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光鮮亮麗的死亡 (1)

已故作家多米尼克·鄧恩（Dominick Dunne）以其小說《我們這樣的人》（People Like Us）(1988)和《煉獄一季》（A Season in Purgatory）為《名利場》（V.F.）雜誌撰稿，以其豐富的想象力描繪了他筆下的世界，以一種鮮有人能企及的方式展現了權貴階層的生活。在他本月出版的最後一部小說《金錢太多》（Too Much Money）的節選中，一位紐約傳奇慈善家（布魯克·阿斯特（Brooke Astor,1902/03/30-2007/08/13，有人記得嗎？）的葬禮，成為了殘酷社交權術的舞台.

 

作者：多米尼克·鄧恩

2009年12月7日

 

伊萊亞斯·倫塔爾從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的聯邦監獄獲釋，這件事並沒有登上紐約任何一家報紙的頭版。就在埃利亞斯作為囚犯度過最後時光的同時，阿黛爾·哈考特獨自一人在公園大道的公寓裏去世了，隻有莉爾·阿爾特姆斯陪伴在側。莉爾剛剛告訴阿黛爾，曼哈頓公共圖書館將更名為康斯坦丁和佩拉·紮卡裏亞斯圖書館，作為交換，康斯坦丁·紮卡裏亞斯基金會將一次性支付1億美元，而不是分期付款。“她閉上眼睛就走了，可憐的寶貝，”莉爾說道。

第二天，阿黛爾的照片登上了紐約所有報紙的頭版，她的死訊也成為所有地方新聞節目的頭條。令懷揣社會抱負的露比·倫塔爾鬆了一口氣的是，她丈夫伊萊亞斯出獄的照片隻出現在財經版，而且在該版塊中也僅次於倫納德·沃森因詐騙股東1億美元而被判處24年監禁的新聞。

身在倫敦的西蒙·卡伯特從佩拉·紮卡裏亞斯那裏得知了阿黛爾·哈考特的死訊。佩拉的廚師是阿黛爾的前管家喬治的朋友。喬治被哈考特夫人的侄子解雇了，這位侄子來自懷俄明州，認為既然阿黛爾不再活躍於社交圈，就不需要管家了。喬治最近被露比雇傭到位於78街的家中擔任管家，他非常關心這位他服侍多年的貴婦，每小時都打電話給哈考特夫人的女傭們，了解她的近況。阿黛爾咽下最後一口氣一分鍾後，喬治就給佩拉的廚師打了電話。一分半鍾後，佩拉·紮卡裏亞斯——她無比敬仰阿黛爾·哈考特，並渴望在紐約社交圈中繼承她的衣缽——很高興能把這則社交史的消息告訴西蒙·卡伯特。

莉爾·阿爾特姆斯是最後一刻才趕到的，她擠了進來，是房間裏唯一的人。她從喬治那裏聽說了這件事即將發生。“她就像我的第二個母親，”莉爾對住在懷俄明州一個鱷梨農場的侄子和他的妻子說。據說他們計劃接管公寓和鄉間別墅，解雇傭人，並搬走維熱-勒布倫所繪的瑪麗·安托瓦內特肖像——那是阿黛爾收藏中最喜歡的畫作，盡管它最近神秘地不見了。“這一切就發生在哈考特夫人去世的時候，”喬治一邊向佩拉的廚師描述當時的情景，一邊說道。西蒙掛斷佩拉的電話後，立刻撥通了伊萊亞斯·倫塔爾的飛機。

飛機艙內，伊萊亞斯笑容滿麵。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如此幸運，七年後終於重獲自由，正躺在私人飛機的豪華機艙裏放鬆身心。

“飛機真漂亮，露比，”伊萊亞斯說。

 

“你花了那麽多錢翻新，它當然得漂亮才行，”露比說。“我找的是尼基·哈斯拉姆。他專門給那些富有的俄羅斯寡頭，或者隨便什麽人，在倫敦設計豪宅。”

 

“我從馬克斯·盧比那裏聽說，你這次翻新花了大概三百萬美元，”伊萊亞斯說。

“馬克斯·盧比在公園大道上格斯·貝利的日記裏讀到過這件事，”露比說。“再說，你也買得起。”

 

電話鈴響了。空姐塞琳娜問：“需要我接嗎？”

 

伊萊亞斯說：“不用。讓語音信箱接吧。可能是記者打來的。”他又一次感覺自己能發號施令了。

 

電話響了三聲，塞琳娜才查看來電顯示，以防萬一。

 

“女士，我是西蒙·卡伯特，從倫敦打來的。”

 

“我來接，我來接！”露比喊著，飛奔去接電話。 “西蒙，我在這兒。我們不接電話，萬一哪個記者弄到了號碼呢。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非常順利。伊萊亞斯簡直就是個明星，我們離開基地後他走向飛機的姿態真是太耀眼了。他向攝影師們揮手致意，但始終沒有停下來。我穿了那套阿道夫的黑色西裝，就像你建議的那樣，不過沒人注意到，我藏在豪華轎車的後座裏，車窗也是黑色的。”

“我想告訴你，阿黛爾·哈考特去世了，”西蒙說。“佩拉·紮卡裏亞斯從紐約給我打了電話。這件事可能會被大肆報道。”

 

“哦，阿黛爾去世了？一個時代結束了，對吧？” 露比說。“我還是告訴伊萊亞斯吧，西蒙。”她的聲音變得沉重起來，像是在宣布一個噩耗。“伊萊亞斯，阿黛爾·哈考特去世了。”

 

“我的天哪，她都一百零五歲了，”伊萊亞斯說。“馬克斯·盧比說她精神恍惚。”

“伊萊亞斯，你沒考慮到大局，” 露比說。“關鍵是，明天報紙上所有關於阿黛爾·哈考特的報道都會是她，這對我們來說是好事。”

 

“是啊，你說得對，”伊萊亞斯說。“我不是給了她幾百萬美元建公共圖書館，還有一部分捐給了紐約長老會醫院的阿黛爾·哈考特館嗎？”

 

“是的。圖書館是她請我們吃飯的時候捐的，” 露比說。“西蒙，謝謝你打電話來。伊萊亞斯剛才提醒我，他曾經慷慨地捐給阿黛爾，用於曼哈頓公共圖書館和紐約長老會醫院的阿黛爾·哈考特館。”

 

“我覺得你最好去參加葬禮，”西蒙說。“剛出獄的你，在紐約公開露麵是個不錯的機會。而且你還可以穿那套貂皮領和袖口的西裝，在監獄外穿肯定不合適。”

 

“這樣的葬禮可能隻會邀請親朋好友參加，” 露比說。

“這可以安排，”西蒙說。“其中一位招待員是我的朋友。在阿黛爾·哈考特生命的最後一年，他一直陪著她。” 這位朋友名叫艾迪生·肯特，如果用“以前的嫖客”來形容或許更貼切，但西蒙·卡伯特始終是一位紳士，將這段往事深藏心底。

 

阿黛爾·哈考特去世的消息傳來時，人們感到悲傷，但並不震驚。她的離世並不出乎意料。畢竟，正如伊萊亞斯·倫塔爾所指出的，她已經一百零五歲了，而且自從在莉爾·阿爾特姆斯家的廚房裏被油氈絆倒，摔斷了髖骨後，她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麵。髖骨骨折引發了肺炎。她拒絕去醫院。她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她想死在她住了多年的公園大道公寓裏。

公寓裏開始出現一些變化，但可惜的是，她並沒有察覺。多年來一直信任她的管家喬治被解雇了。每周從萊茵蘭德酒店布魯西的花店送來的鮮花也取消了。在她昏迷不醒的時候，她的睡衣和睡袍沒有被更換，她那套波爾托床單也沒有像以前那樣每天更換。她最親密的朋友們知道她時日無多，但出於忠誠，他們都對此保持沉默。喬治負責安排阿黛爾晚宴的座位，並撰寫了席位卡和菜單，他每天都打電話詢問女傭們夫人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