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遠的霧
開通文學城博客，記錄日常的生活與遐想。
我們在中國長大，尤其是經曆過文革的一代人，童年的記憶大多在戶外。孩子們成天瘋跑，父母忙著搞運動，有的甚至被關進“牛棚”，家裏幾乎沒人管。奇怪的是，那時候我們的心情反而很輕快。在當年的詞典裏，根本沒有“抑鬱症”這個詞。後來上了大學，偶爾遇到行為有些怪異的同學，大家也隻會說他們“受了刺激”或“精神不正常”，從來不會把這些表現和一種疾病聯係起來。坦率地說，“抑鬱症”這個概念，是我到了美國之後才真正開始認識和理解的。
我退休前在美國大學任教，學生大都很優秀，在高中時幾乎個個都是年級前三名的學生。
有一次，一個身材高大、校橄欖球校隊的男生穿著拖鞋走進教室。下課後，他滿臉歉意地跟我說作業沒做完，因為患了抑鬱症，在吃藥。這個平日裏陽光、甚至有些“沒心沒肺”的大男孩，居然也能患抑鬱症，這讓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還曾有一位華裔女生，一年級新生，第一學期成績優秀，到了第二學期好像變了一個人，成績下滑嚴重。她在我辦公室裏哭得幾乎說不出話，說自己因為失戀陷入嚴重抑鬱，再也無法集中精力學習，請求寬容她晚一天交作業。
這樣的情況，在美國大學並不少見。根據 2025 年發布的《健康思想研究》（Healthy Minds Study），全美大約有 37% 的大學生報告存在中度或重度的抑鬱症狀。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頂尖名校，這一比例往往更高。許多研究發現，在這些“精英中的精英”裏，超過一半的學生曾有過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在這方麵，“名校效應”非常明顯：學校越有名，競爭越激烈，心理壓力也越大。
原因並不複雜。首先是學業壓力。名校學生大多習慣於追求完美，他們在高中大都是全A的學生。到了大學，忽然發現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個比一個厲害。一旦成績下滑，心理落差會很大。其次是社交壓力。很多人在高中時是焦點人物，進入大學後卻發現同學個個優秀，這種“精英紮堆”的環境，很容易讓他們產生挫敗感和孤立感。過去普林斯頓大學，對學生的成績控製得比較嚴，每門課有成績的有curve 規定，隻允許三分之一的學生能拿到A的成績。這對那些日後想考醫學院的學生，為了追求優秀的 GPA， 壓力會更大。後來普大取消了這個硬性規定，但據說後遺症仍在，普大的學生拿A的比例仍低於耶魯和哈佛。
抑鬱症有時會走向極端。我所在學校有過一位學生，華裔，高中時開朗自信，學習優秀，參加過辯論隊，進大學後卻迅速陷入抑鬱。他因為成績不及格被要求休學，一年後重新返校，情況似乎有所好轉，卻很快再次複發。按照學校規定，第二次休學後複學需要像新生一樣重新申請。就在這種幾乎看不到出路的絕望中，他利用春假去了一個有大橋的城市，從橋上縱身躍下。每年，美國大學校園裏都會發生類似的悲劇，這是抑鬱症最殘酷、也最令人心碎的一麵。
近年來，普林斯頓、哈佛、耶魯等學校已經開始采取多種應對措施：設立 24 小時心理熱線，在宿舍係統中配備常駐心理顧問，放寬休學與複學政策，盡量減少學生的挫敗感。
在美國，心理健康治療很大一部分依賴藥物。數據顯示，大約有 30% 的美國大學生正在服用抗抑鬱或其他精神類藥物。相比之下，很多中國家長對吃藥仍然心存抵觸，總覺得“是藥三分毒”，擔心副作用。但從醫學角度看，嚴重抑鬱症往往與大腦化學物質失衡有關，藥物治療常常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所以家長需要調整心態，合理用藥。
放眼整個美國社會，抑鬱症早已成為一種“流行病”，約有 18.3% 的成年人正在或曾經受到其困擾。中國其實也存在大量抑鬱症患者，隻是長期以來重視不夠。無論是文革時期的自殺者，還是當下高壓環境中的學生，職場人，很多悲劇的根源，其實都可能是抑鬱症，隻是沒有被及時發現和幹預。
真正的改變，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對家長來說，最重要的是學會傾聽，不要隻盯著成績，而要給予孩子無條件的情感支持。要學會識別抑鬱的信號，並在需要時及時溝通，幫助到孩子。
對社會來說，則必須減少對精神疾病和藥物治療的汙名化。抑鬱症不是軟弱，更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種需要專業治療的疾病。隻有當家庭、學校和社會共同織起一張安全保護網，那些在抑鬱症的黑暗中徘徊的學生或孩子，才有機會重新走向屬於他們的陽光。
2026.2.4 於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