走到講台前說，“大家回家繼續收聽廣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將會反複播放。等你們聽明白了，再寫聽後感，明天我們繼續討論。”
我認為宋林說的沒有錯啊。 ‘三家村’ 就是一個村子，村子裏的大部分人肯定是農民。那麽反革命團夥從何而來呢？我感到困惑，但又不敢問老師，我準備等回家問問我媽就會明白。
放學後，我和鄰居的小夥伴們一起在外麵玩，完全忘記了我們應該繼續收聽新聞。
晚飯後，鄰居勞叔來我家。撈叔和我爸是多年的好友，他們共同愛好是養熱帶魚。勞叔在一家出版社工作，他時常帶來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新聞大事。“今天，全國人民同時收聽新聞。你明白新聞的重點了嗎？” 他的表情非常嚴肅認真。我明白他說的新聞和我在學校裏聽的一樣。
我爸和勞叔談論著今天的新聞廣播。通過他們的談話，我終於明白了今天新聞的內容。原來 “三家村 ” 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合用的筆名。他們以《三家村劄記》等為題寫了一係列文章。在這些文章中，通過村民和知識分子對話的形式，攻擊毛主席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份子。
“又一次政治運動即將開始，它會比之前的每一次政治運動更大。”勞叔叔很神秘的樣子說。
“真的嗎？” 我爸和我媽相互看了一眼。我感覺我媽和我爸在聽了勞叔叔的話之後有些緊張和擔憂。（直到兩年之後的1968年，我才明白他們為什麽那麽的緊張和擔憂。）
我將勞叔的話和今天學校走廊裏老師們的竊竊私語聯係起來。哇！看來真的會有什麽大事情發生！
我打開日記本，記述著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1966年5月8日。我喜歡記日記，自從我識字開始，我就記日記，有不會的字就用漢語拚音代替。我保留著一本本的日記本，雖然並不是每天都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需要記述，但是我仍然保持這個良好的習慣。我的日記很簡單，我的故事發在我們鄰裏之間，我的學校。
** 1961年9月 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為“豐富刊物內容”、“活躍氣氛”、“提高質量”，開辟了一個專欄《三家村劄記》。簡稱“三家村”該專欄邀請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三人合寫。他們約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輪流寫稿。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動下，“三家村劄記”遭到批判，該專欄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他們三人被認定為是“反黨集團”。對“三家村”的批判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終導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潰。鄧拓、吳晗也在不斷升級的批判與迫害中含恨而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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