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山巡禮
投資雜談
問：你在去年12月7號的演講中，對中國經濟過去幾年出現的問題稱為“時代的困惑”。你對如何解決這些困惑有進一步的想法嗎？
李錄：中國經濟要進入正向的循環，發展內需中間要疏通一些主要的堵點，這裏我舉兩個例子。
首先是保障體係。中國目前的保障體係現在相當一部分還是主要依賴個人和家庭自我保障，而個人保障方式與市場化保險機製之間存在巨大的效率差異。
過去保障體係不完善的一個重要考量，是國家還太窮、負擔不起，覺得福利國家都是在有很多資源或已經很富有的情況下才做保障體係，而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政府擔心一旦建立起保障體係就會成為無底洞。而且傳統思維認為，節儉是好的，應該勤勞工作，不要養懶。
但是，保障需求是人性的基本安全需求。政府不提供，不代表需求不存在，民眾隻是以家庭為單位低效地自我保障。
舉例來說，麵對100萬的大病治療費，個人必須實打實存夠100萬現金；而商業保險通過風險分攤，可能隻需每年1萬或更少保費就能獲得同等保障。再比如火災保險，為了防範100萬的火災風險，如果靠每個家庭自身，就需要實打實存夠100萬，且這筆錢長期被閑置，效率低下。
而如果采用商業保險機製，每人每年隻需繳納幾千元。匯集所有人的保費建立共同的基金，哪家失火就賠付哪家，這就是商業保險的本質。
現在中國不是沒有做，隻是思路、行為方式和規模都還不夠。有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納入這樣一種以市場機製為基礎的全麵人民保障範圍之內。
這裏觀念是關鍵堵點。過去不是認為人民不應該被保障，而是認為這是一種福利。所以實際上要解決觀念上的問題，現在的個人保障方式十分低效，且極大地阻礙了消費能力。保障不足是一個現象、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所以我稱它為堵點，意思是說，它是有通暢的可能的。一旦變通了，就能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
以商業保險方式去思考全民保障問題的時候，就可以以較低成本撬動很多的閑置資金釋放到消費和商業的流通裏麵去。在市場經濟中，交換的次數越多，產生的效能越多。市場經濟就是競爭下的自由交換。自由交換就是我花了一塊錢買一件東西，我覺得值了，你賣給我，你也覺得值了。這就是精要所在，當自由地交換的時候，交易雙方都覺得賺了，雙贏。
而且市場機製下進行的交換越多，流通越多，賺得就越多，效率越高，GDP將不斷增長。所以把這個循環的堵點疏通了以後，經濟本身的效能、GDP、市場都將有很大的增長。
現在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沒有變成消費，沒有讓GDP充分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沒有用市場機製來解決保障問題，還有很多人依然依靠原始的農業社會時代個人家庭儲蓄的方式做保障。
用福利觀念談保障是不夠的，解決不了根本。過去核心的擔心在於國家有沒有發達到一定程度去做這件事。但這個觀念的改變，堵點的疏通，其實沒那麽困難。
通過市場機製，全民交保費，全民獲得保障，保障的效率得以提升，全社會的每個人都會得益。過去的曆史保障可以通過適當劃撥部分國有資產的方式啟動。隻要觀念上有些改變，這件事就可以迅速地做好，而且能夠積累很大的成效。這就是改革，在一些關鍵製度上的哪怕細微變革，就會釋放製度紅利。
消費不足的第二個堵點就在於資本市場沒有發揮它應該發揮的作用。
隻有當充分消費轉變成財富的時候，更多消費才會循環起來。在一個市場經濟體中，消費是可以轉化成企業利潤的，而企業利潤可以變成股東的收益，股東的收益又可以變成消費者投資的財富，消費者的財富可以讓他消費更多。
如此的循環就是從消費到財富的循環，資本市場將消費、產品與服務、創業與創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紐帶的一邊連接的是消費、儲蓄和投資，另一邊連接的是產品與服務、企業、創新、市值與財富。兩邊連在一起，整個市場經濟就活了。
現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堵點，所以大規模的儲蓄不能通過消費變成居民財富。
目前，外需市場把中國的生產變成別人的消費，回來又變成中國的儲蓄。對外部市場是賺了，但是到了內部就堵住了。結果就是中國的儲蓄占整個收入的比例很高，過去的三四年裏基本是直線升高，從40%往50%的方向走。
另一方麵，個人消費占GDP的比例，一度升到48%-49%，加上政府主導的消費，可能在55%左右。過去幾年，這個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到了一個低點，往40%的方向走。在發達經濟體中，一般消費占比要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政府主導消費占比的也少。
這兩個關鍵堵點，如果疏通的話，釋放的體量將會很大。對於第一個堵點，主要是觀念改變，釋放活力。
對於第二個堵點，要進行一定的製度上的變革，具體包括兩個方麵。
一個方麵就是大陸資金和香港資本市場的連接。目前大的港股通框架是搭出來了，循環也有了，但中間還有一係列堵的地方。比如內陸資金不能夠投香港 IPO，比如公募基金個人資金投資香港還有些特殊的要求等。還需要無縫地把大陸的儲蓄和基金與香港的整體資本市場接上。
第二個方麵就是監管。香港市場雖然擁有獨立的監管體係，證監會目前對於香港市場的監管幹預還比較多。若要讓內地資金和企業在香港市場發揮作用，就必須處理好兩地監管連接的程度——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宜過度捆綁。就像放風箏的線，現在這條“風箏線”太粗了，風箏飛不高、飛不遠。但最基本的核心要義就是確實要堅持一國兩製，讓兩套監管、兩套體係能夠並行，發揮出香港市場的優勢。
香港是外資雲集的地方。外資在香港不在於總量，而在於製度上的安排。外資的存在實際上是為“同權”給了一個參考，包括監管同權、資金同權、投資人保護同權，讓香港市場始終處在全球最有效的資本市場的前列，所以極其重要。如果能夠保護好外資，並讓內資與外資同權，因為體量的原因，外資最終會丟掉定價權，最終的定價權會回到中國資金。這些製度性的變化，觀念的變化，是可以疏通的。不需要真的動大規模的真金白銀，就能產生改革紅利。
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具備了現代資本市場全部的要素：完備的製度、法律、曆史傳統，糾紛解決機製，信用中介機構和傳統上國際投資人和國際社會對它的信任，但是這些優勢尚未被真正利用起來。
1688年通過光榮革命，英國獲得了誕生於荷蘭的現代資本市場，從此開啟了英國成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征程。如果說荷蘭與英國是一種對等的合並（merger of equals），中國對香港的關係則更像是收購（acquisition），而收購所得往往未必足夠珍惜，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如果香港的優勢能被真正地利用起來，它可以作為中國資本市場重新運作起來的一個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可以分別單獨運行。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區，完全實行不同的體製，兩種體製並行，最終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樣的。
港滬通是一個重要的創舉，但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過收購得來的這一套香港市場體係，是可以建立起現代的、具備信用功能的資本市場體係的。今天的實際狀態和這一目標的差距還比較遠，對於它的理解和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
用深化改革疏通兩個堵點，通過觀念革新、製度安排，就能夠用很小的力量撬動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這正是中國前40年改革開放的核心要義，實際上改變的都是一些政策上的製度安排，但是這麽做符合了人性，符合了市場經濟本身的邏輯。結果就釋放了巨大的力量。
今天人們都說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比較容易改的地方已經很少了，都是硬骨頭，都覺得製度紅利、改革紅利沒有了，可能也不完全對。所謂的硬骨頭我理解就是要硬啃，硬啃的意思是，要有100塊錢產出，就得放100塊錢或更多投入。一談到社會保障問題，就必須要真金白銀，陷入到“我們有沒有這個錢？”“這個時候應不應該做這件事？”這些問題裏去。談到香港，又可能引入國家安全的話題。
但我想強調的是，以上兩個堵點其實都不涉及這些問題。
全民保障製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用市場機製的保障來取代個人家庭的保障，還遠沒有到福利國家的保障階段。解決的是保障有沒有、能不能更有效，是不是全麵的問題。而福利國家的保障製度解決的是充分不充分、社會分配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中國目前還沒有走到這一步。
同樣地，利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並不是要重新建立這樣一個市場，而是真正用好已經存在的一個市場。這些都是在製度上四兩撥千斤。小小的改變，會撬動巨大的變化。這其實都是觀念的問題，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為這些機製都存在著，保險的商業模式已經有了，香港市場已經存在了，不過是在上麵做點小小的手術而已。
就好像改革開放初期，包產到戶一個製度，在短短兩年時間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
我們看到，近些年來，尤其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整體的治理經濟的思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核心就是，就中國今天的體量和內外界變化來看，中國長期增長的源泉隻能來自於內需，這是一個重大的觀念改變。
在經濟起飛的時候，確實需要外部市場、外資、外部的管理經驗，需要去追趕已經有的產品。但是到了一定體量的時候就難以為繼了。今天中國生產的產品一半需要外銷，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已經開始了，思路也變了，也在開始提速。
這一輪特朗普的全球關稅戰，會讓整個速度快起來。這時就需要一些抓手，需要四兩撥千斤，才能加速轉變。消費占比目前隻有一半，這個過程沒那麽快，要快起來就需要有一些像包產到戶、雙軌製、價格闖關、加入 WTO 這樣的製度性變革撬動。
既然中國已經有了這個觀念上的改變，是可以找到能加速撬動的做法的。有些做法，比如刺激消費和大量發錢，是一次性的。因為有堵點，所以水放進去之後依然不通暢，加之水管就這麽寬，再怎麽注水也還是流不快。
一個體係運行的總流量實際上是由它最窄的地方決定的，不是由它最寬的地方決定的。按照最寬的地方放水沒什麽用，是最窄的地方決定能夠流多少，所以現在要找到那些最窄的地方，放大之後，不需要加多少水，水自然就會流起來。
我談的兩點都是觀念上和政策上的變化。把堵點，也就是最窄的地方放寬，產生的效果比注水可能還要好，而且沒什麽後果。其他很多所謂的硬骨頭，都是在兩害中間取其輕，都是次優解，都有副作用。
我想說的是，中國還有好多比較容易的改革紅利，是因為觀念上的堵塞沒有被疏通起來。疏通以後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加速，把經濟迅速地從依賴外需和內需結合，變成主要由內需驅動。
問：美國提高關稅後，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是什麽？
貿易戰的次生後果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和轉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支撐美國秩序的三大核心支柱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以及美國自身的硬實力。特朗普的俄烏政策、全球貿易戰不僅動搖了前兩大支柱的基礎，也同時暴露了自身實力的一些弱點。
就自由貿易體係而言，美國對全球單方麵征稅給全球貿易體係帶來了很深的疑慮，違反了WTO的規則，使得WTO這個組織看起來形同虛設。而任何組織的規則，隻有當有力量保證其可以被執行的時候，才有意義。之前美國願意、也有力量去執行，但美國一撤，這些重要的組織就開始變得沒有一個中心的錨定，規則好像頃刻之間也變得沒那麽重要了，大船就開始飄搖。
又比如，就實力而言，美元及美元資產一直是世界金融市場的錨定資產，但是今天美國聯邦債務已經超過了GDP100%，近幾年更是每年增加兩萬億，且多以短債方式完成，僅今年一年需要續債和新債額度就達到10-11萬億。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通過外國資本的購入。對所有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也讓外國資本對美元資產的購買意願降低。
支撐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都出現裂痕，雖然其它國家還沒把它視為“危房”，但都已經看出來現有的秩序不太可靠，都在尋找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世界秩序的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它會演進到一種新的秩序上。新的秩序是什麽？現在還沒有人確切知道。但是舊秩序的結束及其向新秩序的轉移，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
對中國而言，首先作為大的經濟體，中國必然要反製，然後談判，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中美雙方的進出口都會提高消費稅，總量減少。市場會有很大一部分的滯銷，那麽其中一部分就要增加國內的需求，一部分就浪費了。這是最直接的第一層次的影響。
從更長期的影響來看，這次的貿易戰可能加速中國經濟從投資與出口驅動轉向由內需驅動。這種轉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去年九月以來更加深入，今後可能會提速。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完全可以啟動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相對於美國現在消費大於生產、花費大於儲蓄的狀況，中國的生產大於消費，儲蓄大於投資，問題反而更容易解決。
我前麵提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紅利沒有完全釋放出來。比如說，用市場機製完善好社會保障體係，善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中國大量的儲蓄是可以變成消費的，變成消費後再進入經濟實體，濃縮成公司的盈利，再通過股權的持有變成個人的財富，繼續下一輪的消費。由此，儲蓄占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多；消費越來越大，公司越來越強，經濟體進入一個正向循環。
問：在國際關係方麵，中國如何破這個“時代的困惑”呢？
今天我們談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的潛力，在國際間也存在這樣的改革的可能性。因為特朗普的做法撼動了原來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個時候中國就可以決定自己在正在演進的世界格局裏處在什麽樣的位置。
比如說全球關稅和由此引發的全球反製可能會引發全球通縮性的競爭。中國過去幾年用的詞叫內卷，內卷本質上就是在通縮情況下的競爭。這一次提高關稅的本質就是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全球同時增加消費稅，全球的經濟消費總量縮減。所以會帶來一股強大的通縮力量，可能會形成全球性的內卷，國家之間互相傾銷，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象你們會這樣做，那麽我也得這麽做。國家之間也這麽做，互相之間競爭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縮，如果沒有外力強力幹預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在通縮下，競爭自然的結果就是你不做，別人會做。隻要有人做，你就得跟進。所以這個時候的選擇很重要，中國有機會在國際秩序重塑中占據對自己有利的位置。
比如，中國可能至少有這樣幾種選擇。
第一種，隨著各國都開始互相加關稅，一輪一輪地惡性循環。
第二種，一方麵它和美國對等談判，達成協議，盡管還是很高；另一方麵對於像 WTO 除美國以外的國家，都遵守現存規則，都單方麵執行——哪怕其他的國家不執行，它也執行。
第三種，首先聲明遵守所有的關稅協議，包括WTO 減美國，加上和美國的新協議。然後，在此基礎上把原來已經開始的地區性自由貿易進行得更深入。比如說最重要的是東盟加上中日韓，10+3，要在這個區域之內形成一個在WTO基礎之上的自由貿易區，從而形成一個以傳統文化、曆史、倫理觀為根基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間的貿易聯合體。
當然，這些國家都是出口國。所以這件事要跟內需的增長聯合起來。因為內需的增長實際上是增量。
中國可以單方麵去遵守“WTO減美國”，對美國的反製還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繼續，同時開始形成以文化為基礎的新的東亞東南亞同盟。
盡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量減少，但它釋放內需之後，內需增量比貿易減量大很多。然後把增量的一部分和這個地區來分享，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比WTO更進一步的規範性組織。區域性經濟組織將會逐步產生全球輻射效應，將吸引歐洲國家加入該同盟。
實際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文化傳統、經濟安排、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等軟性紐帶方麵的聯係，遠比製度性紐帶更為深厚。這些非政治領域的聯係與政治紐帶同等重要，隻是在原有國際體係下被相對弱化。又由於中日的傳統曆史遺留問題，它往往無法放下。所以這個時候需要轉變思維，重建以中日韓加東盟為核心的區域經濟體係。
這種新的“WTO 減美國”，隨著歐洲的加入，將具有強大的力量。國際體係正從單極向多極轉型的過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紐帶、貿易紐帶和商業紐帶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係架構，最終形成具有規則執行力的合作機製——這種機製不同於傳統軍事同盟，而是為維護共同商業利益服務的特殊聯結。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導致僵局，也可能實現雙重突破：既擺脫長期困擾的地緣政治噩夢，又成功構建以自身為核心的多極中的新一極——這時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製度為劃分標準，而是建立在區域性文化認同、經濟利益和自由貿易基礎上。
這種格局演進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外部製度紅利。最關鍵的是，中國可以通過選擇應對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新經濟秩序建立起來以後，大家關心的“卡脖子”和供應鏈斷裂風險可能將不再成為很大的問題。
問：很多人認為中美之間的問題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老大老二必有一戰，一定要去爭，你怎麽理解這個問題？
在核武器時代，兩大核武器國家和兩大經濟體，也不能打。這在冷戰時代就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了。在冷戰的高峰，雙方隻能是分治，在中間地帶通過代理人。但邊界還是很清楚的，不直接去接觸。
核武器的出現以及不同經濟體係的建立就使得中美之間的和平相處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生存的狀態，大家隻能在這個前設條件下存在。不論以什麽方式，隻能和平，而且共存。一方消滅不了另一方。
中國已經具備二波打擊能力，那就是消滅了中國，美國也沒了，基本上沒有什麽人可以從之後形成的核冬天中活下來。這種情況下，兩個經濟體如果不用核武器，隻用常規武器，可以打很長很長時間，消耗是無窮無盡的，沒有盡頭。
AI 可以讓美國或中國占有優勢，但在核武器麵前仍然不行。比如說，AI 真的讓美國在戰略上一下子壓倒對方，一下子造成中國幾百萬的人喪生，那中國就隻能去維護政權的合法性，隻能用戰術核武器，美國也要用戰術核武器，然後再發展成戰略核武器，一次打擊幾千萬、上億人，那就是打一兩輪就結束了，一次進攻、二波反擊，再形成核冬天，最終是人都沒了。這就是今天的狀況。
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曆史的慣性思維。用它來思考今天的中美關係，其中有兩點漏洞。
第一個是它沒有考慮到中國非常獨特的思維及其慣常的做法。
中國自從在黃河長江流域開始建立起文明，從夏商周開始，農業文明與北方的遊牧文明就持續不斷地有衝突，這個過程持續了幾千年。中國漢文明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政策、思維方式形成的基礎。中國在此期間也采用過各種各樣的應對政策，比如防禦（萬裏長城就是為此建成的）、和親、貿易，還有文化的融合即漢化。
漢武帝短暫地用過決戰的方法，他一鼓作氣，以舉國之力把匈奴人幹掉了，幾乎全趕到了歐洲，但同時也把整個國家搞破產了，人員死傷慘重。決戰後把漢人遷過去，漢人無法也不願意在那生存；把遊牧民族引進來，北方又有新的族群開始崛起，很快新的族群一輪接一輪地崛起，因為那塊地方就是適合遊牧的生活方式。漢人不能通過決一死戰從此結束衝突，所以中國人最終發現漢人和遊牧民族的長期競爭共存是一種生存狀態，選擇不了，所以隻能采用防禦、和親、貿易、文化融合的方式，實際上是接受了這種生存狀態。
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掙紮了幾千年，最終采取了另外一套思維辦法。所以中國對美國、對歐洲其實也是一樣的態度，中國改變不了美國、西方的長期存在，改變不了它的價值觀、社會治理方式。反過來，美國、西方也很難改變中國。
所以接受這樣一種狀態。中國思維真的是不太一樣，確實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方式。中國把與美國、西方的長期共存當作一種生存狀態接受，而不是一種選擇，誰也消滅不了誰。幾十年後大家還在，和平比戰爭更好。解決好台灣問題，中美並非終有一戰，各自優劣勢使中美長期的合作對雙方有利。當然這不是今天的主流敘事。
修昔底德陷阱其實還有第二個漏洞，它研究的案例都發生在現代國際社會沒有完全成型之前。
在那時候，經濟總的體現是在一個區間範圍之內的起伏，從低穀到頂峰，又重回到穀底，高峰都差不多，並不高，沒有持續累進性的增長。因為前現代社會永遠有個馬爾薩斯陷阱，麵臨著領土擴張、人口增加的問題。戰爭、瘟疫、屠殺又導致人口減少，一部分人的成功總是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失敗為代價。
中國作為一個大的帝國，王朝更替的時候人口可能會減少50%，甚至更多，然後再重新開始。
地中海北部歐洲因為地理原因，在羅馬之後很難形成一個大帝國，國家間的邊界很難被真正徹底突破。如果你去過瑞士，就會對這一點特別有感觸。陡峭的群山把土地分割成了一個個很小的區域，有四種不同的語言，它們的文化、語言、風俗都不太一樣，沒法也不值得去統一。廣義上的歐洲也是這樣，瑞士更極端。所以在這樣的地方，誰做老大誰做老二就很關鍵。當人口必須要減少的時候，誰的人口將被限製？一個民族能有主導其他民族的機會，它一定會去主導，因為這樣做有很大的經濟利益。
到了現代社會之後，總體經濟步入了持續累進增長的階段。因為蛋糕不斷做大，從英國開始，地盤的意義就不是那麽大了。所以它不像羅馬帝國或中華帝國，占了土地，但不給公民權，隻要經濟的市場，采取的是殖民的方式。
美國進一步發展到了更極致的地步，反對殖民帝國，就是市場逐漸取代了土地，成為判斷經濟是不是強盛的更大要素。但不是說地盤就完全不重要了，而是相對於市場變得沒那麽重要了。
所以這時老大跟老二的關係就不是生死攸關，而是誰過得更好一點。兩者之間不見得非要通過你死我活的戰爭，而可以通過利益的分享來解決很多矛盾。
這是現代社會經濟上的現實，要反映到觀念上的現實，中間又有一些進化的過程。觀念不會馬上變化，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敘事能得到廣泛的反響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敘事並不能比較真實地描述中美的關係和未來世界的發展。
問：今年以來，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出現了一批走在世界前沿的科技創新企業和人才，這個現象會持續下去嗎？
真實的生活就是半瓶水。當生存壓力大的時候，看未來時你隻會看到空的一半。當你沒有生存壓力但也還沒有特別富足的時候，就會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報，也看到風險，繼續拉關係找生意，同時也很享受生活。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對未來充滿希望時，生活會變得更好就成了一個自然的假設。但是富足的時間並不長，奮鬥的習慣仍然在，這時人其實就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階段，會出現密集的創造力爆發。
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樣的井噴時代，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新的公司都會密集出現。
1776年，以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標誌開啟了工業革命。英國又過了幾十年，在1820-1830年和1850-1860年出現了幾波密集的創新。
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二十年，1890-1910年前後出現了空前的科學、技術、工業的密集創新階段。
美國一次是在內戰之後二十年的1880-1910年，一次是在二戰之後的1940-1960年，兩次出現連續幾十年的輪番創新，湧現出一大批人敢想敢幹的人。美國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本土的人才以外，它還吸引了大量別的國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來。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會開始出現創新的井噴。它跟別的國家還真是不太一樣。
其實到今天仍是如此，如互聯網、雲計算、AI 等方麵的創新仍在進行。中國有可能也已經開始步入這樣一個時期。工業革命的基礎已經有了，基礎設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不為基本生存壓力所迫的年輕人出現。
這群人基本集中在20歲到40歲之間，30歲上下。在他們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點，沒怎麽經受挫折。他們對世界更了解，對未來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創造和思考。
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在往這個方向走，這一輪的改革紅利，表麵上是製度引起的，更內核的其實是時代的變化。背後還是人性，還是人的變化。
每一代人中都會有優秀的企業家，任正非時代就出了獨特的任正非，王傳福時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創業家。當再到下幾代時，你會發現創新越來越密集，而且也沒那麽苦哈哈的了。你會發現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運氣，看到許多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間會產生影響。
這個時候如果把國內的消費打開，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麽水，水流就嘩嘩開始噴湧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環境放鬆，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讓水流動，自然會形成奔湧之勢。
問：你怎麽看 AI 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當技術接近AGI/ASI臨界點時，其影響將發生本質改變。此時的衝擊不再局限於商業競爭或國際博弈，而是直接威脅人類作為獨立智能體的存在基礎。這種根本性轉變將創造曆史性轉折點，迫使全人類共同麵對技術帶來的生存挑戰。
需要說明的是，當前技術尚未達到這個階段，也無人能確切預測能否達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動力——經濟競爭收益、地緣政治壓力、好奇心驅動——已使技術演進形成不可逆轉的慣性。
這種挑戰出現的時候，這樣一個仿佛外星人到來的挑戰時刻就會出現，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新的智能已經開始全方位地挑戰人在地球上作為主宰動物的地位，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
這個時候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曆史之間、貧富之間所有的區別，都變得不是那麽重要。當遠超人類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來的時候，所有的應對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該怎麽生存下去。人類的國家、種族、地緣、宗教都不再重要，這時政府仍然是組織人類反應的最重要的基本結構。而且大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
所以當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又發現停不住也阻擋不了的時候，在某些時刻合作的意願會愈發強烈。今天各國仍然在 AI 研究應用上大規模投入發展，但是應對上述風險，無論是經濟、社會強烈衝擊波造成的風險，還是更根本性的 AI 由工具轉向靈性物種帶來的人類生存風險，都需要各國，尤其是美中這樣的 AI 大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
麵對如此強大且快速迭代的技術，中美之間的合作也日益變成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再是一種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