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逛成都——趕地鐵，過自己日子

《跟我逛成都——趕地鐵，過自己日子》
 
作者：馬青

一早，趕地鐵去上班。
 
在體育館站等地鐵時，一個清潔女工走過來，把清理灰塵的掃把放在鐵欄杆上，重新捆綁。車老不來，就和她聊起來。
 
“你們上班好早啊！”
“早上六點上班。”
“上到幾點呢？”
“晚上10點10分。”
“得不得星期天？”
“不得。”
“一個月都不耍？”
“不耍。要耽擱的話，就買。”
“咋買？”
“一個班53塊錢。耍一個班，就買一個班。”
“一個班是從好久上到好久？”
“早上六點半，到下午兩點半。”
“你們輪班？”
“不輪。上一個班，就一個班。上兩個班，就兩個班。”
“你上一個班，還是兩個班？”
“一個班，一個月隻有一千多，咋夠嘛！我上兩個班。”
“每天都上兩個班？每天都是從早上六點半，到晚上十點十分？”
“嗯。”
“一個班53塊，兩個班就是106塊，你一天上十五個小時零十分鍾，一天的工資是106塊，一個月拿好多？”
“一個月3400（元）。”
“會不會請假？”
“要請。前一向，我的腳痛，每天都要做理療，請了好多假。”
“請假就拿不到3400元的全勤工資了，是吧？”
“當然哦，請假就要買。”
 
每天工作八小時，一周工作五天、休息兩天，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美國給中共國大國小民爭取的權利。但是，私企沒有雙休日一說，農民工休想，學生要用雙休日上各種補習班。雙休日僅僅惠及公務員、銀行職員、教師、旅遊公司、娛樂餐飲公司。公務員和銀行職員可以睡兩天懶覺，老師可以利用雙休日掙外水，旅遊公司和娛樂餐飲公司利用雙休日撈錢。
 
這天在地鐵遇見的這位大姐，很滿意自己的這份工作，她說，在地鐵做清潔工，不會日曬雨淋。她沒算，她一天工作好多小時，她可能根本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四章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當然，即使知道也沒用，中共國的各種法形同虛設，包括憲法。
 
此前兩天，我媽在我家小住。去我家那天的早上，我和她一同趕地鐵。早上六點四十，在一環路等公交車時，我媽看見街對麵的紅旗超市，說：“紅旗超市，一箱伊利牛奶賣90多，別個賣50幾；“心相印’抽紙，其它超市賣22，它賣50多。成都人都曉得紅旗商場的東西貴！”啊？貴這麽多？不會吧？我隻曉得紅旗超市的東西比其它小超市和大超市貴，但沒想到貴那麽多。下次，去紅旗看個究竟。
 
紅旗超市，以前是國營紅旗商場，也是成都三家國營大型生活用品賣場之一，另外兩家是成都市百貨公司和成都市人民商場。紅旗商場主營吃——油鹽醬醋、糖、糕點、醃鹵食品，百貨公司和人民商場主營布料、衣服鞋帽、化妝品、鍾表、床上用品等日用品。七十年代，成都市的商場屈指可數，上街一般都逛這三個商場。小時候，我很喜歡和我爸我媽逛街。經常，走著走著，東望西望的我就會和大人走散，不知不覺，我手上拉著的衣角就變成了陌生人的衣角。
 
曹世如，1952年出生，成都十大富豪之一，把超市開進中南海的女人，下過鄉，1972年進入紅旗商場，從紅旗商場營業員幹到紅旗超市董事長，中國商業服務業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功勳人物。2000年6月，48歲的曹世如帶著40多名員工，背負了1000多萬元的債務，脫離紅旗商場，實施改製，開始獨立創業。當然，這是百度百科裏冠冕堂皇的說法。她如何把國營變成股份製公司，並通過改製，把國有資產裝進私人腰包，目前，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她和馬雲一樣，隻不過，是某些手握權力的當地或更高層權貴的白手套。
 
前麵說了，我和我媽等公交車時，我們的對麵是紅旗超市。其實，在紅旗超市和我們之間，因為修路，還有很長一截圍欄，圍欄上寫有宣傳口號：“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在天府廣場換乘二號線後，我坐在我媽旁邊。我點開手機微信，給我媽看卡車司機大罷工的圖片消息。我媽看了一眼，淡淡地說：“等他罷嘛！”
 
此前一天，2018年6月9日，自由亞洲電台報道：“近日，中國各地貨卡車司機醞釀全國聯動罷工，抗議油價高、運費低以及交通執法部門隨意罰款層層剝削。罷工原定6月10日開始，但山東等地的“卡友）已於8日提前行動。美國視頻網站YOUTUBE(中文稱“油管”)上周六有多段視頻顯示，山東聊城、重慶、安徽合肥、貴州銅仁、江西修水等地的卡車司機已開始罷工，大批卡車集結在公路上和停車場，要求降低油價和過路費、提高運費、交警及運管部門停止隨意罰款。”
 
我媽，建政初期，在部隊醫院做了三年助產士後，轉業到成都軍工廠502廠，當廠醫，從七十年代開始，做計劃生育工作。她一身兼兩職，既當醫生，又當計劃生育專職幹部。拿她自己的話說，省上、市上、轄區的計劃生育先進工作者，她都當過。我媽被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國家主義、黨國主義、大一統中央集權思想和辯證唯物主義一路洗腦，是國家政策的堅決擁護者，超級黨粉，絕不“信謠”，更不“造謠”。所以，看見我給她看的全國卡車司機大罷工的照片，她很不屑地說“等他罷嘛！”估計，她心裏說：“不曉得哪個又在造謠！”她曉得我的政見和價值觀，所以，沒把這句心裏話說出口。再說，當時，大清早，七點過一點，她處於半睡半醒之間，沒精神和我理論。
 
這個話題沒展開下去，我媽又扯起另外一個話頭：“你爸啥子新生事物都要嚐試，地鐵剛開通……”一聽這話，我就曉得我媽的思念模式開啟了，我的頭頓時漲大，我趕忙低下頭，用手撐住額頭，做好準備，等我媽繼續說她無數次說過的“地鐵剛開通，我和你爸就坐地鐵去青城山去了一趟。”
 
我爸患前列腺癌，最後，癌細胞全身擴散，離世時，腹水、骨瘦如柴。我媽每次提起我爸，我都痛苦莫名。但我媽一見我，必說我爸，說他身上掛的水果刀，說他們去過的地方，說他們看過的電影。除了說我爸和她曾經經曆的種種生活細節，我媽還會說起另外一個人——我兒。我媽提起我兒，也讓我痛苦莫名。
 
我爸在世時，我媽經常被我爸嗬斥，菜裏的鹽放少了啦，菜炒得太久啦，我爸完全就是我們家的中宣部，一點點不滿意，就對我媽一陣痛罵。我媽經常在廚房抹淚，並且，暗地裏詛咒我爸。但是，我爸一撒手，我媽就無比懷念我爸了。可以說，她的肉體活在現在，她的精神留在過去。
 
我經常給我姐說，我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被罵習慣了，猛一天，沒人罵她了，就無比懷念挨罵的日子。
 
見我沒搭理她，我媽有點不爽，一看對麵座位有人下車，她就一屁股坐了過去。腦殼順勢倒在座位最右邊的塑料擋板上，意思是，看，我坐過來，是想靠著塑料板打瞌睡。
 
我媽的左邊，坐著一個英俊的棕色皮膚的亞洲小夥子，他的腿上放著一個打開的惠普手提電腦。我想了想，斷定他是巴基斯坦人。
 
我媽並未打瞌睡，而是笑眯眯地問他身邊的外國人：“你好！你是哪個國家的？”
小夥子有點詫異，猶豫了一下，沒回答我媽。
我媽沒得到答複，就從成都話換成椒鹽普通話，再次問他：“你是，哪個國家的？”
這下，小夥子明白過來，說了四個字：“巴基斯坦”。
我媽臉上的笑容頓時盛開：“哦，友好鄰邦！你是來工作，還是來念書？”
“……”這一次，小夥子一臉茫然了。好在，犀浦站到了，小夥子提起雙肩背，一頭竄出車廂。
 
在我媽眼裏，農民工、卡車司機，和她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別人有沒有雙休日、掙的錢能否養家，都與她無關。小時候，成都街頭很多乞丐，拿成都話來說，就是“討口子”。一旦看見沿街乞討的乞丐，我媽就會對我說：“這些人不工作，好逸惡勞，所以，才成討口子！”
 
中國式教育，除了摘除好奇心、勇氣、憤怒、自由意誌、批判精神，還剜掉同情心。中國，把人劃分成高低貴賤不同階層，各個階層的人都覺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所以，都安於現狀。比如，幹部覺得自己比工人、農民優越，軍人看不起小商小販，有工作的看不起沒工作的，公務員看不起企業員工，漢人詆毀“少數民族”。我媽身為軍工廠廠醫，自然看不起乞丐。
 
最近幾年，我表姐和我表姐夫在成都近郊街子人造古鎮租了一套房子，他們經常過去度假。前天，我表姐突然來電話，說他們不租街子那套房子了，那套房子裏的那個電視，就隻有拉回成都，而那台電視是我媽去養老院前，給他們的，所以，她問我、我姐和我媽，誰要那個電視。我姐和我媽都說不要，我有電視，也不需要。但是，我表姐反複說，你還是拿著嘛，你爸你媽的。我量了量我現在的電視，長八十公分，而街子那台電視長一米，於是，就勞駕我表姐和表姐夫把那台電視拉到我家裏來。
 
我表姐退休前，供職於區政府。我表姐夫，退休前，是初中老師。為啥突然不租度假房了？不知道。
 
他們抬著電視到我家時，央視一套正在放慶賀青島上合組織開會的煙火晚會。我媽很喜歡她這個侄女，我表姐一進門，她就嘰裏呱啦地說開去。我媽說，我侄兒，也就是，她的大孫兒，下個月就博士畢業了，但是，不知以後咋結婚，房子都沒有。前天，我媽翻出我爸生前在出版社的一位老同事的電話，電話接通後，閑聊了幾句，對方問，你孫兒情況咋樣？這位叔叔和我同住一個院子，所以，他問的孫兒肯定是指我的兒子。我媽歎了一口氣，說，唉！不瞞你說，他還真是個問題，目前，沒工作。
 
壓在我媽心頭的，不光是她的兩個孫兒，不光是大孫兒的房子和小孫兒的工作，還有我姐和我。我姐，1959年出生。我姐夫比我姐大一歲，最早，在一家大型軍工廠工作，後來，在下海浪潮中，一頭栽下去。好在，他沒我前夫野心大，所以，盡管成為浪裏白條，還是沒被“改革開放”大浪一口吞下，不像我前夫，整得家破人成鬼。很長一段時間，我姐夫以開名片印製小店維生，後來，名片生意漸漸萎縮，他就開始炒股。
 
我媽去參加她的老同事聚會後，回來給我說，她的同事小鹿子說：“喊你大女別上班了嘛！都要六十歲了，還天天騎五十分鍾的車去那麽遠的地方上班。”
 
我姐不上班的話，就隻有2500元的退休工資，我姐夫相當於失業，我侄兒讀書要花錢，盡管，他博士階段有點獎學金。無奈，我姐隻有蹬車來回奔波。我姐在一家私企上班，每周工作六天，沒有雙休。
 
我媽這次來我家，見我在電腦上不停地打字，就不失時機地說：“網上，不要張嘴亂說！現在，管得嚴得很！”這種話，我媽經常念、時時念、一有機會就念。除了念“少在網上亂說”，她還喜歡念：“管得它的哦，自己過自己的日子嘛！哪兒管得過來嘛！”

上麵說的那位抬電視到我家的表姐，曾經專門約我吃飯談心。當時，我剛開始將我手中的筆轉向公共題材，整天眉頭緊鎖鬱鬱寡歡。現在想來，那陣，其實是政治性抑鬱。我父母見我那樣，焦急萬分，遂委托我表姐點撥我。她對我說：“這麽多人，都看得慣，你怎麽就看不慣？過自己的日子好了！”

我姐一貫信奉自己過自己的日子，我媽也跟著我姐，在粉黨的同時，自己過自己的日子。問題是，她們雖然自己過自己的日子，表麵上過得輕鬆，實則，心累不已。我姐要擔負一家人的生活重擔，我媽要惦記大孫兒的房子、小孫兒的工作、我姐的生活壓力，另外，還要隨時擔憂我因為張嘴“造謠”而被扔進小監獄。
 
同在一個豬圈裏，農民工和卡車司機的權益得不到保障，我們所有人的權益都得不到保障，無論哪個行業。前段時間，教師維權挨打、被拘，更早，退伍軍人維權遊行，就是證明。照理說，教師和退伍軍人都是專政機器上的螺絲釘，是絞肉機的一部分，但最終，還是被絞肉機無情拋棄，證明，絞肉機老朽得不得不散架了。
 
我表姐和表姐夫把電視機抬到我家時，央視一套正在播上合組織青島峰會燈光煙火晚會，我表姐夫說：“弄這些名堂爪子嘛！勞命傷財！別個心裏肯定瞧不起！”
 
前兩天，聽抗戰民間專家譚老師講長征。哈，長征，那叫一個窩囊啊！一路逃跑和流竄……等哪天，我把長征理順了，再來寫長征。信息量太大，需要消化。
 
還有個有趣的事。我和譚老師他們幾個人告別後，在去成都讀書會例會的公交車上，巧遇我大表哥。他說，他送了兩個東西給我姐。我問他，是啥？他笑而不答。晚上，我媽從我姐那兒回我家時，拿出一個四四方方的有棱有角的木板，上麵有個“馬”字，是我爸的手跡。
 
從2012年到2015年，我數次要求我大表哥帶我進成都讀書會，他哼哼哈哈地以拖的方式拒絕我。為啥拒絕我？因為，成都讀書會是成都異見人士聚集的地方，他不想把我帶進政治反對派的漩渦。我爸2015年底彌留之際時，他給我爸說：“二舅舅，我和青妹兒保證不參加任何組織！”不過，一翻過2015年年底，2016年春節，我就撞進了成都異見圈。某天，我在西華大學成都校區的一個茶座裏，在一堆“發動派”中間，看見我大表哥那個頂著一頭蓬亂灰白頭發的大腦袋和瓦亮的腦門兒。哈，你也在這兒！我們同時大笑。
 
我爸是我大表哥尊重愛戴的長輩，因為，他少年時代的很長一段時間，每周去一次我家，去我家幹嗎？找我爸借書看。我姑媽和姑爹，也就是我爸的姐姐和姐夫，影響了我爸的一生。我爸，影響了我大表哥的一生。我呢，又受我爸和我大表哥的影響。現在，我“反動”透頂，是敏感詞詞庫、“404”、網警、轄區民警和國保隨時跟蹤的家夥。

2018年6月4日，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發了個103字的短帖。帖後，有個叫“陳釀”的跟了三個長長的跟帖。這個如此用心地寫跟帖的人把他的電話號碼給了我，然後，叫我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他，並說，如果遇見不測，可以去他家避風。嘿，我沒多想，就把電話給他了。然後，他就開始在短信上關心我了。下麵，是他關心我的第一封短信——
 
“馬老師，您好，西成高鐵已開通半年，3-4小時即可直達，以後您及家人可能常至西安，許多世事難以準確估計，如至西安遇上不可掌控之麻煩，到時不必客氣、直接電話我即可。我是西安市轄近郊區縣人，但家中所有人基本長住市內，雖長兄及我回市內均時間較緊湊（因家兄在銅川及延安長年有生意），但嫂子及家人長年整日均在市內（除學校放三天以上假期，可能會自駕至臨近遊玩），孩子都很小，長兄大女兒今年才高新二小小升初，故你遇事不必憂心我在西安與否，到時我電話長嫂讓她與你協調處理即可（家中在南郊及高新區處多少還有些門路），非常高興能因一首偶然讀到的詩與您相識，加您微信即獲您通過，成為您的讀者。日常生活中想必您也是心中從不設防，時時處處與人為善的忠厚誠信之人，像您這樣具鑒湖女俠風範，時時敢為正義發聲之女士今時已很少見到，核心二十五年之內恐難下台，一定要注意保護自己，切勿再遭國安構陷，您六四酒事之後寫的長詩我讀了數遍，心痛之至！一個何樣政權，才能使囚禁中之高度近視之中年女士長期不許配戴眼鏡，並將如廁之門取除，攝像頭下無任何私密可言！核心陰狠歹毒，您一定要善於自保，否則再被構陷萬一落下什麽病，即會使您終生受罪的。”
 
時間如果倒回到2003——2011年，收到他這封短信，我一定驚恐萬分。

每次去養老院看我媽，她總叫我注意安全。我知道，她說的“安全”，是政治安全。她隻知道，我在微信朋友圈裏發雜音，並不知道，我每每翻牆，以本名或筆名“辣姐”發文，向中共甩飛刀。即便這樣，她也總是提心吊膽。而為我提心吊膽的，遠不止我媽，還有我的兒子、我的閨蜜、我的大表哥，甚至，還有我的讀者。

從哪天開始，我就無法過自己日子了？說來話長。