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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圓的軌跡 (五)(六)

(2024-05-22 17:01:50) 下一個
(五)聽講英報知大勢  酒樓校友留大陸
三月下旬一個星期六下午,英文老師來我班檢查學生做練習的情況,我班幾十個同學完成了作業,他很高興,我看見他又夾著英文報紙,大家希望講總新消息讓我們聽聽!
他說:“這些消息,中文報紙是不登的,我講了你們如果傳播出去,我的飯碗就砸了,又半開玩笑地說:“你們可得管我飯吃!”
“請你講給我們聽,我們保證不亂傳!”大家說。
他講了《四平街三進三出》,並在黑板上用粉筆繪製了地圖。
他不但水平高,而且膽子不小,我們的班主任——體育女老師,杜馥也進來聽了!
我聽完之後,好像自己年長了六七歲,比興隆哥大了。張姐在國棉十一廠細紗車間幹活,隻有星期天在家中能見到!其他都是早晨出(我還沒有起床),晚上回,那時我已經睡覺了。
一個星期天,我對張姐說:“我知道將來的事情,比你和趙哥都大好幾歲!”
“什麽事都可以吹牛!年齡可不能吹牛!”張姐說。
“我猜到將來……”我剛一張嘴。
“小三,我帶你去城隍廟有事!”爸爸在喊我。(他心裏把表哥看成老大)
爸爸手裏拎著一捆書,我跟他到了電車站,乘十六路電車到了江西南路,又走到城隍廟,進了一品仙酒樓樓上。
樓上的裏外間共放了八桌酒席,有六、七十個座位,會長是我小學畢業時見過一麵的束雲章總經理,他站起來對大家說:“還有幾位現在還沒有到,這個宴席是我感謝大家近三年來與我同心協力的工作表示謝意,除中國紡織公司的人之外,還有十幾位別的單位的,但都是曾在東京工業大學的學友,我知道大家都接到政府的通知,要大家去台灣,許多人拖兒帶女都不願意去,而我身為總經理,在其位,不能不去,願意去的到裏屋就餐,不能去的就在外屋就餐……”他說完就進了裏屋。
爸爸數了十三個灰皮的紀念冊,叫我送到裏屋去,我進了裏屋,束總經理摸了摸我的頭說:“個子還沒有長高,上幾年級啦!”
我說:“上初中二年級了!”三名遲到者也上樓來了,就是從杭州來的浙江大學校長蘇步青,還有另外兩個教授,因為外屋六桌都坐滿了,所以就坐到裏屋來。
束總經理說:“坐下來,坐下來,不會拉你上海輪!”
我出了裏屋到爸爸的身邊坐下,一盤熱騰騰的菜由服務員端了上來,他說:“這個菜叫做《螞蟻上樹》淮山藥是樹,黑芝麻是螞蟻,非常形象!”
一位與束總年紀相仿的長者說:“現在是樹倒猢猻散,猴子都跑掉了,螞蟻上樹能起什麽作用呢?”
大家都附和他的說法,心有靈犀一點通,外間沒有人去登記去台灣的船票!
吃完了飯已經下午兩點,每人領了一本紀念冊就離開“一品仙”酒樓。
(六)按裝浴室僅半天  一別不知何日見  
又過了四、五個月,一天深夜,趙哥跌跌撞撞的到了我家,原來,江陰要塞的司令逃往香港,下麵的兩派內哄,趙哥屬於少數派,少數派失敗,他逃出來,乘了裝螃蟹的魚船到了西郊漕河涇,步行了十個小時,才到家中。
第二天,傳來了解放軍打過長江,江陰要塞近兩千官兵投誠的消息。
爸爸到中紡總公司開會去了,趙哥、張姐問媽媽:“我們倆怎麽辦呢?”媽媽也是一籌莫展!
趙哥對張珍說:“要塞官兵起事前夕,司令官逃跑了,他上直升飛機時,我在他跟前,許多人都誤會我,說我把起事消息告知了司令,我隻好夜裏乘漁船逃到白茆鎮,再換賣螃蟹的船到上海西郊,步行走到家來!”
我說:“上海很大,七、八百萬人口,你一個小兵,誰能找到你,張姐在我家,趙哥在鄉下躲一陣!”
“胡說八道,鄉下在壯丁,他倆才結婚,再分開,如果見不上了,怎麽辦!”我姐說。
忽然我發現在小茶幾的下麵有一個信封,原來是一封信與兩張船票!
信上寫著:“姚先生,你是東京工大同學會副會長,又是中紡公司的專職委員,你在上海不好,還是去台灣吧,附上船票二張,別耽誤了日期”。夜裏,爸爸來了一個電話,他說:“總公司的地下黨員委托我負責文件檔案保管,所以我決定留在上海!而且這幾天住在總公司!”
第二天早上,媽媽把船票給了張姐,一看最後上船日期是五月十日,也就是後天。趙哥對媽媽說:“我把浴室按裝好,請給表哥打個電話,借一個鑽機……”姐姐馬上把電話打了,中午,它就被送來了!趙哥忙了七.八個小時,到夜裏就完成了!
五月十日中午,表哥開了一輛中型吉普,接張、趙去公平路碼頭,我與姐姐去送他們!
在碼頭上,我們四人低聲合唱了雍興小學校歌:“太白山麓,渭水之浜,巍巍雍小,三廠之光,智、體、群、美、五育並進……”
趙哥把李老師的詩詞匯編(手抄本)送給了姐姐,張珍把我抱著說:“這一分別,不知哪一天才能重逢!”
海輪開走了,表哥把車也開走了,我與姐姐坐電車到小沙渡,步行回家的路上,姐姐說:“看你與張珍的熱乎勁,你是不是愛上她啦!”
“你說什麽呢?我才是初中生,談戀愛還早呢!你有男朋友之後五年十年再說?”我說。按下這頭不表,且看海輪如何?
海輪開了三十多個小時,達到了台灣的基隆港,已經是淩晨五點多了,趙哥用五塊銀元換了一些台幣。
忽然一連開來5輛大卡車,車的玻璃上貼著宜1、宜2、宜3、宜4、宜5,這是宜蘭駐軍運糧隊的卡車。
日本投降後,政府任命魏道明為第一任台灣省主席,進駐軍隊十幾萬,最小的縣也有三四千人,像台北市就駐紮了兩萬人,總之,每天就需要20—30萬斤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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