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耆易君左的文壇雪泥
芮少麟
立是開始，春是希望，在寒冬將盡，大地漸露春色之際，筆者憶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收集整理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傾向、不同風格流派作家作品資料時，因現代文壇厚重博大，及主持人觀念，一位二十—--四十年代中期，在中國文壇有著重大影響者，因1945年觸犯偉人聖顏，及後來直言不諱，又被另方勢力劃歸“無政府主義者”和“第三勢力運動相關人物”，至香港定居十八年。有此烙印，即使撥亂反正後，當事人身份與宿耆經曆，及其在中國現代文壇創作和抉擇民主進步的丹心，仍被蒙貼上特定標簽，難避政治濾光，依然臨禁忌，遭摒棄，蒙命運多舛，被掃入進大陸忘川。中國幾代讀者，鮮知此例，令人感慨，有湖南漢壽易君左先生，即屬當事主角。
家父係君左先生之友，與他早年亦有較熟悉的文苑之誼，父親當年研讀君左《閑話揚州》、《西子湖邊》、《江山素描》、《中興集》等詩文著作時，從文藝評論家角度，評價其水準甚高，對易昔日名聲，讚不絕口，認為易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深遠，不應被如此無視。筆者耄耋之年，於文學城海外博客，撰寫些許史料時，有感先人與易先生之情誼，及家父所敘，對易的人品及在中國現代文學創作評價，深感在時過境遷的大時代後，將所知點滴，須客觀匯於本篇博文，一家之言，望公正待之。
一、易君左簡介
易君左（1899—1972），原名家鉞，字君左，後以字行，號意園，晚號敬齋，書畫筆名有右君、二郎神、康匋文、花蹊、琴意樓主、空穀山人等，湖南漢壽人（該縣位於湖南省北部洞庭湖西濱，為常德市轄縣）。晚清詩人易順鼎之子，書香世家，昔有“龍陽才子”、“三湘才子”之稱。
易10歲從父學詩，16歲在北京中學於《國華日報》應征《梅蘭芳歌》競選時奪魁，聲名鵲起。1916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因反對段祺瑞政府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罷學歸國，在上海王兆榮《救國日報》工作。1918年秋，入北京大學法本科政治門二年級時，入少年中國學會，投身五四運動。曾加入過社會主義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國家庭研究會。1921年，加入文學研究會，是北平的時年翹楚，引人注目。同年夏，再次東渡日本繼讀在早稻田的未竟學業。1922年，時任上海泰東書局編輯，捐出祖藏圖書約五千冊，在漢壽縣城敬惜堂創辦了首家圖書館，並題書竹簡對聯：“周朝始置藏書吏，闔邑皆成識字人”，1923年，獲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回國後從事新文化活動，被魯迅先生列入京派早期活躍作家。1926年參加北伐，曆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編撰、湖南省政府顧問、參事等職。
易君左是民初著名學者、詩人、散文家、報業家、抗日將領、書法家、畫家，著作達數千萬言，詩詞、遊記、傳記、隨筆、劇本等，廣涉博獵，信手天成，書畫法古出新，卓爾不凡，為中國現代文壇奇人，其著作較同代的魯迅、郭沫若、鬱達夫、胡適，還要多出許多。香港文學研究社將他與魯迅、周作人、林語堂並列。
易為人樸實，多才多藝，在民國的早年文壇上，公認易君左與鬱達夫是“才子型的文人”，素有“文壇奇人”、“文壇巨子”、“中國現代遊記寫作第一名家”之譽。北伐、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政府黨政軍界，從事報業、文宣、政治工作。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軍委會總政治部少將設計委員、四川國民日報社社長、湖南國民日報社社長、蘭州和平日報社社長、安徽大學教授、西北大學教授、政工幹校教授等職。
易君左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因直言不諱，寫遊記抨擊時俗，出版《閑話揚州》，引發官司風波，成為社會當時有影響案件，亦是易之一觸即發的話題；1945年國共和談期間，偉人送交柳亞子的《沁園春*雪》詞作，轟動重慶，被文壇部分擁戴者讚賞，易未隨波，卻反評不是，且有不敬之語，言詞犀利，切中時弊，影響巨大，屬文壇大波，再留禍根。
四十年代後期，易見國民政府日腐，目睹地方競選國大代表時的行賄成風、醜聞百出，曾撰聯於報刊，稱：“區選價賤，縣選價貴，兩三票換幾許金錢？投稿何如投票樂；賣者得錢，買者得名，千萬人選一個寶貝，代表原從代價來”，而觸惱當局。在時政洪流裏，民國政權繼將易劃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和“第三勢力運動相關人物”。禍根連下，易在中國政局突變前的1949年2月，南渡居台兩年，另擇居香港又十八年，有人曾將偉人於大陸所建偉業，較秦皇為甚，一度被部分海外華人喻稱為“成功的蔣總統”，而君左先生當年詞作所言，亦被曆史所驗證。
在香港，易曆業維艱，曾任珠海學院教授、美國在香港的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編輯所文藝組主任、《星島日報》副刊主編、香港浸會學院專任教授兼中國語文係主任、國際筆會香港分會理事兼出版主任。
1969年9月，文革極盛期，大批離陸難民，浮遊渡港，九死一生，見此慘狀，易即轉赴在台長子家定居，出任政工幹校教授兼台灣銀行監察。1972年3月30日，他病逝台北，在台的漢壽同鄉會悼念時，有人挽聯曰：“三代擅才名，早有文章驚海內；千秋成絕唱，更無閑話到揚州”，易名再著。
1950年抗美援朝時，易君左次子易征、三子易殿和小女兒易鴛均參加中國人民誌願軍。易征係其文學世家第四代，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部隊和地方從事文宣、出版工作，晚年任《現代人報》總編，中國作協會員，1997年於廣州逝世。
君左身後，長子易鶚，捐獻出其父及易氏作家群的大批著作、信函書畫、圖片等文獻資料，在台建成漢壽縣“中華易君左文庫”，2000年10月展出。
據大陸有報載，撥亂反正後的2015年12月7日，易君左先生哲裔捐贈儀式在湖南省漢壽縣檔案局舉行。易君左之女易鴛、之孫易躍，漢壽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袁佑清出席捐贈儀式。袁佑清代表中共縣委、縣政府，對易鴛、易躍先生來漢壽縣捐贈書畫、文學作品示謝。隨後，袁佑清與易鴛、易躍共同為捐贈的書畫、文學作品揭幕，並受頒榮譽證書。捐贈儀式後，嘉賓一同參觀了該縣檔案館所建的“中華易君左文庫”。
對易君左先生，海外華人還譽稱他為中國傳統文人中，儒家入世的精忠報國踐行者，這亦是大陸聞所未聞的另種觀點與評價。
二、家父與君左先生的文苑交往及讚評
1、交往與揚州風波
家父芮麟，係無錫太湖側畔生長的農耕出身，靠苦讀，中大教育院畢業後，任職無錫民教館和農教館館長，他的《新詩之變遷及其趨勢》文藝評論成名作，1930年12月，由上海光華書局《讀書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國內麵世，其相關作品在滬地長三角一帶的文壇，及中國社會教育界，為人關注。
父親沉溺詩文，早年著文有言;“餘嚐蓄大願三;盡交天下好男兒，一也；盡讀天下好文章，二也；盡遊天下好山水，三也。好男兒不易得，好文章不易求，惟好山水則可恣吾性而遊之，故一以放乎山水為樂”，這是他敘寫遊記及早年與君左先生在那個文化人尚可特立獨行、坦誠相待時代裏，成為好友的一種交往相處方式。
1930年，君左先生以他的《十年舊夢重溫錄》，蜚聲文壇。為此，家父向他祝賀，並與之開始通信，兩人遂建有文學創作愛好的交誼，這是筆者從家父《京鎮春遊小記》裏追敘他們兩人在鎮江初次唔麵場景的文中所知。文中稱，為了那篇《重溫錄》，他們通信已年餘，隻是難得唔麵敘談而憾。君左曾信載“講起來也好笑，這枝筆也縱橫十多年。就沒有人知道，也許都知道而故意裝著不知道，甚至於誹謗。隻有十年前一位女友——現在她已死了——說我是天下第一枝筆！芮先生，我告訴你吧，這枝筆現在已禿了!不中用了！”。
父親見之，繼以：“南北東西任所之，縱橫恰是少年時。美人也愛江郎筆，道是‘天下第一枝’！”十首絕句勉之。家父認為君左先生不似普通世家子弟、書香門第、留洋學子那般，傲視他們這些普通的草根子弟，其待人懇摯，遂信中也以“若許門牆高傍得，終身願為背詩囊”等詩句回應，其意深切，往來愈密。
1931年，在鎮江任江蘇省教育廳長的周佛海將同鄉又係旅日同學的君左先生，從安徽調至教育廳任編審主任。家父任上聞之，亦從無錫至鎮江，與君左先生唔麵。在那篇《京鎮春遊小記》中，家父還寫道：“我們雖已通信了一年多，但還沒有見過麵。終於今天下午四時，在教育廳的會客室，我們握了第一次的手”、“沒有寒暄，不用‘天氣哈哈哈’，我們便任情地談著詩文，談著山水，談著雞鳴社，談著他的《江山素描》，談著我的《山左十日記》”、“自教育廳出來，到伯先公園。那兒是我每次到鎮江都得去呆坐半天的。”、“一度呆坐，一度流戀，一度感傷！唉！往事啊，我為何偏偏忘不了您呢？”。
家父與君左先生在鎮江麵唔後，在從無錫赴省教育廳的相關會議工作中，及君左主持江蘇省文藝期刊編寫期間，他們從過去的文壇相知，通信往來，到文學創作工作交際，亦漸深情誼，兩人談論文苑趣事相融，家父對易之處世及直言不諱，更讚佩有加。
淞滬事變後，江蘇省政府及教育廳於1932年由鎮江遷往揚州。君左在揚州編印《天風》周刊閑暇時，以漫遊揚州的體會與感觸，寫成《閑話揚州》一書，因該書裏有文字觸發“揚州民怨”，乃成為全國一時喧囂的著名社會風波，衍生了後續漣漪，成為君左人生的重要印記。
早年，家父與鳳歧師等人赴濟南參加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二屆年會，與梁漱溟等社會教育家們商談社教界民眾教育事宜後，曾將他的《山左十日記》請君左先生題名繪封。該書由君左先生以琴意樓主加印繪封後留跡，於上海生活書店暢銷一時，上海圖書館等處皆有存。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筆者編纂出版家父《神州遊記（1925-1937）》封頁裏的舊版書影上，君左先生以其琴意樓主的題字繪封畫麵，清晰爽目，栩栩如生，留跡可鑒。
家父曾從君左口快心直的回敘中，對1932年及嗣後所謂的“揚州民怨”始因，與該案訴訟經過，有過較多知曉，也成大局時過境遷、餘波了卻後，筆者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所知點滴：
君左先生寫成《閑話揚州》，從書稿送達上海中華書局排版不久，對其內容的非議，即生波瀾，而幾乎從未消停過，背景蹊蹺複雜。原來這本《閑話揚州》裏的一些情節，涉及到揚州某宗教界頭麵人物無法見人的隱諱緋聞，其狀，僅如新世紀當今那樁中嶽佛武界的“傳聞”之毫厘點滴。但揚州青幫的滬地大佬阮慕伯知情後，卻在那道貌岸然、草菅人命時代，放言要將君左這年輕人“作掉”，欲行直接滅口，以示對文人的一種厲誡。當這黑社會指令，傳至揚州，風聲洩出。教育廳長周佛海獲知，深感該事體重大，人命關天，何況君左赴江蘇省工作業績，並無不當，為此周親赴滬地，八方疏通，阮見狀，隻得漸有鬆口，並麵稱：“請周先生放心，對我手下的人，我是還能約束得住。不過，揚州民眾公憤極大，與易君左對簿公堂怕還是難免的”，周聽其口氣，知君左之命，尚能可保，但所謂官司，卻難罷休，事情還遠未了結，遂告知易等，準備應對，並多方協調轉圓。
然，該書出版前後，揚州人不滿。不少人湧入省政府、省黨部，要求罷免易君左的編審室主任、江蘇文藝社長之職。稱《閑話揚州》針砭市政建設，批評揚州人生活陋習，在全國侮辱揚州人的人格形象，影響惡劣，無法容忍等，尤稱易對揚州女性侵犯尊嚴和情感，各界發起成立“揚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責任代表團”(簡稱“揚州究易團”)。省府解釋稱，易雖是教育廳編審主任，但該書係個人署名，未有“官銜”，也非由教育廳出版，言論著作自由是世界各國允許的公例，望各界人士諒解，免究。又稱書對揚州有負麵描寫，但大量篇幅還是介紹揚州曆史、人物、名勝、風景，目的在於宣傳揚州曆史和文化，而拒。然風潮未休。無果後，“揚州究易團”繼向在鎮江的江蘇法院，聯合指控易君左、中華書局在全國出版侮辱揚州人人格形象的該書，影響惡劣，無法容忍等。該案1932年期間，曆經庭審、休庭、幕後協商，仍難消停。在各方勢力不斷推波助瀾下，竟成轟動全國一時的盡人皆知大案。
這種讓人難以理解的公開與幕後博弈，及政界、社會幫派頭目各類勢力的多層介入，案情起伏，眾說紛紜，輿情紛亂，發展方向，莫衷一是，數十年後，餘波尚存，依然還有人津津樂道，而當時的文化界，對君左先生敢於揭露抨擊時弊的點滴敘述，幾乎疏於直言，多明哲保身，或隔岸觀火。而後，揚州方麵仍要“將易君左等依法嚴懲，以平民憤”等，未能平息。
風潮轉向法院起訴，控告易君左“誹謗”揚州人罪名，並訴中華書局同犯“侮辱”揚州人的“刑案”，法院最終受理了易君左和中華書局為被告的民訴案。
《閑話揚州》事發後，曹聚仁先生曾寫有一篇《閑話揚州》，以曆數揚州光榮，讓揚州人大大揚眉吐氣了一把；曹還不忘譏諷易君左那縱情風月的老爸，認為他不會讚成自己兒子對揚州女性的貶低等等。
在揚州生活多年的朱自清，針對此事也專門寫過《說揚州》一文，批評了喜歡大驚小怪、虛張聲勢的“揚虛子”（揚州人的慣用外號）；寫揚州出美女，但自己長這麽大，未在揚州見過一個出色女人；揚州人愛吃會吃，食物精細有地方風味；揚州的古跡也是很多很好的。文章可謂不偏不倚，批評易君左時，也自揭揚州人的短處。但經該起風波，文人唯恐再因“閑話”惹生事端，據說出版社為此拒將《說揚州》，收入朱的散文集裏出版。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有言稱“究易團”還未與《閑話揚州》達成和解。江西美術出版社打算重印此書時，開印前，就遭當年“究易團”成員反對而放棄。後，黃山書社也計劃重印，又遭“究易團”後人幹涉。但因當時已經印畢，經協商，隻得請當年“究易團”成員為該書另行作序，以替換原序，被易君左親屬知悉後，反對該版本由宿敵作序的《閑話揚州》麵市。看來這場“閑話”案，雙方誰也沒能擱下，這已是數十年後的文壇餘波了。
1932年，俗稱的“揚州究易團”，由揚州及所屬七縣的工、農、商、婦、醫、學各界代表參加，婦女界郭堅忍親任團長。在“揚州究易團”幕後，還有兩個團體撐腰。一個是上海“旅滬揚州同鄉會查究《閑話揚州》委員會”，由阮慕伯率領；一個是“揚州各界追究《閑話揚州》聯合會”，由大律師戴天球領軍。一切準備就緒後，首席律師戴天球和韓國華、胡震組成三律師代理訴訟團，將控告易君左、中華書局侮辱揚州人人格案，訴告至江蘇法院。法院決定1932年8月7日開庭。
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和君左深知眾怒難犯，不願打這場官司，於是便四處請人出麵調解，欲大事化小，留個麵子。中華書局請出擔任過司法次長、內政部長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駐滬辦事處常務委員、大律師薛篤弼出麵調解。薛知道，阮慕伯是個左右局勢的關鍵人物，遂找阮慕伯提出四項解決條件：一、中華書局立即停止發行《閑話揚州》；二、向揚州七縣人士登報道歉；三、以贈送書籍形式，向揚州人賠償名譽損失2000元；四、揚州撤銷訴訟。但阮慕伯不答應，理由是：“旅滬揚人以茲事重大，非經揚屬七縣各界全體同意不能擅自決定；在易案未曾解決前，中華書局要求調解堅決拒絕”，薛篤弼算碰了個大釘子。
易君左請出的調解人是洪蘭友。洪是揚州三中委（王柏齡、洪蘭友、葉秀峰）之一，曾任中央組織部秘書主任兼司法院法官訓練所所長，是揚州實權派人物。洪蘭友確實肯為易君左出力，他和陸小波幾次去揚州找戴天球說情，望調解，也遭戴天球、郭堅忍等拒絕。協調破滅，隻待法院庭審。
江蘇法院庭審前一天，“揚州究易團”在揚州商會召開動員大會，群情激昂。第二天淩晨，“揚州究易團”每人胸佩該團紅標，團長郭堅忍手持短杆白三角旗，上寫“揚州究易團”大字，乘船過江。鎮江碼頭已人滿為患。揚州同鄉會的老人捧酒，婦女送茶，私人汽車和上百輛黃包車免費接送代表團成員，操作異常出奇。因揚州來人及鎮江迎接者多不勝數，聞訊旁聽者更多，法庭人滿為患，無立足之地。法院隻得加派法警，增派保安處特務營士兵，維持秩序，如臨大敵，使這次法院開庭，掀起時代高潮。原告方有郭堅忍及戴天球等人；被告方有易君左、陸費逵及辯護律師。開庭後，郭堅忍陳述訴訟要旨，嚴厲譴責易君左醜化揚州風土，侮辱揚州人人格的行為。最後她說：“易君左故意誹謗，妨害百姓，已昭然若揭。現揚屬婦女，已嫁者受其家屬歧視，有女者不能嫁，教師也不能當，乃至將來全體婦女失業無所依歸，前途豈堪設想。我受揚屬七縣婦女委托，責任重大，請法庭對揚屬婦女生活生存，加以援救，將易君左等依法嚴懲，以平民憤”；郭陳述後，君左辯稱：“本人撰寫《閑話揚州》一書，純係完全善意，僅為敘寫生活性質，與故意誹謗他人不同。且此書現已停售，望揚屬人士諒解，請法庭明察，並宣告被告人無罪”；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則稱：“本人為中華書局總經理，僅司全部行政權限，編輯書稿及審核稿件，另有專人負責。現該負責人已偕來庭上，法庭如需詢問，即可應詢”。庭長周寶初深知，該案台前幕後，情況複雜，雙方都得罪不起；且庭審場麵，氣氛緊張，若持續久辯，恐生事端。於是他以拖字訣待之，在原告、被告陳述後，既未詢編輯，也沒讓雙方律師繼續說話，便宣布：“本案案情複雜，改期續審，退庭！”。
法官的敷衍，揚州人怒不可遏，“揚州究易團”和旁聽席上的群眾騷動喊道：“將易君左關押起來！”施壓，有的則乘亂喊著：“打死這個小雜種！”，法警勸阻下，場麵愈亂。法官見事態嚴重，在示意將被告易君左帶出後，自己退庭而去。喧鬧人群持續要求嚴懲易君左，並與法警漸起糾紛。揚州大律師戴天球覺得，萬一群眾情緒失控，行動過激，局麵反難收場。他找法官稱：“易君左可以不關押，要將其交保；還要嚴懲叱斥原告方及旁聽群眾的法警，緩和局勢”。周知眾怒難犯，揚州方麵既提此要求，可滿足，便順勢寧人，將易君左監視居住，也對法警作出表麵上的嚴厲批評。《閑話揚州》案初次開庭，在喧鬧吵罵中收場。
該案雖鬧得沸沸揚揚，但文化界反應遲鈍。直到第一次開庭後，報端才見到一些名人文章。杜重遠、朱自清都對易君左持批評態度；魯迅認為中國人都是愛故鄉的，但對《閑話揚州》當時未提批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報章名人的議論，並未影響到揚州人對易君左的追究。江蘇法院在揚州公眾壓力下，在8月30日，再次開庭。
8月26日揚州各界及京、滬、鎮的揚州同鄉會代表，第二次聚集在揚州商會，舉行聯席會議。令大家迷惑不解的卻是，“揚州究易團”團長郭堅忍，卻未能出席會議。戴天球、韓國華二位律師在談及第二次開庭準備工作時，調門也顯著變低。他們不談追究方法，隻說辦案難處及被告請求調解的條件。起初，出席聯席會議的代表不知事態已有急轉，還蒙在鼓裏。原來，案子的幕後操縱人，已到台前。
人們初始隻知《閑話揚州》風波的幕後人是阮慕伯這上海灘的青幫大佬阮五太爺，不知其幕後的幕後，還確有“廣陵王”王柏齡。王係蔣介石在保定速成學校和日本振武學校老同學。辛亥革命後，蔣應陳英士電邀回國，王柏齡、張群和他一起回國革命。蔣介石初建黃埔軍校時，全校隻有3名將官，即中將蔣介石和少將王柏齡、何應欽。王一直是蔣的親信摯友。後因王北伐中屢敗，蔣將其撤職，卻未查辦，讓其閑居揚州，其頭上尚留光環有三：江蘇省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候補委員，是揚州權傾一時的“廣陵王”。《閑話揚州》風波的揚州幕後真正支持者，實則是王柏齡。
《閑話揚州》的風波震驚全國，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也始料不及。而惹起事端的又是其屬教育廳的編審主任易君左，如再鬧下去連他的主席麵子也難卸。於是，便出麵找王柏齡周旋。陳果夫和王柏齡曾同在黃埔軍校共事。王柏齡任少將教授部主任時，陳果夫僅僅為在上海招生及通訊采購工作的屬下。可現時陳氏兄弟的政治勢力之大，王柏齡卻也不敢不再買賬了。在陳果夫出麵下，王柏齡隻得走到台前露麵。他深知，揚州方麵隻要做通郭堅忍的工作，局麵便十有八九了。於是去北柳巷板橋一號拜望了郭堅忍，他說：“省裏陳主席對揚州這件事很關心，希望不要鬧大，特地托我來向郭老師斡旋”。郭見一向支持她的王柏齡既然已改口，思想上並無準備，在王的耐心勸導下，郭未再堅持己見，深知若無王柏齡、阮慕伯這些大佬們的繼續撐腰，官司無法打贏，隻得接受。次日，王便急赴鎮江向陳果夫複命。江蘇地方法院決定於8月30日開庭。也正因郭堅忍知道官司已無何打頭，就未在8月26日的揚州商會二次會議上露麵。揚州各界知情後，上海阮慕伯不便再予堅持。8月26日的這次聯席會上，一致推派阮慕伯和王柏齡為聯席會總代表，負責調解交涉事宜，他們由幕後，走到台前。聯席會也同意了調解條件：易君左在京、滬、鎮及揚屬七縣報紙封麵上道歉，並辭職離開江蘇；中華書局也在上述各報登報道歉，向揚屬七縣民教館贈送價值2500元的書籍。同時，也同意了向可端和尚的道歉、贈匾等條件。
水到渠成後，江蘇地方法院如期進行第二次開庭，除中華書局陸費逵如期出庭外，其他原告、被告均未出庭。於是，庭長周寶初當即宣布：“鑒於原告、被告均未到庭，本庭暫時休庭”。陳果夫雖同意了揚州提出的條件，但他還是和走到前台的王柏齡、阮慕伯做了一番討價還價，打了折扣。最後，君左辭去江蘇省教育廳裏的職務，在《新江蘇報》上刊登啟事：“敬啟者：君左去年曾著《閑話揚州》一書，本屬遊記小品，其中見聞不周，觀察疏略，對於揚州社會之批評頗多失實之處，以致激起揚州人士之公憤，引起糾紛。事後詳加檢點，亦自覺下筆輕率，實鑄大錯，撫躬自省，以明心誌。荷蒙中委王茂如(柏齡)先生本息事寧人之善意，愛惜君左之苦心，不辭煩累，毅然出麵斡旋；而揚州人士亦深喻君左自責之誠意，承蒙諒解，撤回訴訟。謹此公布，諸希鑒諒為幸”。該場鬧哄哄達半年之久的《閑話揚州》司法鬧劇，以君左名譽受損，中華書局破財消災，揚州人也挽回了麵子而告終。
因“三湘才子”著寫《閑話揚州》袒露時弊引發的該場輿情，後來魯迅先生公開發表過：“假那時我想，假如寫一篇暴露小說，指定事情是出在某處的罷，那麽，某處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處人卻無異於隔岸觀火...大家爭一通閑氣——《閑話揚州》即是最近的例子”之短評，以示公道，被時報載錄過，然卻仍鮮有人再敢坦率地示以文字支持，即為文化界的狀況。
前述時代文人態勢，恰為那些社會大佬及政客們看透文人明哲保身、膽小怕事的心態，這段似水流年往事，隻是君左先生在家父麵前袒露過的某種個性感歎。
1935年7月，家父將他遊曆長三角東南多省後寫成的《東南環遊記》一書，曾邀君左先生再次題寫書名，後因錢振銓先生的繪封，版前到位，君左先生所題書名，則附扉頁，該書仍由上海生活書店發行，上海圖書館有藏。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家父《神州遊記（1925-1937）》封頁的舊版書影裏，亦有錢振銓先生提名繪封之印跡。從君左先生於《閑話揚州》風波期間，先後兩次替家父兩本遊記書作，題名繪封與簽題書名之情誼，皆可略見。
1935年，家父從武進縣教育局科長任上，轉至開封省立試驗民眾學校任職，同年12月至西安參加民國時期的第三屆高等文官考試，經三試後及格，躍過龍門。1936年春，他由考試院銓敘部薦配至青島特別市教育局，任編審主任。期間，日本對從一戰後，從其手中回歸祖國的青島特別市，十幾年間，依條約不準設防的漏洞，十幾年來，一直覬覦眈眈，尋釁不絕，兩國外交摩擦不斷，中國當局絞盡腦汁，疲於應對，屢有摩擦發生。在華北自治甚囂塵上及七七事變前，家父由青島市教育局長雷法章薦推、被沈鴻烈市長遴選進“市應變小組”，至抗戰爆發。期間，家父在青島特別市負責撰寫出版的四本愛國抗日讀本，為防日在青島浪人借機滋事，挑起事端，汲取君左先生當年的揚州教訓，這些書，皆以青島市教育局名義出版，作為時年山東省城鄉民眾愛國教育讀本使用，以絕日浪人尋釁之機。
抗戰期間，家父在魯西山東省政府及任山東省政幹校副教育長主持校務期間，從事敵後抗戰近五年，國事飄零下，家父與君左先生無法聯係。1943年在重慶中央訓練團裏，他們才得唔敘。
2、家父讚評君左文學作品點滴
家父1931年4月10日由上海光華書局《讀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在《文藝創作講座》中被薦稱“國內著名文藝理論家”（二十餘名之一），執筆過《作詩論》後，對君左詩文的讚賞，在過往著述中，時有所見，於山水遊記文字描述及作詩論諸方麵，是他們文苑交流的側重點，而對君左先生抗戰後期《中興集》這部劃時代的個人詩集，家父評價尤甚，特別珍視。
在遊記文學寫作上，家父對君左先生遊覽泰山時將其冠稱為“國山”，乃至他們對日出景象的各自描繪，國內已有泰山研究學者敘述。筆者僅將家父轉述君左先對華山的山水、雲霧、鬆石的遊覽觀賞觀，從文學寫作欣賞角度，略述點滴。
家父1935--1936年在連載於《河南民眾教育月刊》的有關遊覽華山章節裏稱：“就我聽讀過的古今十餘家華山遊記中，其推尊華山、歌頌華山，至吾友易君左詩人而極。
他一則曰：“當餘寫華山之前，餘頗躊躇：以餘之一枝禿筆，如何而能描寫華山。華山之偉大，它雄而且秀，匪獨餘，恐任何人不能形容。……然而文字也，影象也，能寫華山，能映華山，而終不能得華山。得華山者，必將華山整個的精神，全盤的精髓，統一的靈魂而得之，其樂乃無窮，所得為獨到，而餘愧不能也”。
他再則曰：“餘大聲疾呼曰：凡膽小者不可遊華山！凡腳腰不健身體不強者不可遊華山！凡近視眼及胖子不可遊華山！凡遊伴不多者不可遊華山！凡起居飲食不耐艱苦者不可遊華山！故遊華山有五不可。但又有五必遊：凡欲知中華民族性格之偉大者必遊華山！凡欲探造物之奇與神工鬼斧大自然之威力者必遊華山！凡欲暢覽真山、真水、真雲、真霧、真鬆、真石之奇景者必遊華山！凡欲堅強體魄，鍛煉身心，剛毅其意誌，預為天下國家之大任者必遊華山！凡愛讀俠義、武俠、奇俠、偵探等小說而豪氣衝霄漢，文光射鬥牛者尤不可不遊華山！故華山有五必遊，五不可遊”。
他三則曰：“餘更進而為華山之品評。第一論華山之山勢。吾人幼時，諷頌‘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句，而華山乃筆立秦嶺之上，千萬煙巒如戟、如荀，如黑頭攢動，共捧五大高峰，四方皆削成，突入天表！既無來龍，複無去脈，憑空躍起，昂首自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餘等至華陰，山為大霧所蒙，已而雲端隱隱露其輪廓，驚駭恐懼，出人意外！西南二峰，壘出如參天芙蓉，絕無偎倚。第二論華山之石。遊東磊，已歎山石之奇；然東磊山石皆碎而小，凝合全東磊山石，不足華山之一石。華山之一石即一峰，一峰一大石，突兀磅礴，橫絕千古！其石無所謂小姿態，如豪士闊步，不暇雕琢。石之潔白晶瑩，間參玄黃，如仙人掌一片石，天生亦無此奇掌。凡石皆一大塊，一大片，無銜接，無聯絡，獨立而無倚，山之最強者也！第三論華山之鬆。山下無鬆，山腰漸有鬆，山頂鬆成林，無一鬆不佳，無一鬆不奇，有大將軍、二將軍等名目。姿態夭矯如遊龍，如祥麟威鳳，落日愁雲，映此橫空絕豔之莽蒼蒼色，美不可言！黃山之鬆，短而伏，泰山之鬆，瘦而高，各有其形象；華山之鬆，株株樸實古茂，韻味悠遠，任何一株，皆畫中物，任何一畫，無此秀姿。第四論華山之雲霧。華山有大雲，餘晴日登山，恨未得見，然餘得觀華山之霧。山外見霧，已不見山，山內見霧，更不見山，人在霧中，亦不見人，霧散天開，人仍不見。有一時會，不知摒在山外，抑在山巔，不知身在雲端，抑在霧裏。曩觀華山豔史，雲海彌漫，今雖不見雲而有雲意，雖見霧而無霧情。鴻蒙初開，乾坤渾沌，蒼迷一體，空幻無憑。第五論華山之泉瀑。泉流淙淙，繞山四匝，清沁心脾，明可鑒發。遊華山者最好雨後新晴，雲景既收，泉聲大作。全山皆瀑布，廬山僅三疊，華山有多至數十疊者。餘等登山，適值晴旱，泉瀑痕跡，曆曆山腰，倒懸橫瀉，姿態猶存。或謂華山無水為憾，不知天下名山，無不有水。華山之水，如道人煉丹，百煉始純，如才人吟詩，八叉即就。以上數端，為華山之特征，合而評之，得四字：‘偉大奇秀’，懸諸國門，一字不移。凡天下之山，有偉大而不奇秀者，亦有奇秀而不偉大者；兼而有之，厥唯華嶽。華山者，秉道家之奇，傳儒家之秀，發揚光大佛家之偉大者也！”。
其推尊華山、歌頌華山，可謂至矣，可謂極矣！”
這些敘述，也算是他們兩人在遊覽觀賞山水情趣方麵，彼此一致的見解，是家父於1936年期間的文字留跡。
抗戰中後期，易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職時，文風漸有所變，在議論時人詩作時，易公開有言：“脫離時代而言詩，放棄人生而說教，餘未見其可。無論抒情言誌，感時詠物，能常與時代同其呼吸，常與人生通其魂夢。”，其時，君左先生所寫出的大量愛國詩作，如《蘆溝橋風雲急》、《七•廿四成都空戰》、《九•一八十一周年》等曾引人注目，其時，他這些作品的突出之點，也恰是家父1946年被考試院評頒優等獎《莽蒼蒼行》一書評語裏，被指明的欠缺之處，是家父後來在家中與家母評議《中興集》優點時的自知之明。
他們對作詩論述方麵，家父1947年在《青聲月刊》的《舊詩新話》一文，可略見一斑，該文稱：
“龍陽易君左兄，詩文縱橫有奇氣，畢肖乃父哭廠，至許之為天下第一枝筆！其抗戰詩曰《中興集》，豪放疏闊，一變早歲所為，殆亦時代使然。佳句如”湘水一灣遊子淚，巴山萬裏故人情” “湖海空存念，乾坤一放歌”“到處蘆灘千萬頃，偶然茅屋兩三間”“瞿塘雙壁空千古，天下三分誤一征“等，均灑落有致。猶憶其《焦山雜詩》雲：“十年飛夢到焦山，未破情癡第一關，我向諸天一長嘯，亂紅如雨疊江南！”；《虎丘冷香閣題壁》雲“生死人天隔海濱，十年征山滿征塵，自攜一滴淒情淚，來吊疏香閣裏人！”；《泊楓橋》雲：“一秋心境太飄蕭，萬樹寒楓喜見招。且剝當宴尖臍蟹，斜陽影裏過楓橋。”，俱綺麗可頌。他曾致書於餘曰：”講起來也好笑，這支筆也縱橫十多年了，……”，其胸懷之鬱勃，可見一斑。君左論詩，謂舊體詩中最有價值的是歌行和絕句，歌行便於寫實，絕句便於抒情。所言實獲我心。餘詩絕句十占八九，亦以其便於抒情也”……。
上述，皆可視為家父當年與君左先生在文壇詩作交流上，彼此感受相通的寫照。
三、家父見聞的重慶詞文論爭
當今，諸多同代人對全民族抗戰勝利前後，1945年國共和談期間，圍繞偉人詞作《沁園春.雪》，轟動山城，造成“詞壇論爭”之沸沸揚揚，莫衷一是，多為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筆者亦然。家父是目睹當年該文壇論爭報道與時局變遷的過來人，1945年10月他離開重慶後，特別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在家有語“曆史事實的宣稱、敘說，離不開事件發生的時序與客觀情景如實表述，愚弄或可得逞一時，不會太長久的”、“隻有實事求是，後人總能得出正確結論”。經八十年後家國大局的趨穩和史料沉澱，筆者捋述所知，向文學城讀者的關心者及研究者，提供點滴，供查證、參考。此前，廣袤大地上，它同樣亦還是不便言說的檔案封禁資料，哪怕隻是文壇上一些時人的見解。
史實表明，偉人毛澤東1945年8月底，飛抵重慶，國共兩黨8月29日至10月10日和談結束，這當以“雙十協定”發表的時間點為據，而偉人1936年的詞作《沁園春.雪》，在他抵達重慶的八、九月份，僅以“地下文學”麵目，浮出水麵，後由進步報刊在重慶轉為正式發表，其時日，當在國共兩黨和談期間。而直至和談結束後的1945年12月後，君左先生所謂“受命發表挑起“詞壇論爭”的那篇詞作，才在重慶《和平日報》麵世。之前，山城對偉人詞作意願的眾說紛紜，若也稱為“掀起”社會輿論之因，及將其嫁禍於君左先生頭上，有悖事實，顯失公允。這12月易發表他詞作的時間節點，與易先生發表《沁園春.和毛澤東柳亞子》的內容，後有被稱幹擾破壞“國共和談”之說，從事實和邏輯上，根本風馬牛本不相及，對所造此輿論之源，值得深思。
此前的1942年春，家父懷著“報國情同時歲月深”的念想，攜婦將雛，從淪陷區的蘇州誌華醫院，西進跋涉，繞行八千裏，抵達重慶農林部任職公務員時，已至初夏。1943--1944年期間，他兩次進中央訓練團黨政、人事班受訓。君左先生時任中訓團教官。
1945年8月底，偉人抵達重慶談判後，將他1936年2月所寫，卻深藏未露的“沁園春.雪”一詞，送交柳亞子。柳老驚歎偉人詞作後甚喜，遂邀重慶文壇好友，齊聚鑒賞，該詞作不脛而走，競相傳抄於山城。國共和談期間，先是《新民晚報》將這首“地下文學”作品照登，轉浮市麵。該報編者，附讚語稱：“毛潤之氏能詩詞以鮮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園春·雪》一詞者，風調獨絕；文情並茂，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柳亞子更稱毛澤東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手，雖蘇(東坡)、辛(棄疾)猶未能抗手，況餘子乎？’，據毛氏自稱‘此則遊戲之作，殊不足青年法，尤不足為外人道也’”。偉人的傳抄稿經刊登後，在山城引起巨大轟動反響。重慶《大公報》，繼將柳亞子的和詞與新民晚報的《毛詞沁園春》集於一起，再次聯篇刊登，和詞已達50餘首，跟進評論計20餘篇，皆認定“風調獨絕，文情並茂，氣魄過人，讚譽盛極一時。
偉人詞作從陝北到重慶，多報刊登，轟動朝野，其內容與文學境界整體融合，影響巨大，在重慶思想文化界，觸發了一場觀念異見者的詞作媲美，及“欲與天公試比高”式爭議，成為轟動一時的盛事，該史實，眾所皆知。家父隻是山城那場詞作唱和及後來評論者筆墨爭議的目睹見證者。與其說表麵上這是文人的風雅之舉，卻係一場文壇論戰，更抑或說是二十年後那場社會大博弈設計者的提前操演，隻是方麵軍不同而已。但挑起者，卻怎麽也按不到君左先生的頭上，則屬事實。
自古以來，文壇詞作唱和，或出現貶褒不一，當視正常，從文學品牌及作者才思構顯上，本不足奇，更不為慮，也毫無所謂“進步”、“左右”、“革命與反動”之分。而時居重慶，因十餘年前“閑話揚州”引發軒然大波而聲名遠播的君左先生，認為屆時諸多文壇薦讚之詞，頗有不當。君左先生發表的唱合詞作，畢竟曆曆在目，亦獲得過大量佳評，至於易詞外的政治傳聞，孰真孰假，其中水分，究有多少，概莫能辨。畢竟1945年12月份時，易先生僅是一位顯示詩詞文采的參與者，當無可諱言。
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轄屬軍隊雙方爭奪受降權和受降區之爭，空前激烈。日本投降第二天，即8月16日，據資料報道，國共雙方皆向各自所屬下達命令。在蘇聯操控下，大量日本關東軍在東北被繳獲與受降軍事裝備，被蘇軍移交林彪部隊使用，蘇軍士兵在東北展現軍風、軍紀的斑斑劣跡，更眾目睽睽，家喻戶曉，卻被同盟者竭力掩飾。蔣中正見狀，亦以中國戰區首腦身份，電令國軍積極推進，令共軍於原地駐防，且日軍不得向國軍之外的軍隊投降。同日毛也電令各地中共軍隊迅速擴大解放區。期間，美國軍艦飛機向華北等地加緊運送國軍，並同時也將中共的東江縱隊，從華南運送至山東；美軍飛機還同時大力協助中共運送鄧小平、林彪、劉伯承、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肖勁光等20人，從延安直飛太行山受降區，這些眾目睽睽的史實，當即被記者，逐一披露，輿論嘩然，這並非虛言，且國內外史料報道，皆赫然可查。
國共雙方在日本投降後三個月期間，皆以邊談邊打，力爭靠攏美國及獲援為目的，並以打促談，力爭獲得內戰主動權與政治優勢。國民黨閻錫山想將共產黨擠出晉南地區，派國軍第十九路軍采取針對共產黨的實際行動。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寸步不讓，利用中共南方局電台，秘密指示劉鄧部隊，同期亦發起上黨戰役，殲滅進入晉東南地區接受日軍投降的國軍閻錫山部隊的10個師，攻占了長治地區。據中共觀點，此役獲勝，迫使國民政府隻得回到談判桌前。重慶談判簽署雙十協議後，中共華北軍隊在歸綏，包頭等地，仍繼續圍攻傅作義軍隊達兩個月之久，直到十二月入冬後，因久攻不克，才被迫撤圍。上述曆史事實展現，國內外當時皆有資料報道查驗，偉人後來的選集裏，亦可驗證。國統區營壘的人們，上上下下，從享有新聞自由報道知情權利中，皆是一代知情者，而鑒於這些麵世的新聞資料，後被新政封存，數十年未得公開再現，中國內戰初期的雙方拉鋸情景，一度鮮為人知。對當時那種“內凶超禦外，民生遭塗炭”的慘狀局麵，君左先生1945年12月4日，振臂從國命如絲、憂國憂民角度，將民生於兩黨紛爭所顯出的“葉落花飛，梗斷蓬飄。痛紛紛萬象，徒呼負負”之感，在重慶《和平日報》載文的，隻是一斑，此時距“國共和談”簽字結束，已兩個月。顯然，屆時國家大事及應擔之責，與易發表該詞作，毫無因果牽連，然他這直言振臂感歎，畢竟觸惱了“內凶超禦外”的一方勢力。這是家父及眾多不願涉及政治紛爭的文壇局外者，在當時目視短淺下，對君左先生那“才天亮，又漫漫長夜”所負“罪名”的另種識見觀點。
君左先生在該報章寫道：“鄉居寂寞，近始得讀‘大公報’轉載毛澤東、柳亞子二詞。毛詞粗曠而氣雄，柳詞幽怨而心苦。因次韻成一闋，表全民心聲，非一人私見；望天下詞家，聞風興起！然後提刀來砍”。其“提刀來砍”的指向，顯指希望人們對他發表的該篇詞作，隻是“異議相與析”之意，而非有它指含意，這是詩詞鑒賞的基本素質。易發表的這首《沁園春.和毛澤東柳亞子》詞作，曰：“國命如絲，葉落花飛，梗斷蓬飄。痛紛紛萬象，徒呼負負；茫茫百感，對此滔滔。殺吏黃巢，坑兵白起，幾見降魔道愈高？明神宵，忍支離破碎，葬送妖嬈。黃金難貯阿嬌，任冶態妖容學細腰。看大漠孤煙，生擒頡利；美人香草，死剩離騷。一念參差，千秋功罪，青史無私細細雕。才天亮，又漫漫長夜，更待明朝”，然多數今人，對易被廣泛批判的這首詞作的整體文采內涵，卻至今難聞其詳，未見詞作真容，隻是按造勢者意願，在跟風而已。
易的詞意深深，將史敘事，坦敘史觀，旁觀者清，未有羞辱衍射之類言辭，眾目共睹，焉能將其無限地提綱上線？他畢竟尊道稱言有“毛詞粗曠而氣雄，柳詞幽怨而心苦”，其文詞有據，並無時稱的那些流言於詞中。
時年，日降未久，在這山城文壇波瀾初起時，有人議說“惜秦皇漢武,未必略輸文采;唐宗宋祖,更未稍遜風騷”，給人們留下了前四位君主比較缺乏文治和文學才華的“心理定勢”，但該類“定勢”，與曆史事實和作者的主觀意願，究竟還有無出入，對此種“矛盾”，雖有人也在文壇中刨根,但即使有些爭議，也在所難免；而更有精懂詞作的老者，還進一步詮釋道明，言稱：“平心而論，這易詞，也是好詞”，並再予解讀說;“易表達的：隻是抗戰勝利後中華民族的‘疾痛慘怛，憂愁憂思’之情意，從草根角度，他道訴出了民眾的心聲是：期望‘和平’，而非僅僅呈現的是某種個人之願，……”。這些當年曆曆在目的樁樁輿情，點點斑斑，客觀清晰且在目，人們翻閱可坦闡觀點的大量時局報道，皆可一目了然，是今人在當年報紙被閉鎖禁閉後，未能全麵知曉的情景之一，當然它種觀點，隻能是直言有諱了。
偉人這首“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沁園春.雪》，由多報刊登後，在重慶思想文化界引發那場“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兩大陣營、兩派文人筆墨相爭，被“上綱上線”，繼入史冊。聯想二十年後，舉世皆知的文革中，對文學作品不留餘地批判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及與號稱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議之處，豈不更多，如今那未經文革曆煉與塵煙洗禮者，縱觀上下八十餘年中國文壇黨領導的“路線鬥爭”，又該作何想？這抑或也是中國百姓及文壇學者，應予關注的問題吧。
日本戰降後的國共政治情勢，及由偉人詞作裏盡顯他1936年“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意氣風發，和與重慶談判的特定情勢，相互交織，君左先生以該詞作的文采顯示，與適度“媲美”，因他係步偉人之韻所作，被時稱進步文人們，奉命反擊：如，時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實權在握的郭沫若氏，即亦發表有《沁園春》道：“國步艱難，寒暑相推，風雨所飄。念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戰，血浪滔滔。遍野哀鴻，排空鳴鵬，海樣仇深日樣高。和平到，望肅清敵偽，解除苛嬈。西方彼美多嬌，振千仞金衣裹細腰。把殘鋼廢鐵，前輸外寇；飛機大炮，後引中騷。一手遮天，神聖托付，欲把生民力盡雕。堪笑甚，學狙公賦芋，四暮三朝。”，郭氏更以文人無行的攻訐之勢，進之，繼稱：“說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輕飄。看古今成敗，片言獄折；恭寬信敏，無器民滔。豈等沛風？還殊易水，氣度雍容格調高。開生麵，是堂堂大雅，謝絕妖嬈。傳聲鸚鵡翻嬌，另款又再擺‘閑話揚州’腰。說紅船滿載，王師大捷，黃巾再起，蛾賊群騷。歎爾能言，不離飛鳥，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縱漫天迷霧，無損晴。”，將易當年在《閑話揚州》裏抱怨的：“全國的妓女好像是由揚州包辦，實則揚州的娼妓也未見得比旁的地方高明”之類話語，含沙射影，誘人入殻，傾盡用心。
盡管與眾多和詞者相比，易君左的和詞藝術性，也還算稱得上是鶴立雞群。然他身居政治營壘的局限，或某些見解，被郭沫若和詞中讚頌偉人“氣度雍容格調高”，反諷易詞“傳聲鸚鵡翻橋，又款擺‘閑話揚州’腰”，“朽木之材未可雕。”結句再予斷喝道：“縱漫天迷霧，無損晴朝”。同時，遠在延安的黃齊生、山東解放區的陳毅和晉察冀解放區的鄧拓等，也盡遙相呼應，和詞撰文頌揚《沁園春·雪》詞，駁斥易君左等被稱為禦用文人的和詞及評論，時年未聯想過政治意識的山城文壇，漸被蒙上一頭霧水。
這場言辭較量，有人稱道：“易君左以其深厚的詞學功底推出的這一‘力作’，固然流露出了一絲憂國憂民的哀婉情愫，但是將人民革命運動誣為黃巢‘殺吏’，白起‘坑兵’；喻延安邊區為‘大漠孤煙’，稱《沁園春·雪》詞是‘冶態妖容’；尤其結句與《沁園春·雪》詞針鋒相對，弦外之音是：中國才迎來一線光明，由於共產黨的存在，內戰將不可避免，‘國命’又將陷入黑暗之中，隻能把幻想寄托在‘明朝’了”。如此“畫龍點睛”式批駁，在當時，無論從氣勢口吻上，皆有後來居上之勢。這或許就是郭沫若等人的革命底氣顯示，畢竟兩年後政治軍事形勢變化，也將那場重慶詞作論戰，畫上了另類句號，郭沫若因之奠定了其後在新中國社科與文壇的領軍地位。
時年有人，還稱：“為將毛澤東詠雪詞造成的影響壓下去，國民黨內部暗中搞了個與該《沁園春·雪》比高低的活動，即國民黨中宣部秘密通知各地、各級黨組織，要求會吟詩作詞的國民黨員，每人寫一首或數首《沁園春》……”，此說似無根據。家父10月離開重慶時，在重慶農林部任職，對詩詞寫作也十分留意且愛好，卻根本未見過有此類所謂的黨部通知，則是事實。時年甚至還有人言：“《和平日報》拋出一首易君左寫的《沁園春·和毛澤東柳亞子》，作者在序中矯“全民之命”，號召“天下詞家”圍殲，並且以盟主自命……”。君左先生閱見後，對這類有悖實情、含沙射影的說法，在與家父信中笑談時，稱“這黨指示文壇的在黨之人，參與詞作唱和應對，或與觀點相異者間，互相媲美，如此來建樹黨文化的引領方式，豈不十分荒唐？吾人所好，秉性各異，盡人皆知，豈會聽由他人來下令？”等飯後茶語，卻從未見有人播發過。家父與君左先生1946年期間的往來書信，青島易政後1949年9月我家被公安警察以“政治嫌疑”罪名抄家時，家父與眾多文壇名人的往來書信，皆被毀失無著。
基於對上世紀那段易君左參與重慶詞作爭辯，所謂號召媲美之說，招致後人對一些並不及理解“弦外之音”的好奇，抑或疑慮，亦成為時過境遷後，對中國現代文壇作品研究的關注點之一。畢竟人們時年重慶社會傳聞中有稱“易君左與陳布雷同係蔣介石的‘文膽’、易詞的拋出，係‘奉命所作’”等說詞，莫衷一是。後人對偏頗之言，多不以為然，畢竟它毫無根據，易雖亦屬重慶營壘的高級官員，但擔任的多為閑職，如眾所周知的政治部設計委員等，但他與陳布雷在政治上僅似被蔣、毛視為有一定立場及見解的文人，何況蔣對這兩人，也絕非以所謂‘文膽’，等同相待，則屬事實。若二人皆係蔣之‘文膽’，與蔣若真係肝膽相照，毛及其屬下對待陳布雷、易君左子女運用三大法寶之一的統戰方式時，也絕不會盡然，更何況蔣在陳布雷先生亡故後，對易的使用，亦足以證實所謂蔣之“文膽”說法的無據。蔣、毛兩人，隻是在揚易之文壇詩詞所長，繼而巧用其個性特點而已。
當年這場詩詞唱和，與其說表麵上是文人的風雅之舉，卻實是一場入木三分的論戰，是二十年後發動的那場文壇腥風血雨大革命的預演操練。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位在台著名政論家，在談及這場重慶詞作風波時，說：“可惜，國民黨徒雖多，但多的隻是會抓人、關人、殺人、撈錢的特務貪官，是隻會寫寫黨八股的腐儒酸丁級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學者。結果，一直到逃離大陸時，‘毛澤東級’的《沁園春》，國民黨連一首，還沒有寫出來”，也成後來換取某種資本的笑談。
在重慶詞作論爭兩年後，1948年8月25日，郭老由香港《華商報》“茶亭”副刊，連載過他的長篇自傳體散文《抗戰回憶錄》，12月4日結束，該回憶錄，後更名《紅波曲》。其中有關1938年“長沙大火”章節，於1958年12月，刊載在著名的《人民文學》上，屆時引起在北京諸多讀者關注與質疑。
筆者時年正在迎接高考，與眾多同學都是《人民文學》的熱心讀者，尤其擔心它與高考政治試卷問題釋疑的標準解答有異，而關注。張治中本人閱過該反響巨大的文章後，氣憤之餘，致函郭沫若，明確提出多點所涉明顯錯誤。盡管坊間民眾對該份“致函”，並不知情，但此事還是被親曆當年這場“長沙大火”的周恩來總理知悉，並過問。國家機關黨務領導和統戰部門，先後找張治中，認為郭沫若這樣寫法是不大合適的，並希望郭沫若改正。可同時認為張治中信上措辭，也厲害了一些。對郭沫若表示願將張治中長函，附在單行本後麵刊出的處理方式，有關部門領導認為，還是徑直改正為好。
然郭老後來的我行我素，未見兌現承諾，及張治中信函的原始資料，經文革查抄後發還時，又盡失，2019年知事者發覺，被引起質疑，該事情的來龍去脈，終被曝光見報。這些時過境遷後，高層級當事人的另種“文壇爭議”，與當年1945年論爭中郭老之作品露示過的品才，如出一轍，或有異曲同工之妙。然這些八、九十年前的宗宗文壇往事，卻難與當下諸多瘋魔盛事“媲美”。溫故知新下，那些中外諾獎獲得者們知情後，對此類國情人品，怕也另有所思吧？
從1945年重慶詞文論戰，到1948年郭沫若先生《抗戰回憶錄》相繼出版問世，再到1959年元月7日，張治中先生給郭沫若寫的那封已見諸於世的著名長信，引發張、郭兩人關於1938年抗戰初期，那場敘說“長沙大火”真情所涉作者文字品格“論爭”（請博友閱見《中華讀書報》2019年2月27日“瞭望”版的《‘洪波曲’問世引發的一場論爭》一文），乃至魯迅先生早年對所涉名人人品的著名評價，盡可細較品味深省，本博文不予贅述。
目睹世界潮流的漸行發展，和當政者十年前，對君左先生文壇作品曆史評價的漸變，從民族進步曆史長河及易當年對文壇才能顯示的自傲揮灑，來全麵透析明視，君左先生1945年秋冬之際的文壇詞作，也並非似當年某些人士敘說的那樣，他真是政治交鋒者的一枚棋子。旁觀者清，顯屬當然。
四、家父對《中興集》的若幹管見
諸多當代國人，僅知1945年重慶詞作論爭時君左先生的一些觀念，卻對20世紀40年代君左先生等人於重慶發起組織膺社，對中國現代舊體詩的寫作研究的承前啟後影響，及易在擔負抗戰期間政訓職責時，亦在文學探索上持有敘說過的“社會的內層，民生的疾苦，是詩人歌詠的對象。詩人如果一味歌功頌德，為阿諛之臣，就失去了詩人的體統”等諸多觀點，及他身體力行在實現“體察人生，體察世界，體察包裹在這一個火藥氣息裏的乾坤的真相，而擁出人類正義真理的鮮豔的旌旗”之諾言，卻未必都很清楚。
父親曾說朱光潛先生20世紀30年代所寫《詩論》裏，將中國傳統文化中詩的格律音韻，與西方文學作品中的美學表現融貫一起，實有見地，見解獨到。君左在中訓團一中隊小樓鬥室裏，喜晤朱光潛時，憶昔記詩，吟讚複興關下的重聚，他們都是時代文學和詩壇上的先鋒人物。
《中興集》是君左先生1938年秋，奉其母之命，攜眷由湘入川至1945年春寫成的詩歌總集，是他中年時期的代表作，在國內詩壇影響重大。全集錄有979首詩作，為記錄整個抗戰文學時期的一部詩作精品。書的封麵，因於右任先生簽有“為君左弟題”字樣，足見其情誼過從，及對該詩作在抗戰文學中時代價值的器重。
該書1945年8月初，於重慶出版麵世，數量有限，一時洛陽紙貴。父親在歌樂山農林部聞訊，8月8日專程渡江赴渝，於重慶正中書局擠購得一本，不久售罄。家父閱後，既為自己記敘抗戰軍興時同步所寫《萬裏征塵錄》因1939年廣州大火毀損痛惜，又為他重新整理的《莽蒼蒼行》詩稿，當時雖完成輯篇，然出版時機尚缺，未能印製成書而憾，畢竟1945年君左先生《中興集》的麵世，替1946年考試院對家父抗戰詩集《莽蒼蒼行》出版與後來獲獎，甚有啟引，被家父感激至甚。
家父閱完《中興集》後，對易詩稱羨不已，珍愛有加，對學有所成者，啟發尤深，然他待命飛赴青島的任職期，已經在即，須簡裝行囊，難舍之下，惟恐家母攜帶三個幼小子女及箱籠行李，在萬裏跋涉的東返途中，倘再遇旅途災故，重蹈類似《萬裏征塵錄》的覆轍而毀失掉抗戰期他的全部文學作品結晶——這份文人最後的“家當”。父親隻得將相關詩稿日記與《中興集》，同機親攜至青島。該《中興集》，因中國內戰局勢劇變，在大陸未能繼版，它或許是1945年10月飛抵中國東部沿海的唯一存留本，更是後來能伴家父憶念八年抗戰過往歲月的一本友人詩集。在八十餘年的滄桑歲月與人生劇變中，當1949年9月家父八本抗戰日記被入城警察隨意抄失，文革繼被抄與祖屋強製搬遷和1999年祖屋最終又被人民法院先予執行強製拆毀中，家裏的書物等散失無數，然這本《中興集》，竟還奇跡般地完璧，亦算彌足珍貴了。
民族抗戰，及付出的犧牲與所受苦難，是不應被人為“遺忘”的曆史記憶。在世界反法西斯二戰勝利81年後，回顧中國除現時文學創作裏還有民間稱謂與時脫節的“神劇”外，對當年反侵略抗戰文學所遺時代記載的重視，及相應研究的感受，許多“行內人”，卻甚有麻木。有研究者直接指出：“中國抗戰文學研究是一個成就與問題並存的領域”，確有見地。
筆者認為此說，確係到位。如易君左那代愛國文化人中，無論當時親臨浴血奮戰一線的蕭乾、謝冰瑩等人的戰時記錄或諸多作品，還是家父芮麟1938--1941年在魯西淪陷區山東省黨政軍幹部學校（簡稱“省政幹校”）主持校務形成的抗戰文學留世部分，乃至當時大後方萬千名愛國文人，逃難期間在極艱困條件下，以悲壯之情，用心血凝留下的文學作品，包括重慶大轟炸時，眾多受難者鮮血淋漓的特有感受。盡管人們眼含熱淚、競相閱看，個個血脈賁張,心潮難平，這是被侵略國家人民永難抹掉的特有體會,是被壓迫得幾乎就要當亡國奴時的真情實感，及身處地位使然，是受害民族的血淚在時代的持續控訴，但這些在中國現代文學留下濃墨重彩的投影，給民眾心理帶來巨大影響或創傷的作品,盡管已巨量載入文檔，卻在建國七十餘年的“研究”中，壓在“國統區文學”大帽子下被摒棄。一些當年假麵抗日者，以替東條英機庭外代言類托詞，竭力消減人們對民族抗戰文學研究的點滴渴望熱忱，並已見“成效”。這豈非舉世共矚的事實？
筆者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家父在家中與母親商討高中語文教學時，曾談及中國現代文壇中可讚可歎的諸多作品，象文革後來被毀精品般被遺忘的文物那樣，無盡無數，如君左先生《中興集》裏的佳句:“湘水一灣遊子淚，巴山萬裏故人情”、“湖海空存念，乾坤一放歌”、“到處蘆灘千萬頃，偶然茅屋兩三間”、“瞿塘雙壁空千古，天下三分誤一征“等等，均灑落有致，綺麗可頌，家父將其與教材裏及社會上所載之詩，亦做過些許類比，惜筆者學識淺陋，被家人驅出書房,……。
中國抗戰時代的文學實踐,與濃縮研究,是一種曆史鬥爭的現實定位,是中華民族發展中無法忽略和無視的民族寶貴財富，對其廣泛及深入研究，更絕非左與右、進步與反動、愛國與賣國的簡單對立,而是愛我中華民族的有誌先人們，在當年生存環境重大改變時，複雜精神選擇在文字留跡的體現。作為當代觀察、學習研究者,這一家之言，或可參考認知，才能從曆史視角，更客觀、前展性地多維度發掘和闡釋其時代意義。若能對此略加反思，則可進一步促進該項學術研究發展，是一過來人於望九之年的期盼。
結語
當人類文明進步發展到今天，回顧數十年來中國社會的進展變化，透過正常價值觀的科學觀察，它理性地告知人們，這世界在亂哄哄下，一切依然還在有序進步，即使中國文壇研究中，曾有過某種亂象，也會在曆史大浪淘沙後，漸趨進展，當為共識。
易君左先生的各類文學作品，在大陸已鮮聞，幾近絕跡，但其生平與文壇所作，在全球華人世界，畢竟依然擁有港台與海外千萬華人讀者，在東南亞亦素享盛譽，不少篇什還遴選進台灣中學的國文教材，這些現代文壇上留下的雪泥鴻爪，包括那篇1945年12月他發表《沁園春.和毛澤東柳亞子》的著名詞作在內，組成了中華民族現代文學的部分瑰寶，與可議史料，應予珍視為傲。他當年雖難與瘋魔盛事，相互“媲美”，但數十年後的溫故知新下，當人們全麵知情憶析比對時，怕也還另有所思可獲。當縱觀回顧始於1931年以來的全民族抗戰文學史料時，若隻按某種皇權崇拜標尺相待，諱講真話，一葉障目，在誤區裏，怕隻會愈陷愈深，將愧對炎黃後代。一家之見，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