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為何不屑與中國“外交部長”談判？

“我不想跟那個’王什麽毅’談，我要和真正有決定權的人談。”假如川普有朝一日對媒體這樣開口，恐怕沒人會覺得奇怪。比起在鏡頭前高談闊論、口吐蓮花的外交官，他更願意直麵那些在中國真正擁有“拍板權”的人。在川普眼中——也許更準確地說，在所有真正想辦事、談交易的政治強人眼中，中國的政治體係並不是“文官政府”，而是“核心政治”，說得更直白些：是“一人政治”。

 

在當代中國，外交部長再能說，也不過是個“傳話筒”；國務院再龐大，也隻是一個“執行機構”；隻有一個人能拍板，或者說，隻有他願意拍板時，一切談判才有意義。這種政治生態，與美國那種分權製衡的係統截然不同。於是我們看到，川普不找“總理”、不找“外長”，他要找的，是習近平、蔡奇、王小洪——這是一個極其反常，卻又極其合理的選擇。

 

表麵上看，外交事務自然應該由外交部長負責，尤其在國際談判中，外交官是台前的“主角”。但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外交部長王毅的角色更像是“高級客服代表”：負責應對記者提問、出席聯合國大會、在世界舞台上表達“強烈譴責”與“堅決反對”的情緒。然而，他不是“做決定”的人——他連談判底線都沒資格定。

 

美國人早就洞察了這個現象。川普不是讀書型總統，他不會去翻閱毛澤東文集或鄧小平語錄了解中國政治，他隻看結果、看權力結構。他明白一點：要談，就找那個能做主的人，其他人不過是“噪音”。

 

那麽誰有權“拍板”？答案簡單——習近平。但問題也隨之而來：習近平會輕易下場談判嗎？他會親自對著川普這類“豪豬式”政客，坐下來開誠布公、唇槍舌劍嗎？大概率不會。原因不是因為他高冷，而是因為他怕。怕暴露自己談判技巧的不足，怕在川普式強硬風格下被動，怕在公開談判中喪失控製節奏的主動權。他習慣的是“布置會議內容”、預設提詞器、安排采訪路線，哪怕是在兩國元首會談中，也希望對方“按稿朗讀”。而川普可不是那種“按套路出牌”的家夥。

 

於是，我們看到川普式人物的一種現實選擇：不找那些沒有決定權的“客服代表”，也不強求最高領導人露麵，而是退而求其次，找那些真正被信任、能直接向“核心”匯報、並可能在某些事務上代為裁斷的“準權力者”——比如主管國內安保係統的王小洪，比如被稱為“習近平影子”的蔡奇。

 

 

若放在美國政壇，誰能想象FBI局長與外國元首談貿易？可在中國，這卻是一種合理的“曲線操作”。為什麽公安部長王小洪會成為一個重要的談判角色？因為他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警察頭子”，他是掌管著全國維穩係統、擁有極強權力的政治工具人。他的責任是“保安全”、維穩定，而安全恰恰是當前中國政府的全部執政邏輯：對內防“顏色革命”，對外防“和平演變”，一切都要“穩定壓倒一切”。

 

當中美貿易衝突升級、芯片製裁壓力山大時，北京要考慮的不隻是關稅損失，更擔心社會情緒、資本外逃、就業危機等連鎖效應是否會動搖根基。而這些“次生災害”正是公安係統重點監控的事項。在這種背景下，王小洪這樣的“穩定之錨”，反而有更大的話語權，因為“安全邏輯”已經替代“外交邏輯”，成為決策底層思維。

 

至於蔡奇，就更不必說了。這位從北京市委書記一躍成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人，不隻是中樞調度的執行者，更是最高領導人身邊的“影子”。他是最能準解讀領導人意圖、並迅速執行的官員。而且，他本身沒有太多政策野心，也無意建立自己的派係，這使他成為最“安全”的政治中介人。川普若要“談實事”，與其花時間聽外交辭令，不如與蔡奇這類能直接接觸“核心”的人溝通。

 

表麵上看，習近平集大權於一身，理應可以隨時拍板、麵對強敵、當麵交鋒。可問題恰恰在於：權力集中的代價，是“談判力”的空心化。領導人可以一人決定十件事，但如果這十件事沒有經過博弈、協調與論證，他也無從判斷其實際代價。習近平不是不想談，而是不能談。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吊詭的局麵：一方麵，川普急著“直奔主題”，要搞定交易；另一方麵，北京卻陷入了一種製度性“自縛”：最高層不敢談、下層沒權談，中間的“中樞代理人”則忙於傳達、揣測、協調。這不是“怕川普”，而是怕談判背後的“不確定性”。

 

川普向來以直覺政治著稱，他不喜歡複雜分析，也不讀學術論文，但他總能抓住問題的實質。在與中國打交道這件事上，他表現出一種超出常規的“粗暴精準”：外交部長隻是說客、總理無權定案、真正的關鍵人物藏在權力深處。他之所以繞過“程序性人物”，直接要求見蔡奇、王小洪，甚至想見習近平本人，其實是對中國治理邏輯的一種高度識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