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費普一生中有三個時候與合唱有關。這裏說的合唱，是指音樂意義上的合唱，不是光指人數很多。象文革的時候，費普天天要和許多人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語錄歌，唱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那不算。
費普第一次見到合唱，是他剛上初中不久。在費普上學的路上，有一家漢口最大的教堂，是天主教的。那時他家住在英租界，學校在法租界，那座教堂便在他上學的路上。
那時的漢口，以那座著名的江漢關鍾樓為界，沿江往下都是租界區，英租界，法租界，再往下走，是俄租界，再走，是德租界，日租界，再往下，就是郊外了。對漢口人來說，那曾是很遠的地方。那時的漢口人，將方向隻稱為“上”“下”兩種。上頭，也叫高頭，是指六渡橋一直到橋口，就是漢口的西頭，長江與漢水的交匯處。那一帶是漢口的老城區，是大漢口的開埠之地。下頭，也叫底下，是指江漢關以下。當然，也有更相對一些的說法，凡是下遊的，都叫下頭，比如身在橋口時，便可把六渡橋叫下頭。反之亦然。有人說，解放以前，漢口最有錢的人和最好的房子都在下頭，這話大約是對的。今天也依然如此。但是在洋人到來之前，那一帶卻是一片荒灘荒地荒湖，與我們今天坐輪船時，沿途見到的鄉下江岸灘塗差不多。有錢人和好房子，原來都在上頭的。就是在老人們說的“五口通商”之後，短短的幾十年，洋人們你劃一塊我圈一塊，將那些荒灘荒地荒湖迅速地弄成了一個新世界，一個高等區。很有一點今日新區的味道。那時的洋人很注重建築質量，似乎打算在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住下去，一座座房子做得又別致又結實，而且，沒有兩幢是相同的。近一個世紀了，沒聽說有倒塌的。前幾年一些房產商在這一帶拆舊房搞開發，真是費勁得很，比拆新房還難。拆房的民工說，洋鬼子做的東西就是紮實，別的夯一榔頭就行了，這裏要夯十榔頭。其實這些房子都是中國人做的，連那些建築材料，除了一些馬桶，吊燈，門把手之類的小零碎，也都是中國做的。直到今天，市裏許多要人的宅邸和重鎮機關都還在這裏。早年開埠漢口的那些先人們聚居的鬧市區，漸漸倒成了貧民窟。一九三九年日本人轟炸漢口時，炸彈都是往那兒扔，讓那日漸衰落的城區更顯破敗不堪。稍有錢勢的華人，也都紛紛搬遷到租界區去了。費普家住進去要早一些。費普的父親年輕時在法租界的法國領事館當雜役。他幹的活，類似我們一些首長的生活警衛員：購物，跑腿，做清潔衛生。他沒有什麽文化，隻讀過幾年完小，但人很聰敏。幹著幹著，便會說許多法國話了。那時，許多在洋人的公司銀行輪船上做活的中國人，都能很快地學會說一些洋話。那種掌握外語的速度和能力，比今天許多從中學一直讀到大學的學生要強得多。盡管他們許多人連一個字也不會認，連一個字也不會寫，但那外語是很實用的，有的人甚至還有二外三外，能同時對付幾國的人。我就見過一個這樣的人：是一個西餐廳的“boy”－－也就是中國人說的跑堂的－－他能流利地用英語、法語和德語報菜名、酒名和價錢，還能說一些迎來送往的禮貌語，過了幾十年，他居然還沒忘。費普的父親在法國領事館幹了幾年，很招領事夫婦的喜歡。這對領事夫婦沒有子嗣，便將他收作義子，職務也升為管家。這也有點象我們那些首長的貼身警衛，機靈一點的，許多後來也都做了大首長。前麵說了，費普的父親人很聰敏，又生得清秀，在這樣的西洋文化熏陶中，很快演變得文質彬彬高雅俊逸，再配上那一身得體的西服革履，全然看不出一個集稼嘴雜貨商子弟的氣質來。在本世紀初的幾十年中，許多的漢口人都是這麽夢幻般地改變了自己的。隨著那一片五花八門結實又精美的租界建築的升起，一批另類漢口人也誕生了。文革初期，費普幫他父親燒照片的時候，看著上麵那個優雅華貴氣宇不凡的男人，宛如一個隔世的貴族或三十年代的電影明星。慨歎之餘又有許多恐懼，心想，這些東西要是讓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看見，怎麽辯說都是無濟於事的。雖然那時費普的父親早已是一副勞苦大眾的模樣了，但這樣一來，更會讓人起疑，那時許多電影中的潛伏特務，都裝扮成勞苦大眾的模樣。
費普的家在英租界一條寧靜舒適的裏份中，那是他父親結婚時買下的，獨門獨戶一樓一底共四間房，每間房都很大，樓下水磨石地麵，樓上地板，都是紅色的，廚房廁所在後天井中，上下兩套，用現在的話說，雙廚雙衛。每間房都有兩麵牆的窗戶，窗戶很大，所以一年四季光線都很好。還有很寬闊的窗台，可以擺放一些山水盆景插花燭台什麽的。後來費普家住房緊張的時候，那窗台可以放下全家的鍋碗瓢勺剩菜剩飯。前院依牆有兩個小花壇，種了幾株夾竹桃，常常把花開到牆外去。樓上還有一麵小小的平台，可曬衣乘涼。後來費普的妻子計算過，連後麵的天井和前麵的小院加在一起，共有一百八十多個平方。在那時的漢口，這要算豪宅了，起碼是康居樓。那時能住裏份的人不多。大多數人住的是那種沒有廁所沒有自來水的磚木結構的老屋或歪歪斜斜的板壁房。這些房子，至今在高頭還能見到一些。實在歪得很厲害了，便在外牆斜打一根柱子撐著。不過那樣的板壁房便是塌了，也沒有太大危險，連頂帶壁都沒多重。那時能住裏份的，一般也就是一兩間房，樓上樓下幾家共住。再好一點的，便是樓上一家樓下一家。所以象費普家那樣一家一套的，算殷實人家。費普從出生一直到死都住在這裏，隻是其間居住麵積有幾次變化。解放後幾年，他家便讓出了樓下的房間。文革中，他全家六口人－－父親，母親，他，他妻子，女兒，還有那個終身未嫁、一直隨他家生活的姑媽－－統統被趕到樓下朝北的一間二十四平方的房間。這對費家來說，簡直象進了地獄，但那時的漢口，一家五六口人住十幾個平方多的是。八十年代，政府返還他一間，朝南的。後來女兒結婚，占據了那一間，他又回到了朝北的一間。他們曾申請政府發還全部房產，但政府說，這房產是他父親自願上交的。一查房產檔案，還果真如此。政府還說了，這房子一直以來由政府管理維修，花的錢比這房子都多。
費普上中學的那一年，突然會感覺到孤獨了。那時他不知道，這其實是一個孩子在進入青春期時常見的一種現象。他常常為這孤獨痛苦或甜蜜。費普的父母生下他之後，不知怎麽就再沒有生育了。那時的家庭一般生育都很多，象他這樣家境的人，要多生就更容易。請保姆請奶媽，怎麽生都行的。他那個裏份的住戶，大多是教師，醫生，會計，銀行職員或中小商行的經理－－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中產階級，大家穿戴都很得體，言行很有禮貌，互相間交往很有分寸，樓上樓下左鄰右舍張太太李先生陳醫生王律師見了都叫得很親熱的。但決不會過分親密。因此，各家各戶的孩子們也不太來往，放了學，各自在家做做功課，聽聽無線電或不聲不響地玩玩具。不像高頭街巷裏的那些孩子三五成群一天瘋到黑，打珠子，賭洋畫，官兵捉強盜，到漢水裏去摸人家船上的西瓜，隔幾條街的人都能混熟。費普的母親也算一個大家閨秀，學曆比他父親高出許多，在一家女校教過英語，但結婚後就不再工作，在家裏操持一點家務，讀讀小說，彈彈鋼琴－－那鋼琴是法國領事夫婦離任時送給他們的，或者邀了三兩女友來家小聚，聊天，打撲克牌，下彈子棋，有時夜間也出去跳跳舞，那時漢口的夜生活很發達，一些老漢口至今還記得那時的一些有名的舞廳，酒家，夜總會，記得那幾支風靡江城的爵士樂隊－－“波依也”，“夜巴黎”，“安多樂”……一說起來，腿都會情不自禁地扭動。他們鄙夷不屑地說，如今這些舞廳這些樂隊，哼，連過去的一半都趕不上。前些年，幾個還活著的老爵士樂手在慫恿下又聚集起來重操舊業，一些老舞迷們聞說後激動地趕去，試了一兩場，有許多感慨又有許多失落，說大不如以往，太丟生了，那薩克斯吹得，都關不住風了……據說，費普的母親就是在舞場上遭遇了那一次很猛烈的婚外戀情，後來神經便有了些毛病，一直到文革中去世，未曾好利索過。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來武漢，一大批文藝人士也來到此地，演戲,唱歌，畫畫，寫詩，開會，演講……一時間，名流雲集，將武漢變成了全國文化藝術的中心。那位三廳抗敵演劇隊的男演員就是在那如火如荼的一瞬間與費普的母親相遇的。過了如火如荼的一小段日子後，那象蝗蟲一樣飛來的各路名流又匆匆忙忙地飛走了，那男演員從此也杳無音訊，將一個癡情女人弄得恍恍惚惚。解放後，費普的母親曾說某一個有名的大導演就是當年那位男演員。但她說這種話的時候，總是不太清楚的時候，清楚的時候，她又什麽都不說，所以，人們也不能太當真。文革初期，北京有人來外調，說那個大導演自己都招了。可費普的母親一口咬定從來不認識這個人。不久，有消息說那個大導演自殺了。這次費普的母親徹底地瘋了，見人就說，××怎麽還不來呢，我還懷著他的毛毛呢，他不來我怎麽好生下來？費普的母親一邊說，一邊拍打著自己那故意朝前挺起的肚子。
費普從家裏走到新入學的中學要走好幾個街區。可以有幾種走法。可以走繁華的中山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也可以走靜謐的鄱陽街洞庭街，還可以走曲曲拐拐的裏份。那座天主教堂就在那條洞庭街上，占據了很大一塊地盤。人行道邊，有一長溜鏤花的鑄鐵欄杆將教堂遠遠地隔在一片草坪之後。教堂兩邊還有花園，花園兩邊又是兩排低矮一些的建築。後來他知道，那是神職人員們居住、休息和辦公的地方。教堂後麵，有一座很高的鍾樓，在家時，他每天黃昏和清晨都能聽見從這鍾樓裏傳來的鍾聲。鍾樓後麵，是一片墓地，也修飾得像一座花園一樣。那一天放學比較早。一段時間以來，學校的生活有些異樣了，常常早早地就放了學，有的任課老師兀然間也再不來了。一些消息靈通的同學在私下裏說，北方打得越來越厲害,共產黨快要過來了。後來陸陸續續有幾個同學隨家人一起走了。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台灣，有的去了英國和美國。其中有一個女生，就是那個叫費普一看見便會感到孤獨又甜蜜的女生也走了。臨行的前幾天，她邀了全班的同學到她家裏聚會。在她家的花園中吃過冷餐之後，她淚眼漣漣地向大家告別，說永遠想念大家，想念母校，想念可愛的江城，還念了她自己寫的一首詩。大家都落淚了。費普也落淚了，這是他懂事以來第一次為情感而哭泣。在家裏，費普偶爾也聽見父母親在說走和留的事。那時，父親已不在法國領事館做事，那法國領事於二戰爆發後不久就離任了。德國法西斯占領了他們的祖國，很快便建立了維希政權－－就像中國的汪偽政權。盡管維希政權對原來派駐國外的外事機構一律保留沿用，但那對領事夫婦不想幹了，他們是愛國者。他們也沒有返回維希政府的法國，而是與幾位同胞一起，在法租界買下一座建築，改建裝修之後，做成了一家很有名的飯店。直到今天，這個飯店還是漢口一家別具歐陸風情的涉外飯店。這家飯店開張之後，費普的父親也過去了，做了接待部經理。在共產黨的軍隊打下濟南之後，那對領事夫婦和他們的同胞要回法國去。臨行前立了一個字據，將這座飯店贈予費普的父親。這樣，費普的父親突然有了一生中最大的一筆財產。隻是這筆財產僅僅擁有了幾個月的時間。領事夫婦回國前對費普的父親說，希望他們一起去法國。十多年來，他們與這個義子的感情已經很深，那種分別,像親人之間的生離死別一樣。那時，費普的爺爺還在，老人在漢口生活了一輩子，怎麽也不肯離開這個生養之地。費普的父親是個獨子，又是個孝子，當然不能拋下老父親遠走他鄉。再說，他向來與軍政無涉，不黨不派清清白白做了一世本份人，覺得留下也無大忌。那時他對這場變動了解太少，不知道他的這些清白中，有許多在別人看來是很不清白的。
那次放學很早的下午，費普悵悵惘惘地朝家裏走著。那是一個深秋，起了風，很有一些寒意，小街兩邊的法國梧桐樹葉一片一片往下飄落，積在路麵上，又隨風向前擁去，劃出一些很寂寞的沙沙聲。走近那座大教堂時，他隱約聽得一陣縹縹緲緲的聲音從那教堂深處傳來，宛若天際風的嗚咽，又宛若靜夜海的湧動，勾魂攝魄的，讓人的心一下提了起來。他立住聆聽了一會兒，輕輕推開那扇沉重的大鐵門，循聲向裏麵走去。走上十幾級台階，走進教堂的大門。他看見大廳裏黑壓壓的一片坐滿了人，竟一點聲息都沒有。教堂前方，在那穹形的碎花彩色玻璃窗上方，是那尊耶酥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巨大塑像，高高地懸在教堂頂端。那彩窗左側，站著幾排身著白衣的人們，他們當中有些人和費普差不多的年紀，正在一架管風琴的伴奏下唱歌。他聽到的如海如風的縹縹緲緲的聲音，正是他們發出來的。他不敢相信，那聲音竟是人的聲音。在學校裏，他是唱過歌的，《童子軍軍歌》，《獻給飛虎隊》，《努力歌》，《總理紀念歌》……但那些歌，隻不過是帶了點高低快慢的說話或喊叫而已－－“努力努力，向前走走走！努力努力，打倒舊的，努力努力，建設新的……”“我們總理，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專製，建設了共和，產出了民主中華……”在家裏的那隻留聲機上，他也聽過一些戲文和小調,梅蘭芳的，譚元壽的，周旋的……但現在聽到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聲音。這是由許多人發出的，似乎有許不同的聲音，又混合成一種聲音，那是任何一個人也不可能發出的聲音。而且，那聲音不像是從嘴裏發出來的－－盡管那些人都一開一合地動著嘴－－而是像從他們頭頂上很高遠的地方傳來的。那一刻，他像被這種聲音掏盡了五腑六髒,空空的隨那聲音向一種高遠處飄去。於是，多日來壓抑著他的那種少年的孤獨與甜蜜，被這聲音衝洗為一片純淨與光亮，一片寬闊地向上冉冉升去，有一種如醉如癡的鬆弛與寧靜。這些歌都是用外語唱的，它們的詞他一句也不懂，但他覺得從來沒有這樣與音樂親近過。
以後，每當放學早，他都要來聽聽這座教堂裏的合唱。來的次數多了，他便被人注意到了。那天，他坐在後排癡迷地聽著，一隻手輕輕搭在他的肩上。他回頭一看，是一個洋神甫。那洋神甫一開口，竟是一口地道的漢口話：“小朋友，喜不喜歡這個地方？”費普說：“喜歡聽他們唱歌。”洋神甫說：“願不願意來唱？”費普喜出望外，連忙說：“願意。”
那天的彌撒做完之後，洋神甫將費普帶到那一群唱歌的人中間，讓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教費普唱唱試試。那女孩長得很美麗，聲音清亮又柔和，個子比他快高出一個頭。那女孩說，我叫姚曼，你叫我姚曼姐姐吧。姚曼姐姐便教費普唱歌。費普已聽過許多天了，那些歌的旋律也很簡單，所以那姚曼姐姐沒教幾遍，費普便能唱了。隻是他不懂歌詞，一些地方隻能啊啊咿咿含含混混地唱下去。他不好意思地說，我不會唱詞。洋神甫溫和地一笑說，沒關係，主都能聽得懂。姚曼姐姐給了他幾份歌譜，問他會不會識譜。費普說他在學堂裏學過的，但不熟練。姚曼姐姐說，沒有關係，你試一試，不行的話，我可以教你。然後她用一支鉛筆，在那幾張歌譜上劃了一些線，對費普說，這些劃了線的是你唱的，其他的你不唱，這叫合唱，有很多不同的聲音，然後合起來，變成一種新的聲音。你的聲音，你的旋律，和別人的聲音，別人的旋律，合成一種很美的聲音。
費普接過歌譜才發現，姚曼姐姐給他的是五線譜，他在學校裏學的是簡譜。他看著上麵一排排齊齊整整的譜線，看著譜線上密密麻麻的譜號－－那譜號是橢圓形的，有的帶一根尾巴，有的沒有尾巴，有的尾巴上還綴有一兩道小胡須，宛若一幅神秘的符咒。這符咒讓他覺得親切又新奇。他知道母親的鋼琴上就是這種五線譜，但他從來沒有認真打量過它們。
費普帶了那幾張五線譜回家，要母親教他。母親有些吃驚，問他是從哪兒來的,費普如實說了。費普是一個不會撒謊的孩子。母親拿著譜子看了半天，他發現母親不是在看譜，而是在出神。後來，母親回過神來，將譜子放上鋼琴的譜架，雙手向琴鍵摁去。那一刹那間，費普聽見了教堂裏那種勾魂攝魄的聲音。母親將譜子彈了一遍，然後將該他唱的那個聲部用單音彈給他聽。母親一句一句地彈，讓他一句一句地唱。他說，他唱的和他教堂裏聽見的不一樣。母親說，你唱的是你的聲部，你去和他們一起唱的時候，就會一樣了。然後，母親很簡潔地教給他識五線譜的方法。母親說，五線譜熟了以後很容易認的，一眼就可以看出聲音的高低長短來，就像看一幅圖畫的紅黃藍綠一樣。於是，母親用這種先唱後讀的方法，讓費普很快學會了五線譜。母親對費普說，像你這麽大小，是學音樂的最好時光。音樂是要入心的，人太小了，裝不下它。人太大了，心又裝了許多別的東西。費普問，那現在裝了音樂，將來不是裝不了別的東西了嗎？母親一笑說：裝下了音樂的心，會變得非常闊大，以後能裝下更多的東西。
費普很快成為了教堂唱詩班裏的一名正式成員。做彌撒的時候，追思悼亡的時候，聖誕節的時候，他都站在那一群白衣天使般的人們中間唱一首又一首的歌……後來他知道了，那其中許多優美的歌曲，是世界上一些最偉大的作曲家的作品。
他第一次以自己的聲音加入到自己的那個聲部，又以他的那個聲部加入到整個合唱的時候，他在那美妙奇幻的和聲中，覺得自己整個人都熔化了，蒸發了，變成歌聲向著天上飛去。開始，他就像他母親說的那樣，在那豐富的和聲中，清晰地聽見了自己，也聽見了別人。後來，他不再聽見自己，也不再聽見別人，他和其他每一個人的聲音，不同的聲音，共同編織成一個奇妙超凡恢宏深邃的，任何聲響都無可比擬的音樂。就像萬千條五彩繽紛的絲線，共同編織了一幅美麗的錦繡，已經不再看到一根根的絲線 ，而是一幅渾然的畫圖。
那些歌詞大多是拉丁文的，洋神甫和姚曼姐姐講了一下它們的意思，發音隻須照它們的字母拚出就行。怕記不住的人，會用漢字在它們下麵標出讀音來。這些歌的歌詞都很簡單，翻譯出來就兩三句話：“我們如羔羊，我們都如迷途的羔羊。我們如羔羊，我們都如迷途的羔羊。我們讓每個人，返回他自己的方向……”有的從頭到尾就幾個字“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也不知道是什麽意思，但費普覺得，在他學唱過的所有歌曲中，隻有這些合唱，真正讓他心動。
讓費普刻骨銘心的那一段合唱生活不久就結束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漢口城裏一陣騷動混亂之後，突然很詭秘地沉寂了幾天。然後，一支支身著黃軍裝的部隊開了進來。一時間，滿城都是扭秧歌的。費普很奇怪，那些從來不唱歌不跳舞的市民，怎麽一夜之間全都會了這種由鑼鼓伴奏的歌舞 ？
費普父親的那座著名飯店被軍管會接收了，陸續住進去了很多軍政要人。費普的父親沒有聲明自己是這飯店的主人。他如同一個管家一樣，作了各種交接便回到了家裏。後來，他做了這家飯店的副經理，又做了客房用品倉庫保管，最後到飯店後麵的鍋爐房去燒鍋爐，直到文革後去世。費普的父親比費普的母親多活了十年。
費普五十年代中期讀完高中。他沒有考取大學。在家閑散了幾年，其間又考了兩次，還是沒有考上。那時，他家境雖然已不似舊日那般殷實，但比一般人家還要好過得多，早年積下的金銀細軟時不時就可以變一些錢回來，那時的物價又便宜又穩定，從這一點說真是一個好世道。在那個火熱的大躍進年代裏費普參加了革命工作，先是被街道安排去大辦鋼鐵，到龜山去挖觀音土，運回來捶碎，做成一隻隻泥筒筒，叫坩堝，放上一些碎礦石和別的什麽東西，送到鼓風爐裏去煉，煉出一塊塊形狀怪異的沉甸甸的東西，放在紅綢子上，敲鑼打鼓抬到區委去報喜。大辦鋼鐵完了以後，他到一家土產公司做了和他父親一樣的工作－－倉庫保管。他那一生未嫁但心氣高遠的姑媽為此痛心疾首，為費家三代單傳的這麽一個獨苗最終落得這種境地唏噓不已，也不顧及費普的自尊心，將一句名言叨叨了好久：一代英雄三代癡!不知下麵兩代還要吃什麽苦頭呢。
費普似乎沒有為自己落得這種境地而覺到有什麽特別的痛苦。他從小就是一個沒有什麽大誌向的人。再說，倉庫保管是件很清閑的差事，和當幹部差不了多少。每天上班往辦公桌前一坐，收貨發貨，清點賬目，也無須和太多的人打交道。到了二十四五歲時，別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女朋友，在一家區醫院做護士。倆人談了半年戀愛就結婚了。對方本來還有許多猶豫：嫌費普家成份不好，還有一個半瘋的母親，工作也沒有太大出息。但見他斯斯文文很有教養的樣子，終究動了心。再說，他家還能給他一間結婚的房子。那時的漢口，要弄一間房比弄十個老婆還難。許多人家越住越擠，一間隔成前後兩間，兩間又搭成上下四間。爹爹婆婆兒子媳婦女兒女婿孫子外孫，渾渾沌沌擠作一團。像費普那樣，有一間24平方的房子結婚，其實還可以找條件更好一些的－－許多人都這麽說。於是，費普的那位護士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又覺得自己占了一個很大的便宜。那個護士是高頭的人，高頭的人大多數出身好，在新中國，這本該是件值得驕傲的事，但高頭的人在下頭的人麵前又往往有些自卑，在說出自己住在哪裏的時候總有些為難。談戀愛時，她從不帶費普去她家，總是她到費普家來，有時還帶一些女友來。聽她們讚揚費普家的房子，讚揚費普家那些美麗華貴的家具擺設，臉上便洋溢出新娘的熱情來。每當這時，她總會說，原來連樓下都是他們家的呢！在費普結婚的前幾天，那位護士提出來將鋼琴賣了。她說，這東西擺在家裏，又占地方又打眼，來了人一看，就知道這家人解放以前不是勞動人民。於是將鋼琴賣了。也是，解放後，這鋼琴的琴蓋就沒打開過幾次。寄賣行給了一百二十塊錢。費普的父親心疼地說，你看看這琴是什麽牌子？是斯坦威哪！從德國定來的，解放前都要好幾千現大洋呢！寄賣行的人說，舍不得你就拖回去，現在誰要這種東西？人都要餓死了。你這個琴要是灰麵做的，我們肯定給你大價錢！幾年以後，費普一家都慶幸當時將那鋼琴賤賣了。不然的話，那幾次抄家，肯定砸成一攤廢銅爛鐵破木板了。又很多年以後，費普的妻子在一個朋友家裏談起鋼琴，一說到斯坦威的牌子，那人眼睛都直了，啊呀呀呀，如今沒有五十萬你摸都別想摸一下。這讓費普的妻子真正心疼了好長日子。
費普婚後第二年生下一個女兒，那時正是缺吃少穿的歲月，全家人的心思都兢兢業業用在衣食溫飽上。過了一段又艱難又充實的日子。
費普第二次與合唱相關聯是六十年代中期。那時，首都北京搞了一個大型革命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風靡了全中國。於是，武漢也要搞一個小《東方紅》。雖說稍小一點，但對於武漢來說，也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巨大的。調集了全部專業藝術團體藝術院校聯合作戰不說，還要從業餘文藝界抽調大批骨幹上陣，群舞表演一類，在舞台上竄來竄去造氣氛壯聲勢還好辦一點，那近二百人的合唱隊就不好瞎湊合了。一些人雖然能唱唱歌，但一分聲部就糊塗了，不是跑調跑得不知去向，就是幹脆一齊唱到主旋律上去。外行人聽聽熱鬧還勉強湊合，要是北京和各地專家們來一聽，就混不過去了。那是一件嚴肅的革命任務呢。
那天，費普在回家的路上遇見了姚曼姐姐。雖說十幾年過去了，費普還是一眼就認出了她。姚曼姐姐卻一時認不出他來。費普說：“我是費普，在教堂的唱詩班裏你教過我唱歌呢！”說到這裏，費普的心裏一下漫上來許多溫暖，眼淚都要湧出來了。姚曼姐姐一下抓住費普的雙手，興奮得大叫起來：“哎呀，是費普呀！太好了。今天碰到你真是太好了！你變成一個這麽大的大小夥子了－－”姚曼姐姐的聲音依然如當年那樣純淨清亮，姚曼姐姐依然如當年那樣美麗熱情，姚曼姐姐的手也依然如當年那樣溫暖柔軟，姚曼姐姐似乎一直沒有長大。費普真的是很激動了。他很久沒有這樣的激動了。包括他喊她的那一聲“姚曼姐姐”，都讓他心顫。
姚曼姐姐說，解放後，她報考了中南文工團，後來改成了武漢人藝，就是現在的武漢歌舞劇院。她還是唱合唱。她喜歡合唱。現在正在排大型革命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也是唱合唱。姚曼姐姐說：“今天碰見你太好了。現在我們合唱正差人，特別差男聲，特別差會唱合唱的男聲。我們正全武漢市找人呢！碰上你太好了－－” 費普說自己許多年都不唱歌了。從教堂唱詩班出來，就沒有唱過歌了。
姚曼姐姐說，你那麽好的音樂天賦，這些年沒唱一點關係也沒有。你肯定比我們那兒許多人都唱得好。你一定來！我回去就跟我們指揮說。
費普說，怕不行的。我去看看你們唱吧。再說，我每天還要上班呢。
姚曼姐姐說，排《東方紅》還上個什麽班呐！市裏一個命令，一下就把你調了出來。
費普的心裏其實是很高興去唱的。一見到姚曼姐姐，他就聽見了當年的合唱。那是他一生中最超脫最單純最心曠神怡的時光。他對姚曼姐姐說，去我家坐坐吧，就在前麵的同福裏。姚曼姐姐也很高興，便同費普一道去了他家。那時費普的父母親還都在，費普的母親正好又是比較清楚的時候，於是他們一起說了許多往日的事情。費普的母親還說起了如何教費普識譜的事來。她說，可惜，鋼琴沒有了，我還記得你給費普的那幾首歌呢，不然我可以彈給你們聽。姚曼姐姐留在費普家吃了晚飯。那時，三年饑荒剛剛過去，食物依然緊張得很。一向講究吃喝的費家，傾其所有做出好幾道菜來。菜是由費普的父親做的。這個老鍋爐工，還特意騎車到江漢路冠生園買了幾兩叉燒，又用胡蘿卜和包菜做了一道法式湯，飯後還上了一道咖啡。那時早就沒有生咖啡賣了，隻有那種外麵包了一層白糖的速溶咖啡方塊。費普的父親將它們放進很講究的咖啡杯裏，用開水衝了，邊用小勺攪動邊嘟噥，這哪叫咖啡呢，這哪叫咖啡呢，當糖水喝吧。
費普是那種天生的合唱嗓子，音色平和穩定，沒有任何突兀之處。音準和節奏也極好，一融入合唱裏，你就再也聽不見他的聲音。他的聲音已變成這合唱的一部分，就像一滴水融入溪流那樣自然又和諧。合唱指揮一聽，非常滿意，問他能不能識譜，他說可以識一點，於是拿了歌譜讓他試唱，也唱得很通順。姚曼姐姐說，他還能識線譜。拿來一試，果然也行。這更讓指揮吃驚了。那時，一些專業藝術團體的演員都識不好譜，特別是那些唱民歌唱小曲唱戲的，許多年來就靠了耳朵聽熟再唱。就像今天的某些歌星一樣。那時很多演員學歌，得讓人一遍一遍地教，分聲部教。歌子一多，便難免出錯。盡管每個人都發了一本歌譜，演出時拿在手上。但對有的人來說，隻是一個道具而已。從頭唱到尾，一頁都不翻的。再加上這些人各是各的發聲方法，都極有個性極有特點，指揮耳朵又好，一個個聽去，仿佛是許多人各自唱著自己的獨唱。這些幾乎弄得他失了信心，不得不把幾個唱得特別嘹亮尖厲的人刪除了。指揮問費普是在哪兒學的音樂。費普不好意思地說，沒學過，隻在教堂裏參加過唱詩班。那個老指揮一笑，說，教堂音樂是合唱之母哇，合唱就是從那兒來的，難怪。為了這句話，這位老指揮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大型革命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指揮部很快為費普辦了借調手續。那個年月，這類活動有著至上的權威。偉大領袖毛主席說，我們有兩個軍隊，一個打仗的軍隊，一個文化的軍隊。後來不打仗了，文化的軍隊便顯得特別重要，連很多原來打仗的軍隊也變成搞文化的軍隊了。《東方紅》的負責機構叫指揮部，下設合唱連，舞蹈連，民樂連，管弦樂連……都是軍隊建製。費普後來便是在合唱連。
幾天以後，費普在倉庫上班的時候，商業局黨委派人來通知他，即日去大型革命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指揮部報到。來人說，沒想到，我們局裏還有這樣的人才。去了好好學，虛心學，回來把我們局裏的文藝演出隊搞好。商業局重視文藝工作在全市是有名的，盡管屬下盡是些被人瞧不上的服務行業從業人員－－理發員，炊事員，售貨員，保育員……人稱“八大員”，但由於生活在俗世社會中，性情都活潑開朗無拘無束能笑能說，曆屆職工匯演中總有出彩的節目。大躍進那年的一個說唱節目《我們都是人民的服務員》便得了個一等獎，上了報，還上了廣播，被一些人傳說至今。但參加這樣高雅隆重的藝術活動，似乎費普還是第一個。
費普回家一說，妻子也很高興，說要是能調到局裏去，大小也是一個幹部了。
費普報到的當天便去了合唱連。合唱連有二百多人，被安排在黨校排練。吃住也都在那裏。平日不許回家，一般不許請假，用今天的說法，就是封閉式的。合唱隊的任務很重，從第一首《東方紅》，到最後一首《國際歌》，全場幾十首歌都要一個音一個音唱出來。那時沒有現在的科技條件，弄一些人，事先錄好音，到時候放帶子就行。
十幾年過去了，費普的嗓音已從少年的高音變成了壯年的低音，因而他唱的都是那種低得沒什麽旋律的聲部。
兩百多張麵孔，除了姚曼姐姐，都是陌生的。懂事以來，他還從來沒有和這麽多的人在一起。開始的時候，他有些緊張，也有些興奮。但一開口唱，他就很舒坦了。許多人在一起唱歌的時候，他覺得和大家很親近，仿佛是用一種特別的語言，大家互相說著話。就像傍晚歸林的鳥兒，大家一起鳴叫，表示一種同類的呼應。這並不在於歌詞所指明的內容，而是大家一起發出的聲音。就是那首極簡單的，從他一進入新中國時就聽熟了的《東方紅》，當那四部和聲一起鳴響的時候，那種輝煌一下讓他想起了教堂裏的聲音。盡管那旋律那色彩是完全不一樣的，但那和聲造成的特別意境，是超凡脫俗的，是每一個個人所不能發出的，也不是一大群人在一起胡亂呼喊所能造成的。費普對合唱的和聲效果有一種近乎過敏的感受力，哪怕隻一個和聲組合，他都會覺得美妙至極，如夢如幻。對於他來說，演出和排練，唱一首完整的歌和練習一段發聲都是沒有什麽區別的。他的全部享受就是許多個聲部在溶和的時候產生的那種天庭之聲。那聲音像一道光，讓他暈眩，讓他升騰，讓他脫離了日常瑣碎平淡的生活。他甚至從來沒有想過，這裏唱的許多歌，跳的許多舞，是建立在對他的家庭、對他的家庭所屬的那個階級的戰勝或摧毀的豪情壯誌之上的。也沒有想過，那些被打倒、被斥責的群類中，也包含著象他父親這樣的人物。他隻是一首一首地唱下去，陶醉於那合唱的氛圍之中。對他來說，那些充滿階級指向性的歌詞，就像當初在教堂裏唱那些拉丁文的歌詞一樣。它們隻是一種發音的方式。“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在《東方紅》的許多合唱中，費普特別喜歡這一首。它的和聲，它的織體，它那男聲女聲的輪換與對比，以及這一切所編織的輝煌，都讓他陶醉其中。這是新中國誕生之前一支征服者的戰歌。那時正是他的一些同學隨他們家人紛紛逃離的時候，也是他在孤獨與悵惘中走向教堂，聆聽唱詩班的合唱並成為他們之中一員的時候。十幾年之後，他來唱埋葬他那個階級的戰歌，卻全然沒有往那歌詞的深處想去。
費普是一個很內向的人，多年來在日常生活中打交道的人，加起來不會超過二十個，知交是一個都沒有的。不管是在教堂的唱詩班，還是在《東方紅》的合唱隊裏，他都沒有特別要好的朋友。但在共同的歌唱中，他覺得自己在與他們每一個人交流。這歌唱著的每一個人都讓他親切。那每一張臉，每一個聲音，都是他的同類。就像一匹馬在萬千匹馬中，共同奔跑就行了。還須互相說什麽話呢？
排練 《東方紅》的日子，給費普那一段灰暗又拮據的生活帶來了許多的快樂。
姚曼姐姐見費普是後來的，不張不揚，二百多人一個也不認識，便常在排練間歇時與費普一起坐坐。進餐的時候，也端了飯菜找到費普那一桌來。他們便一起聊了許多往事。其實，他們共有的往事，也就是費普在唱詩班的那幾個月的時光。但不知怎麽總也聊不完。一次，他們還輕輕哼起那首《迷途的羔羊》。姚曼姐姐唱女高，費普唱男高。盡管隻有兩個人，兩個聲部，費普卻一下聽見了那音樂的全部。唱了幾句之後，兩人停下，久久不說話。費普後來說，這些年了，一直沒去過天主堂，不知裏麵是否還和過去一樣？姚曼姐姐說，做了印刷廠了你不知道嗎？那間做彌撒的大廳隔成了好幾個車間，擺滿了機器，從早到晚，哐當哐當的。
說著說著，漸漸就說到深處了。姚曼姐姐說，她現在是一個人，考進中南文工團不久，她與一個南下的幹部結了婚。兩人感情很好。那個人是一個編輯，在報紙編副刊。五七年劃成了右派，送到襄樊農場勞教。組織上要她離婚。開始她沒有同意，想等他改造好了回家。可是幾年過去了，他一直沒有改造好，反而又判了刑，轉成勞改了。組織上又找她談話，說你是革命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劃清界限。他也來信說離婚算了，自己很難改造好了。她家裏也給她很大壓力，說我們這個家庭也不太硬朗，原指望你找個幹部會對弟弟妹妹的前途有幫助。現在不光沒有幫助，反而雪上加霜了。她又拖了一段時間，兩年前辦了離婚手續。後來聽說那個人死了。有人說是病死的，有人說是餓死的，也有人說是自殺死的。姚曼姐姐說，那個人太強，太高傲，從來不曉得低頭的。她有一個兒子，十歲了，在她父母那兒。那天講到這裏，姚曼姐姐抬腕一看，急急說了一聲：時間到了。便匆匆跑去喊集合。姚曼姐姐是指揮的助手，召集安排都是她。還要教人唱譜。風風火火很能幹的樣子，一點也看不出來她經曆過這麽多不幸。
沒日沒夜排練了兩三個月，武漢《東方紅》在武漢最大的劇院－－武漢劇院正式演出了。這個劇院是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和蘇聯老大哥還在友好的時候修建的，建成時叫友好劇院。那時有一批這類建築，友好商場，友好展覽館，友好電影院，友好俱樂部……風格樣式都是蘇聯的。往解放大道那段路上一走，很象走在蘇聯的某一座城市裏。沒幾年，那些建築又紛紛改了名。因為蘇聯老大哥很快就變修了。那個最大的劇院還是裝不下這支龐大的演出隊伍，隻好在台下觀眾席兩側搭起兩座大合唱台。費普便站在這合唱台的最外側。他的腳下是女低音聲部，再往下便是觀眾。當輝煌的銅管樂器將《東方紅》莊嚴雄偉的前奏吹響的時候，舞台天幕上出現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慈祥的頭像，頭像四周閃著光芒。那時，這種動態投影天幕剛出現不久，讓人覺得如仙如幻。緊接著，那寬廣恢宏的大合唱響起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唷，他是人民大－－救－－星……”
大型革命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出了許多場。幾乎天天都演。有時一天兩場。場場爆滿。成為武漢市演藝史上一次長達數月的狂歡節。全國各地的觀摩者取經者絡繹不絕地趕來。一些重要的中央首長也來了。費普就這麽一場接一場地唱下去。那是他一生中整日整日在歌唱的日子。他一次都沒有缺席。有一次發燒，燒得很厲害，一連幾天三十八度、三十九度不退，但他依然唱著。唱著唱著那高燒後來自己退了。
這樣風風火火沒日沒夜的日子過了小半年，然後就嘎然而止了。一天夜裏，姚曼姐姐把費普從男宿舍叫出來，說，明天還演最後一場，《東方紅》劇組就要解散了。各連做完總結，個人做完小結，然後給大家發一個鑒定書，就各回各的單位。費普聽了，有點傷感。宛如當初他們班上的同學，一個一個離去時的那種傷感。他原以為，這合唱是可以永遠這麽唱下去的。姚曼姐姐說，她回去以後，馬上要到農村去搞“四清”。去搞“四清”的地點在崇陽山區，很苦，聽說連洗的水都沒有。姚曼姐姐說，要去一年，說不定更長。姚曼姐姐說這些話的時候，費普什麽話也沒說。他們沿著黨校冬青叢中的甬道慢慢向前走。那夜的月光很好，像詩一樣清澈又純淨，藍藍的。姚曼姐姐歎了一口氣，說，那時候，你要比我大該多好。費普聽了很感動，但依然不知說什麽好。姚曼姐姐隻好一笑說，你看，現在隻能做你的姐姐了。費普忽然冒出一句話來：其實你一點也不顯年紀，你看起來很年輕呢。這話一說完，姚曼姐姐就握住了費普的手。她先是握得很緊，像一次熱烈的擁抱。後來鬆開了一點，用她的手指輕輕地撫摸著費普的手心，像一次熱烈擁抱之後溫柔的愛撫。這是費普一生中最幸福最甜蜜的一個夜晚。其後許多年中，他將這個晚上來來回回想過許多遍。姚曼姐姐的手後來不再動了，像一次激情過後的幸福與慵倦。她平和地握著他，也不鬆開。她抬頭望了一眼月光，輕輕哼起來：我們如羔羊，我們都如迷途的羔羊。我們如羔羊，我們都如迷途的羔羊。我們讓每個人，返回他自己的方向……
費普回去以後，就被調到局宣傳隊。他鑒定寫得很好，除了思想作風好排練紀律好團結合作好之外，還說他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和認真的鑽研精神，圓滿地完成了大型革命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任務。
去了宣傳隊之後，他才發現自己完全勝任不了那裏的工作。在那裏，人人都要吹拉彈唱連編帶演什麽都會。漁鼓，道情，槍杆詩，舞蹈，快板，獨幕劇。放下胡琴就上台，下了台就敲鑼鼓。一個個雜耍班子似的，十八般武藝俱全。用他們老隊員的話說，一末十雜，燒火引伢，沒這個本事，哪能吃這碗飯呢！除了唱合唱費普什麽都不能幹，隊長就讓他唱獨唱。哪知費普竟緊張得開不了口。終於唱出了聲，那聲音又顫顫巍巍細若遊絲，仿佛被人卡住了嗓子眼一樣。費普囁囁嚅嚅地說，他從來沒有一個人唱過歌。
費普在宣傳隊坐了一些日子冷板凳之後，被調到土產公司工會，那是他原來那個商店的上級單位。終於應了他妻子的那一句話：大小是個幹部了。不過是以工代幹，幹的活也和原來差不多，保管發放一些福利用品，誰家生了病死了人，按規定送去補助費撫恤金，工作很繁瑣，可倒是一種積善積德的事。
緊接著文化大革命就來了。有人說，兵荒馬亂的日子，每一天很難熬，十年卻很容易過。對於費普來說就是這樣。幾十年就這樣踉踉蹌蹌過去了。九十年代初，土產公司實在支撐不下去了，無聲無息地散掉，費普也就提前退了休，他退休在某倉庫經理的任上，算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幹部了，副科級。在那之前，他有過許多起起落落，挨過批鬥，受過審查，當過倉庫搬運，帶過知青下鄉，在公司革委會幫忙寫過講用材料，賣過茶葉，跑過采購……他命運最後的改變，還是因為那個法國領事。八十年代初，一位顫顫巍巍的法國老人來到漢口，找到他領事館舊址，找到了他的那座飯店。他問起那位費先生，問起他多年來牽腸掛肚的義子。外事辦的人花了很大功夫打聽，告訴他，那位費先生已經去世，費太太也已經去世，他們的一個兒子還在漢口。於是費普和那位法國老人見了麵。老領事擁抱著費普，熱淚縱橫。問了許多有關他們家的問題，外事辦的人就在旁邊，費普又不會法語，所有的話都須外事辦的人翻譯，自己那張嘴巴幾乎就不會說話了，隻說還好，還好，還可以，一般吧……那翻譯卻翻出了許多話來對那法國老人說。於是那法國老人便不住地點頭。法國老人問費普願不願意去法國，全家一起去也可以。法國老人說，你父親是我的孩子，你也是我的孩子。費普說，我什麽本事都沒有，去了以後隻會給您添麻煩。這件事，外事辦作為一件愛國事例，通報給了商業局。商業局很快將費普“以工代幹”的帽子摘了，安排到某倉庫做副經理，幾年後升任正經理。那時的費普已是知天命的年紀了。
那個法國老人回國後給費普寄過幾次錢，還寄來過一台菲利普彩電，那時彩電很幹貴，天天有人到他家去看彩色電視。法國老人在信中說，你的名字還是我起的，和這台電視機的名字一樣。法國人很多叫這個名字的。後來你爺爺說它太洋了，便把中間一個字去掉了……
那個法國老人不久去世了。他沒有後人。於是，費普除了一個含含糊糊的名字以外，終於和那個遙遠的法蘭西不再有任何聯係。他經常從那家著名的涉外飯店門前走過，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誰也不會想到，他曾是這家飯店主人的兒子。他自己也不曾這樣想過。
費普的母親是1969年去世的。母親的去世，讓費普得到很大的解脫。費普一直很愛他母親。即便在她瘋病發作的時候，他也從未厭煩過她。常常無言地坐在她身邊，幫她一點一點拾起撕碎的“信”。母親最後的一段歲月，做得最多的就是兩件事，給那個男演員寫信，然後一點一點撕掉。那信都是用英文寫的－－準確一點說，除mydear,yourlover等少數幾個單詞外，其他看似流利的句子，都隻是一些互不相幹的英文字母，真懂英文的人是看不懂的。待他收拾幹淨之後，母親就會平靜下來。母親死於一次重感冒。那次重感冒其實本可以治好的，但全家的人沒有一個提出來送醫院的，隻給她吃一些日常的藥。費普希望她死，是不忍再看美麗受辱受難。費普的妻子希望她死，是家裏實在太擁擠，24個平方，隔成前後兩間，大一點的費普一家三口，小一點的費普的姑媽，費普姑媽的頭頂搭了個暗樓，歸費普的父母親。一旦費普的母親犯病，這三處便全亂套。加上她和那個男演員的事已弄得附近一帶家喻戶曉，讓費普的妻子感到很丟人。費普的父親和費普的姑媽也是各有各的心情。所以不給費普的母親認真治病，幾乎是這一家人一次無聲的集體決定。1966年燒照片的時候，費普曾偷偷留下一張母親的照片。那張照片成為費普家和那個舊時代唯一的聯係。那張照片是費普的母親結婚前照的。她穿了一襲潔白的旗袍，一雙半高跟的白皮鞋，一頂白色的遮陽帽掛在肩後，很嬌嫩地坐在一片草地上。母親燙了那種大波浪的披肩卷發，象那個時代月份牌雪花膏上常見的美人一樣，但比她們更美麗。費普從來沒有說但一直是這樣想的：母親是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人。
費普的父親死於1979年，他是從暗樓上摔下來死去的。醫生說，他是先發了腦溢血然後再摔下來的。
倒是費普那個一生沒有工作也一生沒有結婚的老姑媽一直堅強地活著。她似乎決意要做一個費家與這個時代的見證人與評點者。和費普的父母親不一樣，費普的姑媽什麽尖厲的話都敢說。不論是家事還是國事。常常是一言即出，駭得全家心驚膽顫。文革初期，大批大抄大鬥時，她說，看這個架式，共產黨要完蛋，當年拳匪造反，也沒有這麽亂過。亂完了，滿清也垮了。文革結束，一批老幹部平反複職，老姑媽說，這些人吃了虧的，出來以後要巴本。幾年以後一些人果然讓她說中。搞改革了，一些個體公司如雨後春筍紛紛湧現。老姑媽說，這哪是麽子改革？早八百年就有的事，你爺爺就是個體公司，你爸爸就是中外合資，轉了天大一個圈子，又回到以前去了。就像把一房家具砸了，又用那些爛木頭爛板子來打家具。自從有了電視以後，老姑媽的眼界更開闊，常常擔任現場評論員，這個是個奸臣像，那個以後還要往上升的，有的也預測得很不準。有一個大官員犯事之後，老姑媽便有些尷尬。不等家人嘲弄便先自言自語說了，看來蠻憨厚的一個人……真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麵不知心。孫女便笑她，您知道他的什麽人什麽麵哪，都是在電視上看到的。先前，每當老姑媽胡說八道時，費普的父親便央告說,老神仙你要害死我們的。老姑媽便說，這是個麽世道，在自己屋裏也說不得話了？滿清也沒有這樣。老姑媽總愛拿滿清說事。其實她出世的時候，滿清已垮台好幾年了，不知為什麽她總是對滿清充滿了仇恨。其次就是恨日本人，日本人把費家在高頭的房產都炸了。為此，她才在費普家寄住了一輩子。有兩類電視劇她是堅決不許看的，一是腦後拖長辮子的，一是唇上留仁丹胡子的。如果其他人一定要看，她老人家便會在旁邊一句頂一句地和裏麵的人物對著幹，裏麵人說，奴才該死。她便說，你早就該死了！還活得害人。裏麵人說，唷西，唷西。她便說，唷西個屁，還不快點跟老娘滾回東洋去……弄得你隻有換頻道了事。老姑媽的胡說八道隨著政治的寬鬆，大家也就不太管她了。倒是孫女常跟她開玩笑說，老姑太，你頑固堅持反動階級的反動立場。老姑媽說，究竟是哪個反動還得要看一些年呢，再說，我哪有資格當反動階級？我的成份是城市貧民。
頭些年，費普的妻子有時也抱怨嫁到這種家裏，受了許多牽連。老姑媽立即說，不是解放了，你想看看我們家的天井都難看到，你要後悔，隻管去打脫離，真是不知好歹，你要找了一個高頭的，已經不曉得挨幾多打了。費普的妻子當然明白這些，那些高頭的夫妻，摔瓶子打碗捶得鼻青臉腫都是家常便飯，哪有費普這樣溫文爾雅的。加之費普的妻子生的是一個女兒，此後再也沒有懷上。這也成了老姑媽殺手鐧，不過這殺手鐧她輕易不用。由於有了老姑媽，費普的妻子伏貼了許多。讓小家大家都少了許多衝突。費普的妻子叫菊香，娘家姓王，在家排行老幺，上人也叫她小香。高頭的女孩大多都是這一類名字，菊香，蘭香，梅香，春枝，冬枝，臘枝，愛娥，美娥，仙娥……非常美豔非常華麗，是中國文字中很有意境的一類。而下頭女孩的名字卻總很拙樸素雅有的還很古怪，一思、未遠、赫男、小潁、小靜、小路什麽的，後來，高頭的女孩漸漸不喜歡自己那些美豔華麗的名字了，暗自嫌它土氣，碰上一個機會，便悄悄將它改了，後來偶爾被人叫出原名，常常會很窘迫。
老姑媽對時政的熱情一直不減，直到八十多歲，每天堅持收看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認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比全家加起來還多。對許多大事，有一種巫婆般的直覺。弄得大家都不敢不信了。費普女婿炒股的時候，常常向姑太谘詢消息麵的意見。96年股市氣衝鬥牛那一次，費普的女婿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不顧姑太的一再警告，終於全線套牢，熬了一年多，最後泣血割肉，從此不再入市。
費普退休以後，全家很快陷於困境。
開始的幾個月，費普還能拿到近三百元的退休工資，後來就經常拿不到了。就是那個時候，費普妻子菊香的區醫院也垮了，將地皮賣給了別人，每個人分了兩萬塊錢回家，後半輩子生老病死都是它了。菊香拿著那厚厚的兩疊錢，淚汪汪地說,一輩子，就這樣一次性買斷了。老姑媽說，還不快點高興？以後的人，連這一點錢都沒有。這話果然也讓老姑媽說中。幾年以後，菊香見人就說，幸虧把醫院賣了，要不然到現在真是一分錢都得不到。然後她就會把老姑媽當年的話說一遍。費普的女兒也沒讀到什麽書，高中畢業，待業兩年，最後到一個商場做了營業員。女婿也是個高中畢業，沒有什麽正式職業。老姑媽說，現在的高中畢業連往日的初小都比不上，往日讀了個初小，就可以做賬房先生了。費普的女婿做過很多種工作，與人合夥販服裝，給科技開發公司跑信息，到漢正街擺攤賣文具，玩過股票，期貨。最終是一樣也沒有做好，後來幹脆就做了一個“晃晃”，成天東遊西晃，碰到什麽無本的生意就做一筆，也有做成了時候。但總的來說，女兒這個小家是要靠娘老子補貼的。費普也不好多說他們什麽，自己也隻這個樣。老姑媽於是又拿了那句一代英雄三代癡的老話來感歎。費普的女兒生的也是女兒，當初老姑媽堅持讓女婿擠到費家來住，原想是生了兒子，好讓他姓費，續起費家的香火。到此，三代單傳的費家便徹底斷了根。
費普退休以後，給人家公司守過夜，到自選市場做過巡視員－－就是監督顧客不讓他們偷東西，還幹過幾十年前的老本行－－給一個個體老板做倉庫保管……菊香本來還要他在同福裏口子上擺一個熟食攤，說這一帶人多，一天怎麽也可以搞個飯錢。費普死活不肯，說都是街裏街坊的怎麽好意思。結果那個位置被九號的張委員家占了去。此事讓菊香數落了好長日子，說麵子又不能撕下來當飯吃。其實，幾十年來，同福裏早已大變了。原來那些老住戶，大多斯文掃地，後來的新住戶，包括他們的下一代，也無暇去領略早年同福裏那優雅溫良的中產階級風情。常有樓上打到樓下，東頭罵到西頭的事。
外孫女漸漸長大，上幼兒園，上小學，上初中，費用越來越高。為了第三代不再癡下去，還不得不讓她接受良好教育。於是，費普妻子的那一筆錢，不知不覺竟貼進去了一大半。近些年經濟蕭條，青壯年下崗的也多了，原來費普幹過的那些差事，漸漸不好找了。全家開始恐慌起來。許多個日日夜夜，一家人聚在一起探索生財之道，但一條一條都沒走通。有的還陪了一些錢進去。一天，菊香碰到一位昔日的街坊，講起眼下的艱難處境。那位街坊還沒有聽完便說，你今天碰到我算是你碰對了，有一件現成的事太適合你做了。說著她便從提包裏拿出一隻精美的小紙盒，打開小紙盒，從裏麵抽出一隻精美的玻璃瓶，擰開玻璃瓶蓋，從裏麵倒出幾粒金燦燦半透明的橢圓型藥丸，每一粒有女人的小拇指尖那麽大小，看著很逗人愛。今天，這種東西許多人都見過了，價錢也做穿了，可在那時還是一個稀罕物。那位街坊說，這是阿拉斯加的深海魚油，美國的，你看，地地道道的美國原裝，做得幾漂亮。這是用阿拉斯加深海裏一種名貴鯊魚的心髒提煉出來的油，一條魚也煉不出幾兩來。那種鯊魚從來不得心髒病高血壓，就是它的心髒裏有一種東西，人吃了這種東西，也不得心髒病高血壓，已經得了的，隻要堅持服用，也可以治好。那位街坊翻來覆去地將這阿拉斯加的深海魚油的功用說了許久，然後說，我一個親戚在武漢做美國公司的代理，然後便詳細說了這種魚油的銷售方式。她說，你要成為這個魚油的銷售商，你就先買五瓶，每瓶兩百塊錢，然後你就有資格去找下家了，也是每人五瓶每瓶兩百元，這五瓶當中，你就可以每瓶得四十元，但是其中十五元要給我。你的下家又找到下家了，他也要給你。總而言之，你找的下家越多，你下家找的下家越多，你得的錢就越多，有的會做的，一個月好幾萬，做到後來根本就不用親自做了，下家、下家的下家給你的錢就用不完……那個街坊又說，你原來搞醫的，認識的病人多，別人又相信你，肯定做得好。聽完街坊的敘說，菊香的心怦怦跳起來，又激動又害怕。激動是碰到一個賺大錢的機會，害怕是怕掉到一個氹子裏去。這些年來見得太多。於是她說，回去跟老公商量一下，明天一定回話。
菊香回去一說，費普也有些動心，說，不然你試試？一直在旁邊聽著的老姑媽冷冷地說，這種事，解放前就有，叫老鼠會，一個騙一個，得便宜的少，吃虧的多。菊香這次有些不耐煩了，嗓門一下高起來，說這怎麽叫一個騙一個？話都說在明處的。坐吃山空，光說閑話又不能當飯吃，總得要找點事做。這話把老姑媽噎住了。老姑媽隻是一個思想者，一個口頭革命派，她老人家這輩子一個銅版都沒有賺回來過。這個話題是她的痛處，於是她說了一句，我把話放在這裏，你們看。便不再吭聲。
費普兩口子算過來算過去，結論是有機遇也有風險，便決定先買一手－－也就是五瓶，一千塊錢。能找八個下家，本錢就回來了，還白得了五瓶藥，給老太太滋補滋補。姚曼姐姐三十多年後找到同福裏來的時候，正是費普兩口子沒頭蒼蠅一般滿天下找下家的時候。於是，費普一生中第三次遭遇了合唱。
那一天很晚了，費普和菊香分頭跑了一天，一個談了四家，一個談了三家，一個一家有點意向，一個一家都沒有談成。兩個月來，投入一千塊錢，跑了幾百裏路，刨去交通誤餐，隻回來四百多元，兩人都有些發虛。交流了互相的情況，吃了，洗了，便看女兒女婿們打麻將。女兒女婿沒有錢卻天天打麻將。他們怕影響孩子做功課，便把牌局設在費普他們房裏。有時候，菊香也上去湊一個角，她打得謹慎，贏多輸少，多少能補貼一點小菜錢，所以費普也不好說什麽，便在一旁觀戰。費普的姑媽不打麻將，她說，在舊社會，正派人也不打麻將，費普的爺爺費普的爸爸都不打麻將，怎麽到了新社會，倒上上下下的打瘋了。確實，這些年來，不管別的娛樂活動如何此消彼長，麻將風卻長盛不衰愈吹愈烈，一入夜，大街小巷便一片嘩嘩聲，此起彼伏通宵達旦。老姑媽說，我看這個社會要完。滿清那時候就這樣。越窮越賭，越賭越窮，吃喝嫖賭，到了賭就沒得救了。吃呀喝呀嫖，都還有個限度，就那麽大個肚子，就那麽大個力氣，隻有賭，是個無底洞，以前見過多少，萬貫家產，一夜輸得精光。老姑媽嘀嘀咕咕著去後麵小隔房睡覺了。近年來，她日漸失聰，倒不怕吵。打牌的人一邊聽她嘮叨一邊笑一邊各自報著章子。這時聽見樓上人家往天井中大喊：“費家的－－有人找－－門都敲破了！”費普趕忙出去，開了院門，見一女士站在門外，便問找誰？那女士說，費普先生是住這兒麽？費普說我就是。那女士說，不知你還記不記得我了。暗夜中，那聲音是極熟悉的，象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費普一下叫起來－－你是姚曼姐姐！姚曼姐姐說，真不容易找到你。
費普趕忙將姚曼姐姐帶到屋裏。費普不願意讓姚曼姐姐見到他屋裏鬧哄哄的牌局，再說那裏也無處可坐了，於是便帶姚曼姐姐來到女兒的房間。上初中的外孫女還在燈下做功課，費普要她叫姚曼奶奶，姚曼姐姐一笑說，就變成奶奶了。姚曼姐姐問費普的外孫女幾年級了。外孫女說初二。姚曼姐姐望著費普說，比你當初到教堂來唱歌的時候還高一年級呢。姚曼姐姐從一隻紙袋裏掏出一摞鐳射唱碟給費普，說，這都是給你的，全都是合唱，非常好的合唱。她一碟一碟地說給費普聽，這是《黑教堂》的一套，都是宗教音樂，這一套是亨德爾的《彌塞亞》，當中有幾首我們原來還唱過，這是蘇聯紅旗歌舞團的合唱專集，也很好。這是《黃河大合唱》……我買了好長時間，一直給你留著的。燈光下，費普看著姚曼姐姐，除了比原來稍胖一點，居然沒怎麽大變，隻是更雅致更端莊了。衣飾打扮雖然並不豔麗，那神色舉止卻透出一種讓人心動的華貴來。費普說，你一點都沒有老，還象當年一樣。姚曼姐姐又一笑說，怎麽可能呢？我的年齡你算得出來的，這頭發都是染過的。一晃，三十多年了，真不敢相信。你該過了六十了吧？費普笑笑說，我都過忘了，六十二了吧。外孫女聽著外公和這個奇怪的女人說著一些奇怪的話，忍不住回頭偷偷看了他們一眼。這一眼才真讓他們知道自己是老了，於是打住了那些人生慨歎。姚曼姐姐說，找到這兒來真不容易，我差一點都沒有信心了。這一帶變化太大，當初又沒有記住你這個裏份的名字，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搬了家。說到這裏，費普才感覺到姚曼姐姐大約許久沒在武漢了，一問，才知道姚曼姐姐早就去了香港。難怪，有幾次，他想起了姚曼姐姐，尋思著，同在一個城市同在一個漢口，怎麽一次也沒碰到呢？他剛想把這事說出來，見外孫女在眼前，就把話咽了回去。這時費普的妻子菊香大約一把牌打完，抽出空來喊了一聲：費普！是哪個呀？費普說，一個老朋友－－隔壁便又響起了洗牌聲。費普說，我愛人，在那邊打牌。費普問姚曼姐姐去香港去了多少年？姚曼姐姐說，演完《東方紅》的第二年就走了。六五年，她和一個華僑結了婚，不久，那個華僑的父親病重，要他回去繼承遺產，她也一起走了。這一走就幾十年。文革結束以後，也回來過多次，但每次都來去匆匆，那邊的生意丟不開。去了以後，和那個華僑又生了三個孩子，兩男一女，後來把原來那個也接了過去，忙忙碌碌，一些年就這麽過去了。話說多了，費普才聽出姚曼姐姐已有了許多粵語腔調。便說，這麽多年，你漢口話還沒有忘？姚曼姐姐說，哪忘得了呢？我的先生說，我說夢話都是用漢口話說的。姚曼姐姐說，兩年前，她先生去世了，兒女也都長大成人，出了前麵那個兒子還在香港，後麵三個一個去了美國，一個去了加拿大，一個去了澳大利亞，都已各自成了家。先生死後，公司交給別人打理，她便輪流去幾個兒女處住住，但總歸不習慣，想家，想大陸，想武漢。大約人老了，都是這個樣。前幾年，就在漢口花橋小區買了房，給老母親住，一個小弟弟和她一起。去年母親去世，，她回來住的時間長一些，住著住著，竟舍不得走了。她幹脆給幾個弟妹各買了一套房，自己就占了母親那一套。她說，住在母親住過的房裏，才覺得自己是一個有由來的人，很傷感，也很踏實。姚曼姐姐說這些話的時候，費普也想起了自己的母親，不禁也傷感起來。姚曼姐姐說，回來時間一長，和許多老友又聯係上了，在一起談往事唱老歌，，大家感動得不得了。你家我家一周聚幾次，每次都要唱歌，唱得熱淚盈眶。於是有人建議，幹脆成立一個合唱團，好好生生規規矩矩痛痛快快地唱，還可以對外演出。折騰了幾個月，終於搭起了一個班子，還起了一個名字叫“夕陽紅合唱團”。團裏大多是原來文藝界的老人，也有一些退休的醫生，教師和幹部，團裏有個規矩，隻要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們說，要是沒有個年齡限製，來一些年輕少嫩花枝招展的，我們這些爹爹婆婆就找不到感覺了。但這樣一限製，要把幾個聲部配齊就有些困難，特別是男聲部，本來人就少，加上這個生病那個住院，排不出效果來，大家一急，便發動全體團員集體出動去找爹爹。姚曼姐姐說，本來就很想見到你，有了這個理由，就更要下死力氣找了，這些天，我把這一帶的裏份都跑遍了，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
費普聽完，又感動又愴然，苦笑著說，你看我這個樣子，哪還能唱呢？說話都沒有氣了。費普說的是實在話。打從一見到費普，姚曼姐姐便暗暗心疼，費普老得太厲害了，開始那一下，她幾乎不敢認。除了那溫厚那誠實是從前的，其他都大變了。特別是那眼神，象荒了幾千年的一片岩坡，枯枯的一點水分都沒有。她於是問起他這麽些年的生活。他也就平平淡淡說了一些。姚曼姐姐聽著聽著，更堅定了將費普拉到合唱團去的決心。姚曼姐姐輕輕歎一口氣說，你該活得輕鬆一點。六十歲，在國外還是好時光呢。
費普的妻子菊香打完一圈牌，贏了十幾塊錢，便讓位給女兒。過到這邊一看，來人是一個看來很有姿色的女人，神情便有些不自然。費普馬上說，這是姚曼姐姐，很多年以前到我們家來過的，你不記得了？演《東方紅》的時候？菊香很幹地“唔”了一聲。姚曼姐姐說，都三十多年了哪還記得呢？說著從紙袋掏出幾件透明塑料盒封裝的衣物和一個紅色金絲絨的小首飾匣遞給菊香，說，多年沒見，這是一點心意。也不知道合不合適。費普補充說，姚曼姐姐現在在香港。菊香一下慌亂起來，將雙手往後藏去，隻說這怎麽行呢這怎麽行呢你這禮性太大了。費普說，收下吧，姚曼姐姐不會講客氣的。菊香說，你看，連茶都沒有給客人倒？幹脆，我給你們去做一點宵夜。姚曼姐姐說不用了，不早了，我該走了。菊香於是坐下來，問了一些姚曼姐姐在香港的生活，感歎了一下內地的艱難。又過到隔壁解散了牌局，叫來了女兒女婿見過姚曼娘娘。又說了一些話，姚曼姐姐起身告辭。菊香要費普一定把姚曼姐姐送到街上，給姚曼姐姐叫一輛的士。菊香說，現在大陸治安壞得很，大白天都放搶。千萬要小心。
走出家門，費普拿了手電，仔細地為姚曼姐姐挑選可以下腳之處，一邊不住地叮囑這裏這裏－－巷道裏的那些地麵一路坑坑凹凹，低窪處，積滿了化糞池和地溝裏溢出的髒水。那些破碎的地磚，都是七八十年前的。費普將姚曼姐姐送到街上，才鬆了一口氣。小街上已經靜了下來。費普一抬頭，又看見了月亮，遠遠地，嵌在兩座樓房之間。費普很多年沒有看見月亮了。費普很想就這麽往前走，沒想到街口竄出來一輛出租車，馳到他們身邊時，放慢了車速，緩緩開著。費普隻好攔下車，遞給車主二十塊錢。姚曼姐姐也沒阻攔，隻說，你呀，還是這麽實在。姚曼姐姐上車前對費普說，我星期六來接你。上午九點鍾。
費普回到家，幾件衣物已打開攤在床上，菊香正湊著台燈的燈光在看首飾匣中的那一對耳飾。菊香問，叫了車沒有？費普說，叫了。菊香問，給了車錢沒有？費普說，給了。菊香說，我怕你忘了，人家那麽大的禮性。菊香又問起姚曼姐姐來有什麽事情？費普便說了那個“夕陽紅”合唱團。費普是一個不會撒謊的人，再說他本原也不打算去。費普的妻子菊香說，你肯定要去，唱不唱歌都無所謂，你想，那裏都是一些上年紀的人，又有錢，說不定可以找到幾個下家呢。菊香又把那一對耳飾拿到燈下細看，自言自語說，不知道是不是鑽石的，怕要不少錢呢。菊香一直沒有什麽象樣的首飾，前幾年買過一條鍍金的項鏈，戴著戴著褪了色，就沒好再戴了。
星期六上午九點，姚曼姐姐準時來接費普了。出門前，菊香將一瓶魚油放進費普的提包，給他灌了一飲料瓶的涼開水，叮囑說，一定要開口，這不是麽丟人的事。
“夕陽紅”合唱團的活動地點在一家部隊院校的小禮堂。姚曼姐姐帶費普進去的時候，合唱團已經在練聲。費普真是那種聽不得合唱的人，剛走進小禮堂的門廳，裏麵傳來“咿－－咿－－咿－－咿－－咿－－”“啊－－啊－－啊－－啊－－啊－－”的和聲練習。費普一聽，那種多年未有的迷醉感覺便呼地一下湧上心頭，枯枯的眼睛從深處放出一種光彩，使那滿臉幹涸也滋潤了。他後來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在微笑。
費普和姚曼姐姐沿牆邊悄悄走進去，遠遠地坐下。禮堂裏隻開了舞台上的幾支頂燈，四周都是暗的，顯得那舞台特別深遠。那咿咿啊啊的和聲便從那深遠處波浪起伏地向費普心中湧來。舞台上的合唱團員年紀都大了，所以都坐在合唱台上，一個個都坐得很端正。前麵兩排女聲，左邊是高音，右邊是低音，後麵一排男聲，也是左邊高音，右邊低音，中間空出一溜。老頭老太太們一坐端正，便顯得很年輕很可愛。指揮有時候打斷他們，大聲說：“注意位置注意位置！”然後將一隻手的五根手指向下窩著，象抓住一個看不見的圓筒形狀的聲音一樣，從嘴巴前慢慢提到頭頂上方：“立起來，聲音要立起來！對，對，注意口型，打開一些，對對，好，我們再來一遍－－”鋼琴給了一個和弦，指揮手勢下去，那咿咿啊啊之聲又響了起來。
練聲間歇時，姚曼姐姐走上舞台，對指揮耳語了一會兒，指揮轉身向全體合唱團員說，我們又來了一個新團員－－費普先生，費普先生參加過《東方紅》的，是唱低聲部吧？姚曼姐姐點點頭。費普在台下頓時窘得手足無措，台上響起了鼓掌聲，費普依然立在那兒不動。姚曼姐姐說，上來呀！
費普上台的時候，合唱團員中有幾個人用眼神跟他打招呼。費普隱約想起了是原來一起唱過《東方紅》的。都一副老態了。費普在男低聲部最邊上坐下來，姚曼姐姐給他一個譜夾，說，要唱的歌都在裏邊。費普翻開譜夾，又親切又陌生。離開《東方紅》劇組之後，費普再也沒有正經看過這種記錄歌聲的符號了。
“夕陽紅”合唱團要排的一組歌有十幾首，取了一個總題目叫“百年回聲”，都是一些經典歌曲，有世紀初李叔同填詞的《送別》和劉半農作詞趙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編配的無伴奏合唱，有抗戰前後聶耳和冼星海的《大路歌》《在太行山上》，有建國前夕的《團結就是力量》。建國後的有《我的祖國》《祖國頌》，還有幾首美麗的民歌改編的合唱《小河淌水》《牧歌》，另外還有一組外國名曲《小路》，《伏爾加船夫曲》，《思故鄉》，《友誼地久天長》……內行人說，這一組歌選得很見功夫，有大合唱，有無伴奏合唱，有男聲合唱，女聲合唱，還有領唱合唱。曲目也很周全。這些都是姚曼姐姐和指揮一起選的。姚曼姐姐一直有一個想法，香港就要回歸了，她想到時候把這個合唱團帶到香港去。合唱團員們知道以後都很興奮，排練就特別認真特別吃苦，對藝術質量也特別看重，深怕到香港去丟臉。於是，相互間便多了一些挑剔和計較，誰誰聲音位置不對，誰誰升降音沒唱準，誰誰老不記詞，誰誰愛跟別的聲部跑，誰誰又遲到……人老了，便象孩子一樣。不過，說歸說，要是誰真生氣不來了或生病來不了，大家又會很難過很悵惘。拉幫結夥地去勸說去探望。
繼續練聲的時候，費普便跟著一起唱了。他一開口，就有幾個人側過臉來看他，指揮的手勢也停頓了一下，朝他的方向看了一眼。那一刹那，費普象一個人突然失明一樣恐慌起來，他聽見自己的音不準，他的耳朵對音準有一種天生的感覺，就像美食家的舌頭對於食物一樣。音色也很怪，很難聽，象一條泥鰍，在齊齊整整的魚群中竄來竄去。他讓自己沉著下來，再唱，努力唱準一些，但他的嗓子不聽他的指揮，象一隻鬆掉了線頭的氣球，一出口腔，便搖搖晃晃任性地飛走了。他很沮喪地不再出聲。休息的時候，姚曼姐姐過來。他對姚曼姐姐說，我怕不能唱了。姚曼姐姐說，年紀大了，控製力是要差一些，再說你多年沒唱了，練一練就好了。姚曼姐姐要他到鋼琴邊去，跟琴走一走。費普說，現在人多，他膽怯。於是費普不再出聲，隻聽其他人唱。本來，三十多年沒唱，他已忘了這檔子事，現在發現自己不能唱了，才覺得這事對他來說很重要。他又羞愧又抑鬱地閉了嘴，覺得自己象一個南郭先生。先來的團員們已排了幾首歌了，今天細摳《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詞也蒼涼，曲也蒼涼，似乎是遙遠的過去傳來的一聲歎惜。再加上由這一群老頭老太太來唱，真是讓人心碎。這首歌費普做孩子的時候就會唱，聽了幾遍之後，他便在心裏跟他們一塊合。
排練結束後，指揮和姚曼姐姐留下來給費普練聲，練了一會兒，指揮說，問題比較大，聲帶鬆弛了，就像那些中風的病人，手腳不那麽聽話。有些老人說話，顫顫巍巍的，就是聲帶鬆弛了。氣息也不夠。指揮又讓費普聽音，試唱，然後說，其實你樂感很好，回去練一練吧。我們有些年紀大的團員，開始也這樣。指揮問費普多大年紀了？費普說，六十二。指揮有些驚訝又有些同情地說，看不出來……比我還小哇？
如果姚曼姐姐沒有找到費普，那麽費普進入晚境之後的生活，便不會再發生什麽變化了。他會很平和很堅韌地為一日三餐為柴米油鹽為那個魚油或別的什麽耗完自己最後的時光。可那天從“夕陽紅”合唱團回來之後，他那平和堅韌的生活被破壞了。他突然感到孤獨，這種孤獨不是他少年時的那種孤獨，那種孤獨有一種漲滿的甜蜜的感覺，象田野上一枝剛剛竄出的小苗，搖搖晃晃地尋找著什麽。而眼下的孤獨是絕望的死寂的，象森林裏一株內裏已經朽空的老樹。
他要去唱歌－－當然，這是他在心裏對自己說的。盡管指揮最後的話說得很含糊－－先回去練一練。費普問姚曼姐姐還來不來？姚曼姐姐也沒有先那麽堅決，說，你還是來吧。
回到家裏，菊香劈頭就問，怎麽樣？有沒有一點眉目？費普這才想起魚油的事，情急中說，和幾個人吹了吹風。菊香說，也是，不能操之過急，太急了，人家就要起疑心，反而做不成。從這一刻起，費普開始對菊香撒謊了。一直將這謊話編了很久。
費普下決心把嗓子找回來，他不好在家裏練，他都能想見，隻要一出聲菊香就會說出些什麽話來。於是，他一反常態，每天早早就出了門，到濱江公園的柳林深處去練。他對菊香說，早點出門，可以多跑幾家。弄得菊香心疼起來，加了他一塊錢早點錢，要他一定要吃飽。菊香有一句老話，吃好不如吃飽。和當今一些有錢人的觀點恰恰相反。
此後的每個星期六上午，費普都早早就去了。打掃了舞台，將合唱台一層一層抹幹淨，把指揮的坐椅和譜架擺好，然後到管禮堂的老頭那兒借了暖瓶，到鍋爐房去打開水，一趟又一趟，將十幾瓶開水打好。老頭老太太年紀大了，廁所上得多，耐不住渴，水便喝得很多。指揮說，唱歌的時候喝水不好。但老人們總趁指揮不注意，從身後拿出杯子灌上一口，象小孩上課時偷吃零嘴一樣。以上那些事，從前總是姚曼姐姐和幾個積極分子做的，費普來了以後，就獨自擔當起來。“夕陽紅”的團員們陸陸續續來了，見費普做了這麽多事，便說一些誇讚的話。費普說，我年輕一點，該做的。這裏的團員多數比費普年長，有一位同濟醫大的教授，八十歲了，臉色紅潤，腰板挺直，走起路來昂首闊步的，在男聲部唱高音。老教授後來和費普聊天時，說他也在教堂唱詩班裏唱過歌。到現在他還是一個基督徒。費普說，他是在天主教堂唱歌，但他沒有入教，那時他還小。又說起當初唱的歌，有些還是一樣的。於是哼哼起來，一人一個聲部。費普說，都快五十年了。教授說，哪止五十年呢。
費普聲音有了進步，眼神也多了一些光彩。姚曼姐姐很是高興。為了讓他盡快和大家熟悉起來，便在自己家裏開了一個party。約的人都是幾個當年參加過《東方紅》的。當年費普雖說在合唱連呆了小半年，同吃同住同演出，但他為人拘謹，又是業餘的，沒認識幾個人，更不說深交了。所以姚曼姐姐約來的七八個人，大多隻有一點模模糊糊的印象，走在大街上是肯定不認識的。來人之間倒是很熟，互相間拿一些往事打趣。一扯都是幾十年前的事，這個想跟那個好，那個吃了這個的醋，有說他們之間的，也有說別人的。費普插不上話，但津津有味地聽著，和大家一起笑。費普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的社交活動，雖說不自如，但依然覺得很有意思。要是平日，菊香是不會高興他來參加這樣的聚會，但有了那個魚油，他所有的活動都有了正當的理由。那瓶從來沒有打開過也從來沒有給人看過的美國阿拉斯加深海魚油，成了費普的特別通行證。於是他出門總要帶上那個包，就像開車的總要帶上那個裝著各種行車證件的包一樣。大家說著說著，就說到那次《東方紅》了。費普一直很想說說話，便感歎了一聲，真是很難忘啊。費普從小到大，從來沒有過過集體生活，和那麽多人一起吃一起住，還一起唱歌－－而且吃飯還不要錢，可以管飽，讓他第一次感到了社會主義生活的魅力。他雖然很拘謹，不善交際，但喜歡很多人在一起，喜歡看別人熱鬧。當然，費普說真是很難忘還因為當時他又遇見了姚曼姐姐，能天天見到她，和她一起唱歌，還有那一次月下的散步。當費普又感歎說再也回不到那種日子時，一位越劇團的老太太尖厲地叫起來，喔呀呀呀，就是再給我十萬洋鈿，我也不去過那種日子的，成天到晚夾著尾巴做人，台上還滿象個樣子，台下連狗都不如呢。你是社會上來的，你是工農兵，你哪知道，當時文藝界的人過的什麽日子？於是，大家七嘴八舌數說起那時的不堪來。頭天夜裏演完無產階級英雄，第二天早上就挖剝削階級根源，下午剛挨完批評，晚上又要歡歌笑語。有的說，那時，毛主席已經發了那兩個很厲害的指示，把文藝界說得一塌糊塗了。一位補充道，說我們基本上都是封資修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一位當時還負一點責的老頭說，你們不知道吧？當時的內部精神是以演出促改造，用改造保演出，從來沒把咱們當自己人呢。有人就說，那時，從上到下，哪個不戰戰兢兢？生怕出一點錯，一出就是政治錯誤。一位說，不過話說回來，那時的效率就是高，上千人的一場大戲，兩三個月就排出來了，把現在，一年看行不行？越劇團的老太太冷冷一笑說，要是在你背後頂一把槍，排得還要快。費普聽著聽著，不禁有些後怕，心想幸虧那時自己蒙在鼓裏，要不然，像自己這種家庭的人，哪還有心思去唱歌呢。大夥聊天的時候，姚曼姐姐便不時地給大家泡茶，衝咖啡，削水果，指引大家吃那些從香港帶來的零食。怕費普冷落，她時不時地向費普拋去一些話題。漸漸地，費普和大家也就不太生分了。談話間，費普也了解到這些文藝界的人，如今比自己也好不了多少。於是多了一些親近。
午間就在姚曼姐姐家吃了一餐便飯，好幾個人一起動手做的，很快活也很溫馨。本原打算到外麵去吃，年紀大了，都不願意跑路。午餐後，三三兩兩地散去。老人都有午睡的習慣。費普說他平日不午睡，留下來幫姚曼姐姐將場麵清揀幹淨。姚曼姐姐在廚房洗碗的時候，遠遠問道，那些碟子你聽了沒有？費普走到廚房門口，很難為情地說，沒有。又說，我還沒有那個機器。姚曼姐姐一愣，說，你看我，沒想到這個事……洗完碗，姚曼姐姐到房裏拿出一隻字典大小的紙盒，說，這是一個便攜式的，本來是給我弟弟孩子買的，她已經有了。放在我這裏也用不上，你拿去，不要跟我講客氣。用法裏麵的說明書上有。費普眼眶一熱，那一刻他突然很想撫摸姚曼姐姐一下，撫摸什麽地方都行，就像兒時撫摸母親一樣，這個欲望是這樣強烈，仿佛姚曼姐姐身上的肌膚有一種吸力，將他的手向那裏牽引去。他不得不不停地搓著手。姚曼姐姐見他這個樣子，一笑，拉過他的手，將那紙盒放在他手中。費普收下那個紙盒，竟再找不到什麽話說了，便囁嚅著告辭。
合唱團原來每周六上午排練一次，每次三個小時。後來因為任務量大，大家要求又增加周日下午一次，四個小時。於是，這兩塊時間，成了費普每周的期待。象做孩子時，期待一場定好了票的電影一樣。他依然每次都早早地去，打掃舞台，擺好指揮的椅子和譜架，抹幹淨合唱台，打好開水，然後找一個僻靜處讀讀譜，練練聲，直到團員到齊排練開始。每次回來，菊香都要問他怎麽樣了？菊香問他怎麽樣了是指魚油的下家找得怎麽樣了。於是他便撒謊，撒謊一旦開始，隻得越撒越大，甚至張三李四怎麽怎麽說了王五趙六就要買了，都說得有鼻子有眼。待到第二個星期菊香追問時，隻好又編出一些新的謊話來對付。弄得菊香漸漸起了疑心，差一點要和費普一起去查證落實。後來一想，和費普一起過了大半輩子，也沒見他有過什麽不老實的地方，倒是自己對他說過不少謊話，於是就耐心等待。在這期間,費普在濱江公園練聲的時候，無意間撞著一個老太太，買了一份，讓費普大大鬆了一口氣。當然，費普沒說這一筆生意是在濱江公園撿來的。就是那一段時間，菊香也發展了幾個下家，於是當初的本錢基本上回來了，但忙碌了幾個月，就落下幾瓶藥，又不能當飯吃，兩人心裏依然很沉重。
“夕陽紅”合唱團因為有了要去香港的說法，陸陸續續又來了一些人，各聲部基本配齊，有的還多出一些，這讓那些老團員有點不安起來，在背後嘀咕，說有的人動機不純。指揮當然希望多來一些水平高的，不能到香港去丟人是一個原因，以後參加省市的一些活動，也拿得出手。所以，一直沒有將參加演出的正式名單定下來。弄得一些水平不太高的有點人心惶惶。怕往後生出個什麽變故。費普對去香港倒沒有什麽太大興趣，他對於那些本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都沒有太大興趣，甚至還有一種隱隱的畏怯。但是他喜歡和很多人一起唱歌，甚至僅僅聽他們唱歌。這種唱歌不是電視裏的唱歌，甚至也不是那華麗恢宏的鐳射唱機裏的唱歌，而是許多活生生的人在一起唱歌，大家互相間不說話，隻是一起唱。有一次，他和姚曼姐姐聊天，說，合唱真是一種奇妙的事，許多人一起唱不同的聲音，竟比唱一樣的聲音好聽。姚曼姐姐說，這世上的人，都不一樣的，有男的，有女的，有的強壯，有的虛弱，有人聲音高，亮，有的人聲音低沉，但隻要大家和諧一心，發出的聲音就會很好聽，比發出一樣的聲音還要好聽。這是上天對世人的一種神喻呢。姚曼姐姐又說，世上最好的東西是音樂，音樂中最好的是人聲，人聲中最好的，是合唱。姚曼姐姐說她剛去香港時，失魂落魄的，日子過得很空虛。後來她去了教堂，一聽他們唱歌，心裏就好受多了。後來又買了一些合唱的唱片－－那時還沒有盒帶雷射唱碟一類的東西。沒空去教堂的時候，就在家裏聽聽。慢慢慢慢心才靜了下來。
歌一首一首往下排，香港回歸的日子也一天一天近了。姚曼姐姐為此事專門回了一趟香港，終於和香港一個老年社團聯係好了。但是赴港的時間要往後推，回歸大慶的那一段日子太忙，吃住也緊張，便定在深秋，聖誕節前後，還有一點，人數不能超過四十人，他們的接待能力有限。因為是聯誼性演出，不能賣票，所以，出關以前的費用自理。在港期間，如果有社會捐助，可用於衝抵各種團內開銷，但有沒有，有多少，都是說不定的事。姚曼姐姐和團內的幾個主要張羅者來來回回打了好幾次長途電話，終於定了下來，與那個老年社團簽了一個協定書。
姚曼姐姐還沒有回來，團裏已是一片沸沸揚揚。大家掐指一算，即便一個閑人都不要，一個指揮，一個鋼琴伴奏，還剩下三十八個名額，而現在坐在排練場上的少說也有六十個人，誰去誰不去呀！每次排練，就三個一堆五個一夥悄悄嘀咕這件事，有的人雖然一聲不吭，那臉色也分外嚴峻。一時間，團裏的氣氛變得鬼祟起來。歌也唱得心不在焉。回家之後也不消停，家家的電話都成了熱線，你打過來，他打過去，統統都在說這事。一批最老的團員說，我們這些從中央蘇區開始長征的老紅軍，一個都不能刷掉。有些後來的說，革命不分先後，再說我們是代表祖國大陸，代表大武漢出去演出，又不是去旅遊觀光。也有人說，要講資格，講貢獻，也要講藝術水平。有的說，象分房一樣，打分。有的說，分還不是由人來打？有的說，香港我去過，要花路費我就不去了……
沒有誰跟費普嘟噥什麽，也沒有誰給他打電話，大家幾乎想都沒有想就認為他是不能去的。他即不是“老紅軍”一級的，也不是水平高的。甚至是不是個正式團員都沒明說過。盡管大家對他印象都很好，又勤快又老實。但這是去香港，不是評先進。於是費普倒落了個耳根子清靜。少了許多激動與煩惱。這一段時間，他正為自己聲音的進步高興呢。
姚曼姐姐一回來，發現一件好事變成一鍋粥。本來和和睦睦的一群人，一眨眼間變成一個風風雨雨的小朝廷。這些老頭老太太脫離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多年，現在突然回到這種氛圍中來，煥發出一種特別的激情，一個個象剛剛入團的青少年一樣。六十多人，已經明顯地分成了幾派，據說有的已經私下開過幾次會了。歌舞劇院的幾位老人在姚曼姐姐回來的當天，便聚到她家，說了許多親近的家常話，然後說，沒有我們幾個老家夥，就沒有這個團，就像《東方紅》中唱的一樣，“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你說是不是？要去我們就一起去，我們不能把哪個老哥哥老姐妹扔下。後來的人有幾個是指揮弄來的，有的是他的老熟人，有的前些年在一起合作過。他們對指揮說，要唱砸了，我們臉上無光，你更失麵子，據說香港合唱水平是很高的。有些和姚曼姐姐說不上話跟指揮也說不上話的人便覺得很孤獨很落寞，心想，老了老了，又跑出來自尋煩惱，真不知道為什麽？也有一些恬淡超脫的，認認真真唱，唱完便回家，回家的路上互相說，這麽大年紀了，別折騰出什麽毛病來。不久，又有一些久遠的故事在團裏來無影去無蹤地流傳開來：×××年輕時作風不好，搞過好幾個女演員，×××原來左得很，文革時，把她老公床上的話都揭發出來……
知道這些後，姚曼姐姐長歎一口氣說，都怪我，本來好好的……早知道會這樣，就不走這一步了，大家一起唱唱歌，什麽事都沒有。姚曼姐姐在香港也參加過一個婦女合唱團，也到廣州，深圳，北京演出過，大家都是自費的，唱得大體可以就行。還有人不唱的，專門給大家做服務工作，看衣物，倒茶水，化妝，做義務保健醫生，都很快樂。
團裏決定開一次全團大會，通過民主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可一當開會了，大家又全不開口，那架式就象革命先烈,打死也不說的樣子。姚曼姐姐再三讓大家發言，冷了半天場隻有費普一個人說了。費普說，我們大家好好唱，去不成香港的，等他們回來我們還可以繼續唱。費普說完，也沒有誰接他的話。弄得會場更加尷尬。於是指揮說，如果現在一時拿不出一個好方案，我們先排,還有半年時間，我們盡量想辦法，讓大家都能去，比如找企業讚助，或者向有關機構申請部分經費，我們團裏還有一些能幹人，大家也一起想想辦法。指揮這麽一說，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一起鼓起掌來。
就像一幢房子，一分，肯定打架，放在那兒，誰都不住，便安靜多了。武漢就有一幢房子快放爛了也沒有分的事例。因為誰去誰不去的事擱置下來，排練便一周兩次地順利進行著，遲到請假的也少多了。畢竟有一個香港在那兒影影綽綽地等著。老人們都是受教育多年，不願意給人捏住什麽把柄，到時候被動。費普還是一如既往，場場提前到，做完他的那一攤事，練聲讀譜背詞。盡管聲音有了進步，但出錯多的還是他。或者說在別人印象中出錯多的總是他。指揮也不象剛開始時那樣含蓄了，常常當眾叫道，男低第一個，音準音準！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拉索拉多西多拉索法法索－－索，第一個法是升法！升法！“男低第一個”是費普的代稱，是他在合唱中站的位置。排練時，指揮按位置叫人，“男低第一個”“男高第六個”“女高第八個”……有點象監號裏的叫法，這樣顯得嚴厲，拉開了與日常的距離。“男低第一個”是被叫得最多的。費普將“拉索拉多西多拉索法法索－－索”單獨唱了一遍。指揮說，還差還差！費普知道還差，但他的嗓子不聽使喚。鋼琴給了費普一個升法的示範音，費普又唱一遍。指揮搖搖頭，說下去再練，今天你不要唱這一句。費普很厚道很愧疚地笑笑，就不唱這一句了。
每當被指揮熊了，下來見到姚曼姐姐，費普總很不好意思，象一個沒考好的孩子見了家長。費普不再說不唱了的話。姚曼姐姐也不再說你能唱好的話，這讓費普更覺不安。一段時間來，姚曼姐姐心緒常常不好，對費普也常常不象以前那樣親近。為去香港的事，姚曼姐姐生了不少氣。有人說她將合唱團拉到香港是為了給自己打場子，有的說，誰知道那邊給不給錢呢，如今的事，哪個說得清楚？這一類話，也是來無影去無蹤的，想辯白想發脾氣都沒個對象。幾次，姚曼姐姐都想把去香港的事推了，但和對方已簽了協定，全團又排了這麽長時間，不好為了幾句閑話跟所有人賭氣。隻在心裏想，就這一次了，下不為例。費普有時看見姚曼姐姐忙裏忙外之後坐下來發呆的樣子，很是心疼，想對她說些什麽話，又不知道該怎麽說。姚曼姐姐的頭發根處，已泛出了白花花的一片，這才讓費普看出了她的老相。姚曼姐姐呢，在心底依然疼愛費普，但一些人都知道費普是姚曼姐姐找來的，有很久遠的的交往，在這敏感時期，不能讓人家說閑話。姚曼姐姐在這個團裏的角色，依然類似於當年她在《東方紅》的合唱連，是一個大張羅。盡管這個團的組建姚曼姐姐起了很大作用，還花了不少錢，但一正規化了，團長就由一個級別高有影響的老頭掛了名。這個位子不好由一個港婆來坐的。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姚曼姐姐很為難。姚曼姐姐已經想好，萬一這次去香港沒有費普，她自己掏錢也要讓費普去。
轉眼到了秋天，“夕陽紅”合唱團合唱音樂晚會“百年回聲”的排練全部完成。全團上下都很高興，看著一群白發蒼蒼的老頭老太太能唱出這麽好聽的歌來，一個個自己都很感動。紛紛提議先在市裏演幾場，練練兵，亮亮相，說不定被誰看中，會給一點錢呢。經過四下活動，一家保健品公司先包下一場，演出地點就在原地，別的地方都要場租，費用不低。這家公司給了五千塊錢，這樣，女團員們便可以先做一套廉價的演出服，買一點簡單的化妝品，男演員的服裝暫時自行解決，黑西服，白襯衣，紅領帶。說來叫人不信，費普從未有過西服。盡管他父親是中國第一批穿西服的人。費普想了想，也沒處借，回去跟女兒女婿一說，女兒女婿先是笑，說老頭真要當歌星哪？笑完說，借個什麽呀，早就該買一套了，如今的西服價，和襯衣差不多。費普又跟菊香說，菊香臉色頓時掛不住了，說，你搞得象真的一樣了？混了半年，沒見你一點業績，還一本正經要買衣服上台？你說的那些下家呢，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我看你心思一點都不在正經事上。菊香這一段時間業績不錯，又發展了七八個下家，掙了千把塊錢不說，職務也升任為“經理”，因此格外財大氣粗起來。被妻子搶白一頓，費普自覺理虧，不再做聲。眼看演出迫近，費普隻好找女兒要了兩百元錢，偷偷去買了一套減價的黑西服，拿回家偷偷放在女兒屋裏，並叮囑千萬不要讓她媽知道。
演出頭一天晚上，穿服裝帶燈光整場拉排。費普晚飯沒吃，怕菊香回來撞見，從女兒屋裏拿了那套黑西服就悄悄溜走了。白襯衣是這次做魚油時買的，紅領帶是女婿的。
老頭們一式黑西服白襯衣紅領帶，老太太一式洋黃連衣裙，胸口綴一朵紅色的絹花，往合唱台上一站，燈光一打，真是很好看。老太太們全都化了妝，她們都迫不及待了，等不到明天。有幾個老頭也跟著抹了一點胭脂口紅，被指揮訓斥了一通：男的化個什麽妝？你們誰見過唱合唱的男的化妝？你們給觀眾的是聲音，不是臉麵！那幾個老頭一臉窘相，傻笑著，趕忙掏出手絹，在臉上使勁擦。
費普站在隊列中，看著自己和大家一樣整齊的服飾，讓他想起那個唱詩班。想起了那個遙遠的秋天。在那個蕭瑟的暮秋下午，他無意間走進了合唱，那平和又遼遠，飄渺又寬闊的聲音，那如風如海的天籟之聲，溶進他青春的靈魂，陪伴了他的一生。
雖然隻是排練，但台下幾乎坐滿了人，有些是團員們的家人和友人，有些是團裏請來的領導和文藝界專家，還有那家公司派來審看的工作人員。所以開幕前指揮說，象正式演出一樣，出了錯也不要停。今天還出錯的人，明天就不要上台了。
開場序曲是那首著名的領唱合唱《祖國頌》，氣勢磅礴波瀾壯闊，這首歌在大躍進年代裏風靡全國，近些年來又一次唱遍神州大地。“太陽跳出了東海－－跳出了東海跳出了東海跳－－出了東海……大地一片光彩－－一片光彩一片光彩……”恢宏激越的合唱之後，是一段優美又抒情的男女聲領唱：“江南豐收有稻米，江北滿倉是小麥，高粱紅啊棉花白，密麻麻－－牛羊蓋地天山外……鐵水洶湧紅似火，高爐聳立一排排，克拉瑪依呀荒原上，你看那－－石油滾滾流成海……”然後又回到第一段，但唱得更加激越更加恢宏“鳥在高飛！花在盛開！山河壯麗！人民豪邁！我們偉大的祖國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我們偉大的祖國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歌聲還未止息，台下已是掌聲一片，讓台上的人們一個個激動得淚花閃閃。
歌與歌之間，大多用一些有關祖國，曆史，人民，革命的串詞連接起來，朗誦的是話劇院兩位退休的老演員，也是抑揚頓挫豪情滿懷。
歌聲回到世紀初，帶著一陣古舊的傷感的風緩緩吹來。“天上飄著些微雲，地上吹著些微風，啊－－微風吹動了我頭發，教我如何不想他……枯樹在冷風裏搖，野火在暮色中燒，啊－－西天還有些兒殘霞，教我如何－－不想他－－”然後是勞苦大眾的呻吟：“哼哪嘿嗬嘿嘿嗬嘿，哼哪嗬嘿嘿嗬嘿哼……大家一起流血汗，為了崎嶇，碾碎前麵的艱難－－”然後是反抗外敵的戰歌：“我們在太行山上！我們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強馬又壯－－敵人從哪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哪裏滅－－亡－－”然後是在最後的黑暗中迎接新時代曙光的呼喊：“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朝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製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這首被國統區反蔣示威遊行的學生唱過，被建設新中國的工人階級唱過，被完成了平暴任務的戒嚴部隊官兵們唱過，也被香港回歸大慶時各種大型晚會唱過的歌，這次被指揮處理得又細膩又豐富，速度，強度，音色都有了很多變化，宛如一首精致的藝術歌曲。然後是新中國的白雲藍天紅旗，高山原野海疆，一直唱到改革開放唱到一個春天的故事……這一組歌唱完以後，是幾首優美的中國民歌，其中的《小河淌水》是由姚曼姐姐領唱的。在無伴奏合唱的哼鳴中，姚曼姐姐清麗的領唱如銀河從天際傾瀉下來，如水的柔情，沐浴在淒美的月色中：“月亮出來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費普一邊用悵惘的哼鳴與她回應，一邊痛徹肺腑地感到甜蜜起來。他突然發現, 有一樣東西,還沒有隨著年齡老去。“月亮出來照半－－坡照半－－坡－－望見月亮想起－－我的哥……啊－－哥啊－－哥啊－－單等得來春麥梢黃……”他沒能成為阿哥，他是一個永遠的小弟弟，不管姚曼姐姐如何蒼涼地尋呼, 費普隻剩下月色般的憂傷……第四組,是幾首充滿了懷舊情調的外國經典名曲，前蘇聯的《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德沃夏克的《思故鄉》，美國名片《魂斷藍橋》插曲《友誼地久天長》……費普和大家一起，一首一首唱下去，他覺得自己的身子已經不見了，變成音樂向空中飄去，他今天的狀態特別好，音色音準漸漸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最擔心他的指揮也很詫異，初始還以為他隻在做口型，後來聽見了他的聲音，那聲音叫指揮吃了一驚，竟是那樣純淨那樣和諧，似乎一碰上別人的聲音就能與其融為一體。指揮朝費普笑笑，但他發現費普沒有對他嘉許的微笑作出反應，費普看似望著他，但那目光已越過他的頭頂望向了很遠的地方。費普的臉上沒有表情，不像其他老頭老太太常常微笑，激動，或與台下的人們交流。費普象一尊雕像那樣一動不動。甚至見不到他呼吸的起伏。姚曼姐姐在費普的右下方，她比指揮還擔心費普出錯，她實在不忍心再看到費普受傷害，每次指揮熊他的時候，她都難堪極了。有幾次，她都想對費普說讓他再別來了，但一直開不了口。所以，這個晚上她一邊唱，一邊豎起那隻左耳聆聽費普的方向，生怕那裏傳來不對頭的聲音。一首一首唱下去，竟然一直沒有聽到，她想，大約費普在許多時候是沒唱的。但到後來，她終於也聽見了他，那聲音一下讓她心裏沸騰起來，那是半個世紀以前的聲音，是那種如風如海天然渾成的聲音……隻有真正從心性上皈依了音樂的赤子，才能發出那種純潔無邪的聲音來。
在一次又一次爆發的掌聲中，在一次又一次泛起的淚花裏，“百年回聲”的彩排臨近尾聲，還剩下最後兩首歌，一首是著名的《伏爾加船夫曲》，一首是指揮自己作詞作曲的《迎接新時代》。費普的狀態越來越好，他一次都沒有出錯，也一次都沒有閉嘴，他甚至連怎麽發音怎麽控製怎麽隨指揮的手勢處理樂句想都沒有想那歌聲就一句一句地從他愈來愈寬闊的胸腔中流淌出來。當那沉重又古老的伏爾加船夫號子隱隱傳來的時候，費普覺得自己全身都已空掉了，變成一隻會唱歌的上下貫通的大喉管。他整個皮膚隻剩下一層細密的冷汗，他的手腳已失去知覺，最後的氣力在發出“哎嘿唷嗬－－哎嘿唷嗬－－”的歎息，他的腦子已不再思想，但喉嚨還本能地發出聲音，象一截從身軀上斷離了的蜥蜴的尾巴，自個兒在那兒動作。燈光,舞台，觀眾，指揮，還有身邊與他一起歌唱的人們，他都已看不見了，他隻看見自己在一片祥和的光中，鬆馳又迷醉。“哎嘿唷嗬－－哎嘿唷嗬－－齊心合力把牽拉！哎嘿唷嗬－－哎嘿唷嗬－－拉完一把再來拉一把！穿過茂密的白樺林，踏開世界的不平路。哎達達哎達，哎達達哎達，拉著牽繩邁開大步－－”費普覺得自己漸漸和那祥和的光溶在一起，眼前這雄渾深厚的歌聲在那光中聽起來非常遙遠非常細弱，象在雲端聽原野的聲音。“我們沿著伏爾加河，對著太陽唱起歌，哎達－－達哎達，哎達－－達哎達，對著太陽唱起歌－－”在那蒼涼又溫暖，厚重又憂鬱的和聲中，他從雲端看見自己和一群密如螻蟻望不到頭也望不到尾的人們在那堅定又苦難的節奏中一步一步向天上走來。太陽越來越近了。“哎嘿唷嗬－－哎嘿唷嗬－－齊心合力把牽拉！哎嘿唷嗬－－哎嘿唷嗬－－拉完一把再來拉一把！伏爾加伏爾加母親河，河水滔滔深又闊，河水滔滔深－－又－－闊－－”那無數人們一起發出的充滿艱辛又不屈不撓的聲音讓他感動得流淚了，那淚水也象他身上細密的冷汗一樣冰涼冰涼的。那冰涼冰涼的淚水痛痛快快地無遮無攔地從他那幹涸多年的眼眶中傾瀉而出，仿佛都要把他的五腑六髒流盡了。歌聲越來越高亢越來越激烈，如一片已成燎原之勢不可撲滅的大火：“哎－－哎－－努力把牽繩拉－－努力把牽繩拉－－向－－著－－太－－陽－－唱－－起－－歌－－”這兩句是全曲中最高最強的部分，全都在最高音區平行推進，一如拚盡性命的呐喊。從前，費普唱到這裏總會發怯，常常隻有閉嘴。現在，他竟氣貫長虹地將它們完美地唱了出來。回到舒緩下行的“唱－－起－－歌－－”後，他長長地噓了一口氣，又酥軟，又輕鬆的一口氣，這是費普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口氣。然後，他突然聽見了那首逝去久遠的歌：“主的榮耀，主的榮耀將顯現出來。主的榮耀，主的榮耀將顯現出來。所有的光芒都能一起看見，因為主曾經親口說過，所有的光芒都能一起看見……”
當最後一首歌在“讓我們－－高舉起－－改革開放的大旗，迎接輝煌的，輝煌的新－－世－－紀－－”的輝煌的和聲中進入解決，大氣浩然地結束時，台下的領導，專家，親朋好友全都站立起來，邊鼓掌邊湧向台口，指揮滿臉汗珠，轉身向大家鞠躬致謝，全體團員們也噙著淚花一邊鼓掌一邊向前走去，一時間都沒有注意到那個“男低第一個”一動也不動地坐在他剛才站立的位置上，兩手支撐著下頜，在天幕燈光的映襯下，象一個沉思者。
人們重新回到合唱台上與領導專家合影的時候才發現了他。他的身子正在慢慢冷去。
姚曼姐姐抽泣著顫栗著在費普的提包中翻尋他家的電話號碼時，倒出一堆雜物，其中有一瓶美國的阿拉斯加深海魚油。一旁有人知道這魚油的功效，痛惜地說，哎唷唷，這個老費是有心血管毛病的人，他平時也不說一聲……
費普火化時，“夕陽紅”合唱團的成員幾乎全都去了。那輛推車上，費普依然穿著那套演出服，那黑西服還是新的，還留著折疊的印痕。老頭老太太許多都流著淚，緩緩從他身邊走過，人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好人呐真是個好人。費普的死，讓團裏的老人們突然知道了，有一些東西，比去香港，比誰唱得好誰唱得不好，比誰站第一排誰站第二排更重要。他們一下變得空前地親近起來，說了許多互道珍重的話。姚曼姐姐走過費普身邊的時候，停了下來，她用手指輕輕撫摸了費普的臉，低下頭，吻了費普的額頭，然後，她從衣領深處掏出一枚小小的十字架，將它從項鏈上取下，放在費普的胸前。走開之後，才捂著臉放聲慟哭起來，邊哭邊訴說，五十年以前，我們就在一起唱歌……
費普火化後的第三天晚上，費普的老姑媽讓外孫女打了水，自己去後麵小隔屋抹了個澡。外孫女還說，這麽冷的天，洗個麽澡？老姑媽抹完澡，換了一身幹淨衣服。後來又說想吃點宵夜。菊香給她在裏份口子上端了一碗餛燉，她吃著吃著，突然冷森森說了一聲，費家的戲，演完了。說完從椅子上滑到地下，抱到床上已斷了氣。
這一年，她虛歲八十四, 是老人的一關。她對人總說八十五。她想把八十四躲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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