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 21 世紀的世界疾病版圖上,有一種病像幽靈一樣遊走在人類日常之中,既不如癌症那般“觸目驚心”,又不如流行病那般“舉世恐慌”,卻能長期、持續地消耗人的精力與社會的運轉,那無疑就是抑鬱症。它的特殊之處在於:人們覺得那隻是“情緒不好”“矯情”,卻忽視了它已成為全球致殘的第一大元凶。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近年的報告中反複強調:抑鬱症並非某些人矯情的代名詞,而是導致全球健康損失的主要疾病之一。根據 2017 年的估算,全球超過3 億人罹患抑鬱症。若看更近期的推算(2022–2023 年),大約2.8 億至 3.8 億人正處在抑鬱的泥沼之中,約占全球人口的3.8%—5%。也就是說,在20 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抑鬱症。
新冠疫情的突發衝擊,使全球抑鬱與焦慮病例在短時間內顯著上升。長時間的隔離、經濟的不確定性、親友的病逝,使得原本潛伏的心理問題被迅速放大。這使得抑鬱症的全球流行曲線,不再是緩慢爬升,而更像是一場加速的雪崩。
抑鬱症之所以被 WHO 定義為“頭號致殘元凶”,並非危言聳聽。世界疾病負擔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數據顯示,抑鬱症是導致全球殘疾生活年(YLDs,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的首位原因。換句話說,它並不主要殺人,卻能讓人在很長一段人生中失去生產力、失去社會功能,失去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與抑鬱症相關的損失,不僅體現在病人無法工作,還包括他們在學習、婚姻、家庭中的全麵受損。對社會而言,這是一種長期的“隱形成本”。全球每年因為抑鬱導致的經濟損失高達萬億美元級別。抑鬱症,事實上已經不隻是一個醫學問題,更是社會問題、經濟問題。
把鏡頭拉向中國,問題更為突出。中國有 14 億人口,即便抑鬱症的流行率與世界平均水平相同,患者絕對數也將極為龐大。而最新的中國精神衛生調查(CMHS)結果顯示,我國成人抑鬱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為 6.8%,其中重性抑鬱障礙的比例為 3.4%。粗略估算,這意味著超過 9500 萬中國人在人生某個階段會與抑鬱症正麵遭遇。
談到抑鬱症,不得不提到自殺。全球每年約有 70 萬人死於自殺,而抑鬱症是其中最重要的風險因素之一。中國的情況更加嚴峻。多年來,中國的自殺死亡人數維持在每年 25 萬至 28 萬之間。在這些自殺者當中,研究顯示約有 40%—50%的人存在抑鬱症或相關情緒障礙。換句話說,每年都有超過 10 萬中國人,因抑鬱症而自殺。
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國的自殺在群體分布上有著獨特的特點。相比許多西方國家集中於青壯年男性,中國的女性與老年群體在自殺統計中比例偏高。這背後既有傳統文化的壓力,也有社會支持係統不足的因素。抑鬱症在這些群體中缺乏被識別與治療的機會,最終演變為無法逆轉的悲劇。
如果說患病人數與自殺風險讓人震驚,那麽治療率之低更是令人無奈。根據中國精神衛生調查的數據,在過去一年中,僅有 9.5% 的抑鬱障礙患者,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專業治療。換句話說,10個抑鬱患者裏,有9個沒有獲得任何醫學上的幹預。而即便在少數獲得治療的人群中,能夠達到“足夠療程與劑量”的比例更是低得可憐,有些研究顯示不足 1%。
這意味著大量患者要麽在家庭與社會中獨自承受,要麽依賴不規範的途徑(自行服藥、民間療法、盲目尋求宗教慰藉),結果適得其反。這種情況在國際比較中顯得尤為刺眼。在一些高收入國家,抑鬱症的治療率雖然也並不理想,但至少能達到 40% 左右。中國不到 10% 的治療覆蓋,凸顯了醫療體係在精神衛生領域的短板,也折射出文化與社會層麵的阻力。
為什麽中國的抑鬱症問題格外突出?首先,中國的龐大人口,決定了任何疾病在這裏都會呈現驚人的絕對數。更何況,中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變遷階段:城鎮化、經濟轉型、社會競爭與代際衝突,使得個體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前所未有。
“心病”被視為“丟人”的事,很多家庭寧願諱莫如深。尤其在農村與欠發達地區,精神科與心理學依然被貼上“瘋子”“不正常”的標簽。這種汙名讓患者和家庭更傾向於隱匿,而不是尋求幫助;即便在大城市,精神科門診也常常人滿為患;而在廣大的縣鄉,精神衛生資源幾乎空白。醫生數量嚴重不足,藥物供應不均衡,使得即使有人願意就診,也常常求醫無門。相比一些高收入國家,中國的心理疾病在醫保體係與工傷、病假政策中的覆蓋有限。患者常常因為治療成本高昂而放棄,進一步加劇了“未治療”的比例。
中國的抑鬱症問題在世界範圍內顯得格外嚴重。換句話說,中國不隻是“抑鬱症患者多”,而是“患者多、風險高、治療少”三重困境疊加。
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更重視“看得見”的疾病——心髒病、糖尿病、癌症,而對抑鬱這樣的心理疾病關注不足。結果就是:一個龐大的、被低估的“隱形病群”正在積累,成為社會發展的潛在風險。這不僅關乎公共衛生,也關乎社會穩定。一個社會若有大規模的心理健康困境而得不到回應,遲早會在勞動效率下降、醫療負擔增加、家庭結構動蕩、人口風險升高等方麵顯現出連鎖反應。
中國的抑鬱症問題,遠比很多國家更為嚴峻。中國的抑鬱問題不僅是一個醫學現象,而是一個嚴峻的社會議題。這些數字本身已經足夠冷酷,不需要任何渲染。它們告訴我們:抑鬱症不是少數人的軟弱,而是多數人的困境;不是“個別案例”,而是“公共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