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曲奇aaa
知人論世，樸實無華，不昧良知，人文情懷。
在中國中央級報紙當記者的第4個年頭，1989年9月，我突發奇想：組織一個慰問團，去中國最南端的南沙群島。理由是，那裏除了守備的軍人可以去，老百姓沒人可以到達。
那年我31歲。也許就是年輕，敢想敢為。我把這個想法在部門新聞選題會上說了，部主任首先提出反對：慰問解放軍想法不錯，但沒有實現的可能，不要浪費時間。我知道他的反對是有根據的。他來我們報社任新聞部主任之前，是在解放軍報任記者，對部隊各方麵都很熟悉。
幾天過去，我還是不死心，又到他辦公室去泡蘑菇。也許是他了解我父親離休前一直在海軍工作，也許是我在報社一直負責部隊的文化宣傳，也許是他想讓我碰碰釘子，好讓我死了心安心工作，就敷衍地點點頭，算是默許了。
轉天我就去了公主墳的海軍大院黃樓，那裏是海軍司令部和政治部所在地。我知道，去南沙，沒有海軍的批準，沒有海軍派軍艦，那就是天方夜譚。
經過衛兵的指引，我到了政治部的一個部門。那裏的一個幹事接待了我，聽了我的來意和想法，斬釘截鐵地說，老百姓去南沙根本沒有可能！什麽慰問也不行，找誰也沒有用！沒有一點可能。看著他那一臉的嚴肅，而且沒有再說話的可能，隻好無可奈何地打退堂鼓了。
就在我快要走出黃樓時，一個中校叫住了我，讓我到他的辦公室坐一下。他自我介紹說，他是政治部文化部的幹事，姓王。
在他的辦公室，他讓我把我的設想仔細地再說一遍，整個交談幾乎他沒有插話。最後就說他要向領導匯報一下，就送我出門了。
我不抱任何希望了，我知道這麽大的事，就是政治部的文化部長也定不了。所謂等消息，就是一種客氣罷了。因為他知道我是報社負責部隊宣傳的記者。
隨後的一周，我都在東方歌舞團采訪，幾乎忘了還有個南沙的事。
一周後的某天，海軍的王幹事突然來電話說，讓我馬上去他們那裏，說政治部的文化部的周部長要找我聊聊，並說那事有門。
周部長說，這事事關重大，他們報請了政治部主任，主任又報請相關的副政委。他們認為這個想法很好，他們支持，但有個要求。要求是：這個活動必須由海軍和國務院文化部共同組織，原來設想的組織單位級別太低了，無法協調四方關係。
我把情況向我的頂頭上司新聞部主任匯報了。他一聽說腦袋都大了，可能報社領導要請示文化部。沒幾天，我就聽說部裏把社長找去了，辦公廳、藝術局、計財司的領導參加了會。
一個星期以後，文化部辦公廳給報社傳來了文件，文化部與海軍共同組織國家慰問團，1990年初赴西沙、南沙慰問。文化部派文化部副部長王濟夫任慰問團團長，全國政協常委、文化部老部長周巍峙任顧問，報社可以派一位記者隨行。
聽新聞部主任和海軍王幹事對此事給我的信息，我高興了好幾天。我開始著手準備參加慰問團的準備工作。
可是我高興得太早了。不幾天，新聞部主任通知我，要我隨文化部王蒙部長去西藏參加曬佛節的報道活動。南沙行，報社領導準備派總編室主任去，以示報社對此活動的重視。
隨後的兩周，文化部辦公廳的錢處長和海軍的王幹事牽頭組織了一批人，住進了海軍第一招待所，紅紅火火地開始了策劃和籌備工作。
我心裏很不是滋味，但組織定下來的事我必須執行。我一方麵準備去西藏采訪的案頭工作，也主動找文化部的錢處長，看有沒有可能還是讓我去南沙，因為我心裏放不下這個事，情緒上也別別扭扭的。
好事多磨，不幾天新聞部吳主任通知我，我還是去南沙，去西藏派副刊部主任去了。15年前，那時的王幹事已經是大校的海政文工團王政委了，他告訴我，是錢處長找他說了我的情況和想法，他找到王濟夫的秘書，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於是我馬上也住進了海軍一所，參與了慰問團的籌備工作。確定了殷秀梅、關牧村等藝術家參團的名單，確定了帶往南沙的部分物資由廣東文化廳籌集，確定了慰問團乘坐的海軍最大補給軍艦事宜，確定了乘坐空軍飛機的事宜，確定了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派記者隨行采訪的任務。
離出發的時間越來越近，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可又有新情況了：總參根據海況，建議取消這次活動，而且有首長批示。
也許這次活動意義重大，許多領導和部門進行了周密的分析和部署，最後我們終於成行了，慰問團乘坐空軍的飛機直飛三亞，我確另有任務，坐民航到廣州，拉上物資，再飛三亞。
從三亞海軍基地赴南沙的開船時間已經確定，我卻被因為天氣的原因困在了廣州。王幹事來電話說，啟航的時間不可能更改，如果趕不上，你就隻好回北京了。
還是好事多磨，我最後還是趕上了軍艦，近一個月的乘風破浪，我們登上了南沙群島的永暑礁、赤瓜礁、諸碧礁等5個島礁，到了赤道，繞過曾母暗沙，看到了台灣軍人駐守的太平島。
好事多磨，寓意著總有些意外會發生。也正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數年後，王濟夫副部長發生意外離世了；慰問團成員、著名歌唱家葉矛也意外地英年早逝。
過了好些年，宋祖英作為團長也帶著海政文工團去了南沙慰問。回來後，我給她打了電話，交流了南沙諸島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