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ay We Lived Then 昔日生活

The Way We Lived Then 昔日生活
Recollections of a Well-Known Name Dropper 一個愛炫耀人脈的名人回憶錄

By DOMINICK DUNNE 作者：多米尼克·鄧恩
Crown Publishers 皇冠出版社

 

九歲那年，我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長大。從四歲起，我就知道這座城市不會是我一生的歸宿。那年夏天，我的姨媽哈麗特——我母親的妹妹，一位未婚女子，也是一位退出修道院的前天主教修女——帶我去了西部旅行。我的兄弟姐妹和我都對她的故事很感興趣，盡管我的父母從未和我們談起過。我們的第一站是洛杉磯。對我來說，那是一次令人歎為觀止的經曆。我從小就對明星著迷，是那種比起棒球卡更喜歡電影明星雜誌的孩子。我對雜誌上寫的一切都深信不疑。我甚至相信寶蓮·高黛在莫坎博夜總會的桌子底下對導演阿納托爾·利特瓦克做了什麽不可描述的事情。我當時相信，米高梅公司權勢滔天的老板路易·B·梅耶從米高梅的當家花旦、新婚妻子簡·哈洛手中奪走了保羅·伯恩的遺書——“請原諒我昨晚的所作所為”——並在警察趕到現場前將其銷毀。我還相信，拉娜·特納是在日落大道上著名的施瓦布藥店櫃台被默文·勒羅伊發現的。

在帶我們參觀電影明星故居的旅遊巴士上，我緊挨著導遊坐，生怕錯過任何精彩內容；事實上，我對這些明星的了解比導遊還多，盡管他知道他們所有的住址。此後的多年，我依然能記住他們居住的街道和房子。秀蘭·鄧波兒住在布倫特伍德的羅金厄姆街，離O·J·辛普森多年後居住的房子隻有幾棟房子的距離，而辛普森正是在那裏謀殺了妮可·布朗·辛普森和羅納德·戈德曼；迪安娜·德賓住在阿馬爾菲大道，後來電視大亨史蒂夫·博奇科也住在那裏。克拉克·蓋博和卡羅爾·隆巴德住在比佛利山莊的一棟平房裏，直到二戰初期卡羅爾在一次債券推銷巡回演出中遭遇空難身亡；瑪麗·皮克福德住在皮克費爾，房子位於公爵府大門之後，但從街上是看不到的。簡·哈洛，這位即將英年早逝、年僅26歲、正值米高梅影壇巔峰的女星，住在貝弗利格倫一棟白色的大房子裏。我記得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們去了布朗德比餐廳吃午飯，點了科布沙拉，這是餐廳的招牌菜。布朗德比餐廳的外形像一輛賽馬。我之前就知道盧埃拉·帕森斯和芭芭拉·斯坦威克經常在那裏吃午飯，但那天她們不在，讓我很失望。我們去了施瓦布咖啡館，我努力想象拉娜·特納當年被默文·勒羅伊發掘時，她坐在哪個凳子上。施瓦布咖啡館裏擠滿了女明星，她們在吧台喝咖啡、買化妝品，還讀著我後來才知道是行業報紙的《好萊塢報道》和《綜藝日報》。真是太完美了。我們住在威爾希爾大道上的大使酒店，那在當時是最好的下榻之處。一天晚上，我們在大使酒店著名的夜總會椰林夜總會吃了晚餐。

那裏，光鮮亮麗的女士們身著晚禮服，胸前佩戴著梔子花。埃迪·杜欽的樂隊正在演奏，身穿白色晚禮服、皮膚黝黑的埃迪，在樂隊指揮下顯得格外耀眼。第二天，在大使酒店的泳池邊，埃迪·杜欽和我聊了起來。他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名人，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我們談話的全部內容。他建議我在長滿雀斑的肩膀上塗抹防曬霜。我當時緊張得說不出話來，隻能含糊地咕噥了一聲 “謝謝” 。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妻子在分娩後去世了。埃迪·杜欽的兒子彼得長大後也成為了一位著名的樂隊指揮，同時也是我的朋友。彼得的第二任妻子布魯克·海沃德在書中出現，當時她還與演員丹尼斯·霍珀有過一段婚姻。

在好萊塢待了五天之後，和哈麗特阿姨一起去西部的剩下的旅程對我來說有點虎頭蛇尾。我愛上了那個地方。我知道洛杉磯將在我的人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也像個有夢想的孩子一樣篤定地知道，總有一天我會走進那些我曾從旅遊巴士車窗裏眺望過的房子的大門。

 

哈特福德讓我對洛杉磯徹底失望。當時我家在哈特福德的地位讓我困惑不已，我以前總覺得，如果我能成為一名聖公會教徒，所有的問題就都能迎刃而解了。我們是這座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城市裏一個舉足輕重的愛爾蘭天主教家庭。我的哥哥，作家約翰·格雷戈裏·鄧恩，曾經寫道，我們家三代人就從三等艙搬到了郊區，這話相當貼切。一所學校以我祖父的名字命名，多米尼克·伯恩斯靠經營雜貨店發家致富，後來又當上了銀行行長。我總是淡化他經營雜貨店的經曆，而著重強調他銀行行長的成就，但他的財富確實來自雜貨店。他從未忘記自己出身貧寒，救濟窮人是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的母親和姑姑有時擔心，如果他繼續這樣慷慨解囊，自己會一無所有。但當他因對哈特福德窮人的慈善貢獻而被教皇第十二世冊封為教皇騎士時，我們全家都感到無比自豪。我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心髒外科醫生，他曾因給一個十二歲男孩做手術而獲得醫學界的讚譽。當時，他用手托著男孩的心髒，取出了子彈。男孩活了下來。

我們家有六個孩子，兩個男孩，兩個女孩，然後又有兩個男孩。我排行第二。我不擅長運動，這讓我父親很早就擔心，但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本事卻很厲害。如果你能想象出我小時候的樣子，我那五花八門的跛腳樣子總能把我的姐妹們逗得哈哈大笑。我們住在城裏最好的地段，一棟帶六車位車庫的灰色大石頭房子裏。隔壁鄰居家有個遊泳池，這在當時可是聞所未聞的奢侈品，尤其是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我們上的是私立學校，還有戈弗雷太太的舞蹈課，男生們上課都戴著白手套。我們是哈特福德高爾夫俱樂部的會員，那是當時最受歡迎的俱樂部，春天我們在那裏學打網球，冬天學滑冰。夏天我們還有鄉間別墅。城裏的天主教徒對我們敬重有加，但新教徒隻是勉強容忍我們。十二歲那年，我瘋狂地愛上了一個名叫莉迪亞·英格索爾的女孩。

她的父母是哈特福德的老牌人物，祖上曾出過州長，他們住在展望山上一座宏偉的灰色石頭宅邸裏。一個星期五晚上，莉迪亞在戈弗雷太太的舞蹈課之前舉辦了一場晚宴。她的母親穿著一件藍色絲絨晚禮服，戴著珍珠項鏈。所有身著黑色製服、係著白色圍裙、頭戴小帽的愛爾蘭女仆都麵帶笑容地讚許地看著我。她們都是我父親的病人。一位女仆遞給我一盤銀質的羊排。在我得意洋洋的時刻，我陷入了兩難。那時候，天主教徒從小就被灌輸這樣的觀念：如果星期五吃肉，死後就會直接下地獄。我非常想吃一塊羊排，但我忍住了。我的臉頰瞬間漲得通紅，羞愧地拒絕了羊排。這時，年僅十二歲卻舉止優雅的莉迪亞走上前去，對一位女仆說：“也許該給鄧恩先生做個煎蛋卷了。”

直到傑克·肯尼迪與傑奎琳·布維爾結婚並成為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之後，愛爾蘭天主教徒才開始獲得社會尊重。因此，我們始終無法真正融入哈特福德的社交圈，這無疑影響了我青年和中年時期忙碌而又充滿競爭的社交生活。我知道自己想要去哪裏，也知道總有一天會到達那裏。

 

後來，我從拉娜·特納本人那裏得知，她並非像我小時候堅信的那樣，在施瓦布百貨公司被默文·勒羅伊發掘。那隻是唱片公司宣傳人員編造的故事。那時我已經明白了這種人為製造形象的道理。而我自己後來也在這方麵頗有心得。

歲月流逝。1944年1月，18歲的我從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天主教寄宿學校畢業，應征入伍。我在賓夕法尼亞州哈裏斯堡的印第安鎮峽穀接受了六周的基礎訓練，然後搭乘一艘名為“蝴蝶號”的運兵船從波士頓出發，前往海外。我性格靦腆，說話結巴，恐懼萬分。我奔赴戰場。從入伍到退伍，我最好的朋友名叫漢克·布雷斯基。他比我大一歲，畢業於喬特中學，在耶魯大學讀大一時被征召入伍。我們形影不離，親密無間。我們營裏的其他士兵並不看得起我們，總是叫我們“金粉雙胞胎”。我們從家裏收到的包裹都是路易斯·謝裏寄來的，薰衣草色鐵盒裝的巧克力，以及類似的零食。他們寄來的包裹總是像來自家人的溫馨禮物，盒子被壓扁了，裏麵的銀河巧克力棒掉出來一截。我們抵達英國後，連夜搭乘軍用列車前往營地，在那裏待到越境進入法國。

火車遭到了V-1導彈襲擊。你能聽到炸彈落下的聲音。每個人都嚇壞了，尤其是我們倆，但我和漢克卻歇斯底裏地大笑起來。我們尖叫著大笑，根本停不下來。每一顆炸彈落下，都讓我們更加捧腹大笑。我們成了第九十五師野戰炮兵的前線觀察員。我最高軍銜是下士，但我們的軍士長在梅斯城外舉行了一場戲劇性的儀式，扯掉了我的軍銜，把我降回了列兵——大概是因為我害怕。我們參加了梅斯戰役、薩爾河穀戰役、魯爾區戰役和比利時突出部戰役。 1944 年 12 月 20 日，在德國費爾斯貝格一個暴雨傾盆的黑夜裏，我和漢克在撤退途中救出了兩名被遺棄的受傷士兵，並將他們帶到了安全地帶。為此，我們每人都獲得了一枚銅星勳章、一位將軍的敬禮，以及一張在家鄉報紙上刊登的照片。贏得一枚獎牌是我唯一記得能贏得父親讚賞的事情。從孩提時代起，直到我入伍那天，我們父子倆的關係一直很緊張，這都與男子氣概有關。那天我們甚至沒說一句話就分開了。我小時候的機智和幽默早已被他的嘲諷扼殺殆盡。戰爭的經曆如此沉重，以至於我之後好幾年都無法談及。四十年後，我在紐約華爾道夫酒店的奧斯卡咖啡館櫃台偶遇漢克·布雷斯基。他先認出了我，我才認出他。再次見到漢克，喚醒了我生命中那段驚心動魄的歲月裏所有被壓抑的記憶。我們坐在吧台邊，一邊喝咖啡一邊聊了四個小時，一刻不停。我哭了。這是我第一次用語言表達出我一直以來感受到的恐懼，即使我們笑得那麽開懷，恐懼也從未消散。這也是我第一次用語言表達出我對自己竟然有如此強大的體力，能夠背著一個垂死的士兵走了那麽遠的路，這讓我自己都感到驚訝。多年來，我第一次記起，當我們把他抬上紅十字會的救護車時，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指表示感謝。這是一次偶然的相遇，但對我們倆來說都彌足珍貴。漢克告訴我，他現在事業有成。我告訴他，我可不是什麽過氣之人。

戰後我去了馬薩諸塞州的威廉姆斯學院，在那裏我參演戲劇，渴望進入演藝圈。我人生中經常發生一些巧合，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在梅斯戰役前把我降級的那個中士，竟然出現在我所在的澤塔兄弟會宿舍裏，成了廚房的洗碗工，晚餐時給我們端上羊排和豌豆。這對於一個列兵來說，簡直是夢想成真。但這事兒糟透了，對我們倆來說都尷尬極了。我們再也沒提起過兩年前發生的事。一天晚上，他突然消失了，從此杳無音信。我父親在我大一那年去世了，我們沒能進行一次必要的談話，而那次談話或許能讓我擺脫多年來一直困擾我的自卑感。在威廉姆斯學院，我結識了斯蒂芬·桑德海姆，那時他還沒成名，我們就稱他為天才。我們在亞當斯紀念劇院是競爭對手。我們都曾三次試鏡《夜幕降臨》的男主角，這個角色在電影版中由羅伯特·蒙哥馬利飾演。最終，史蒂夫得到了這個角色。史蒂夫當時已經是偉大的作詞家奧斯卡·漢默斯坦的得意門生，漢默斯坦比任何人都更早發現了他的才華。通過史蒂夫，我受邀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南太平洋》的最後彩排，該劇由瑪麗·馬丁和埃齊奧·平紮主演；以及在紐黑文舉行的《國王與我》的首演，該劇由格特魯德·勞倫斯和尤爾·布林納主演。這些盛事意義非凡，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激動心情。史蒂夫會說些諸如 “奧斯卡說格蒂·勞倫斯唱不了高音，所以他們得把調調低” 之類的話。我喜歡聽他這麽說。格特魯德·勞倫斯去世後，我和史蒂夫去了紐約第五大道聖托馬斯教堂參加她的葬禮，但一位招待員把我們拒之門外，因為他覺得我們隻是她的粉絲。

1947年，我在威廉姆斯學院讀大二升大三的暑假，說服母親讓我去危地馬拉過暑假，表麵上是為了學習西班牙語，但實際上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安提瓜的鄉間別墅裏，那裏距離危地馬拉城隻有一小時車程。我在那裏拜訪了年輕作家戈爾·維達爾。戈爾當時已經憑借小說《威利瓦》成名，而他的第二部小說《城市與支柱》即將讓他更加聲名鵲起。那年夏天，我和一位名叫安德烈斯·德文多夫的朋友一起旅行，他是衛斯理大學的大二學生，我們是在佛羅裏達州布蘭丁營地的軍隊裏認識的，當時我剛從海外回來。現在回想起來，安德烈斯·德文多夫讓我想起了《故園風雨後》裏的塞巴斯蒂安·弗萊特。他是一位來自委內瑞拉富裕天主教家庭的魅力青年，在紐約、長島和邁阿密都生活過。通過安德烈斯，我開始受邀參加紐約的名媛舞會，他在那裏很受歡迎。我父親不喜歡他，但我們從未說過什麽。安德烈斯和戈爾在長島東漢普頓就認識了，他們的父親在那裏都有避暑別墅。暑期學期第二天，我們在危地馬拉大學外的街頭偶遇，徹底改變了我們整個夏天的計劃。戈爾的另一位房客是著名且充滿異域風情的日記作家阿娜伊斯·寧，她的年紀是我們兩倍多，一頭紅發編成辮子，用色彩鮮豔的毛線纏繞，披著品紅色和淡紫色的披肩，佩戴著格林威治村藝術家製作的那種珠寶。戈爾和阿娜伊斯的優雅氣質令我著迷。她坦誠地、詳細地講述了她與亨利·米勒(Henry V. Miller)的戀情，這段故事後來被拍成了電影。在那之前，我從未讀過她的書，甚至從未聽說過她，但她身上那種戲劇化的氣質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喜歡聽她講故事。一天晚上，鄰居家的遊泳池裏發生了一件趣事：阿奈絲在仰泳，我則在她上方蛙泳，我們倆都沒穿衣服。細節我就不細說了，但後來她把她的書《信天翁之子》簽給了我，簽文是這樣的：“給尼克，你能送我回家嗎？阿奈絲。” 我至今仍珍藏著它。盡管我當時很投入，但即便在聽到“追星族”這個詞之前，我也天生是個追星族。之後我們和阿奈絲去了阿卡普爾科，那還是個寧靜的小漁村。在那裏，一個比我年輕的小夥子吸引了她的目光，從此我便一發不可收拾。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文學名人，也是我第一次體驗我所認為的文學生活。我愛極了。這些年來，我和阿奈絲斷斷續續地見麵，通常都是在一些奇特的藝術場合。有一次，我碰巧路過格林威治村一家商店的櫥窗，看到她打扮成吉普賽算命先生，雙手放在一個巨大的水晶球上，這是她一位年輕男性朋友執導的一部實驗電影的一部分。我們的目光相遇了。她眨了眨眼表示認出了我，然後又立刻恢複了她吉普賽女郎的模樣。最後，在她生命的盡頭，她來到我在比佛利山莊的辦公室，見我十幾歲的兒子格裏芬。格裏芬被她出版的日記深深吸引。我吹噓說，我認識她的時候，隻比他大幾歲，他卻不相信。她得了癌症，拄著助行器，頭發都掉光了，戴著一頂用彩色毛線編成的紅色假發，就像1947年她在遊泳池裏戴的那頂一樣。當她看到英俊的格裏芬時，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那一刻，她仿佛不再是老人了。她放下助行器，走到他麵前，說道：“你和你父親當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時的年紀一樣大。”

在威廉姆斯之後，機緣巧合之下，我在紐約的NBC電視台找到了一份工作，進入了當時新興的電視行業。那是1952年，我認識的人裏幾乎沒人擁有電視機。和我同時入職的還有亞瑟·佩恩和德爾伯特·曼，他們後來都成為了電影和電視界的傑出導演；還有巴德·約金，他後來成為了一位傑出的製片人。我成為了《霍迪·杜迪秀》的舞台監督，這檔節目當時是電視上最受歡迎的兒童節目。我認識了水牛鮑勃、小醜克拉拉貝爾和夏秋冬春公主。我負責安排孩子們在 “花生看台”的座位，我的名字會出現在每期節目的片尾字幕裏。我喜歡這份工作。《霍迪·杜迪秀》讓我學到了關於電視直播的一切，但我渴望的是戲劇性和明星。後來，曾與葛麗泰·嘉寶、諾瑪·希勒和羅莎琳德·拉塞爾等巨星合作過的米高梅前明星羅伯特·蒙哥馬利邀請我擔任他每周播出的單元劇《羅伯特·蒙哥馬利劇場》的舞台監督。蒙哥馬利的幾位好萊塢老友每周都會飛來客串一集。蒙哥馬利是個風度翩翩的人物，每天下午都會去公園大道上的網球俱樂部打西洋雙陸棋，他第二次娶了社交名媛巴菲·哈克尼斯，出身名門，有時還會帶溫莎公爵和公爵夫人來觀看周一晚上的現場直播。有個名叫傑克·施瓦茨的侍童，穿著藍色製服，在彩排和節目播出期間負責守衛8H演播室外。多年後，他以另一個身份出現在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篇章裏。每周一晚上八點，節目開始時，我會站在8H演播室的地板上，對著樓上陽台上的羅伯特·蒙哥馬利喊道：“蒙哥馬利先生，請稍等。”蒙哥馬利會回應道：“謝謝你，尼克，女士們先生們，晚上好。”我多麽熱愛那份工作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