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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剛剛好。
美國軍事專家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近日表示，台灣的國防支出，應該至少達到GDP的3.4%，即與美國持平。
台灣2024年的GDP約8144.4億美元，軍費開支接近GDP的3%，總額近200億美元。如果要提升至3.4%，意味著台灣的軍費要增加到約260億美元，這將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但從軍事角度來看，這仍然不足以應對解放軍的龐大軍力。
那麽，是否應該將軍費提高到GDP的10%，即800億美元以上？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目標，因為它會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和民生開支產生極大的衝擊。
梅惠琳的另一個建議是，台灣應該發展出能夠抵禦解放軍登陸30天的能力，以等待美軍介入。然而，問題在於，台灣是否真的需要以色列級別的軍費占比，才能達到這一目標？解放軍目前的作戰規劃強調“速戰速決”，依賴於大規模導彈襲擊、電子戰、海空封鎖等方式，迅速壓製台灣的抵抗力量。因此，台灣的防禦重點，應放在“非對稱作戰”上，而非大規模傳統軍力建設。
非對稱作戰的成本遠低於傳統軍事對抗。 舉個例子，台灣采購大量的反艦導彈、反裝甲武器、無人機等，將能有效提高防禦能力，而不需要以色列級別的龐大軍費。但是，台灣的軍費，應該高於目前的2.45%，但未必需要高達10%。合理的範圍可能是4%至5%之間。
梅惠琳指出，台灣的政府開支僅占GDP的13.7%，遠低於以色列的36%至44%，這導致台灣在軍費上的靈活度受限。
台灣的低政府支出，並非單純的政策選擇，而是結構性問題。 主要有幾個原因：首先是台灣的稅收製度問題。台灣的稅收占GDP的比例長期偏低，目前僅約12%至14%，遠低於許多發達國家（如歐洲國家普遍在30%以上）。這使得政府預算總體規模受到極大限製；其次是社會福利開支增長。隨著台灣人口老齡化，社會福利支出快速增長，使得軍費難以大幅度增加；還有就是對軍費的政治阻力。台灣內部長期存在對軍費的爭議，部分民眾認為政府應該優先發展經濟，而非增加國防支出。
雖然中國的軍事威脅日益增長，但台灣內部的防衛共識不足，內部對於國防預算的共識並不強烈。部分政治勢力對提升軍費持保留態度，認為“避免刺激中國”比加強軍事更重要。長期的“戰略模糊”，使得台灣社會對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認知不足，導致軍費問題未能成為壓倒性的政治議題。而美國對台軍售的不穩定性，導致台灣在購買武器時受到諸多掣肘，例如某些關鍵防禦係統的交付延遲，影響了台灣軍力建設的進程。結果就是，台灣在麵對嚴重的軍事威脅時，軍費始終沒有大幅提升。
以色列之所以能夠維持超高軍費（GDP 5%以上，有時甚至超過10%），主要依賴於幾個因素。最重要的是全民服兵役，以色列男性和女性普遍需要服兵役，這使得以色列擁有強大的預備役部隊。以色列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其國民對於軍事防禦的共識極強，願意承受高額國防預算。而且，以色列每年從美國獲得近4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大大緩解了財政壓力，除了自身“硬”之外，還有美國的“硬挺”。
然而，這些條件台灣基本都不具備。台灣沒有全民兵役，近年來兵役製度改革導致軍隊規模下降，後備役戰鬥力也受到質疑。台灣社會對軍事動員的接受度，遠低於以色列。台灣長期享受和平環境，社會對戰爭的心理準備不足。而且，台灣無法獲得美國同等規模的軍事援助，美國對台軍售，仍然受到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影響。以色列模式並不適用於台灣，台灣的軍費雖然需要增加，但不可能達到以色列的水準。
基於以上分析，台灣的國防預算應該在4%至5%的GDP之間，這既能強化防禦能力，又不會對經濟造成極端壓力。
但要做到這一點，台灣必須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例如提高稅收比例，使政府總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20%，從而有更多空間投入國防。其次優化軍費結構，減少昂貴的傳統裝備（如F-35戰機）的采購，轉向“非對稱作戰”武器。最後，是增強全民國防意識，推動更強的民防體係建設，使台灣社會對戰爭風險有更充分的準備。
在國際局勢緊張的情況下，台灣軍費增長是必然趨勢，但要兼顧經濟現實，避免因過高軍費導致社會不滿和財政危機。台灣成為不了第二個以色列，它必須找到一條符合自身現實的防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