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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存知己，天涯有筆鄰
很多中國人感到被欺負，這一現象不僅在中國境內普遍存在，在海外華人圈也屢見不鮮。有趣的是，據十分不完全的統計，99.3%欺負中國人的本身就是中國人，“中國人專門欺負中國人”。
許多中國人在國內要忍受層層壓迫和不公的待遇，而到了國外，仍可能遭到來自同胞的剝削和欺壓。相反，外國人及其他族群在與中國人的交往中，相對講究公平公正，更少有明目張膽的欺壓行為。這種“內耗”式的相欺現象，究竟為何如此普遍？
中國社會曆經數千年的封建統治與近代變革，形成了複雜的權力結構與階級剝削模式。統治階層的傳統心態——“魚肉百姓”——在某種程度上延續到了現代社會。普通民眾在層層壓迫中生活，一方麵，統治階層橫行霸道，欺壓百姓，欺行霸市，胡作非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另一方麵，這些收欺壓被百姓，又將內心的不滿與壓力轉嫁到與自己同階層的同胞身上，形成一種具有中國特色”普世價值“的“內部欺壓”機製。
這種“中國特色”一直延續至今。現實生活中，中國社會高度集中的權力和資源分配不公，使得上層階級能夠輕易剝削下層民眾。權力階層通過各種手段壟斷資源，限製普通人的發展機會。一些政府、國企和集體所有製企業通過克扣工資、壓榨勞動力等方式維持自身利益，而底層民眾的權益則被忽視。
許多當官的或管理者受到上級的嚴格控製，他們無法反抗權威，隻能將壓力向下傳遞。這種管理模式，使得職場和生活中的欺壓行為成為一種常態。受慣了欺壓的普通百姓，也常常在家中、鄰裏之間產生各種矛盾和衝突，將生活的挫折和滿腹的怨氣，轉嫁和發泄到他人身上。
社會製度的不公，讓許多普通人長期積累起怨氣，卻無處宣泄。在中國，大部分人習慣於忍受不合理的現象，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因為對抗上層權力沒有勝算。在這樣的環境中，欺負同階層或弱勢的同胞成為一種“安全的發泄”方式。
即便遠赴他鄉，許多中國人仍難以擺脫被同胞欺壓的命運。尤其是在海外的華人企業和華人餐館中，新移民常常被剝削。表麵上，華人企業以“幫助同胞落地生根”為幌子，實際上，它們往往利用新移民對當地法規的不熟悉以及語言障礙，以及脅迫非法華人移民，對其進行壓榨。
在海外開設的中餐館或華人企業，常常采用不規範的用工方式，以降低成本。新移民和非法移民缺乏法律意識和經濟保障，被迫接受低薪長工，甚至在工作中遭受惡劣對待。與非中國籍員工相比，中國員工通常更容易遭遇克扣工資、無休假等不公待遇。
部分老移民或已在當地落腳的同胞，會利用自己對環境的熟悉度，對新移民進行剝削。這種內部欺壓通常隱蔽且難以揭露，因為新移民害怕報複，不敢公開投訴，形成了惡性循環。
老移民或企業主往往以“同胞互助”的名義要求新移民忍耐不公。在這種情感綁架下，新移民即使遭遇欺壓，也會選擇沉默，因為他們不願背負“背叛同胞”的指責。
除了經濟和製度原因之外，文化和心理因素也促成中國人之間的相互欺壓。“內鬥”和“窩裏橫”的心態是這一現象的重要表現。
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強烈的權力崇拜，人們往往崇敬強者而輕視弱者。由於普通人難以對抗權威，他們在麵對同胞時更容易表現出強勢姿態。這種“欺軟怕硬”的心態助長了內部欺壓的風氣。
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許多人將他人視為潛在的威脅，而非合作夥伴。尤其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人們傾向於互相打壓以確保自己的利益。這種“零和思維”讓內部欺壓成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
中國文化推崇集體主義，在實踐中，這種文化演變成對個體利益的忽視。當個人利益與集體需求發生衝突時，個體常被迫服從。這種思維也滲透到了海外華人社會，使得新移民為了“集體和諧”而默默忍受不公。
與內部欺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外國人和非中國人往往更注重公平與規則。無論是在中國境內還是在海外，中國人與外國人相處時，通常不會遭遇像同胞間那樣的欺壓。
外國社會普遍有較為完善的法律製度，明確規定了雇傭關係與公民權利。即便是中國人在國外工作，雇主也必須遵守當地法規，避免明目張膽的剝削。這種製度化的公平減少了欺壓行為的發生。
中國人和非中國人之間的文化差異反而成為一種緩衝。雙方的相處更多基於禮貌與契約，而非稱兄道弟的情感糾葛，因此更容易保持一種理性且公平的關係。
西方人和中國人相比，往往有較強的規則意識和契約精神，在處理與中國人的關係時，他們更傾向於遵循既定規則，重視信譽。這與中國內部社會中的“關係優先”形成了鮮明對比。
中國人成為欺負中國人的“專業戶”，這種現象反映了中國社會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這不僅僅是個體道德缺失的問題，而是社會製度、文化價值觀和經濟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
中國人欺負中國人，源自他們的文化。他們的祖上告訴他們，人生來就分三六九等，既然要做人上人，就不可能平等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