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祭
1989年6月4日那個夜晚，和隨後的黎明，從未遠去
當中共在2019年全麵啟動對香港整肅進程時，許多“本土建製派”人物自認為迎來了屬於他們的“時代”。他們在過去二十多年間，一直充當著“北京話事人”的角色——既安撫港人，也向中央邀功。在雨傘運動後更是頻頻表態“堅定擁護一國”，期待被進一步提拔和信任。
但五年過去了，那些曾積極協助港版國安法落地、公開支持DQ議員、配合打壓媒體、出賣司法獨立的人，如今過得真的好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一、北京隻相信黨，不相信代理人
對中共而言，“建製派”隻是階段性工具，而非可信夥伴。
他們口中的“愛國者治港”，實際並不意味著香港本地的保皇派真正能夠長期主政，而是意味著：“隻能由中央完全控製的人來治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家超的上位。他不是傳統政務官僚，也非地產界既得利益代言人，而是從警隊直接躍升的安全機器代表。他之所以被中共欽點，根本不是因為他比林鄭月娥“更能治理”，而是因為他“更像黨的人”。
那一刻，傳統意義上的建製派——不論是曾鈺成、梁振英，還是自由黨、民建聯——就已經退位了。他們不是主角，隻是臨時舞台上的說辭員。
二、中共維穩邏輯與香港建製派的政治困境
在中共的維穩與權力運作體係中，有兩條不成文的鐵律：“外調原則”與“黨員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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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調原則，即中央會優先派遣非本地幹部，避免地方派係坐大，防止權力形成獨立於中央的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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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員優先，關鍵崗位必須由中共黨員擔任，確保絕對忠誠與黨內紀律。
然而，香港本土建製派卻處於兩條原則的雙重夾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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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絕大多數不是中共黨員，甚至包括現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公開資料顯示為無黨派背景。這意味著他們從根本上缺少進入核心權力圈的“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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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本地土著，中央必然擔心他們形成“地方派係”，因此在關鍵崗位頻繁由來自內地的黨員幹部“外調”補位，逐步蠶食建製派的權力基礎。
換句話說：
建製派永遠隻是臨時借殼的“殼牌”，他們的權力終將被“黨員外調”逐步剝離，淪為無實權的“假麵人物”。
這也是為什麽盡管他們在表麵上風光無限，能在各大慶典和會議上亮相發言，但決策核心、真正的資源掌控權從未落到他們手中。
中共的邏輯極其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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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忍受外來幹部的“生硬管理”，也不允許本土勢力形成獨立的權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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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放棄局部的靈活適應，也要確保權力絕對忠誠與可控。
這對於香港建製派來說，無疑是政治上的死結。
三、建製派的自我誤判：以為會“被善待”
許多香港本地建製派常抱有幻想：
“我們替中央幹了很多苦活、髒活，我們當然會成為未來香港政治秩序的中堅力量。”
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代理人錯覺”——他們沒有理解中共統治的內在機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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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容忍任何組織形成“自主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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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政治代理人最終都要去組織化、去地方性、去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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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你再忠誠，也無法改變“你不是自己人”的事實。
回看傅作義、龍雲、張瀾、章伯鈞……從民國時期一直被中共“接收”的曆史來看，香港建製派並不特殊，而隻是這個清單上的下一批。
四、係統性邊緣化：你已經沒用了
2022年以後，種種跡象表明：本地建製派正被係統性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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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權被抽離：政策決定直接由中聯辦、港澳辦、國安單位主導，港府部門越來越像執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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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人事滲透：中央培養的“紅色公務員”逐批調派至香港，逐漸取代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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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被剝離：過往由建製派掌握的地產業、教育界、社團資源被“重新整編”，納入黨控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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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控製升級：即便是建製媒體，也必須每日揣測紅線，不得自行議政。
在權力邏輯上，這無非是“功成而刀藏”的典型操作。
五、未來的命運：或沉默，或清洗
建製派的最終命運會如何？可以歸為三種結局：
| 類型 | 代表人物 | 結局趨勢 |
|---|---|---|
| 高調擁共、曾受重用者 | 梁振英、譚耀宗 | 被維穩利用至退休，權力極限於發言人角色 |
| 中層技術型政客 | 曾鈺成、葉劉淑儀 | 被邊緣化、安排虛職、話語空間逐步收縮 |
| 社團基層帶路者 | 新民黨、工聯會地方幹部 | 被取代或整合進“黨的統一戰線架構”中，逐漸消失 |
別指望中共會在你退休時給你一塊銅匾寫“為黨分憂”。更可能的是連你的子女都被係統性排除在真正的權力圈外，哪怕他們從小接受紅色洗腦、讀港區愛國班、會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香港》。
中共會讓你成為“樣板間”，但不會讓你住進去。
六、結語：與虎謀皮者，終為皮所製
在曆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個替暴政代言的本地精英能笑到最後。
今天香港的本土建製派，看似仍在政權結構中發聲、發言、發令，實則已步入尷尬的“等待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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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利用價值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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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被一紙命令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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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子孫後代在沉默中意識到他們失去的不是“機會”，而是未來。
所以他們的命運，不是榮耀的參與者，而是工具的最後一次響聲。
“槍響之後，最後還站著的，不是你。”
七、臨陣脫逃的“忠誠樣板”：建製派也在移民
諷刺的是，在反送中運動後、港版國安法實施前後，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的港人移民申請爆炸性增長，其中不乏一類讓人瞠目結舌的案例：
原本高調擁共、甚至擔任政協委員、愛國社團骨幹的人，也悄悄遞交BNO簽證或家庭團聚申請，低調離境。
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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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比誰都清楚中共不會“善待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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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知道香港即將失去作為“自由中轉站”的一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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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早就在“替黨站台”與“替自己脫身”之間，選好了後者。
有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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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原建製社團骨幹，在英國繼續打著“反港獨”旗號參與活動，試圖繼續撈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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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前親共議員家屬，在社交媒體上展示自己在英國超市購物、孩子讀書的“幸福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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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港人社群爆料，這類“紅色移民”在社區裏和真正反共的流亡港人完全割裂、甚至構成安全隱患。
這種“表裏不一”，不僅讓人憤怒，也讓人諷刺地認清一個事實：
他們不是忠誠，而是“利用忠誠換錢”的生意人。
八、“忠誠”的盡頭是移民，“愛國”的盡頭是BNO
這正是極權體製崩潰前的特征：連最堅定的代言人都不信這個體製能善待他們。
他們的“忠誠”不是真的為黨效命，而是一種：
“我知道這船快沉了，但我還能騙幾張船票”的精致算計。
諷刺地說，正是這類人最早帶頭批評“反送中移民潮”、“港獨暴徒逃亡”，可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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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留在香港、承受壓迫的，是前線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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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得最早的，是那些吃盡權力紅利的“建製中層”。
他們走得無聲無息，也許帶著幾個房產證、幾百萬洗淨的港幣、幾張孩子的私立學校offer。
而他們曾參與打壓的對象，卻連出境的自由都不再擁有。
九、結語補充：他們不是叛變，而是從未忠誠過
這一切不應感到意外。因為：
真正的信仰，不需要換護照；真正的背叛，通常打著最響亮的口號。
香港建製派，不是“被中共背叛”的犧牲品，而是“把香港賣給中共”之後，準備悄悄溜走的投機者。
他們不是從紅變灰，而是一直是灰的——隻是披著紅的外衣來收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