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是人生的一次自我飛越

創作是人生的一次自我飛越

寫給《上海論壇》2017年10月

 

 

 

一、引領我走向創作的個人經曆

我出生於1962年。家中有兄弟姐妹五個。我是最小的。生我的時候，正值父親43歲。可謂是中年得女。寶貝得如一顆掌上明珠。哥哥姐姐們都比我大九歲以上，所以我的成長過程，可以說是一直在愛的環境中被嗬護著。家裏沒有人會和我吵架，也不需要我負擔任何事，所以我不但沒有學會和別人吵架，還成了一個特別乖，特別聽話的人。

在我的記憶裏，從七歲開始就自己讀世界童話了。那時候，家裏有一本很厚的裝訂在一起的《兒童時代》。封麵被撕掉了。但是依然可以翻閱。那時，因文革的原因，《兒童時代》已經停刊。大家所能夠看到的兒童文學作品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之類的小人書。而我所看的，是家裏藏下來的五十年代的，我哥哥姐姐們看的雜誌。我記得自己每天晚上臨睡前，都反複地翻閱那本厚厚的合訂本《兒童時代》。到了九歲的時候，我就必須得配眼鏡了。我到現在還認為，那就是因為我那陣子每天晚上在床上看書所造成的。從這些雜誌裏，我接觸到了中國的成語故事和國外的著名童話。如安徒生童話和格林童話。我的家庭，我的父母，給我營造了一個很好的讀書氛圍。

小學讀了兩年以後，從三年級開始要學外語了。那時候，我所在小學被規定學俄語。然而，不知是我父母已經預見到了中國和蘇聯的關係維持不下去，學俄語沒用，還是因我爺爺是英語教授，我父親的英語也特別好的關係，總之，我父母將我的戶口從家遷到我外公處，讓我在那裏的小學讀書。因為那裏小學的外語教的是英語。我始終不能忘懷的一個鏡頭是，為了遷戶口的事情，可能是跑派出所吧？母親在烈日下帶著我走在馬路上的情景。母親體胖，我發現她走得很累，又驚訝地看見她臉上的汗滴如豆大。那一刻這驚恐深深地印入我的腦海。所以，後來我學英語特別用功。雖然一開始在學校裏學的是LongLife Chairman Mao! Long long life Chairman Mao! 但是在家裏我開始看父親的大不列顛英語繪畫字典。之後，在中學裏就開始看家裏父親的英語原版小說了。

1987年我到德國魯爾大學東亞係做馬漢茂的教學助理。在出國之前，我是上海作家協會外聯室的一名科員。每天接觸到的都是作家。不過自己沒想寫。出國之前，我的一位當時在上海《文學報》工作的同學向我約稿，於是我就將一路坐火車從北京到莫斯科的見聞寫了一篇給他。他就給我登在了上海的《文學報》上。那算是我出國後的第一篇文章。後來有大約七八年的樣子為生活自顧不暇。但是在這期間，我沒有停止對中國文化的追尋。那時候，我在北威州從事著電腦行的全天工作，常常在周末和先生去杜塞道夫的明雅書店買中文的書和雜誌。甚至還跑荷蘭。對母語文化的渴求大到從中國國際圖書進出口公司訂閱新民晚報。大約一個月一百馬克的樣子。如此一年之久。讀著讀著，有一天突然我自己也想寫了。我想用十日談的模式，寫十件我在德國所遇到的人和事。我用手寫傳真的方式，向新民晚報投了七篇稿子。都被刊登了，有一年回國，在百貨公司買東西，當營業員得知我來自德國後，就向我描述她所知道的從新民晚報上讀到的德國幼兒園的情景。我一聽，那就是我寫的。這次巧遇，讓我對自己的寫作有了從讀者那裏得收獲的感覺。

之後，我進入了生育期。在家裏全職育兒長達十年。在這段時間裏，我經曆了一個重新尋找和定位人生價值的過程。當我全職在家裏做母親的時候，除了對家庭和孩子好之外，我對社會的價值在哪裏？對我自己來說，這樣做又值得嗎？在這當口，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當地的華人基督教會，通過教會我開始接觸到很多基督教文化的書籍。在德國的漢諾威有一個由一對德國宣教士辦的《中文圖書館》。裏麵的圖書是可以通過郵寄免費借閱的。我讀了一些裏麵的書籍還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接觸到了一批和普通的世人有著不一樣的世界觀的基督徒。1994年我自己也成為了其中的一員。

於此同時，隨著我和家鄉隔離的時間越來越長，對家鄉的渴望變得也具體到了像一把扇子、一根條頭糕那樣的一種具體的渴望和遙遠的不可及，而當我的渴望變成了那樣具體的一件東西的時候，對家鄉的模樣反而變得越來越模糊了。我對家鄉的感知，也產生變化了。

這種變化，是說不出來的，但是可以直覺到的。這種直覺母語文化在越來越離我遠去的恐慌，讓我有了一種想要抓住它的衝動。就如美國的台灣女作家施叔青在2009年的歐洲華文作家協會上所說的一句話，她說“作家的故鄉在他的文字裏麵。”我很讚同。那時候電子信開始流行起來，我和在美國的閨蜜開始通信。我給對方寫的是中文。對方給我寫的是英文。內容都是有關我們對生活的感受。在寫了幾個月之後，這位名叫RebeccaChen的閨蜜，對我說：“晶，你的文字寫得太好了。你應該去寫成文章，投到報刊去。” 2007年我開始為美國舊金山的《星島日報》寫稿。編輯說我們隻要800字的。於是我隻好開始在800字內寫。每周兩篇。寫的就是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和感悟。包括對價值觀和人生觀的考量。比如《生的理由》、《拒絕比較》、《夫妻同心》、《寶貝就是背包》等。寫了兩年，大約有一百多篇。後來，到2009年加入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去維也納參加年會的時候，才知道自己寫的這種800字的短篇原來還有個名字叫“微型小說”。

我的頭兩本書《又回伊甸》和《歸夢湖邊》一大部分都是來自這兩年的作品。後來《星島日報》也發生了無力支付稿費的狀況，於是我就解脫了這800字的捆綁，轉而向歐洲的報刊投稿。可以稍稍放開寫得自由一點。但是，似乎是第一腳邁進了微型小說的門後，形成了一種慣性。目前依然是以寫微型小說見長。

 

二、我的創作觀

1、展示人性之金

寫作者首先具備的是一雙觀察世界的眼睛，而觀察出來的結果，和作者的心靈有關。我的心靈是相信性本善的。所以即便是在逆境裏，即便寫的是一件讓人沮喪讓人哀的事情，我也會讓人物是一個心裏有光的人。

世界是花裏胡哨的，我們的眼睛要有可以透過現象看本質的功能是需要借助某種工具的。我的工具就是我對基督的信仰，和來自聖經的理念。不管生活所呈現出來的樣子是什麽，它的背後，始終隻能有一種東西，就是生活的本質。我附和性本善的說法。並且認為這善是人性的光芒，並且它應該成為世界的光芒。在今天，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性的善，常常被物欲橫流、惟利是圖所帶來的惡淹沒，作為作者，我覺得應該像金子的挖掘者那樣，從瑣碎的日常生活中，將閃著光芒的人性部分從日常的瑣碎當中去挖掘出來。

所以相對於關注世界上的名人，我更關注的是那些普通的、處在兩種不同社會邊緣的海外人的處境和心境。這也許是和我自己也是處在德國和中國兩個社會邊緣的人一樣，我的眼睛看見的邊緣人（或稱海外人）的境遇更多。在我們海外文壇的華文創作初期，有一種風氣是用鄙視和調侃的口吻對待和自己格格不入的當地文化，也許是這樣可以滿足和平衡自己在受到異國文化的排擠時所感到的失落。而我的信仰讓我變得對人和對己都坦然視之，所以我覺得日常的生活小事不是微不足道的，比如我寫《清潔工的禮物》、寫《你在我身邊》、《葬禮上的天使》。日常就是我們生命的軌跡。描述日常中的小事，就是在描述生命的過程。

我自己是一個社會裏的普通人，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處在和我一樣的境地裏，就是失去原來的自我以後，怎樣在新的位置上找到新的自我。這個問題事實上是，當你失去原來的位置之後，你不可能再找到原來的那個我了，而新的我你是否滿意，是取決於我們用什麽標準去衡量。所以標準才是困擾我們的問題關鍵。當我首先可以肯定自己活在這個世上，無論怎樣都是有價值的，每一天無論怎樣都是極寶貴的。我所看出去的世界、環境和人也就無論好壞都有了價值，都變成是寶貴的。

關注弱勢人群，是我寫作的一個特點，也許是因為在海外的主流社會裏，還是算弱勢群體，我特別喜歡能夠讓這些人有快樂。比如我寫《快樂地吃飯》是說一個麵包店的職員如何對付一個神經病的無理要求的。又比如《朗兒的財富》、《為了一個燈泡》、《養老院》等。給予別人肯定和快樂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這也是思想方法決定人的認知。如果自己所看到的和所寫下的這些能夠給讀者在對生活感到沉重時有溫暖，那麽我就達到了目的。

 

2、為生命的快樂而寫作

我認為寫作是作者和外界溝通抒發己心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也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我主張生活的方式應該是有快樂的方式。寫作首先要能夠讓自己感覺到快樂。其次，是能夠讓別人也感覺到快樂。很多時候，一個人覺得自己生活不快樂，是因為他沒有能夠去發現到生活裏的快樂。有一次我先生抱怨自己像一部賺錢的機器。我就對他說：“去請病假。看看我們的孩子有多健康和聰明，看看我們房子和花園，再去村子裏的麵包房買個小麵包，順便看看公交站上那些等車的失業吃社會救濟的人。你就知道自己有房有車，還有地方賺錢是多幸福的一件事。”

我的這種觀點和目標，可以說是很小。沒有什麽大的抱負。但是這種觀點，是基於尊重生命本身的基礎上的。聖經裏有句話說：“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也如何。”放到創作上我認為也是如此。當你的生命狀態發展和進步到哪個階段，你所能夠自發去肩負的無疑是最合宜的。所以我不給自己定目標和計劃。我隻希望從自己筆下所流出來的都是自然成熟的果子。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在日常生活的海岸線上撿貝殼的人，所以在我創作的前麵，是生活。比如《溫柔的一劫》、《生命開始倒記時》、《阿瑞和她的寶貝》都是我在生命當中所遇到的。生活認真了，作品自然而然會跟隨著你的生活而來的。我是這樣對自己說的。我認為，首先我們是生活在這個世界裏的人，而不是生活在作品裏的作者。作品可以成為我們生活的寄托，但是不可以成為我們生活的真實。所以我在創作上麵沒給自己壓力，上帝給我什麽，我就記錄和反映什麽。

今天的社會很容易讓人本末倒置。物質原本是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的，卻變成人的生活是為了滿足物質的需要了。就像我先生說的，人變成了賺錢的機器。那麽作家是否應該成為創作的機器呢？我的回答是：不應該。作家首先是應該做一個尋找快樂的人，這樣他才能夠創作出快樂的，給人有積極意義的作品。

為此我在創作的時候，所用的語言和手法也都是極盡樸實，鉛華不染的。我追求和保留生活的原色，也相信，最具感染力的不是詞藻而是故事裏麵人物的心。所以華麗的、時髦的辭藻我不會用。對讀者來說，生活的環境和小說裏麵的人可以是各種各樣的，但是我通過人物所要表達的心意，應該是具備共性的，是和環境和人沒關係的。當作品所展示的的共性越多時，得到的共鳴也越多。當我的視野落在表現男女感情和關係上的時候，我連人物的名字都不取了。男的用他，女的用她。他和她的故事，是亞當和夏娃故事的延續，也是我們社會裏每個男女故事的延續。我的下一步書，將會收錄從2012年之後到2017年這四年間的作品。我一直有一個設想就是書的名字就叫《他和她》。

從2012年開始，我的微型小說在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大賽中得過幾次優秀獎。對這樣的鼓勵和肯定，我很感恩。

 

三、我的寫作經曆和成果

2009年我加入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當時我已經為美國舊金山的《新島日報》寫了兩年副刊的稿子。2010開始，我向德國的紙媒《華商報》、《歐華導報》、《歐洲新報》和《本月刊》投稿。在歐洲原本是自己寫作，是孤獨的。進入了歐華作協之後，先是合夥大家一起書寫了短篇小說集《對窗六百八十格》，之後，又出了旅遊散文集《歐洲不再是傳說》。在協會成立二十周年之際，又一起編寫出版了紀念文集《迤邐文林二十年》，我和邱秀玉、老木一起，做了這本書中詩歌部分的編輯。由此和他們兩位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之後，我有幸又和謝盛友一起主編了教育集《東張西望/看歐洲的家庭教育》和綠色環保文集《歐洲綠生活》。

這期間，我的個人散文集《又回伊甸》和短篇小說集《歸夢湖邊》也於2010年和2012年相繼出版。可以說在我加入歐華作協以後，除了自己的寫作，還埋頭投入了協會的編書熱潮中。2015年，為老木的長篇小說《新生》做了增補。

2016年，我們協會又出版了以介紹歐洲飲食為主的《餐桌上的歐遊》。我自己出版了詩歌集《趟過如火的河流》。紐約商務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一本精選集《黃昏香起牽掛來》。

2016年年初，我和老木借著受美國《彼岸詩緣》之托，給中國的《詩眼睛》組一批歐洲詩稿的機會，將歐洲的詩人們聚攏來成立了歐洲華文詩歌會。今年2017上半年，我主編了四本書：老木的時政論集《微言百則2016》和歐洲華文詩歌會的古詩詞集(春季卷)《且待薔薇紅遍》、（夏季卷）《且待君歸於側》和現代詩歌集（春夏卷）《天那邊的笛聲》。目前正在和老木一起合寫2015年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環球行活動的紀實文學作品。書名暫定《走上反法西斯勝利之路》預計連回憶帶摘引會超過30萬字。

 

四、一句話的總結：

創作給我帶來了人生的新的定位，也實現了我人生的一次自我飛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