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酷原創
海外存知己，天涯有筆鄰
“無產階級專政”曾是中國政治宣傳的核心理論，其主張通過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以暴力革命實現社會主義。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和社會結構的劇烈變遷，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逐漸消失在公眾視野中，而“專政”依然存在，甚至愈發強大。這種變化表明，當初以解放“無產階級”為目的的政權，如今更多地淪為少數權貴階層維護自身利益的“專政”工具。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的無產階級工人階層逐漸脫離了政治核心。這一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市場經濟的興起使得財富向少數人集中，二是原來的工人階層因工廠改製、下崗潮等問題而被邊緣化。
與此同時，一批掌握政治資源和經濟權力的權貴階層迅速崛起。這個權貴階層由官員、企業家和高收入的專業人士組成，他們通過與權力的緊密結合，在市場經濟的紅利中積累了巨額財富。諷刺的是，曾經代表“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如今大多成為了權貴階層的一部分，壟斷了社會資源和政治話語權。
盡管“無產階級專政”作為政治口號在公開場合逐漸淡化，但專政的核心——即通過國家“專政”機器對社會進行控製——卻從未改變。改革開放後，公檢法係統依然在維護政權穩定方麵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其服務對象已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取而代之的權貴階層。
這一轉變反映在國家機器的運行邏輯上：公檢法係統、軍警力量和情報機構被用來打擊一切可能威脅現有秩序的力量，包括維權人士、少數民族活動者、異議知識分子，甚至普通網民。這些群體被視為“國家穩定”的潛在威脅，因此受到嚴密的監控與打壓。
如今，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領域被少數統治階層牢牢掌控。這些人不僅通過市場經濟積累了巨大的財富，還利用政治資源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地位。他們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的經濟聯係，而是依賴於複雜的權力網絡。國家機器，尤其是公檢法係統，被用來保障他們的利益，防止任何挑戰其權力的力量出現。
與權貴階層的崛起相對立的是，工人、農民和低收入群體，成為了所謂的“低端人士”，逐漸被邊緣化。他們曾經被革命者稱為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中堅力量，但在當前體製中，他們被專政機器視為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而加以控製。
戶籍製度嚴格限製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導致農民工群體成為社會的邊緣群體。許多城市還出台政策強製“清理低端人口”，將農民工和低收入者驅逐出城市。這些政策的背後，是權貴階層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和排斥。
政府通過互聯網審查和輿論控製，將不同政見消滅在萌芽狀態。維權律師、異議人士和普通網民經常因言論被拘留或判刑。國家通過信息封鎖和監控，確保民眾無法組織抗議或提出挑戰權力結構的訴求。
盡管中國政府大力宣傳“依法治國”，但法律體係在實踐中更多地是服務於權力維穩的工具，而非真正的公平正義。近年來，國家安全法、反恐法、反分裂法等法律的出台，賦予了政府以合法的名義鎮壓異議者和控製社會的權力。
許多權貴階層在麵對法律時享有豁免權或特權。腐敗官員通過內部關係獲得庇護，極少受到真正的法律懲罰。而普通民眾在麵對同樣的法律時卻常常遭遇嚴苛對待。
公檢法係統被用來維持社會穩定，而非實現法律正義。在這一體係下，任何可能威脅權貴階層利益的行為都會被迅速鎮壓，如維權律師被吊銷執照、異議人士被判刑，甚至家庭教會的信徒也因聚會而被抓捕。
中國的專政體製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無產階級不再是體製的核心，工人、農民和低收入者已經失去了話語權。而權貴階層則憑借權力與財富牢牢控製了國家機器，成為真正的統治階級。這一轉變不僅體現了體製內部的腐敗和權力濫用，更加劇了社會的階層分化和不平等。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資源的分配極度不均。權貴階層不僅享有經濟特權，還壟斷了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而“低端人士”則因缺乏社會保障而生活在貧困線上，他們的聲音無法傳達到政策製定層麵。
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從一種政治口號逐漸演變為維持少數權貴階層利益的專政體製。這種體製的結果是社會的極度分化和不平等的加劇。無產階級已經消失，而專政依舊存在，並且愈發嚴密。統治階層通過專政機器壓製普通民眾的反抗，確保他們無法對現行體製構成威脅。通過龐大的監控體係、信息封鎖和輿論控製，成功地將大多數社會不滿壓製在可控範圍內，確保高高在上的一小部分的統治階層不受挑戰和威脅。
權力者都是不會放棄權力的，尤其是中共這種被曆史選擇的政黨，你是不能說中共不是曆史選擇的，畢竟1840年以後中國不知道多少仁人誌士組織群體試圖實現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提出的理念，隻有中共做到了，其他人都失敗了。
這就給了中共執政的合理性，而法律是當權者製定的，也就因此出現中共是唯一執政黨的憲法，成為具有合法性。
那麽就是這種合理性能維持多長時間的問題，美國用了一百多年才放棄奴隸製，中間並不是沒有人挑戰甚至對抗這種體製，畢竟歐洲早就開始廢奴，在歐洲勢力的範圍，東西佛羅裏達都已經廢奴，但反抗奴隸製的企圖都失敗了，包括英國，也在傑佛遜的威脅下不得不放棄佛羅裏達，帶著不願意稱為奴隸的黑人去了加勒比。
從根本上將，政治體製是經濟基礎決定的，需要最大限度維持經濟效率，而中國這種專製文化是經濟環境導致的，長時間的環境，中共其實是把中國作為一個公司管理的，世界上沒有公司是民主管理的，這是中國可以在四十年時間走完美國兩百年，英國四百年發展水平的一個原因。
一些人可能注重類似民主獨裁這類上層建築的問題，有些人可能更注重社會經濟生存的經濟基礎一類的問題，馬斯洛已經解釋了這種現象。
但有一些概念是每一個社會都必須遵守的，第一就是社會需要管理，這是人類唯一可以戰勝動物成為食物鏈頂端的原因。
第二是既然是管理，就會有不同的社會層次，層次之間是不平等的，權利和利益都不會平等。
第三為了維持這種結構，就會有不同的社會體製，體製是否合理的標準是大致兩個，經濟效率高，和利益分配能讓社會相對滿意，也就是社會矛盾相對少。這事情顯然與具體什麽體製無關。專治民主隻不過就是為了自己感覺好，民主體製導致社會發展了，就會說民主是最好的，法西斯主義讓社會發展了，人類就會追求法西斯主義，比如曆史上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如今的川普（不一定非要用法西斯主義這個詞）。
讀點曆史，了解一種文化形成的原因，尤其是經濟原因學就會理解社會體製的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
專政的概念並不是無產階級的特權，任何政府都是專政的模式，否則也不需要警察這種專政工具存在。僅僅是程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