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狀態與總統特權的邊界危機——當“經濟戰爭”變成無需宣戰的統治工具

緊急狀態與總統特權的邊界危機

當經濟戰爭變成無需宣戰的統治工具

一、文明製度的試煉，不是危機，而是對危機的授權

現代國家的製度核心，不在於它能不能麵對危機，而在於誰來決定什麽是危機，又如何使用危機之名來統治。

美國製度設計者原本試圖將國家緊急狀態的啟動權嵌入製度程序中，確保總統雖可應急，卻不可逾製。

但在過去二十年中，緊急狀態正日益製度化、常態化，成為行政權力繞過立法、規避審查的法定捷徑。而在這一演化路徑中，總統的關稅權是最具象征性的一塊試金石。

川普政府宣布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10%基準稅，就是以《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為憑借。這部原為冷戰設計的法案，初衷在於製裁敵對國家，現卻被用來調控全球貿易。

二、總統的經濟戰權：擴張的路徑與製度的沉默

在製度邏輯上，總統是否能在和平時期宣布經濟緊急狀態、進而發動關稅製裁，本該受到多方限製。但事實上，該權力體係存在三個製度盲區：

1. 定義權模糊

國家安全經濟威脅等詞在法律中並無精確定義，使得任何外部輸入或供應鏈變動都可被解釋為危機。

2. 啟動門檻低，無需國會同意

IEEPA允許總統直接宣布經濟緊急狀態，形式上通報國會，但無需其批準。

3. 實際效力強、難以反製

一旦啟動，關稅可廣泛生效，法院往往因行政裁量空間而回避幹預，直到2025年本次裁決為止。

這意味著，總統的經濟戰爭可以不經國會、不經外交協商，甚至無需對內說明成本結構。製度沉默了太久，邊界自然被侵蝕。

三、2025年法院裁定：一次遲來的製度反彈

國際貿易法院對川普10%關稅計劃的裁定，標誌著司法係統重新開始檢視總統權力的邊界。

法院認為：

IEEPA不允許總統以抽象經濟威脅為由，對全球貿易實施全麵性、非針對性的普遍關稅；

該行政令跳過了必要的聽證、評估與程序審查，構成製度繞道；

總統無權將緊急狀態作為政策工具常規化使用，否則國家治理將淪為危機例治的慣性模式。

這不是一次判詞勝負，而是製度內部的延遲自救。法院用法律語言發出一個警訊：總統的危機動員權若長期不被界定，製度本身將逐步失去主權功能。

四、從反恐到關稅：緊急狀態邏輯的泛化過程

我們已經曆過安全概念從反恐擴展到通信，從金融擴展到氣候，如今又擴展到全球貿易。

從911後的《愛國者法案》，到疫情期間的《國防生產法》，再到今天的IEEPA征稅邏輯，美國總統已經習慣於在沒有宣戰、沒有災難、沒有立法的前提下，宣布結構性危機並進行治理。

這正是一種危機治理文明的悄然成型：製度不再追求長期平衡，而是不斷進入例外狀態來維持秩序。

而緊急狀態一旦成為可複製、可設計的治理模型，文明秩序將從常態法理滑向例外支配權邏輯。這不是滑坡，而是滑移：權力結構的根被重新種植。

五、製度的防線：何以設限於總統的非常手段？

美國憲政的設計者曾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寫道：共和國的強大，不在於其行政效率，而在於其對權力的慢速反應能力。

但當下的問題是：我們已進入一個以速度為榮、以震撼為策的政治周期。

國會對行政權擴張保持沉默，出於黨派利益權衡；

媒體對總統治國論推波助瀾；

民眾對強勢領袖傾向認同，忽略製度配置之重。

這使得總統動用緊急法令越來越像一種策略選擇，而不是例外措施。

製度若不重新建構對例外狀態的程序束縛，未來任何總統都可能將危機當作治理的起點，而非終點。

六、結語：文明秩序的界限，是對危機語言的克製

製度本質上是用來處理衝突的。但如果危機本身可以被製度所製造，那麽製度就失去了它原有的角色。

總統不該是例外的永久代理人。

緊急狀態不該成為製度運作的常態配置。

治理文明不能靠關稅、禁令和命令維持，而要靠法律、程序與語言的邊界支撐。

文明的未來，不在於我們能不能應對危機，而在於我們是否還能在沒有危機時堅持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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