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酷原創
海外存知己，天涯有筆鄰。
8月16日天安門的炎熱之夜，17時30分起，旗杆北側的石獅默默看著人潮進出，擴音器一聲聲回響，直到次日3時30分，燈光才緩緩熄下。官方稱之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第二次綜合演練”，約4萬人參與演練與現場保障。十個小時，四萬人，這不是廣場上的一陣熱鬧，而是一台龐大的國家機器在夜色中全速運轉。
這已經是第二次。一個星期前，第一次綜合演練在同一片廣場進行，規模也不算小——約2.2萬人參與，重點磨合“紀念大會”全流程與組織保障。接著，北京警方啟動更大範圍的臨時交通管製，地鐵站口分批封閉，公交改線，長安街進入“靜音模式”。從信息披露的節奏看，這是一場以9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大會並檢閱部隊為目標日的係統工程：先試跑，再加碼，直至儀式當天分秒不差，滴水不漏。
先說“能看見的”。裝備出動、官兵訓練、場地布置、交通管製、人群組織、安保與應急、媒體轉播……這些都需要明碼標價的預算。然而中國曆次大型閱兵的“明細”從未對外公布。2015年“9·3”之後，社會上曾流傳各種估算：從“幾十億”到“數百億”人民幣不等；也有媒體匯編出“約215億元”的非官方測算，當然未獲證實。十年過去，披露方式並無變化——這意味著今天你仍然無法從公開渠道看到精確數字，最多隻能參考範圍、推演結構。
再說“看不見的”。一場覆蓋核心城區的多輪演練與檢閱，最大的隱性成本是機會成本：道路封控的通勤損失，景區關閉的旅遊損失，企業錯峰停工的產出損失，城市管理係統為此投入的時間與人力——這些不會出現在財政報表，卻真實地被分攤到了城市的每個角落、每個個體。2015年的經驗也能說明問題：大型典禮的管製半徑越大、時間越長，社會運行的“摩擦係數”就越高。
以8月的兩個演練夜為例：第一次約2.2萬人、第二次約4萬人。即便不動用裝備成本，僅按“人-小時”與基本後勤測算，單輪十小時的綜合演練就是數十萬“人-小時”的集中投入；再疊加交通組織、設備租賃、臨時設施搭建、通信與指揮係統冗餘配置、醫療與消防支援、媒體聯動與版權技術服務……這張清單拉到天明也寫不完。你可以說它必要，但很難說它“不貴”。
按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2024年地區生產總值4.98431萬億元人民幣，平均到365天，約為“每日”136.56億元人民幣。它當然不是嚴謹的“日生產值”，但足以給我們一個直觀參照——當一個超大城市為了演練與檢閱連續“降速”若幹夜晚時，所牽動的經濟體量，至少在百億至千億元級量級上。
有人會說：不能用GDP去衡量精神與榮譽。但是，公共決策需要麵對取舍：當象征性收益主要體現為“政治信號”“精神動員”“軍容展示”“國際傳播”，那麽，付出的經濟與社會成本是否在可接受範圍內？尤其在後疫情時期、財政壓力與民生壓力同在的當口，一場“盛大儀式”與“務實治理”的邊界，必須講清楚。
這種閱兵，給普通市民帶來了很多的不便：他們承擔了夜間出行不便、噪音、封路與繞行，短期的生產經營中斷；所能獲取的“收益”，多半是電視裏的一段直播、朋友圈裏的幾張照片，外加一種“參與了曆史時刻”的心理慰藉。這種不對稱，恰恰是公共討論裏“勞民傷財”“麵子工程”之所以反複出現的原因。2015年起，圍繞“閱兵值不值”的輿論拉鋸，其實一直未停——支持者側重國家形象與精神動員，反對者強調財政透明與社會機會成本，雙方各執一詞。
這是一場“被告知”的儀式，從程序上看，公眾能拿到的，永遠是“結論性信息”——什麽時候練，哪天封路，幾點開始，多少人參加；至於經費來源、預算科目、績效評估與外包采購，一概不見。這種“被告知”的狀態，天然地削弱了社會的認同與參與感，也讓“麵子工程”的刻板印象更容易占上風。
“抗戰勝利80周年”具有強烈的紀念正當性。問題從不在“紀不紀念”，而在“如何紀念”。2015年的“9·3”閱兵曾被視為外交與內政雙重舞台——裁軍30萬、外軍方隊同場亮相、裝備集中展示，令人印象深刻。但十年之後，國際關係與國內經濟的語境已然不同：地緣風險上升、全球供應鏈重塑、財政收支平衡承壓、超大城市治理轉向“繡花功夫”。在這樣的結構性變化麵前，沿用“更大、更強、更排場”的儀式模板，既未必能最大化紀念效果，也可能與當下的治理優先級出現錯位。
閱兵的直接花費來自財政，而財政的來源是納稅人的錢。表麵上看，是國家辦了一場盛典；實質上，每一個普通勞動者都在為這場“麵子工程”買單。與此同時，閱兵對城市生活的衝擊巨大。居民夜不能寐，企業停工，公共交通受限。很多北京人無奈地把那幾天稱為“隱形的長假”，但這個假期並不輕鬆，因為它意味著收入減少、出行不便。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當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都麵臨資金緊缺時，巨額財政卻投向了一次性的政治表演。這種資源錯配，正是民眾怨聲載道的根源。不是說一場演練就會讓“當天GDP”蒸發多少，而是提醒決策者：當你把“象征”層麵的收益放在首位時，是否也配套把“運行”層麵的損失降到最低；當你已經選擇了成本更高的方式時，是否有相應的透明度與溝通，去贏得公眾的理解。
紀念是一種回望，也是一種麵向未來的承諾。用最昂貴的形式紀念，未必等於對曆史最深的敬意；相反，若紀念的方式讓普通人感到被打擾或者權益被剝奪，曆史就會在他們的記憶裏變得抽象而疏離。對於“抗戰勝利80周年”這樣具有高度共識的紀念節點，我們當然可以——也理應——做得更從容、更聰明、更節製。真正體麵的國家，體麵不在排麵上，而在治理的細節裏：在透明，在效率，在對每一個被臨時改變生活軌跡的市民的體諒之中。
我們不反對紀念，而是呼籲如何“把紀念做對”。若以“勞民傷財”“麵子工程”作結，那隻是情緒；而若以“流程透明、影響可控、公共回報清晰”為目標，那才是現代國家的紀念方式。儀式可以盛大，但別忘了——曆史的光榮，就是普通人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